雖然已經分別了幾十年，妻子仍然珍藏著丈夫留下的兩件東西，一枚金別針和一方印章。別針上刻著：“贈我生命的伴侶”。印章上刻著：“秋之白華”。

也許，你已經猜到了，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正是瞿秋白和楊之華。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中國革命文學的重要奠基人。楊之華，是中國著名的婦女運動先驅。第一次國內民主革命的澎湃浪潮，不僅使瞿秋白和楊之華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也成就了一段浪漫的紅色情緣。

▲瞿秋白

▲楊之華

1923年，瞿秋白來到黨的誕生地上海，擔任上海大學的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第二年，楊之華也考入這所以培養進步青年著稱的新型學校。在辦夜校、傳播革命思想的并肩戰斗中，兩顆年輕的心靈相識相知，越走越近。

盡管楊之華有過一次婚姻并育有一個女兒，瞿秋白也因前妻的病逝而備受打擊，彼此的欣賞和共同的信仰，還是讓兩個人走到了一起。

1924年11月，中共四大召開前夕，瞿秋白和楊之華在上海正式結婚，女兒曉光隨之改名為瞿獨伊。為紀念兩人的結合，瞿秋白親手刻制了一枚印章——“秋之白華”四個字，寓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革命者的生活總是艱辛而動蕩，但新婚的小家庭仍然充滿了溫馨和甜蜜。每當瞿秋白結束一天的忙碌回到山陰路的家中，總有熱騰騰的飯菜在等著他；身上的長衫舊了、破了，他也舍不得扔，上面有妻子在夜燈下縫織的補丁，一層又一層。

1928年，瞿秋白攜妻女來到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冬日的黃昏，一家三口堆雪人、打雪仗，不亦樂乎。瞿秋白假裝摔倒，痛得爬不起來，嚇得獨伊哇哇大哭，過一會兒卻突然攤開手，做了個鬼臉，逗得母女倆哈哈大笑。

美好的日子總是迷離而短暫。1934年初，瞿秋白按照中央的指示赴蘇區工作。深夜時分，楊之華把丈夫送到弄堂口，瞿秋白停下腳步，回頭凝視著妻子，緩緩地說：“之華，我走了！”

在共同生活的十年里，瞿秋白和楊之華曾經多次分離，但他們不會想到，這一次離別，竟是永訣。

1935年2月，瞿秋白從蘇區轉道香港途中，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6月18日，于福建長汀從容就義，年僅36歲。

告別人世前，瞿秋白留下這樣的內心獨白：

我留戀什么？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我還留戀什么？“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永別了，勇敢的戰士！永別了，生命的伴侶！你的溫柔和浪漫，將永遠陪伴著愛人；而你的信仰和夢想，也終將隨著新世界的到來而成真。

“秋白之華，秋之白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

誰是出賣瞿秋白的叛徒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國民黨軍警押送下，緩緩步出長汀縣中山公園，他談笑自若，神色無異，像是去赴宴會。半小時后，西郊羅漢嶺下，響起了槍聲……

一、被捕入獄

1935年2月，春寒料峭，在福建省長汀縣的山間小道上，踽踽前行著一支隊伍。隊伍中有三男二女，都身著商人便裝，其談吐、氣質與常人不同，原來，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長征后留駐蘇區的負責干部。三男中有一位身材瘦削、面目清秀、戴著眼鏡的中年人，他便是曾主持過中共中央領導工作的瞿秋白，另外兩位是何叔衡和鄧子恢；兩女是項英的妻子張亮和時任中央婦女部長的周月林。他們此行是根據中共江西分局的決定，準備轉移到香港和上海去的。由于他們是黨的重要干部，在進入福建后，福建省委調派200多人武裝護送。

2月24日，隊伍到達長汀縣濯田區水口鎮小徑村附近，大家都走累了，且又冷又餓，便決定在此休息，待下午再走，但哪知這一小小的停留，卻帶來了大的災難。大家剛剛歇下，突然村頭響起了槍聲，原來，長汀縣地方反動武裝保安團得到此地有小股紅軍的報告，便蜂擁而來，一舉包圍了小徑村。紅軍護送隊長是個膽小怕死的家伙，槍聲一響，他就跑得無影無蹤了。這時，鄧子恢挺身而出，擔負起臨時指揮的重任，他帶領隊伍左沖右突，激戰一小時，仍無法突圍。

敵人越逼越近，何叔衡知道無法脫險，開槍自殺而墜落懸崖，又遭敵人槍擊，英勇犧牲。身患重病的瞿秋白隨隊伍不斷奔跑，但不能沖出去，已是精疲力竭。這時，鄧子恢過來，拉著他跑，但他實在無力跑動了，便向鄧子恢說：“我病成這個樣，實在走不動了，你別管我，快點走吧！”鄧子恢急了說：“你走不動，我來背你。”瞿秋白怕自己連累了戰友，堅持不走，他用手指著旁邊一堆灌木叢說：“你快點走吧，不然，我們都跑不了，我藏在這里，敵人是不會發現的。”這時，四面槍聲越來越急，敵人的喊聲已經可以聽見，無奈，鄧子恢只好帶著其他戰士邊打邊跑，終于沖出重圍。藏在灌木中的瞿秋白卻被敵人發現而遭俘獲，同時被俘的還有張亮、周月林兩名女干部。

瞿秋白被捕后，受到初步審訊，敵人對他施以酷刑，強迫他說出共產黨機密，但瞿秋白咬緊牙關，堅不吐實。他編了一個假供，說自己名叫林琪祥，現年36歲，肄業于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在上海經營舊書店及古董生意，然后又入醫院學醫半年，1932年因病到福建游歷，恰逢紅軍攻打漳州而被俘，送往瑞金充當醫生，1935年1月攜款逃離瑞金，不意被國民黨軍隊俘虜。敵人對此供不相信，多次對瞿秋白拷打逼供，但瞿都不改原詞，并在3月9日將所供內容筆錄成文。

敵人得不到任何所需要的東西，也無任何證據證明瞿秋白的真實身份，便以為真如瞿秋白所供是個一般的醫生，準備將其釋放，但要瞿秋白寫信到上海索取證明，或在當地尋找鋪保，以證明與共產黨確無關系。于是，瞿秋白便用“林琪祥”之名，分別向上海的魯迅和周建人去了信，請他們幫忙保釋。魯迅、周建人和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得知消息后，心如火焚，立即籌集款項，準備尋找鋪保，進行營救。

就在魯迅等人積極奔走的時候，不幸的事情發生了。4月10日，國民黨抓住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的妻子，其人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區被俘。接著，張亮也叛變投敵，她向敵人供出：“那個醫生‘林琪祥’是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瞿秋白。”隨后，曾到蘇區教育人民委員會工作的鄭大鵬也被捕叛變，并到監獄指認瞿秋白。在叛徒出賣下，瞿秋白再也無法隱蔽自己的真實身份了，他坦然而詼諧地說：“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筆述的供錄，算是作了一篇小說一樣。”

瞿秋白身份暴露以后，他知道國民黨決不會放過自己，為了認真總結自己的一生，他以關切黨的事業、懷念同志的真摯感情，寫下了一篇自傳性的文章《多余的話》。全文兩萬余字，分為“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和“告別”共七個部分。

文章開頭，瞿秋白引用《詩經》中的兩句“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作為引言，他希望人們通過《多余的話》了解他。于是，他在正文中真實地寫出了自己一生的簡歷和幾次思想轉折，誠懇地檢討自己在黨和革命斗爭中的功過，勇敢地揭露自己思想深處的矛盾，表示自己始終信仰馬克思主義，并希望同志們在斗爭中勇猛精進。最后，他充滿深情地寫道：“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

瞿秋白寫完文章最后一句話，抬起頭來，望了望鐵窗外的綠樹、藍天、白云，心靈發出輕輕的呼喚：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敵人的嚴刑拷打，再加上獄中的待遇極壞，使瞿秋白的身體越來越差，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本來“身體孱弱，積年肺病，……獄中困頓，又多侵蝕其體力，……現覺日就衰憊，手足乏力，頭暈眼眩，時發潮熱，穢氣熏蒸，似饑似飽，似此久羈不決，勢將瘐斃”。雖然如此，瞿秋白已做好思想準備，抱定必死的決心，與國民黨作最后的斗爭。

為此，他步陸游《卜算子·詠梅》詞韻，也填了一首《卜算子·詠梅》，來表達自己的意志，其中有兩句云：

花落知春寒，一任風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

二、鐵窗伏魔

1935年4月25日，瞿秋白被解送到國民黨三十六師駐防地長汀縣城，關押在長汀中學內。長汀過去是蘇維埃區域，但昔日歡歌笑語已被肅殺恐怖的氣氛所取代，長汀中學已沒有了天真爛漫的學生，而成為三十六師的師部，看到這些，瞿秋白不禁喟然長嘆。

瞿秋白被捕，使國民黨從上到下大大高興了一陣。他們認為，像瞿秋白這樣的共產黨大人物，如果能使其改變信仰，這對于國民黨的統治，對于破壞共產黨的組織將大有好處，因此，他們用盡種種辦法，企圖使之就范。

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是蔣介石的親信，他是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過去讀過瞿秋白的著作，聽過瞿秋白的演講，很仰慕瞿的學問。現在國共兩黨分裂，宋希濂已成為蔣介石麾下積極從事“剿共軍事”行動的一名干將。他認為像瞿秋白這樣身份的人物，酷刑是不起作用的，必須以軟化的辦法，磨礪其革命意志，以收勸降之功。

在宋希濂的“關照”下，瞿秋白受到了完全不同于濯田的待遇，他住進了一間一丈見方，且砌有地板的房間，房內除備有一張木床外，還有一張書桌，兩條板凳，一個洗臉架，伙食按師部工作人員的標準，有時還安排幾兩酒。瞿秋白在房間里可以看書、寫字、刻圖章，宋希濂見了瞿秋白總是笑容可掬，十分客氣地以“瞿先生”相稱，視為自己尊敬的老師與親密的朋友。

有著長期對敵斗爭經驗的瞿秋白可不吃這一套，他透過優渥待遇的紗幕，已經洞悉了敵人的歹毒與陰謀。他無動于衷，擺出不卑不亢、亦剛亦柔的態度，與敵人周旋。既然允許看書，瞿秋白要來了唐詩宋詞，品讀欣賞，讓自己陶醉于這些古代詩詞所描繪的美妙意境中；既然允許寫字，瞿秋白便揮動如花的妙筆，寫詩寫文，為后人留下更多的文字資料和文學瑰寶；既然允許刻章，瞿秋白就以此自娛，調養身心，有時為看守官兵刻圖章，還可改善同他們的關系，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這樣，瞿秋白雖身陷囹圄，但他的獄中生活卻是如此豐富、如此充實。

宋希濂一方面在生活方面實行軟化政策，另一方面也以各種方式提審瞿秋白。有時，邀請瞿秋白赴宴，企圖酒席上探密；有時把瞿秋白找去談心，企圖在敘家常中收勸降之效；有時則大堂審訊，企圖刑威下逼瞿秋白開口。但各種辦法用盡，宋希濂始終一無所獲。無可奈何之下，他們又使出一招，讓瞿秋白寫一份供詞，并要求寫得長一些，他們以為，寫在白紙上的長文，必有疏漏之處，他們可從中搞到某些機密。

瞿秋白一眼看穿敵人的用心，但他欣然答應了。他充分利用國民黨給他的這個特許條件，以筆墨作武器，進行對敵斗爭。在獄中，瞿秋白通過認真思考，寫出了一篇4000多字的供詞，供詞中，以很大篇幅全面、熱情地宣傳和頌揚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駁斥了國民黨對蘇區的攻擊和污蔑。政治方面，瞿秋白贊揚蘇維埃紅色政權是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權，執掌政權的工農階級真正當家做主了，他熱情謳歌道：“那些‘下等人’，無論他們因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們是在學習著、進步著，在斗爭中糾正自己的錯誤，他們中間產生了不少干部……”經濟方面，瞿秋白寫道：“除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等一些國有企業外，農業方面在后方也有可驚的成績。”因此，蘇維埃區域人民的生活是“相當穩定和充足的”。文化方面，瞿秋白也作了實事求是的宣傳和介紹。

瞿秋白的“供詞”樸實無華，將蘇區真實情況娓娓道來，如利劍般擊中了國民黨的痛處，宋希濂等將“供詞”前后研究好多遍，沒發現任何有利于他們的東西。在正氣凜然的瞿秋白面前，他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能與失敗。宋希濂電告國民黨最高當局，說瞿秋白毫無動搖之心，請中央最后定奪。

國民黨最高當局蔣介石、戴季陶、陳立夫等人對瞿秋白恨之入骨，見他毫無動搖之心，便決定將其處死以絕后患，但他們仍不放棄最后“說服”的幻想。在陳立夫的安排下，國民黨中央派中統特務骨干分子王杰夫以“中央組織部特派福建黨務視察委員”的身份到福建勸降瞿秋白。臨行時，陳立夫特別召見王杰夫，說：“如能說降瞿秋白，那在國內國際上的號召和影響都是很大的，你將為黨國立了一大功。”王杰夫受寵若驚，向陳立夫保證：“我們有辦法，比他頑固的，我們都做成功了，我們好好干，一定要瞿秋白俯首歸降。”于是，王杰夫帶著一幫策反專家風塵仆仆地奔赴長汀。

在一間布置十分考究的房子里，瞿秋白與王杰夫見面了。在雙方客氣的寒暄中，一場特殊的戰斗開始了。

王杰夫戴著一副金絲眼鏡，鏡片后，一雙細小的眼睛骨碌直轉，緊緊盯著瞿秋白，裝出十分斯文的樣子，細聲慢氣地說：“瞿先生，我們很尊敬你，今天與你見面，只是希望你能認真考慮你的問題。”

瞿秋白禮貌地回答：“謝謝你的好意，我的問題沒什么考慮的。”

王杰夫連連擺頭說：“不，不，你的問題，你自己沒有興趣考慮，你的朋友，你的親戚和家屬，倒是希望你好好加以考慮，你可不能使他們失望。”

瞿秋白笑了笑說：“我自己的問題，從來都是由自己考慮，不勞朋友、親戚，甚至家屬來考慮。特別是政治問題，過去是我自己考慮，現在不可能也無必要要親友代勞。”

王杰夫碰了軟釘子，但他不甘心，又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瞿先生，我們從南京到長汀來，因為你是一個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別是俄文程度在中國是數一數二，你生存下去，可以做翻譯工作，翻譯些托洛茨基最近有關批判聯共的著作，這對你來說是輕而易舉的……”

沒等王杰夫說完，瞿秋白就打斷了他的話說：“我對俄文固然懂得些，譯一些高爾基等人的文學作品，自己覺得還可以勝任。如果譯托洛茨基反對聯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軟中帶硬的幾句話，把王杰夫頂了回去，王杰夫實在惱火，但仍舊裝出一副不在意的樣子，假惺惺地說：“朋友、親屬關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愛惜你的才學，才派我們遠道而來，哪料同你談了這么多，你卻無動于衷。”

瞿秋白平靜地說：“王先生，謝謝你的好意，我問你們，這種關心和陷害有什么區別？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實上沒有附加條件是不會允許我生存下去的。這條件就是要我喪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關心我的親友家屬，特別是吾妻楊之華，也不會同意我這樣毀滅的生存，這樣的生存只會給他們帶來恥辱和痛苦。”

瞿秋白堅定的革命意志和坦蕩胸懷，使王杰夫等一伙中統特務面面相覷，無可奈何，只好草草結束這次談話。

此后，王杰夫等又多次與瞿秋白談話，但瞿秋白對革命耿耿丹心，毫不向頑敵屈服，嬉笑怒罵，令敵人喪膽。王杰夫毫無辦法，準備回南京復命。在離開長汀前一天，他仍不死心，又去見瞿秋白，威脅說：“瞿先生，我們決定明天離開長汀回南京，這一回去的后果，你應該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在我們走以前，最后表明你真正的態度。”

瞿秋白堅定地表示：“勞了你們遠道而來，幾天來費盡心機和口舌。我的態度已談得一清二楚，任何改變都是不可能的。”王杰夫使出最后一招，勸瞿秋白效法叛徒顧順章，他說：“你如果決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做公開的反共工作。瞿先生，你學識淵博，現在國家正用人之際，所以我們才愛惜你的生命。你看顧順章轉變后，南京對他的優待。他殺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瞿秋白仿佛受到莫大的侮辱，霍地站起來，厲聲說：“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你認為他這樣做是識時務，我可不愿做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我情愿做個不識時務的笨拙人。”

幾句話慷慨果決，擲地有聲，令滿室敵人無言以對，狼狽而去，王杰夫的勸降徹底失敗。

三、流芳千古

囯民黨當局既然不能勸降瞿秋白，便只有殺害他以除后患了。1935年6月17日中午，宋希濂接到蔣介石處決瞿秋白的密電，即派師參謀長向賢矩通知瞿秋白。

向賢矩來到獄中，見瞿秋白正專心致志伏在桌上寫字，便向他說：“瞿秋白，你多次說，從被捕后就沒有打算活下去，現在可以成全你了。遵照委員長的命令，決定明天上午執行，你還有什么話要說？”

的確，瞿秋白從被捕起就抱定了必死的決心，聽了向賢矩的通知后，他面色異常安詳、沉靜，連頭也沒抬一下，繼續寫自己的字，邊寫邊說：“我早就等著這一天了，這樣做才符合蔣介石的為人，我沒有什么要說的了，話早已說完了。”向賢矩自覺無趣，只好默默退出。

這天晚上，瞿秋白睡得十分安穩，睡得像放下千斤重擔一樣輕松。這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死神面前如此從容、如此坦然，令看守他的國民黨軍警也失色動容。

第二天是1935年的6月18日。這天早晨，瞿秋白很早就醒了，起身換上一件新洗的黑褂、白褲、黑襪黑鞋，認真漱洗完畢，便泡上一杯濃茶，點上一支煙，坐在窗前，饒有興致地翻閱唐詩。他剛好翻到韋應物所寫的《寄府縣僚友》一詩，頗有感慨。當年韋應物罷官后，泛舟于洛水，說自己像水上的扁舟一樣，對一切都無所留念，但其中“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卻又表現了作者陶醉于大自然，熱愛大自然的心情。這種矛盾的情緒撥動了此時瞿秋白的心弦，瞿秋白為了黨的事業，可以拋棄一切，但又留戀人世間一切美好的事物，為了表達自己此刻的心情，他將韋應物的詩句與其他幾位唐人的詩句集在一起，拼成一首詩：

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

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

剛寫完，三十六師軍法處處長帶著全副武裝的士兵來到監獄，催促起程。瞿秋白知道最后的時刻來到了，便又拿起筆，匆匆草書了幾行字：

方欲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耳。

秋白絕筆

寫完，瞿秋白擲筆整衣，昂首凜然走出牢門。這時，宋希濂及三十六師大部分軍官共約100多人齊集外面大廳，瞿秋白用蔑視的目光掃視了他們一下，便神態自若、步履從容地走出大門。在匪兵押送下，瞿秋白來到長汀縣中山公園，按宋希濂的安排，先在此照相，瞿秋白坦然整理了一下衣履，雙手背向后，巍然挺立，恬淡閑靜中露出一股莊嚴肅穆的氣概，整個公園突然為之寂靜，連鳥雀也停止了嘰喳之聲，拍照完畢，涼亭內已安排好酒菜，瞿秋白旁若無人地走進涼亭，端坐上方，拿過酒杯，呷了一口酒，自語道：“人之公余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也！”說罷哈哈笑了起來，他自斟自飲，談笑風生，神色無異。

餐畢，瞿秋白在匪兵刀槍環護之下，漫步出中山公園，走向設于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的刑場。夏日的景色特別迷人，長汀城外，樹木蔥郁，芳草茂盛。遠處，青山籠煙；近處，綠水含碧，自然界一片生機勃勃。瞿秋白手夾香煙，緩緩行走在這青山綠水間，他自投身革命以來，很少有時間領略大自然的風光，今天，他被這美麗的景色迷住了，他愛自己的祖國，他留戀錦繡中華。但當他看到環繞身邊的國民黨匪兵的刀槍時，他的心被刺痛了，美好的河山現正被帝國主義、軍閥所踐踏蹂躪，為了讓祖國的山河重放異彩，為了讓廣大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他不怕死，不怕與世間的一切告別。想到這里，他的步伐更加堅定，心情更加坦然。他邊走，邊用純熟的俄語唱起了《國際歌》和《紅軍歌》，聲調低沉，卻雄渾有力，當唱到“英特納雄奈爾就一定要實現”時，瞿秋白昂首眺望遠山，臉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整個大自然都似乎沉靜下來，只有這激越的歌聲，震蕩在群山之間，回響在綠水之上。

刑場終于到了，這是一塊綠茵如毯的草坪，瞿秋白走到草坪中，盤膝坐下，然后抬起頭，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很好，開槍吧！”隨著一聲罪惡的槍響，中國人民優秀的兒子、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瞿秋白飲彈灑血，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享年36歲。

青山頷首，綠水無言，長天落淚，大地含悲，同聲哀悼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瞿秋白。

肝膽相照 魯迅與瞿秋白軼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是魯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聯句，書贈瞿秋白的條幅。魯迅一直將瞿秋白視為肝膽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他們相識相交的時間雖然短暫，可是，相互間早已是心儀神往。在瞿秋白最困難的時候，魯迅冒險給予他真誠、無私的幫助，使瞿秋白度過了他一生中“最愜意的”時光。

同志相稱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會后，他因肺病發作而被中央批準留在上海養病。此時，王明等正咄咄逼人，挑起黨內斗爭。這種無休止的功過是非的糾纏，讓瞿秋白十分厭倦。他在《多余的話》中，毫不掩飾地慶幸自己“從此脫離了政治舞臺”，終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國文學的研究”。

在上海，瞿秋白很快便與老友茅盾會面。久別重逢，兩人分外高興，有說不完的話。瞿秋白高興地對茅盾說：“雁冰，我早就想拿起筆寫作，只是一直不得機會。現在好了，我也可以從事寫作，這是我所樂意做的事情。”

還在離開蘇區時，他就悄悄地向夫人楊之華透露了這樣的心愿，即到上海后，一定要想方設法見到魯迅。他懇切地對茅盾說：“我讀過魯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唉，只是一直無以謀面，始終引為憾事。”茅盾和魯迅很熟，常有往來，他知道瞿秋白的心思，便對瞿秋白說：“秋白，你不用著急，只要有機會，我會引你去見魯迅的。”

5月初，中央機關遭到破壞，瞿秋白來茅盾家避難。這天，左聯黨團書記馮雪峰來到茅盾家。于是，瞿秋白又與馮雪峰結識。他從左聯刊物《前哨》上面讀到魯迅的文章《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讀罷連連贊揚道：“寫得好，到底是魯迅。”他對馮雪峰說：“中央已經讓我在上海養病，我很想趁此機會重操舊業，翻譯一些俄國作品。雪峰同志，你可否給我找個安全僻靜的地方？”

馮雪峰費了一番周折，將瞿秋白夫婦安排到福康錢莊少爺謝澹如家住宿。謝澹如愛好文學，同情革命，其住所比較清靜，居住十分安全。瞿秋白從此和左聯建立了緊密的聯系。

一天，馮雪峰來到魯迅家，把瞿秋白的情況向魯迅做了通報，魯迅聽后很振奮，他說：“這是個很有才華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訊》，我看過，翻譯的文章耐看好看。”他還告訴馮雪峰，由瞿秋白來過問左聯的活動，將是一件好事。魯迅從日文版本轉譯過一些蘇俄文藝理論的文章，他早就想直接翻譯俄文版本，并認為瞿秋白可以接受這項工作。他對馮雪峰說：“我們就抓住他！要他從原文多翻譯這類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了。”

這天，魯迅和馮雪峰談興很濃，主要話題是瞿秋白的文學才華，他說：“何苦（瞿秋白的筆名，作者注）雜文，明白暢曉，一覽無余，真有才華，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論文真是皇皇大論！在國內文藝界，能夠寫這樣論文的，現在還沒有第二人。”

這年秋天，曹靖華從蘇聯給魯迅寄來《鐵流》譯稿。魯迅檢讀譯稿，發現序沒有譯，心中很是不踏實。《鐵流》如果沒有序，那將是一部帶有缺憾的著作。魯迅立即想起瞿秋白，便委托馮雪峰請瞿秋白翻譯。瞿秋白接受序文后，很快便流暢地翻譯出來，署名史鐵兒。魯迅讀后十分滿意，在給曹靖華的信中高度贊揚說：“那譯文直到現在為止，是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的筆了。”他還在《〈鐵流〉編校后記》中贊賞道：

沒有木刻的插圖還不要緊，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卻實在覺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鐵兒竟特地為了這譯本而將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譯出來了，將近二萬言，確是一篇極重要的文字。……

不久，魯迅又將俄羅斯作家盧那察爾斯基《被解放的董吉訶德》（今譯堂吉訶德，作者注）劇本交由瞿秋白，瞿秋白用“易嘉”的筆名將其翻譯出來后，先在《北斗》刊載，后又出單行本，魯迅則補譯《作者傳略》，并在《后記》中，稱贊這篇譯文：“注解詳明，是一部極可信任的本子。”他還說，在讀過譯本后，“那時我的高興，真是所謂‘不可以言語形容’”。

魯迅曾將日文版《毀滅》轉譯成中文，并特意讓瞿秋白對照俄文本校讀。瞿秋白校讀后，給魯迅去了封長信，直接以“敬愛的同志”相稱，說：“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里面的極可紀念的事跡……”他還在信中表述了相見恨晚的樸實感情：

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氣的（地）說著，這自然是‘沒有禮貌’。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種感覺，使我對于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

魯迅很高興地讀完這封長信，立即給瞿秋白回信，這封信以《論翻譯》為題，發表在《十字街頭》上。魯迅的回信，開頭以“敬愛的J?K同志”（瞿秋白來信時的署名，作者注）相稱，信中說：“看見你那關于翻譯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興。”兩顆息息相通的心越貼越近，他們都急切地盼望著能早日會面。

風雨同舟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馮雪峰陪同，來到魯迅家。他們的第一次會面，竟如久別重逢的朋友那樣，親切自然，無拘無束，而毫無陌生人之間的那種矜持與尷尬。他們暢所欲言，從政治談到文藝，從理論談到實際，從希臘談到莫斯科，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也談得津津有味，妙趣橫生。

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中午，魯迅特意準備酒菜，兩人邊飲邊談，似乎有著永遠說不完的話，直到夜幕降臨，才依依告別。魯迅的夫人許廣平還在女師大讀書時，就曾聽過剛從蘇聯回來的瞿秋白的講演，此時她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顯得更老練、更成熟，給她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那時是一位英氣勃勃的青年宣傳鼓動員的模樣，而1932年見到的卻是剃光了頭，圓面孔，沉著穩重，表示出深思熟慮、爐火純青了的一位百煉成鋼的戰士，我幾乎認不出他來了。

第一次見面后，瞿秋白熱切期待著再與魯迅的會面，以繼續他們未盡的話題。可是，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他們的行動十分不便。9月1日上午，天空下著綿綿細雨，魯迅特意選擇這樣的陰雨天，以擺脫特務的盯梢，他和許廣平帶著小海嬰，來到瞿秋白住處。兩人見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題，討論文字改革和文字發音。瞿秋白對粵語陌生，特意找出幾個字，請許廣平用粵語發音。

楊之華看他們談興正濃，便悄然退出，到飯館叫了一桌飯菜。可是，等他們談話告一段落，坐下用餐時，菜已經涼了，而且味道也不好，楊之華感到很不安，魯迅卻全不在意。席間，他和主人談笑風生，十分親熱。

這以后，魯迅在日記和函件中，常提到瞿秋白的筆名，如“何凝”、“維寧”、“寧華”和“它兄”等。

楊之華受瞿秋白的鼓勵和影響，寫了短篇小說《豆腐阿姐》，她很想拿給魯迅看看，可又有點害怕。瞿秋白卻不時地催促她：“拿去給大先生看看吧。”瞿秋白時常以家人的口吻，親切地稱呼魯迅為“大先生”。楊之華不想以自己的習作，去打攪魯迅的工作。瞿秋白則再三勸說道：“不要緊，大先生是很樂于幫助人的，特別是對初學寫作的青年。”楊之華于是鼓起勇氣，專程將文章送到魯迅處。

魯迅接過文稿后，便認真閱讀，將稿中錯字一一校正，再用楷體和草體書寫，然后用紙包好送回。

瞿秋白在上海的這段時間，蔣介石正對中央蘇區實行軍事“圍剿”，國統區內也彌漫著腥風血雨，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危險。在這種危險的環境中，魯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顧，將自己的家作為瞿秋白夫婦最可信賴的庇護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7月，魯迅曾三次接納瞿秋白夫婦，讓他們在自己家安然地避過了危險。

1932年12月23日深夜，陳云受中央派遣前來魯迅家，負責轉移在此避難的瞿秋白夫婦。陳云后來在回憶文章中說，魯迅將瞿秋白夫婦送至門口，“就向秋白同志說：‘今晚上你平安地到達那里以后，明天叫人告訴我一聲，免得我擔心。’秋白同志答應了。一會兒，我們三人出了他們的房門下樓去，魯迅和女主人在門口連連說：‘好走，不送了。’當我們下半只樓梯的時候，我回頭望望，魯迅和女主人還在門口目送我們，看他那副莊嚴而帶著憂愁的臉色上，表現出非常擔心我們安全的神氣。”

瞿秋白在魯迅家避難時，曾將自己年輕時寫的一首詩書贈魯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舊夢已如煙。

天寒沽酒長安市，

猶折梅花伴醉眠。

這首詩寫于1917年。那時，瞿秋白母親自殺，家境破落，前景堪憂。他在失落、彷徨中寫出的這首詩，帶著沉郁的“頹唐氣息”。時隔15年，歷史的場景雖然有了大的更換，但是，他受排擠、打擊，忍辱負重的心境與15年前十分相似。他將這首詩贈予魯迅，是將自己的心扉向魯迅敞開，是對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

一次，當他用“犬耕”的筆名發表文章時，魯迅不解地問道：“此寓意為何？”

瞿秋白說：“我不是政治動物，搞政治，無力量可濟。耕田本是用牛的，狗耕田當然就耕不好了。我就是那權當充數的耕田的‘犬’。”

魯迅聽后微微頷首，稍頃，便又叮囑道：“你對我說可以，不要再對別人說了，可能影響不好。”1933年3月，魯迅來瞿秋白的新居看望，帶來堇花一盒，以作喬遷之賀，并將清人何瓦琴的聯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書寫成條幅相贈。

經歷風風雨雨的洗禮，坦誠暢懷地交換心跡，他們已相互引為患難知己并世奮斗的同志。瞿秋白分外珍惜和魯迅的友情，以至在身陷囹圄、生死攸關之際，還時時思念這段他一生中“最愜意”的時光。

愛人以德

在上海養病期間，瞿秋白和楊之華的生活，全憑中央每月發給的十六七元錢來維持，以他的政治身份，根本不可能謀得固定的職業，在當時的上海，這份微薄的經濟收入，僅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資，惟能糊口而已，實難調養虛弱的病體。難怪周建人在1932年初秋，和瞿秋白相會于魯迅家，會有如此的驚詫和不安：

我幾乎認不出秋白了，他已經不是原來那個樣子了。只見他滿臉病容，面目浮腫，氣色和神情都很壞。身上穿著一件長衫，破舊不合身，好像是從舊貨攤上弄來的。

魯迅有意幫助瞿秋白，讓他翻譯俄國文學作品，以稿酬貼補困窘的生活。瞿秋白是國民黨通緝的共產黨要犯，他的名字是不能見諸書報刊的，只得借助魯迅的影響，以筆名發表文章。1932年11月4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晴，以《一天的工作》歸良文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稅二百四十，分與文尹六十。”《一天的工作》是魯迅翻譯的俄羅斯短篇小說集，共收10篇小說，其中有楊之華初譯、瞿秋白校定、以“文尹”筆名翻譯的綏拉摩維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兩篇。

阿英對此有過這樣的回憶：

那時的秋白生活很苦，他趕忙譯了高爾基的四個短篇：《墳場》、《莫爾多姑娘》、《笑話》、《不平常的故事》，想印一本書，換一點稿費。時值合眾書局初創，需要買稿，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魯迅《二心集》的原稿拿去。書店只認得贏利的，不幾天，先把《二心集》的稿費付了，秋白的稿子卻拖著不解決。

魯迅知道后很生氣，他告訴阿英，秋白的稿子必須買下，“否則他的《二心集》要拿走”。這樣，“幾經交涉，總算‘開恩’，抽買了一篇《不平常的故事》，把其余三篇退回”。稿酬也較高，“出千字3元”。

次年2月16日，英國大文豪肖伯納來到上海，盡管他在上海只停留半天，卻已給媒體炒作得沸沸揚揚。肖伯納途經香港時，在發表的演講中，顯露出反戰和同情社會主義的傾向。于是，神經過敏的記者們，或褒或貶，毀譽不一，一時間，肖伯納成為輿論的熱點。魯迅和瞿秋白都想把這些文章集輯成冊，編成一本書，以紀念中國文壇上的這件大事。他們很快投入工作，先由許廣平到四川北路的報攤上，將相關的文章全部搜羅來，然后又和楊之華共同剪貼，再由魯迅和瞿秋白編輯，署名樂雯，魯迅作序，瞿秋白寫卷頭語，由野草書屋出版，書名為《肖伯納在上海》。

魯迅知道瞿秋白不愿意接受饋贈，便有意幫助他，讓他以賣文所得，來彌補經濟生活的貧乏。《肖伯納在上海》的出版，便是屬于這種情況。

這年3月至10月，瞿秋白有過一段較為安定的生活。他抓緊時間，寫了一些精美的雜文：《王道詩話》（3月5日）、《伸冤》（3月7日）、《曲的解放》（3月9日）、《迎頭經》（3月14日）、《出賣靈魂的秘訣》（3月22日）、《最藝術的國家》（3月30日）、《〈子夜〉和國貨車》（3月）、《關于女人》（4月11日）、《真假董吉訶德》（4月11日）、《內外》（4月11日）、《透底》（4月11日）、《大觀園的人才》（4月24日）、《兒時》（9月28日）、《中國文和中國人》（10月25日）等。

許廣平在回憶文章中說：

這些文章，大抵是秋白同志這樣創造的：在他和魯迅見面的時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講出來，經過兩人交換意見，有時修改補充或變換內容，然后由他執筆寫出。

……

魯迅看后，每每無限驚嘆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絕倫。

這些雜文，大多以魯迅的筆名，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等欄目發表。后來，魯迅在編輯自己的雜文集時，曾分別將其中的十多篇雜文收入《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和《準風月談》中。

瞿秋白在與魯迅的交往中，親身體驗到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一種歷史責任感驅使他要編選魯迅的雜文選集，并全面、準確地介紹、評價魯迅。他在征得魯迅的同意后，排除所有干擾，專心致志地開始閱讀和寫作。白天，他躺在床上閱讀魯迅的作品；夜深人靜時，便一人伏在一張小方桌上，不停地寫著，一直寫到天明。他把寫好的序言拿給魯迅看，魯迅看后感激地對他說：“你的寫作環境可比我壞得多。”

瞿秋白的這篇《〈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長達1.7萬字，第一次全面、正確地評價魯迅和他的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經典意義。序言說：

魯迅在最近15年來，斷斷續續地寫過許多論文和雜感，尤其是雜感來得多。于是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雜感專家”。“專”在“雜”里者，顯然含有鄙視的意思。可是，正因為一些蚊子蒼蠅討厭他的雜感，這種文體就證明了自己的戰斗的意義。

他在結束這篇序言時說：“我們不過為著文藝戰線的新的任務，特別指出雜感的價值和魯迅在思想斗爭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們應當向他學習，我們應當同著他前進。”《魯迅雜感選集》由魯迅交北新書局李小峰，以上海青光書局的名義出版發行。

不久，瞿秋白又因為安全問題搬到魯迅家避難。看著瞿秋白清癯蒼白的臉，魯迅心中泛起陣陣凄楚，他希望盡其所能幫助瞿秋白。在當天的日記中，魯迅寫道：“晴，熱。午后大雷雨一陣。下午收良友圖書公司版稅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華各卅。以《選集》編輯費二百付凝冰。”這里的靖華即曹靖華，文尹和凝冰則是楊之華和瞿秋白的筆名。這里的“《選集》編輯費二百”，便是魯迅付予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的編輯費，以幫助他們夫婦度過生活的難關。3年后，魯迅在致曹靖華信時，還說及此事：

我的選集，實系出于它兄（即瞿秋白，作者注）之手，序也是他作，因為那時他寓滬缺錢用，弄出來賣幾個錢的。

殊深軫念

1934年新年伊始，瞿秋白奉命赴江西瑞金。臨行前，他向魯迅辭行。這天晚上，他們徹夜長談，一直到第二天晚上，瞿秋白才回家。瞿秋白滿面笑容地告訴楊之華：“要見的都見到了，要說的話也說了。大先生和許廣平身體都好，小海嬰也很可愛。”

他是不太情愿離開魯迅，離開上海，離開他所稱之為“家”的文學藝術的閱讀和寫作的。在他的《多余的話》中，可以約略地揣摩出其難舍難分的心情：“1934年1月，為著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閑職務。”

魯迅一直擔憂瞿秋白的安全和健康。他對留在上海的楊之華說：“像秋白那樣的身體，怎么可久居在那里呢？如果他留在上海，對于全國文化上的貢獻一定不少。像他那樣的人不可多得，他是一個少說話多做事的青年。”

魯迅從報上讀到紅軍長征的消息時，又牽掛起瞿秋白的健康狀況，他致信曹靖華說：“它嫂平安，維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體如何耳。”“它”、“維它”是瞿秋白的常用筆名。

其實，瞿秋白并沒有獲準參加長征，而被留在江西，以孱弱的病體，與國民黨軍隊周旋。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被捕，在真實身份尚未暴露的情況下，立即給在上海的親友去信。在他給魯迅的信中說：“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別多年沒通消息，不知你的身體怎樣，我有病在家住了幾年，沒有上學。二年前，我進同濟醫科大學讀了半年，病又發了，到福建上杭養病，被紅軍俘虜，問我做什么，我說并無擅長，只在醫科大學讀了半年，對醫學一知半解。以后，他們決定我做軍醫。現在被國民黨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產黨員，如有人證明我不是共產黨員，有殷實的鋪保，可以釋放我。”信末署名“林其祥”。

顯然，他在編造假履歷，并將此告訴親友，以誆騙敵人。接著，他又以“林其祥”的假名，給周建人去信說，天氣冷了，獄中衣被單薄，很冷，需要一些衣服和錢，并且再次提出在上海如有殷實的鋪保，他是可以釋放的。魯迅讀到這封信，心中尤為焦慮，立即通過楊之華給瞿秋白寄去50元。

魯迅的錢和楊之華改制的兩條褲子，剛剛從郵局寄出，報紙便公開登載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了，他的處境已經非常危險。魯迅心急如焚，曾和陳望道相商，發起一個公開的營救活動，后來由于諸種原因而未能實現。魯迅只得通過蔡元培，力圖在國民黨上層營救。魯迅為瞿秋白的被俘及其將面臨之結局，無比痛惜。5月17日，他在給胡風的信中說：“那消息是萬分的確了，真是可惜得很。”不多日，他又函告曹靖華：

它事極確，上月弟曾得確信，然何能為。這在文化上的損失，真是無可比喻。許君已南來，詳情或當托其面談。

這里的許君，便是魯迅的好友許壽裳，時任蔡元培的秘書。魯迅從他那里獲悉，在蔣介石召集的一次會議上，曾專門討論瞿秋白的問題，蔡元培提出在中國，像瞿秋白這樣有才氣的文學家實為少有，應網開一面，不宜濫殺。但是，卻遭到戴季陶等的堅決反對。瞿秋白是必死無疑了，魯迅深深悲痛，他在瞿秋白就義前7天，給曹靖華的信中說：“它兄的事，是已經結束了，此時還有何話可說。”

魯迅特別贊揚瞿秋白的俄文翻譯才華，瞿秋白被害后，他在致蕭軍的信中無比惋惜地說：

中國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殺完，秋即其一。肖參是他用過的筆名，此外還很多。他有一本《高爾基短篇小說集》在生活書店出版，后來被禁止了。……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

他拿瞿秋白的俄文水平相比，甚至不滿意自己所譯的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他告訴蕭軍：

《死魂靈》的原作，一定比譯文好，就是德文譯，也比中文譯好，有些形容詞之類，我還安排不好，只好略去，不過比兩種日本譯本卻較好，錯誤也較少。瞿要不死，譯這種書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

瞿秋白就義后，魯迅的心情是憤激而冷靜的。他告訴曹靖華：“中國事實早在意中，熱心人或殺或囚，早替他們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極像。但我以為哭是無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盡一分力，不必一時特別憤激，事后又悠悠然。”

魯迅從憤激中奮起，做實實在在的工作，全力編輯亡友的譯文，并囑托內山書店將書稿寄到日本，印成兩冊精美的《海上述林》。他以為這是對瞿秋白的最好的紀念，“倘其生存，見之當亦高興，而今竟已歸土，哀哉”。

瞿秋白被捕后，魯迅便與茅盾、鄭振鐸等相商，籌劃為瞿秋白出本書。瞿秋白犧牲后，魯迅也已是體弱多病、形銷骨立了。但他硬是抱病忍痛，殫精竭慮，負責編輯、校對、成書的全過程。《海上述林》上冊出版時，魯迅對這本書十分滿意，他說：“那第一本的裝訂樣子已送來，重磅紙；皮脊太‘古典的’一點，平裝是天鵝絨面，殊漂亮也。”他還急于想看到《海上述林》下冊。因此，他拜托茅盾與出版商聯系，“于便中或專函向能拿主意的人一催，從速結束，我也算了卻一事，比較的覺得輕松也”。魯迅為《海上述林》所寫的廣告說：

作者系大作家，譯者又是名手，信而且達，并世無兩……足以益人，足以傳世。

《海上述林》出版時，署名“諸夏懷霜社”，“諸夏”即是中國，“霜”為秋白的原名，“諸夏懷霜”寓意為中國人民永遠懷念瞿秋白。“紙墨更壽于金石”，《海上述林》作為魯迅和瞿秋白的真摯友誼的見證，永載于中國的文化史冊，因為，它是“對于先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

瞿秋白愛與痛 拋心力為英雄

紙上風波

“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懺悔，悲嘆，傷感，自己也曾以為不是尋常人，回頭看一看，又有什么特異，可笑可笑……寧可我濺血以償社會，毋使社會殺吾感覺……我要‘心’！我要感覺！我要哭，要慟哭……”

這是1921年12月19日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自嘲是“中國之‘多余的人’”。“多余人”是19世紀俄國文學中所描繪的貴族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他們多數出身于沒落的名門望族，有文化教養，不為官職錢財所利誘；也能看出現實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他們雖有變革現實的抱負，但缺少實踐。他們生活空虛，性格軟弱，沒有向貴族社會抗爭的勇氣，只是用憂郁、彷徨的態度對待生活，在社會上無所作為。

瞿秋白喜歡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對屠格涅夫筆下的“多余人”羅亭極其喜愛，曾評說：“魯定辦一樁事，拋一樁事，總不能專心致志，結果只能選一件最容易的——為革命而死。”魯定即羅亭。瞿秋白之所以對《羅亭》這部作品情有獨鐘，是因為他在羅亭這個“多余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有著浪漫情懷的瞿秋白在與現實發生關聯的時候，總是自我執拗于違和感，不免自覺是“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并不可怕，瞿秋白害怕的是“多余的話”。他說，“寧可我濺血以償社會，毋使社會殺吾感覺”。瞿秋白一語成讖，雖濺血以償，卻在身后受社會之殺。

都是那篇讓人翻爛了的《多余的話》惹出的紛爭。“話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說呢？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我愿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后的最坦白的話。”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長汀獄中寫下遺作《多余的話》，全文1.6萬余字，總標題后引《詩經?黍離》“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作為題記，包括：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告別。他用自我反省的筆觸和自我剝離的掙扎，用幾近殘酷的坦白直指自己的靈魂深處。在生命的最后階段，他的內心沒有絲毫的掩飾和遮擋，透明而坦蕩。

36歲的瞿秋白犧牲了，身后近30年的時間里波瀾不驚，隨后卻嘩聲一片。

毛澤東的題詞，為何35年后才“面世”

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應楊之華請求為《瞿秋白文集》題詞：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并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愿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于青年們，有益于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

毛澤東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但是在此后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10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瞿秋白文集》(第一冊)上，卻沒有刊出毛澤東的上述題詞。1953年10月到1954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先后出版發行了《瞿秋白文集》第二冊、第三冊和第四冊，毛澤東題詞仍未公開發表。

為什么不把毛澤東稱贊瞿秋白“寧愿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的題詞刊印在《瞿秋白文集》上，而是藏匿起來秘不示人？毛澤東題詞首先與楊之華有關。目前還保存著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寫給楊之華的一封信和信封影印件，該信封上寫著“中華全國總工會楊之華同志”，落款為“毛寄”。信的內容為：

之華同志：

來信收到，瞿秋白同志文集出版，甚好。寫了幾句話，不知可用否？

此復，順祝健康！

毛澤東

十二月卅一日

1980年代初從中央檔案館中重新發現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題詞手稿的當事人之一溫濟澤曾推測說：“我們只能猜想，三十年前已經發現瞿秋白在獄中寫的《多余的話》，這是秋白的原文，還是有什么地方被敵人篡改過呢？由于一時難分辨清楚，所以毛澤東的題詞沒有發表。”

多個版本的分析文章都指向瞿秋白詩文的一次風波。

1950年6月，瞿秋白犧牲15周年，天津《文藝學習》雜志第一卷六期，刊登了南開大學教授、翻譯家李霽野的題為《瞿秋白先生給我的印象》的懷念文章。文章結尾寫有這樣一段話：“在他從容就義以前賦詩作詞，我讀到報紙上的記事時，想到他溫雅而勇敢的態度，明亮有神的眼睛，從容而有風趣的談吐，覺得他很富有詩人的氣質，他的一生就是一首偉大的、美麗的詩。”文末“附錄”寫道：“據一位朋友寫信來告訴我說，詩是集唐人句：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回首十年坎坷事，心持半偈萬緣空。他說詞他只記得末兩句：‘枉拋心力作英雄，黃昏已近夕陽紅。’”(李霽野先生提及的兩句詞出自瞿秋白《浣溪沙》——作者注)

李霽野的文章發表后，《人民日報》有備而來，在7月18日同時刊登了時任《新華月報》編審、詩人臧克家《關于瞿秋白同志的“死”》一文和楊之華來信，并加了“編者按”：瞿秋白同志死后，國民黨反動派曾在當時的報紙上故意發表些經過篡改的或捏造的“遺作”，以致以訛傳訛，歪曲了歷史。臧克家同志為此寫了一篇辨正的文章。秋白同志愛人楊之華同志也給本報一封信，表示同意臧克家同志的意見。臧克家的文章在轉述了李霽野文章中引錄的瞿秋白“集唐人句”詩后，寫道：“這些詩詞對于這樣一個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稱……”

當天晚上，李霽野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致歉信：“雖然作為附注，并未重視詩詞本身，但我并沒有指明這不稱烈士的就義情形，是我應該負責任的。因此我對于秋白先生的家屬以及愛護他的遺念的朋友和讀者們致深誠的歉意。”

這場爭論雖以李霽野的檢討結束，但波及瞿秋白著作的出版。毛澤東題詞的首次發表出現在35年后，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選集(上)》。

陳福康、丁言模在《楊之華評傳》中認為：“當初瞿秋白犧牲后，楊之華就堅決表示不相信《多余的話》和其他舊體詩等，認為是敵人故意捏造或修改的，是用來惡毒貶低瞿秋白光輝形象的。楊之華考慮的問題相當多，遠遠超過了當時史學界所能想到的。事實證明，她的顧慮并非多余……毛澤東對于《多余的話》的看法，楊之華理應知道，但是她從來不發表任何意見，并且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就已不再公開發表紀念瞿秋白的文章了。但她還有一個心愿：要寫一本回憶瞿秋白的書。1959-1963年，在楊之華具體指導下，由中央組織部委派的洪久成陸續完成了《回憶秋白》的初稿。楊之華曾有希望再次當選中央委員，就因為她在對待瞿秋白的問題上不能‘端正態度’，終于未能當選。”

周揚的回憶

1963年，戚本禹批羅爾綱研究李秀成自述，認為李秀成是叛徒。他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毛澤東贊成戚本禹的觀點，并在文章旁邊批了16個字否定李秀成：“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人民日報》1964年7月24日第5版“學術研究”欄目摘要轉載了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一文。

毛澤東對李秀成自述的批語，牽涉瞿秋白的歷史評價。據周揚1979年8月28日在萬壽路住所對中紀委第八組談話時說：

“我問陳伯達，對李秀成怎么看。他說李秀成還不是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陳是為李辯護的。陳伯達又說，瞿秋白不是也寫過一個自述嗎？陳說是黃敬告他的，因為黃敬被捕后也寫過這種東西。”

“我見到了(毛)主席時，把對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匯報了，主席一言不發。”

“以后江青見到我，說：主席認為李秀成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忠(晚節不忠？)，不足為訓’！主席關照不要告你，但我還是告你了。”

“我又見主席時，主席第一次對我那么生氣地批評了我(他從來都是表揚我，沒有批評過)。他說：范文瀾、郭老，還有你，你們都為李秀成辯護。你這個人沒辦法，你是大地主階級出身，本性難改……我當時聽了很難受。總理在一旁承擔責任說他有錯誤(因為是總理要我過問的)。我說還是我的責任。這時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問主席看《多余的話》沒有，主席說：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么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么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

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報》以第六版、第七版兩個整版及第八版左下角版面登載了戚本禹的《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揪叛徒”醞釀開來。1964年夏，中共常州市委也接到“再不要宣傳瞿秋白”的指示精神，瞿秋白故居隨后關門，文物遭封存。“文革”前陳獨秀、瞿秋白等人被提為“黨內路線斗爭”的重點對象。1966年5月“文革”開始后，林彪、江青認為《多余的話》是瞿秋白“自首叛變的鐵證”，“出賣我黨我軍重要機密”“暴露了黨的地下關系”。“出賣我黨我軍重要機密”的一個罪證是，瞿秋白在一次回答問話時，說出項英、陳毅率領紅軍兵分三路活動的情況。陳鐵健解釋說：“當時根據中共中央2月來電指示，蘇區留守紅軍兵分九路進行游擊。項英、陳毅不久到達贛粵交界的油山，根本不在‘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向。”陳鐵健《導讀：書生革命者的悲劇情懷》，貴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在瞿秋白遇難32年后的1967年，《多余的話》惹來橫禍。這份遺作被認為是“叛徒的自白”。在面對死亡的時刻，瞿秋白把曾經擁有過的浪漫、熱情、執著、苦悶、困惑、堅定、悲憫……以真實的面目袒露出來，但這被認為是對革命的背叛。其實，在瞿秋白的作品中，“叛徒”這個詞匯會被慣常使用，瞿秋白也未曾料到身后會與“叛徒”為伍。不過，瞿秋白的筆下“叛徒”不是無恥的背叛者，而是可愛的叛逆者。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瞿秋白稱魯迅為“青年叛徒的領袖”，稱蕭伯納為“資產階級的叛徒”。

“叛徒”瞿秋白遭到了新時代“青年叛徒的領袖”的討伐。

1967年5月12日，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沖進八寶山，砸壞了瞿秋白墓。

“文革”結束以后，中共中央經過深入調查認為《多余的話》是瞿秋白的“真跡”，但是，瞿秋白并不是“叛徒”。瞿秋白“烈士”的身份不能因為這篇文章而改變。但實際上主流輿論再也不提“烈士”兩字。

在陸定一、鄧小平、瞿獨伊等人的努力下，瞿秋白不僅洗脫身后被污濁的名聲，而且讓人們清晰地看到，瞿秋白在生命的盡頭用革命家的尖銳和文人的清高，把自己的內心世界不加掩飾并且毫不懼怕地擺在了歷史的評判臺上。

1979年5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8個專案組，對瞿秋白、劉少奇、彭德懷、陳毅、賀龍等人的冤案同時立案復查。1980年10月，瞿秋白專案組寫出了《關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問題的復查報告》，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黨轉發，正式為瞿秋白平反昭雪。《報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絕勸降”，“堅持了黨的立場，保持了革命的節操，顯示了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英勇氣概”，《多余的話》“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求饒乞求不死的任何內容”，“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

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舉行瞿秋白同志就義50周年紀念大會，時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的楊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對瞿秋白作出全面評價——

瞿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年代里，秋白同志在身后又一次蒙受了嚴重的誣陷和冤屈。

1980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反復調查，推翻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流傳甚廣的誣蔑他為叛徒的種種顛倒不實之詞。中央書記處于同年7月討論通過了中紀委的有關報告，10月發出黨內文件，在全黨恢復了他的名譽……(楊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義五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85年6月18日第4版)

國民黨并不把瞿秋白視為“叛徒”

《多余的話》部分內容最早以“共魁瞿秋白的多余的話”為題發表于由國民黨“中統”主辦的《社會新聞》雜志第12卷第6、7、8期(1935年8月、9月出版，選載《歷史的誤會》《文人》《告別》三節)。《社會新聞》首次選載《多余的話》時，按語說：“瞿之狡猾惡毒至死不變，進既無悔過之心，退亦包藏顛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處死，實屬毫無疑義。”

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上海《逸經》半月刊第25、26、27期全文刊載《多余的話》。國民黨之所以主動披露此文，是因為他們把這篇文章看成共產黨領袖的“反省書”。但是，國民黨方面并不把瞿秋白看成“叛徒”。從《多余的話》問世到1960年代，中共方面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偽作，是政治陰謀。人們往往拿方志敏《可愛的中國》與瞿秋白《多余的話》進行比較，認為《多余的話》缺乏戰斗精神，包括楊之華在內都極力否認這是瞿秋白的親筆作品。

革命的激情總是會忽視細膩的情感，在宏大的敘事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總是需要昂然的頭顱去面對敵人，連阿Q都要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的戰斗號角。而瞿秋白的這篇遺言大相徑庭，他非常明白同時代的人不會理解和接受這樣的真實——

嚴格地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所以雖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多余的話?告別》)

1938年在武漢時，柳亞子向周恩來報告說，他得到瞿秋白在獄中寫的《多余的話》，

可能有假，現保存在女兒柳無垢處，請示如何處理。周恩來當時回答：“既然是假的，何必重視呢？既然是真的，又何必處理呢？”

1958年毛澤東經周恩來的確認，相信了瞿秋白《多余的話》不是國民黨的偽造。在當年懷仁堂的一次氣氛輕松的會議上，毛澤東突然提到黨的歷史上的幾次路線斗爭，又把瞿秋白與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等并列在一起，當時聽會的楊之華一時驚恐萬狀，憂心忡忡。而三年前即1955年，瞿秋白的遺骸剛剛從福建長汀移來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隆重安葬。(胡明《也談瞿秋白與魯迅、馮雪峰》，《西南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文人“革命”

為什么瞿秋白會寫出《多余的話》？

瞿秋白說：“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于政治，從1927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

這與瞿秋白的“紳士階級”出身有關。瞿秋白在《多余的話?脆弱的二元人物》里是這樣解釋的：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里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仆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后，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余的木器去抵賬。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瞿家的確是一個世代為官的書香門第。父親瞿世瑋還擅長繪畫、劍術、醫道，六伯父瞿世璜精于篆刻。母親金璇是官宦之女，精于詩詞，能書娟秀小楷。瞿秋白視野廣闊，詩詞、篆刻、繪畫、音樂、昆曲……多才多藝與“士的階級”家族浸染不無關系。此外，江蘇常州是乾嘉時期的文化勝地，文風之盛堪稱人文淵藪，晚年寓居昆山的杭州人龔自珍評價說：“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瞿秋白在名士輩出的常州自然多了幾分士人的氣質。

到了瞿秋白一代，瞿家不僅家道中落，“士的家庭”也開始瓦解，瞿秋白的思想從傳統走向現代，接受并布道新思潮成為他人生新的路徑。不過，瞿秋白的文人氣質、士人態度如影隨形，這與成長有關，受環境影響，難以改變。

具有詩人氣質的瞿秋白有著文人式的多愁善感，他常以詩詞作為表達自己情感的最佳方式，在即將赴刑場的6月18日早晨還集句得《偶成》一首，署以“秋白絕筆”：

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

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

的確，無論是《多余的話》還是最后的絕筆詩《偶成》，不同于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方志敏《獄中紀實》，也不同于《革命烈士詩抄》。甚至，瞿秋白從容赴死的態度和悠然的刑前留影，都與《多余的話》《偶成》絕筆詩格格不入。

在獄中，瞿秋白對靈魂的發問和思考從未中斷，他自認為自己是個文人，卻又成為革命者，“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陳獨秀不再擔任黨的領導人)，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這是因為“歷史的誤會”和人生的錯位一步步地推著他走在了領袖的道路上：

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五四運動期間，只有極短期的政治活動。不久，因為已經能夠查著字典看俄國文學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藝方面了。對于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代常識，并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然而可以說，這時就開始“歷史的誤會”了……(《多余的話?“歷史的誤會”》)

五四運動一開始，瞿秋白便當了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之一，“歷史誤會”便一個跟一個地發生了。在中國革命歷史的宏大敘事中，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然而，真實的瞿秋白“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他也沒有陳獨秀、張國燾和王明那樣傲人的學歷，他只想在俄文專修館免費學好俄文后，“謀一碗飯吃”。

1922年底，瞿秋白在莫斯科給陳獨秀當翻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7月接替陳獨秀負責中央工作。他主編過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張日報《熱血日報》，曾將為陳獨秀等人壓制和拒絕發表的毛澤東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并為之寫了序言。1928年6月，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以“領導干部成分工人化”為由，讓向忠發取代瞿秋白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六大閉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盡管他對共產國際幾乎言聽計從，但東方部部長米夫信任愛徒王明，瞿秋白被棄用。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開除出中央政治局。

政治漩渦的攪拌讓瞿秋白尬尷離場。

“我得做”“我得組織”“為著應付”“不得不研究”“勉強著自己”……這些“不得不”灑滿《多余的話》，讓瞿秋白如同“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窩”一樣用非所長。

瞿秋白在走上“政治領袖”的路上，一直對自我身份認同有著劇烈的掙扎：革命主義與文學興趣的分道揚鑣，知識分子與革命家的身份疊加，文人氣質與暴力革命的劇烈碰撞，文化啟蒙與反思革命的難愈裂痕……然而，歷史與時代的誤會綁架他步步前行，以至于瞿秋白不斷向靈魂與軀體尋求答案，最后在稿子上一吐為快：

我當時對于共產主義只有同情和相當的了解，并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了。(《多余的話?“歷史的誤會”》)

對瞿秋白有深刻理解的丁玲在1980年《文匯增刊》第二期發表的《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有這樣的評價：“他這樣把自己的弱點、缺點、教訓，放在顯微鏡下，坦然的、盡心的交給黨，交給人民，交給后代，這不也是個大勇者嗎？……革命者本來不是神，不可能沒有缺點，不可能不犯錯誤，倘若能正視自己，挖掘自己，不是比那些裝腔作勢，欺騙人民，給自己擦脂抹粉的人的品格更高尚得多么！”

在鄉紳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間掙扎的瞿秋白，在求索生命的意義旅途中孤獨徘徊的瞿秋白，他的偉大之處在于敢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拷問，沒有粉飾。作為文人，他的文字有點絮絮叨叨，喜歡淺吟低唱。作為政治家，他手中沒有槍，心中更沒有。瞿秋白臨終的話，看起來戲謔輕松，卻悲哀蒼涼。

革命者何必千篇一律？！

革命的復雜性與文人的豐富性，成就了獨特的瞿秋白，他既沒有背離革命道義，也沒有放棄知識分子的內省。無疑，他是對中國道路的偉大提問者之一。

“丟掉最后一層假面具”

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仿佛萬事皆空，正如他在獄中詞作《浣溪沙》：

廿載沉浮萬事空，年華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棲遲芳草夢，江城辜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

他也有做游戲的興致，說：“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臺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來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多余的話?“文人”》)

還有回歸日常的瞿秋白：“一生沒有什么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于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著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于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后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多余的話?告別》)

摘下面具，瞿秋白終于解脫了。

來源：原刊于《同舟共進》2015年10月，原標題為《“年華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瞿秋白的愛與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