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部分家譜

20世紀40年代袁振英夫婦與5個子女拍攝的全家福。南都記者 賀蓓 翻拍

日前，袁昌淑向記者講述其父袁振英的故事。南都記者 林宏賢 攝

80歲的袁昌淑身體虛弱，十分瘦小，但淡紫色的燙花棉綢長衫格外別致，透著一股子知書達理。坐在有些局促的廣州家中，她一遍遍地表達遺憾—沒能參加今年7月在南京舉行的紀念父親袁振英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寫好的發言稿也沒帶過去。

鮮有人知曉袁振英。他是中國共產黨上海、廣州早期組織成員，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8名創始人之一。1921年在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任校長期間，袁振英在全國首開男女中學同校之先河。1926年11月，在武漢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白粉黑板的生活本來是非常痛苦的，但我"甘之如飴"。除了教書，袁振英別無他求。他以“死生得失不成問題，生唯真理與人爭”，一生不肯做官。上世紀30年代起，接連不斷的戰火動蕩，逃難與運動，袁振英的一腔教育救國抱負被擊得粉碎，貧困潦倒的他三次向周恩來寫信求助。

十年“文革”浩劫中，游離于政治之外的他沒能逃脫，死后半年才得以摘掉“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世代教書匠

兩集《實社自由錄》的出版，影響了包括在北大圖書館謀職的毛澤東等。

1894年7月14日，袁振英出生在廣東東莞溫塘鄉。袁姓家族是當地望族，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煥是其先祖，族人們建有“袁督師祠”，袁氏后人讀書可得到這里的津貼。袁振英曾回憶，家祠中有“家有藏書留子讀，生唯真理與人爭”的對聯。

“祖上幾輩人都是教書的。”袁昌淑說，祖父袁居敦中過縣學(秀才)，多次代人考取舉人，自己卻不屑進入官場，終身以教私塾為生。袁振英自稱遺傳了父親的性格，一生不肯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奸商市儈，以教書為職志。5歲他在父親辦的私塾學習“八股”。1905年科舉被廢除，袁居敦到香港謀生。11歲的袁振英先后在香港英皇書院與皇仁書院(全英語高中)讀書，其長子袁昌法回憶，“父親說每次年考班上第一，只有音樂50分，樂理得滿分，另一半現場唱他就放棄不考，他正直古板的個性或許是真的。”

1915年，21歲的袁振英從皇仁書院畢業，考入國立北大西洋文學系。在沉悶守舊的當時，袁振英愛穿西裝，卓然不群。1917年5月，袁振英與黃凌霜等同學組織“實社”，倡導無政府主義。兩集《實社自由錄》的出版，影響了包括在北大圖書館謀職的毛澤東等。期間，袁振英與辜鴻銘來往密切，兩人特立獨行惺惺相惜。

新青年“稿王”

袁振英晚年給自己作14字總結—“五四運動急先鋒，共產黨的馬前卒”。

“民九(1920年)參加上海和廣州共產黨小組”，在廣東省文史研究館保存的1958年9月5日袁振英個人簡歷中，他親筆寫道。

不過，1921年7月召開的中共“一大”13人代表名單上，沒有袁振英。這個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名字，是參加共產黨早期組織的53名成員之一，與陳獨秀、李達、毛澤東、包惠僧等同列其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敘述建黨過程中，兩處提到袁振英。

時間拉回1920年夏天。7月，袁振英北大畢業后從海外游歷歸國，在上海與陳獨秀第二次相逢。“北大文學院長陳獨秀要我幫他編輯《新青年》。”袁振英后來寫道。

“因為我在北大讀書時，已投稿《新青年》”。當時《新青年》的撰稿人皆是教員、教授，袁振英是唯一的學生撰稿人，他撰寫的《易卜生傳》于1918年6月15日發表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第4卷第6號上，是一生最得意與重要之作，他是中國全面介紹易卜生生平的第一人。

魯迅曾撰文高度評價，“民國七年(1918年)6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號"。這是文學底革命軍進攻舊劇的城的鳴鏑。那陣勢，是以胡將軍(胡適)的《易卜生主義》為先鋒……袁振英《易卜生傳》為殿軍，勇壯地出陣。”

上海重逢后，1920年8月袁振英經陳獨秀介紹，參加中共發起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參與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討論共產黨綱領草案，并被陳派往武漢開展建黨聯絡活動，勸惲代英加入共產主義小組，與惲代英到武漢三鎮的共產、學校調查勞工和學生情況等黨建工作。

9月，袁振英在上海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外國語學校擔任英文教員，并主編上海共產黨機關刊物《新青年》“俄羅斯研究”專欄。后期袁振英寫給周恩來的信中說道，“蘇維埃、俄羅斯研究一部門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個留俄華工楊明齋能夠翻譯些俄國的工農生產的字數，因為也不懂得理論。”

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廣東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陳立平查閱《新青年》“俄羅斯研究”專欄刊出介紹蘇俄的譯文35篇，袁振英一人的譯作就有24篇，占2/3，多用筆名“震瀛”。袁一生十之八九用筆名，多達幾十個，他說：“我不喜歡出風頭，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作為《新青年》“樹旗幟”的專欄，袁振英對傳播馬列主義發揮了積極作用。1920年8月22日建立了中國最早的青年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袁振英為最初8位發起者之一。

袁振英晚年給自己的革命歷史作14字總結，大抵是對這一時期的自評—“五四運動急先鋒，共產黨的馬前卒。”

“脫黨”作檢討

為何脫黨，在運動中袁振英反復被要求交待

1920年底，應孫中山委任，袁振英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現廣雅中學)校長，期間，他與汪精衛辯駁力爭，在省一中首次招收女生，開全國男女中學同校之先河。“當時我接到許多衛道先生們的匿名信，說"飛劍取我頭！"但我一笑置諸。為真理犧牲，常常是預備的。”袁昌淑記得廣州淪陷時期，一個姓司徒女留學生特意登門感謝，“一個很漂亮的青花色瓷缽裝了一斤雞蛋送給我爸。”

“因為事忙，便與他(陳獨秀)完全脫離關系。”1921年8月，袁振英辭去校長職務，公費赴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博士院讀書，研究孔德實證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等科。這批學生中有該校第一個注冊的女留學生黃式坤，后成為袁振英的妻子，一生從醫。

“父親提過，說陳獨秀品質不好，跟著他沒前途。”袁昌淑說，近乎道德“潔癖”的袁振英，不愿與陳獨秀為伍是脫黨原因之一。

1918年袁振英曾加入北大校長蔡元培成立的對抗道德淪喪的“進德會”，他成為戒條最多、難度最高的丙級會員。丙級會員有八條戒律：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461會員中僅24人為丙級，內有知名人物梁漱溟、張崧年等。陳獨秀當時僅為甲級會員。

“父親最恨打麻將，嫖賭飲吹。”袁昌淑說，她記憶里，那件陳舊不堪的灰黃“干濕褸”冬大衣，是袁振英唯一收過的回報。他從20世紀30年代抗戰前一直穿到1979年去世。“他給別人幫了大忙，一分錢不肯收，人家就放下一張"大新公司"禮券跑走了，沒追上。”

到達里昂后不久，袁振英收到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陳喬年從巴黎的來信。“敘述他們和周恩來、蔡暢等同志組織共產黨，要我參加。因他們是我北大預科的同學，又是無治主義的同志，又知道我在"民九"曾為他們父親幫忙……當然我是萬二分贊成的。”但袁振英復信婉言謝絕，“因為兩地阻隔，又因博士院功課勞忙，兩年內要讀百數十種大書，又要作論文，心有余力不足，所以無法參加，只得寫信互相勉勵罷了。”

“以為我是無政府主義而退出共產黨之說，其實不是。”為何脫黨，在運動“檢討”中袁振英反復被要求交待。1951年他寫的《自傳(奉命作的)》則說，“我確實是未加入過任何一黨、一派、一團，只是個人為國家、民族、社會……做事。我平生對于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都是友誼的幫忙。”他亦以“著起袈裟事更多”為由不要求復黨。在他的多篇自述中，是否入黨的態度有些搖擺。專門研究袁振英的陳立平對此解釋，“可能出于政治原因，他是早期籌建共產黨的成員之一，確鑿無爭議。”

受邀當教官

“我在中央軍校講授時，學生常常拍掌說，"教官講得好"

“很遺憾我對父親在黃埔軍校任教的事情，知道得很少。”袁昌淑1935年生于廣州，父親光鮮閃耀的青年時代，她都未曾趕上。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國民革命軍占領武漢后不久，時任中央軍校辦公廳主任的包惠僧奉鄧演達命發來電報，邀袁振英北上武漢，擔任中央軍校政治教官。包與袁振英是共產黨的同事，又是記者同行。彼時袁振英已于1924年回國，在中大任哲學系教授并成婚。

《袁振英自述》中說，“任中央軍校第四、五期的政治教官，講授"帝國主義"、"群眾心理"、"群眾運動"等科。當時因找不到參考書，所以無人肯擔任，要我擔。”當時政治總教官為惲代英，在武漢軍校同為政治教官的李達、沈雁冰、李漢俊等，都是袁振英在上海時的黨內同志。

“我在中央軍校講授時，學生常常拍掌說，"教官講得好"。”袁振英晚年憶起黃埔軍校的學生有林彪、陶鑄、趙一曼等，中大的學生畢磊、陳殿邦等。“文革”初期，袁振英曾向時任副統帥林彪寫過求援信。不過，林彪的個人史料中缺乏這一記載。有黨史專家認為，林彪是第四期學生屬實，但當時是在廣州黃埔軍校，并非武漢。妻子黃式坤帶著年幼的長子袁昌法、次子袁昌漢前往武漢，剛剛出生數月的袁昌漢在途中染上重病，后患精神病和肺病，1951年因肺病無錢醫治去世，年僅24歲。1926年至1927年黃埔軍校期間，黃式坤與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結識。當時鄧穎超剛流產不久，身為婦女部醫務所主事兼婦女訓練班校醫的黃式坤對她細心照顧，二人結下深厚友誼。

任教政治教官僅9個月后，國共合作走向分裂，汪精衛在武漢開始“分共”。為躲避追捕，袁振英舉家先逃往漢口法租界，后輾轉從上海逃回廣州。

差點被槍斃

“事后聽說，因當局沒有找到袁黨員身份的證據”

“如果他有黨證，陳濟棠就把他槍斃了！”1928年下半年，“橫禍”飛來，袁振英差點丟了性命。袁昌淑說，因袁振英保釋省港受匡出版部一個賣共產黨書籍的伙伴，陳濟棠以共產黨重要分子嫌疑抓捕袁振英。袁振英的妻妹黃碧坤回憶，“在廣州軍法處囚禁期間，舅父陪黃式坤到臨刑場，其他人都進行槍決了，袁振英成為唯一逃出虎口的人，事后聽說，因當局沒有找到袁黨員身份的證據。”黃式坤當場差點被嚇暈。袁振英后被送往虎門關押半年，在時任廣東省主席陳銘樞、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廣東空軍總司令張惠長及虎門要塞司令陳慶云等人保釋下重獲自由。

“他一生只愛教書，但有心力無處使。”袁昌淑說，抗戰后，袁振英常常瀕于失業潦倒，生活困苦，絕糧時甚至吃過雞糠。“一直在打戰，國民經濟都沒了，飯都吃不飽，文化機構也不搞了，知識分子都很糟糕。”1918年到新中國成立前半年的30多年，袁振英到過近20所學校和機構教書，最短任教時間僅兩個月。“頻頻辭職也因為他的性格，有點不通人情世故，常得罪人，最怕應酬，最厭惡走關系，所以總受排擠。”

80歲的袁昌淑仍念念不忘童年一直沒有吃到的蠔油豆。1937年底，43歲的袁振英舉家到當時未淪陷的香港謀生，袁昌淑兩歲。“兩分錢一包的蠔油豆，從來沒吃上過，頂多給一分錢買個小面包。”她的記憶里，家里常年吃的是米飯和腐乳，幾兄妹身體都發育不好，上學時最怕體育課，“因為我們餓得連路都走不動了”。

1937年到1942年香港期間，袁振英節衣縮食千方百計奔走，為孩子請求“國難時期半費入學”，5個孩子均陸續半費入學。袁振英曾帶他們去看電影《木偶奇遇記》、《白雪公主》、《小人國》等，省出錢買外國兒童漫畫故事，如《金發女郎》、《大力水手》，但從來沒有買過玩具。這是他能給孩子們的精神食糧。

求助周恩來

“我始終想教書，無書教則英雄無用武之地，在文史館做"飯桶"

“他不是不會賺錢，當時蔣介石多次寫信邀他去做官，還讓陳立夫請他，他不肯去，說看不慣國民黨的腐敗。”奉一輩子不當官的信條，這個教書匠先后拒絕了蔣介石、汪精衛、李宗仁授以“高級翻譯官”的聘書。袁昌淑說他也不愿意找別人救濟或幫忙，很清高要面子。“他情愿失業，寫文章賺稿費，也不肯找老同學幫忙。”袁振英稱自己是“臭名士”。“目空一切，中國的臭名士都是目中無人的。我的伴侶和兒女也常常笑我自高自大，這種臭名士的臭架子很難擺脫。”

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兩年，袁振英完全失業。1951年1月16日次子病危，他情急之下寫信向周恩來求助解決就業，他想教書。2014年7月出版的《袁振英研究史料》中，首次公開披露了這三封信。12月，經周恩來介紹，57歲的袁振英任廣東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后被聘任為廣東省文史館館員。“我始終想教書，無書教則英雄無用武之地，在文史館做"飯桶"。”袁振英晚年自嘲，只有“文”、“老”、“窮”。沒能教書，一直讓他憤憤不平。

“他的晚年沒有清閑，一直在"搞運動"，他一直在交代。”袁昌淑說，袁振英的傳記很多都是那時寫成。“回顧一生交待歷史，找證明都挺麻煩。當年國民黨把他當做共產黨拉去準備槍斃，后來為什么沒槍斃，卻要交待。”

1951年起直到“文革”早期，袁振英除了天天讀早報晚報、人民報、外國馬列主義機關報外，還被不斷要求作自傳、發掘思想根源、寫檢討、作坦白。他的材料不僅交代個人歷史，還經常“趁機”探討各種主義的哲思淵源。為了打破政治學習會議中的沉默，袁振英提出，“多講多錯多進步，少講少錯少進步，不講不錯不進步。所以不怕講錯，要敢字當頭，不要怕字當頭。我們要有大無畏的精神才能去革命，否則只有失敗。”

袁昌淑說，父親性格太直，不圓滑，不喜歡無謂的應酬，一有時間就是看書寫作，手不釋卷。袁昌法則覺得父親青年時代之前的經歷，使他的個性難以適應大變動，幸得周恩來開導幫忙，得到心理上有寄托的研究工作，總算安定下來。袁振英自己也說，“數十年來如一大夢，這委實是黃粱好夢了。”

至死未“摘帽”

去世半年多后，袁振英“現行反革命”罪行撤案平反

“黃粱好夢”終于還是被擾了。

1970年3月20日，76歲的袁振英被關進了看守所。他被人誣告，稱其用紅筆把毛澤東著作《反對自由主義》改成《反對共產黨自由主義》。1979年8月23日的廣東省文史館(79)人字60號文《對袁振英問題的復查意見》中記載，“1970年2月26日省統戰人員學習班認為袁振英有現行反革命罪行，立案報請廣東省公安機關軍管會給予逮捕，判處死刑。”

書生袁振英，和所有“現行反革命分子”一樣，被“行刑、放飛機、緊握手鐐、痛到要命！”1973年7月9日，獲釋后他寫給周恩來的信中談及這場浩劫，作無力吶喊。“我究竟應該何去何從？兄將何以教我？地富反壞右、封資修、牛鬼蛇神、魑魅魍魎、妖魔鬼怪，不知何日能肅清？這是我要為蒼生哭！”

由于家中幾代都教書，加上袁振英被“戴帽”，當時在中大工廠上班的袁昌淑受到牽連。“我和一人有點矛盾，對方就用假證人誣告我偷了工廠的印刷材料。”袁昌淑整天被批斗，被罵“臭老九”。袁振英給中大負責人寫信，“以身家性命財產人格和名譽擔保我女兒不可能做壞事！”袁昌淑仍保存著“文革”期間父親寫給她的勉勵信。

長女袁昌潔在商業專門學校畢業，新中國成立后在人民銀行人事科服務，每月(底薪制)二擔七米。信奉基督教，“文革”期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受盡折磨得了精神分裂癥至今未愈。據袁昌淑回憶，早在1960年，哥哥袁昌滬在運動中自殺身亡，年僅26歲，當時他已是中國科學院地理系年輕的學者。

66天調查沒找出袁振英的“罪證”。《復查意見》記載，4月16日袁被批復“可不判刑，交群眾批判后教育釋放”。1970年8月15日，袁振英被釋放，恢復參加正常學習和逮捕前生活待遇。

1979年1月18日，袁振英因病去世，終年85歲。是年8月28日，袁振英“現行反革命”罪行撤案，批復平反。至此，袁振英去世半年后終得“摘帽”。

長子袁昌法遺憾，從未能像現時朋友一樣，和父母坐下來討論、說笑，甚至令到他們開懷一笑。“不過反過來說我的性格和他也是相像的，較專心于自己喜愛和需要的事業上，而不會想到與別人交往及感受，這也是我失敗的原因之一。”袁昌法新中國成立前在中大電機工程學系畢業，失業到香港，后輾轉到美國硅谷開辦工廠，現定居美國。

“曾有人說我少時是一條龍，大來一條蟲。的確是對的，不過我以為"用我則龍，不用我則蟲。用我則老虎，不用我則老鼠"。晚年袁振英自嘲，他給自己“蓋棺論定”：“我一生對于人民是有功無過的。”

歷史一度忽略了袁振英的存在。直到1994年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把袁振英列入中共黨史人物研究課題，此后長期堅持挖掘和研究袁振英史料。目前，袁振英故居已申請作為中共黨史教育基地。

參考資料

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袁振英傳》、《袁振英研究史料》

胡雪蓮《以“社會”之名：陳濟棠治粵時期的社會新聞》

袁昌淑、袁昌法回憶資料

(陳立平、郭彬、李繼鋒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學男女同校的先行者

袁振英與夫人黃式坤

如今的廣州廣雅中學是有著百年歷史的名校，曾被譽為“中國近現代教育史活的見證”。它的前身為中國四大書院之一的廣雅書院，由兩廣總督張之洞于1888年創建。1912年，共和取代帝制以后，廣雅書院改為廣東省立中學，這是廣東創辦的第一座新式中學。

在這個中學擔任過校長的有粱漱溟等知名的學者，在歷任校長中，有位校長任職時間最短，只在校長崗位上干了短短幾個月，但血氣方剛的他卻因為率先實行轟動性的中學男女同校而在校史上留下了絢麗的一頁，同時他的這個舉動被銘刻在中國教育史上。對這件事，廣雅中學校史上有這樣的評價：“是為該校有女生之始，亦開廣東省中學男女同校之先聲。”這位校長就是袁振英。

袁振英（1894-1979），字震瀛，出生于廣東東莞縣溫塘村。他曾在父親辦的私塾里接受過中國的傳統教育，11歲那年隨父親去了香港，學習英語等課程，1914年從香港皇仁書院畢業以后，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畢業以后做過新聞記者、自由撰稿人與雜志編輯等。隨著年代的久遠，加上袁振英中年以后的不得志，他的名字幾乎被人們遺忘。但廣雅中學不會忘記他，另外在寫中國共產黨創建史時也不能不提及他的名字，因為他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最早的五十多個黨員之一，他不僅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也是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他出任廣東省一中校長的時候，還是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1920年底，陳獨秀與袁振英從上海來到了廣州。他們當時都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回到廣州的袁振英很激動，廣東是他的故鄉，從北京大學畢業以后，他長期在南洋、香港與廣州工作。1920年7月以后一直逗留上海，協助他以前北京大學的老師陳獨秀參與中國共產黨的籌建，并參與《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雖然思鄉心切，但對這次回廣州，他最初的態度并不積極，當時，他正把精力專注在《新青年》雜志《俄羅斯研究》欄目的編輯和文章的譯述上。對其中的原委，袁振英后來在回憶中寫道：“‘民九’（1920）粵軍入粵，趕走了莫榮新（桂系）。孫中山先生要我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廣雅）校長。我因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來。后來陳炯明又要陳獨秀來粵擔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職。俄國的同志也要來粵，想解決‘聯孫’和‘聯陳’的問題。他們都不懂廣州話，要我傳話，所以便一齊來到廣州。孫中山先生馬上要我擔任省一中校長一職，陳獨秀也開始組織‘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廣東省一中校長，他上任之后所做的一項大改革就是招收女子插班生，實行男女同校。

民國成立之后，實行全國小學男女同校。自此以后，升入中等學校的女生日益增加，為數不多的女校已經無法滿足女性接受中學教育的要求。從美國留學回來的陶行知便針對這一現象指出：“現在小學女畢業生一天多一天，一部分是一定要升學的。若不許男女同桌吃飯，就須另外為女子開一桌飯。既不為女子另外開飯，又不許男女同桌吃飯，是不是要看他們餓死呢?”，他呼吁普通的中學應該允許女生進入就讀。但因為社會風氣未開，中學男女同校一直沒有進展。在小學男女同校成為事實以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北京大學開始開放女禁，實行男女同校。大學開放女禁后，要求只有具備了能夠讀大學的程度方可錄取，這就要求女生應與男生有同等的知識。這就又對女子中等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所以，伴隨著大學開放女禁的聲浪，要求中等學校男女同校的呼聲也應時而生。

但鑒于中學時期的學生正處于青春期，對是否應該實行男女同校發生，贊同者和反對者意見不一，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贊成者闡明的理由是：“現在專門大學，差不多都是開了女禁的，因為女子中等教育太低，所以女子能直接升入大學，做正式生的很少。若是還不使女子中等教育的程度趕上男子中等學校的程度，那么女子要到大學去讀書，是很困難的了”。所以，他們認為，“中學不能不男女同校”，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把小學、中學、大學這個系統銜接起來。

1920年11月，上海召開了第六次全國教育聯合會議，來自全國16省區的28名代表呈請教育部要求實行中學男女同校，推廣女子教育。但當時教育當局對此不置可否，但由于五四思想解放運動的影響及女子要求男女同校的需要，加之大學小學均己實現男女同校的比照，特別是中等學校男女分校生源不足的催化，中等學校的男女同校的討論進而進入了試驗階段。那時，距離袁振英出任廣東省一中校長只有短短兩個月。

袁振英出任校長時，年僅27歲。作為一個思想激進的青年，他一直密切關注著女性的命運。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他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的第一篇譯文就是一位女無政府主義者高曼寫的“結婚與戀愛”，載于1917年《新青年》雜志第三卷第五號。后來他又在《新青年》雜志的易卜生專欄上，發表了《易卜生傳》，成為中國研究易卜生的第一人。易卜生筆下的娜拉成為五四新文化時代新女性熟知并向往的新女性。袁振英始終認為沒有愛情的家庭是一種妨礙人發展的桎梏與束縛。他自己極端主張自由戀愛，而反對包辦婚姻。他常說的話是，寧要沒有婚姻的戀愛，絕不要沒有戀愛的婚姻。他曾在報紙上公開申明，放棄父親給他訂的婚姻，他自己認識了一位叫黃式坤的新女性。這位新女性是學醫的，很1早就成了職業女性。后來他們一起到法國留學，經過數年的執著追求與甜蜜的戀愛以后，在1924年終于結成夫妻。顯然，袁振英是一位思想開明進步且血氣方剛的青年校長，他實行中學男女同校不是偶然，更不是一時心血來潮或者趕時髦之舉。

開先河的行為必然引發與主流傳統的強大沖突，在當時的中國，包括被認為接受西方影響較早的廣州，男女之間授受不親的傳統積習仍依舊根深蒂固，讓男女中學生同校共讀對絕大多數士紳來說，就意味著對少男少女出現有傷風化的行為開了綠燈，他們擔憂實行男女同校的中學將成為道德淪喪的淵藪。不滿袁振英辦學理念的反對派對這位思想激進的新校長列舉了十大罪狀，袁振英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袁振英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時曾寫道：“我在‘省一中’招收女生，許多衛道的先生們投匿名信來恐嚇我，說什：‘敗壞中國封建宗法以及孔老二的禮教，要飛劍取我頭’，更有公言宣言，宣布我‘十大罪’。”

在十大罪狀中，有兩條涉及關于他和女生之間的問題，當時也是最容易激發眾怒的話題。反對者列舉的罪狀之一是說袁振英在廣雅書院“無邪堂”專門約來數十名女生舉行演講及茶會！這個指責不僅暗示袁振英對女生心懷不軌，而且還發生“無邪堂”這樣本應純凈無邪的地方。但這個罪名完全是捕風捉影，是莫須有的陷害。對此，袁振英專門做了解釋，他說：“一切男女同學問題，我常在大禮堂對男女全體學（生）演講，用不著向女生特別演講，不許男生來旁聽！”。外一條罪狀是指稱袁振英招收女生入學的動機和目的就是為自己選未來的妻子，是見不得人的、卑劣的“擇妃主義”。這個罪名沒有提出任何事實上的證據，而完全是想當然的猜測，真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這樣的罪名提出來讓袁振英只有苦笑，面對這根本是主觀臆斷的中傷，袁振英后來嘲諷地解釋道：“雖然我當校長的時候只有約廿六歲，還沒有結婚，但我絕對不會同一個初中女生來結婚。因為當時只招舊制中學一、二、三年級女插班生。同時，我的愛人在市立醫院已經做了醫生幾年了，我也認識她幾年了！”。

國民黨領袖之一，時任廣東教育會長的汪精衛在二十年代初還是思想比較新潮的人物，他曾對無政府主義頗有好感，行事有謙讓之風，并不十分在意名位，給他黨內的同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致辛亥革命勝利之初，與孫中山有隙的革命元老章太炎曾經說孫中山不配當民國大總統，他并提出了幾個心目中合適的人選，其中之一就是汪精衛，他認為汪精衛的“德”為孫中山所不及。但就是這樣的“時代精英”，當時也覺得實行中學男女同校的時機尚不成熟，不愿冒此風險。

袁振英在孤軍奮戰，只有陳獨秀是袁振英最強有力的支持者與后盾。那段時間，陳獨秀常到廣東省第一中學去作講演以示支持。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一直持續向中國傳統的道德與社會制度挑戰，婦女的權利與命運同樣是他極為關注的。1921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之際，陳獨秀在廣州寫成并發表了《我的婦女解放》一文。這篇文章一開頭就說明：“‘五一’勞動紀念日和‘三八’婦女紀念日，這兩個紀念日，是人類脫離黑暗走向光明大道的標識。”接著他用世界眼光來審視婦女，他說：“全世界各國，勞動與婦女無處不被人輕視，然而他們卻是人類的最大多數，并且為人類負擔著重大工作。”當袁振英的男女同校的設想遇阻時，他立場堅定的支持袁振英的大膽設想，為了化解阻力，他建議袁振英去找廣東省教育會長汪精衛，尋求這位會長的支持。

聽從陳獨秀建議的袁振英到汪精衛家里拜訪，請求他支持在廣東省一中實行男女同校。汪精衛認為袁振英的計劃操之過急，而且含有風險，不可取。他給出的理由是：“大學生性情已定，小學生不知不覺，尚且可以男女同校，而中學生性情不定，不宜男女同校。”顯然，汪精衛是擔心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處在一校會在男女生交往上出現難以預料的問題。他這段話的實質是認為在中學實行男女同校尚不可行。

事實上，汪精衛的擔憂在當時社會各階層是普遍存在的的。此前的1920年3月2日，《大公報》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男女同校之宜慎》的文章，文章作者就寫有這樣幾句話：“中學生的血氣未定，情欲沖動了厲害，若不加以防止，難免不發生危機”。這種理由與汪精衛的意見可謂異曲而同工。生性倔強的袁振英并沒有收回自己的意見，他竭力在汪精衛面前闡釋要在廣東省第一中學實行男女同校的理由。袁振英給出的理由是這樣的：“高小學生同初中學生相近，高三學生同大學一年級學生也相近，小學、大學可以男女同校，中學也可以。我提出一切學校都應該男女同校，不分男女都可以讀小學，中學和大學。你反對中學男女同校，實際上不就是反對各縣之女子進中學讀書了嗎？各縣那有那么多女子中學呢”。由于袁振英沖動而強硬的語氣，當時的氣氛很是嚴肅甚至緊張，兩人之間已經不是談話而是如同辯論。但最后被說服的是汪精衛。

袁振英在廣東省一中實行男女同校成為轟動廣州的一件大事。雖然反對者給了他十大罪狀，甚至想將他至于死地。不過贊成者也頗不乏人。在廣東省一中開始男女同校以后，廣東的婦女組織——廣東女界聯合會隨即在2月間發起了男女同校運動。

1912年2月27日婦女界集會時，女界聯合會的領袖導人伍智梅就曾經在演講中明確表示：“今日開會的目的，就是專討論男女同校的問題，今日女子解放的聲浪，雖是日高一日，然必要先有相當的知識，才可以達到真正的解放的目的，我們女子今日所居的地位恰象勞動者被資本家壓迫一樣，勞動者因何而被資本家壓迫，都系勞動者沒有相當的知識之故。我們女子被社會排擠，亦因為沒有相當的知識。更有一層，我們想真正解放，第一著要經濟獨立，必要有相當的技能，去操一種職業。故今日男女同校問題，就是想我們女子有相當的知識和相當的技能。”

婦女界的領袖認為廣東省一中的袁振英校長已經著手添招女生，以前視為禁區的男女同校問題已經被打破了。伍智梅表示不能滿足于此，在會議上她進一步表示：“今日高師雖有女生，一中雖招收女生，但今日所討論的，是一般學校，不是一二間顯赫小有幾個女生，我們便覺滿足。”她提醒到：“至一中招女生，不過由袁校長一人主張！”。婦女界想把廣東省一中的個案普遍化，她們討論的時候注重三個方面，即：“（一）今日討論，是一般學校問題。（二）今日討論，是永久的問題，即如一中招女生，不過由現任學校主張，若校長更易，可以不招女生。若請省長規定，制定一種法律，則男女同校，已成鐵案，無論何人，都不敢推翻。（三）今日要求男女絕對的同校，就是因為想入任何職業學校，或任何大學，都要經過普通學校。”

與會代表決定為了中學男女同校問題向省長發動請意。請愿書上寫道：“男女同學的呼聲，早就驚起東方人的清夢，男女同校的運動在我們還是第一遭，我們不是務得虛名，我們不肯自暴自棄，我們不能放棄人的責任，而我們在知識上地位上總找不到我們應得的機會。人類要求機會均等，最是天公地道的事，機會均等的初基，在目前就是男女同校。”請援書中要求省長命令各校一律開放，使婦女們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

女界聯合會準備全體到省公署呈遞請愿書，請求省長陳炯明明令規定無論那種學校，都應該實行男女同校。但后來因為人數過多，有人提出選出代表見省長較好，選舉出代表黃璧魂、唐允恭、伍智梅等十人，前往省長公署呈遞男女同校請愿書。陳炯明省長聽取請愿代表闡釋的理由。聽完以后，陳炯明表示同情這種運動，認為男女同校運動是很有價值的運動，而且他還請各位請援代表出面設法開導一般的舊家庭。伍智梅等請援代表問道：假使社會上是反對的，省長將用什么方法對付？陳炯明回答說：男女同校是當然必行之事，無反對之可能。代表們又追問，政府的男女同校的命令什么時候可以宣布。陳炯明省長說：此事由教育委員會布告。代表們認為要表達鄭重的態度，最好由省長親自署名布告，陳炯明省長也答應了。

由于陳炯明的首肯，汪精衛的同意，加上陳獨秀的具體操作，廣東省教育委員會于1921年3月23日決議在全省中學開放男女同校，將廣東省第一中學男女同校的模式推廣到全省中學。中學男女同校在廣東終于合法化了。著名的廣州執信女子中學也隨后實行男女同校，招收男生插班生。

在任校長的那幾個月里，袁振英已經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了廣東省立第一中學的校務。到廣州以后，袁振英在文章創作方面明顯沒有在上海那段時間那么高產，在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內的活動也略顯沉寂。除了招收女插班生，實行男女同校的大膽改革，性格嚴肅而認真的袁振英還著手強化學校的校風校紀的管理，但結果卻因此而激成了一次讓他心灰意冷的學潮并最終被迫離職。

廣東省第一中學本來是桂系軍閥所把持控制的，導致學風非常腐敗，學生常常不遵守校規，新上任的袁振英校長家認為非嚴辦不可。當時正好有一學生在晚間自修時間，還在湖中泛舟，級主任周棠老師看見，叫他回去自修，但他不但不服從，反而目無尊長，張口謾罵，袁振英得知以后，叫工友把那個學生叫到教務處教育，但這個學生仍然沒有悔改之意思，仍繼續漫罵。袁振英和他的同事都覺得這個學生既不守校規，又不服從師長，反而謾罵，應該給以懲處。當時便呈報了陳獨秀主持下的教育行政委員會，結果委員會合議之后，給予那位學生開除學籍的嚴厲懲罰。但這個學生年紀很大，家里很有勢力，他便召集了許多年紀大的學生，壓迫年少的學生，集體向教育行政委員會請愿，要求恢復自己的學籍；但教育行政委員會不許，風潮便鬧大了。對這次學潮的發生，袁振英的女兒袁昌淑女士還從側面給了一個新的解釋：“在一中時，我父親請了一個表哥當總務處長，那人很精明，眼神透著靈活，我見過。但他貪污，引起了學生風潮。”袁振英在自述中，對此也有記載：“我做“省一中”校長，我哥哥做教務主任，會計主任，事務主任，我做校長，他起洋樓，連我在小呂宋換的一千多元美金，他也搶去了”。

廣東教育行政委員會頂不住學潮的壓力，強悍的陳獨秀也無可奈何，袁振英作為當事人更感到心力交瘁。他后來坦承自己沒有負責任的臂膀，只是個書生，做不了行政職務。袁昌淑女士也表示：“父親說：我為什么不肯當官。我當官，自己不貪污，但部下貪污，我還是要負責任。我父親他身體文弱，精神敏感，不容易承擔大的責任”。

一個思想新潮的理想主義的青年校長，遇到思想普遍保守的社會精英或明或暗的批評時，已經是壓力沉重，袁振英雖然當時已經是共產黨員，但他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很深，一向恥于為官。而驚動社會的學潮就更加讓他想激流勇退。在難堪困窘之際，正逢廣東省府派遣一百名留學生入法國里昂大學，袁振英決定辭職，前往法國里昂大學博士院深造。和他同去留學的除了他的兩個兄弟，還有他心儀的黃式坤女士。

袁振英臨行之際，廣東省第一中學的全體女生懷著感恩的心集體寫信給行將遠赴法國求學的袁振英校長，向他深深致謝！她們感謝這位年輕而勇敢的校長實行男女同校，讓她們得到求知深造的機會，讓她們得以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對任職不久的袁振英，這封信是極大的安慰。他晚年一直津津樂道的一件事也是和男女同校有關的，他這樣寫道：抗戰前，見到河南鳳凰崗四邑中學女校長司徒超（前‘省一中’女學生，驤勤大學同事蘇熊瑞夫人）還致謝我，說：“如果‘省一中’不招收女生，她斷不會到外國留學，最多還是在‘女師’畢業，做一個小學教員。”我說：“你也不一定會同一個大學教授和一個留學生結婚”。

據統計，1921年，率先實行男女同校的中等學校除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外，后來還有廣州執信中學、北京高等師范附屬中學、湖南岳云中學。第二年，又有上海美淞中學、保定育德中學、南京暨南學校、東南大學附屬中學補習班、江蘇省立第一中學高三班等加入中學男女同校的行列中。繼小學和大學后，女子在中等學校終于開始獲得了與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權利。作為中學男女同校的先行者，袁振英功不可沒。

辜鴻銘與袁振英

1915年已經是民國的第四個年頭，袁世凱大總統正在有力地控制著整個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進入第二年，歐洲在戰火中戰栗、顫抖、煎熬，中國的民族企業卻正進入發展的快車道。中國的新文化啟蒙的狂飆正在醞釀之中。21歲的廣東東莞人袁振英就在這時從香港皇仁書院考進了北京大學。一個從沒有離開過廣東與香港的年輕學子，從悶熱的亞熱帶地區來到了四季分明、秋高氣爽的民國首都北京。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這也是中國第一所官辦的大學，它容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學生人數逐年遞增，1913年為781人，1914年增至942人，1915年更增至1333人。初來北京的袁振英還只會說英語與廣東話，他來的最初日子里的伙伴也只能是廣東籍的同學，和其他省份同學交往時，只能夠用英語對話或者把想表達的意思用漢字寫在紙上交流。

當時，北京大學的學系稱為“門”。各系沒有設系主任，系務由學長直接主持。文科有四個門，即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和英文四個學門。袁振英本來想學西洋哲學，但當時北京大學只有中國哲學專業，袁振英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了當時的“英文門”。他的同班同學中有李季、許德珩等知名人士。

北大第一怪人

1915年9月，北京大學開學典禮舉行，由當時的代理校長、工科學長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個簡短的開場白后，作為英文門教授的辜鴻銘便首先站起來發言了。這是袁振英第一次見到辜鴻銘，發現這位教授“背后拖著小辮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慶、道光三個時代）間長袍馬褂．頭上又截著陳舊的破帽，腳上又穿著布靴．統統是骯臟的、龍鐘的狀態．委實令人討厭和可笑！”與袁振英同時入學的哲學門學生馮友蘭也看見辜鴻銘寬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臺上，他們作為新生一起聆聽了他別開生面的即席演說。據馮友蘭回憶說，當時辜鴻銘的演說并不帶稿子，也沒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完全是即興式的。那次他的發言很長，感情也很激動，主要是罵當時的政府和社會上的新鮮事。辜鴻銘語帶嘲諷地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他們自己的飯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們那些人的飯碗，可跟咱們普通人的不同。他們的飯碗實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僅可能裝洋樓，裝汽車，還可以裝姨太太。”說著，突然又變了一個話題道：“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簡直變得越來越不像樣子了，真可謂怪事多多。但看啦，現在的人寫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連所用的名詞都不通。譬如，就說今天很流行的‘改良’這個詞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而沒有說‘改良’的。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么?”。

這位辜鴻銘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認為是北京大學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門”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師，現在很多人都有個誤會，以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長北京大學之后才聘任他的。其實，這只是一種誤會。據現有資料來看，至少在1915年，辜鴻銘便已經是英文門教授。至于蔡元培出任校長之后對辜鴻銘所做的，是繼續續聘而已。共和之后，還留著發辮，這是前請遺老的標志，象征著政治上忠于已經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歐美人知道辜鴻銘，是因為讀了他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經典著作。在他們看來，辜鴻銘的獨特發辮不止帶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國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對中國傳統文明的百般維護與他英文水準的出類拔萃，這兩點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興趣而又深為困惑的謎。就象辜鴻銘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說的,“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夸耀自己的奴隸標幟[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國學者艾愷，在他直接用漢語寫作的《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一書，曾這樣評價辜鴻銘：一戰之后，“在戰時與戰后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鴻銘，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但國共兩黨相繼執政以后，長期按意識形態與政治標準評判認為，辜鴻銘遂長期被定位成最頑固冬烘的歷史人物，而其真實的一面已不為人所知，作為學生，袁振英對辜鴻銘的片段回憶讓我們窺見這位“辮子教授”更鮮活的真面目。

課堂內外：“辮子教授”印象

袁振英可以輕松的接近這個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師。他回憶說：“我在北大，由民國四年至民七到了畢業，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同他見面”。

辜鴻銘特立獨行，標新立異，和一般人并不親近，但與袁振英等幾個學生倒來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許多著作印給學生們。其中代表作便是《春秋大義》，也就是名為《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書封面的四個字是當過大清王朝外務部大臣的梁敦彥題寫的，梁敦彥常在辜鴻銘生活困難的時候資助他。袁振英說這書，“那時定價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國飯店出售”。袁振英將這本有辜鴻銘簽名的書珍藏了許多年，最后卻在戰亂中遺失了。除了校園里、課堂上的接觸，袁振英等還登堂入室，到辜鴻銘在東椿胡同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憶說：“他常常請我們到他家里談天，他的女兒也常常同我們的同學跳舞和打臺球。因為他說跳舞是西洋一種很要緊的禮儀，很像我們中國古代的進退左右的禮儀一般”。也許看到袁振英是廣東人，辜鴻銘在交談中，對近代領風氣之先的廣東人贊譽有加，“說只有廣東人才遺留了中國民族的真性情——節氣，剛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當時這一席話聽得從小就崇拜袁崇煥，英雄主義情結濃厚的袁振英眉飛色舞。兩人聊到興頭上，辜鴻銘甚至常用起粵語罵人的粗話---“丟那媽”。

課堂上的辜鴻銘讓袁振英著迷。這位老師常常教學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念著：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調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搖頭晃腦的合唱。畢業近20年的時候，袁振英還回憶道：“現在想起來，也很覺可笑。看他的為人，越發詼諧滑稽，委實弄得我們樂而忘倦，這也是教學的一種方法，所以學生也很喜歡。”1917年，新派的胡適也到英文門任教，風頭蓋過了辜鴻銘，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鴻銘稱“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這個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學李季的驗證。李季翻譯出版過《社會主義史》和《馬克思傳》等影響重大的著作。1918年畢業后，胡適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語課，但他對胡適卻沒有好感，后來更是不斷寫書批判胡適的思想與學術，卻大贊辜鴻銘乃“全中國英文學巨擘”，“為人極嚴正、剛直、廉潔，不獨擅長外國文學，并精研西洋的歷史，素為世界有名的學者所推重”。李季對此特別記述說：“自C去而辮子先生來，我們不啻‘撥開云霧見青天’”。李季認為北大幾年間，自己與辜鴻銘“關系最深，得益也最大”。

頻繁的接觸中，袁振英發現辜鴻銘的記憶力特強，在少年時代所學得的詩歌．終身還不忘。袁振英便問其緣由，辜鴻銘就告訴他說：“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這玄而又玄的解釋讓當時的袁振英聽得一頭霧水。

辮子教授精通國內多種方言與多國語言，特有的語言天才也是最讓學生佩服的。袁振英滿懷景仰的贊嘆道：“他說得很好的廣東話、福建話、上海話、北京話，。。。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國文言；希臘、拉丁等死語．也可同他人談話。(當時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國教授．也常常同他說拉丁語)聽說他總共懂得九國文字，不過他的著作還有許多譯本寄給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國文字；又聽說他討了—個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話也很好！”辜鴻銘的記憶力及語言天分和他的成長環境有極大的關系。1857年７月18日，辜鴻銘生于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他的父親辜紫云是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生為混血兒，辜鴻銘自幼就表現出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鴻銘雖然熱愛并捍衛中國傳統文化，但他漢語基礎并不過硬，這點倒是和在香港求學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憐之處。袁振英和他們的同學都發現辜鴻銘的一個弱點，就是漢字寫得并不純熟，“辜先生本來不大懂漢文與嚴幾道一樣，大家都是后來學的。不過他在黑板寫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劃很不好。”辜鴻銘的另外一個北大學生羅家倫在回憶中也同樣提及這一點。所以，辜鴻銘的英譯漢的成就遠不如他的漢譯英的作品有影響。袁振英舉例說：“他平生很喜歡由漢譯英，剛剛同他的同鄉(閩人)嚴復和林紓相反。他只《有癡漢騎馬歌》一本詩是由英譯漢的。”“《癡漢騎馬歌》英譯漢，譯為五言詩，很不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早已絕版了。”

外表看似古板的辜鴻銘在不茍言笑的袁振英的眼里是個非常機智慧、風趣、詼諧、幽默的老頭。袁振英稱辜鴻銘“常常很喜歡說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類似小孩子吧。”20世紀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林語堂所辦的雜志《人間世》曾經用撰專文紀念辜鴻銘，在署名“震瀛”的這篇文章中，袁振英給了辜鴻銘有趣的評價：“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輩，并且是中國留學生的老前輩”。

辜鴻銘是公開贊成一夫多妻的，他一個最出名的比喻流傳甚廣：“人家家里只有一個茶壺配上幾個茶杯，哪有一個茶杯配上幾個茶壺的道理?”。袁振英還列舉了辜鴻銘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張納妾的理由，他以為男子到死還可以傳種，女子到了四五十歲便失其效用了。并且各種冒險的事情多是男子擔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并且從生理學來講，世界的統計，生一百個個男孩子，就有—百零五個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實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許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鴻銘身體力行，娶了不止一個老婆，可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經舉了這樣一個例證，“辜先生怎樣怕老婆，現在舉出一個例他說：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來到門前,他照常例又給了錢，給他的太太便拿飯碗向他的頭顱擲去,因為老太婆反對這種無度的慈善事業，如尼采一般”。辜鴻銘也并不隱瞞這些，和袁振英這幫學生談到這些事的時候，便帶著自嘲的口吻“告訴我們：‘老婆不怕，還有王法么’。這是他的幽默”。對辜鴻銘的機智，袁振英舉出了許多例子：“—個人問他：‘為什么中國的方言那么多?’他反問：‘為什么歐洲的方言那么多？因為中國土地大，人口多，實等于全歐洲！’”

辜鴻銘的幽默并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來顯示自己的政治態度。他用特立獨行的行為、戲劇化的效果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于腦后留著的那根細長的辮子。共和時代依舊拖著辮子，是辜鴻銘留給北京大學校園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頑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對辜鴻銘留辮子、穿長袍馬褂有段有趣的記載：“在亡清時代，辜氏是一個維新派，不過在宣統遜位的時候．他還是西裝剪發，他便馬上戴上了假辮子，穿回長衣馬褂，叫黃包車夫拉著巡游北京城．結果給警察拉到警區去！這可以見得他的幽默，同時也見得他的反抗社會！”

帝制與文化

辜鴻銘熱愛中國傳統，并始終如一向歐美人介紹中國文化。袁振英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恩師的思想傾向與行為特征：“一句話說．辜先生以為中國事事都是好的．外國事事都是壞的！”比如三字經是過去幼童的啟蒙讀物，辜鴻銘就把它夸得完美無缺，還用到英語教學的課堂上。袁振英后來寫道：“‘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說‘人之初’一書，里面有許多科學，開宗明義便說‘性本善’，有關于人生哲學問題，與法儒盧梭的論調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是數學，‘日水火，木金土’…是物理化學，什么‘三綱五常’又是倫理學；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論，天文學等。有講到君臣父子……全書都是很有教導小學生價值的”。他也證實，“辜先生不但贊成小辮子，小足，并且贊成納妾．主張一夫多妻制度，很像康長素主張拜跪—般，因為人類膝頭有何用處?”辜鴻銘對中國傳統的愛到了沒有選擇的極致地步，也包括后來最為人詬病的忠于帝制。但辜鴻銘只效忠愛新覺羅皇族，對袁世凱的復辟帝制并無興趣。袁振英與辜鴻銘師生兩人對袁世凱洪憲帝制的反對與消極態度倒是共同的。

1915年，新生的共和國已經進入了第四個年頭，但它沒有成熟長大，專制舊傳統根深蒂固，而新事物已日趨凋零，共和政體時刻有夭折的危險。復辟的風聲開始流傳。這年元旦，《總統選舉法》公布，規定大總統不僅可以終身連任，而且有權指定自己的繼承人。此前的1914年9月28日，輕易不出宮門的大總統袁世凱到北京孔廟主持祭孔。他看上去不知疲倦，跪拜從容。短短三個月后，袁世凱出現在北京天壇，他神情的莊重與專注，甚至超過了清朝皇帝祭天時的虔誠。紫禁城里前清遺老們開始惶恐不安，他們開始意識到，復辟的不是大清皇室，是袁大總統自己想變身皇帝。他們做好了主動讓出紫禁城、遷往頤和園的心理準備。

袁世凱與袁振英同是袁氏家族的后人，而東莞正是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煥的故鄉，這讓許多攀龍附鳳的人都出來擁戴袁世凱黃袍加身，以圖分一杯羹。袁振英自己也提到了這一點，他寫道：“袁世凱認是袁崇煥之弟崇煜后人，所以與葉恭綽世伯合編“北京嶺南文物志”的張次溪的父親篁溪便代表東莞人‘勸進’了！”但袁振英對袁世凱背叛誓言，顛覆共和國政體的行為極為痛恨，圖謀阻止。他便與幾個同學他們便向《順天時報》投稿，反對袁世凱稱帝。《順天時報》是北京日本僑民機關報，袁振英深知不希望中國長久統一的日本政府也不贊同袁世凱做皇帝，因為1894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爆發便和當時在朝鮮主事的袁世凱有莫大的關系。只是因為戰爭爆發前夕，袁世凱已經內調回國，他在朝鮮與日本人交惡的事情才不為人所知。當時，袁振英的同學曾對袁振英說：“你們姓袁的也反對袁氏，袁氏一黨不成功了”。

袁世凱很喜歡看順天時報，以了解日本人的態度。袁振英等人的文章刊載以后，袁世凱政府頗為驚訝，專門派人調查，但袁振英他們有驚無險，他后來回憶說，政府方面派人“由郵政查到北大來，但找不到我們”。可笑的是，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想做皇太子心切，便投其所好，偽造《順天時報》，讓袁世凱誤認為日本人也支持他當皇帝。結果，袁世凱決定廢止共和，過一回皇帝癮。但由于蔡鍔將軍在云南發動護國運動，日本等國也表示不支持帝制。眾叛親離之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覺得大勢已去，只好宣布取消帝制，恢復民國。

吊詭的是，袁振英1912年就已經相信了無政府主義的年輕學生，思想激進。他反感袁世凱復辟，恢復王朝專制是可以理解的。可他的老師辜鴻銘是個拖著辮子的著名保皇派，一向尊崇帝王制度，卻也對袁世凱稱帝極為鄙夷，乃至不屑一顧。當初，他在大清帝國兩湖總督張之洞幕府服務時，就疑及袁世凱的人品。他效忠的愛新覺羅家族，而不是袁世凱這個“洪憲”皇帝。羅家倫后來的一段回憶可以作為佐證：“辜先生有一次談到在袁世凱時代他不得已擔任了袁世凱為準備帝制而設立的參政院的議員。辜先生雖是帝制派，但他主張的帝制是滿清的帝制，不是袁世凱的帝制。有一天他從會場上出來，收到300銀元的出席費，他立刻拿了這大包現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窯子。北平當時妓院的規矩，是唱名使妓女魚貫而過，任狎妓者挑選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個妓院點—次名，每個妓女給一塊大洋，到300塊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1917年7月，辜鴻銘卻卷進了張勛復辟一事。蔡元培知道他的政治立場，但仍然繼續聘他，蔡元培的解釋是：“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對愛新覺羅家族的統治與帝制的舊情難忘，是辜鴻銘的一大特征。袁振英曾經回憶過辜鴻銘的一件事，證實這位辮子教授對帝制的癖好：“他常常叫我為Msrchist．他也以Monarchist自居，因為他是—個復辟黨。他在宣統的復辟傀儡怪劇開幕的時候，他曾經做過外部侍郎。他在蔡子民先生辭“北大’校長的時候．他也跟著別人主張挽留．歡迎復位；人問他的緣故．他說；‘因為我贊成蔡先生復辟！’”

辜鴻銘為自己終生對中國傳統的愛感到自豪，他解釋自己貌似前清的忠臣，實際上更是中國文化的仰慕與捍衛者。他把自己對愛新覺羅家族的政治忠誠與中國文明連接起來，在更高的文化層次上為自己作辯護。辜鴻銘寫到：“許多外人笑我癡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一一乃忠于中國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國之文明。”對留辮子一事，曾在北京大學就讀的湘西學子沈從文曾經聽到辜鴻銘對學生們所說的話：““你們不要笑我這小小尾巴，我留下這并不重要，剪下它極其容易；至于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依我看，想去掉可不容易。”辜鴻銘這段話，讓沈從文意識到靈魂的束縛才是最難以擺脫的。沈從文成了教授之后，經常對學生引述這段話，晚年去美國各大學演講，也將其作為一個富有哲理的掌故一再引用。

因為對中國傳統文化始終如一與真誠的愛，辜鴻銘一生的成就也集中在這里。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當年是曾經留學美國的幼童，熟悉西方政情民風，深知辜鴻銘作為中國學者而著書立說，贏得了歐美學者普遍景仰。他認為辜鴻銘在1928年去世未得當時的“國葬”禮遇是很大的憾事，會讓西方人覺得中國政府不知禮遇文化名人。王寵惠早年留洋，當過內閣總理與外交部長等職務，且是在北京大學任教過的辜鴻銘同事，他認定辜鴻銘學貫中西，榮獲各國贈送的博士學位達十三次，“其為國爭光，馳譽國際，曠古未有”。而作為弟子，袁振英用贊許的口吻寫道：“他是中國唯一的文人最給外國人祟拜的，因為他能夠把中國固有的文明，宣傳到外國去．不像別人只說外國的東西好！”他反對辜氏的頑固態度，但卻同情其熱愛中國文化，并不懈地向外進行傳播的精神。

惺惺相惜

辜鴻銘對主流社會與文化的叛逆，有眾多的解釋，當然這些解釋也涉及到解釋者自己的政治信仰、知識結構與性格特質的偏向。

同在北京大學執教、后來成為外交官的溫源寧著重從性格心理上來解釋辜鴻銘現象。他認為：“在生前，辜鴻銘已經成了傳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為神話人物了。其實，他那個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見的那許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個天生的叛逆人物罷了。”

溫源寧進一步解釋說，辜鴻銘留辮子只是出于一種個人的心理需要，他以叛逆為樂，而心理上的叛逆左右了他的政治態度，是為叛逆而叛逆，在叛逆中肯定自我，并找到樂趣。溫源寧評論道：“他的最明顯的特征是，他決不是哲學家，——這就是說，他決不是思想在先生活在后的人。辜鴻銘喜好的是佳看美味，他所以致力于思想，只是因為思想給生活添些光彩，添些體面。他自始至終是個俗人，不過有這么—個差別——一個有思想的俗人。他的孔子學說，他的君主主義，和他的辮子，無非是用來裝飾一下消耗在純粹娛樂上的生活。他的身形瘦削、枯稿，并不是思想的牽累所致，那牽累，乃是來自追求、才智、美感和凌駕他人之上的奢望。他留著辮子，有意賣弄，這就把他整個的為人標志出來了。他脾氣拗，以跟別人對立過日子。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對。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視。他所以得意揚揚，就是因為與眾不同。因為時興剪辮子．他才留辮于。要是誰都有辮子，我敢保辜鴻銘會首先剪掉。他的君主主義也是這樣。對于他，這不是原則問題，而是一心想特殊。共和主義大流行，所以，他恨它．他夸耀君主主義，跟一個花花公子夸耀自己的領帶一樣。真的，稱他為才智方面和精神方而的花花公子，決不是不合適的：正如一個花花公子日日夜夜注意自己的服裝一樣，辜鴻銘也是煞費苦心以求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與別人判若鴻溝”。

羅家倫是辜鴻銘在英文門的弟子，在讀時就是北京大學校園里的風云人物，后來更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日后擔任過中央大學校長等。據最近披露的史料，他曾經進言校方，歷數辜鴻銘不應該站在講臺上的理由，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學生，羅家倫的這一行為最后導致辜鴻銘被迫離開了北京大學的講臺。在對辜鴻銘的攻擊中，他特別提及辜鴻銘的保守的政治態度。作為學生，羅家倫更喜歡年輕的英文教授胡適，胡適1917年從美國歸來任教北京大學，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與理性的態度贏得了許多學生的崇拜，也包括羅家倫。不過中年之后，羅家倫對辜鴻銘的判斷明顯有變，對當初對辜鴻銘的冒犯傷害存有內疚之心，不僅未在炫耀驅趕辜鴻銘之事，而且諱莫如深。在所撰寫《回憶辜鴻銘先生》一文中，他提到了辜鴻銘的文學天賦，并對辜鴻銘與眾不同的性格作了推斷與解析，他這樣寫道：“無疑義的。辜先生是一個有天才的文學家，常常自己覺得懷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為生長在華僑社會之中,而華僑常常飽受著外國人的歧視,所以他對外國人自不免取嬉笑怒罵的態度以發泄此種不平之氣。他又生在中國混亂的社會里,更不免憤世嫉俗。他走到舊復辟派這條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異,表示與眾不同。”

另外一個學者吳宓寫了一篇題為《悼辜鴻銘先生》中評價說：“約而言之，辜氏非精密之學者，乃有主義有感情之宣傳家。其誤處在所持之見解太狹，而知識甚多欠缺”。

袁振英對自己這個謎一樣的老師有自己的解釋。長在香港，對南洋風土人情有一定了解的袁振英，對辜鴻銘摯愛祖國文化的心境有深切的了解。他很欣賞辜鴻銘特立獨行的與主流社會相叛逆的態度，甚至引為精神上的知己與同道。直到1949年以后，他回顧自己的生涯時還特地提到了已經被徹底丑化了的辜鴻銘。他寫道：“我對于腐敗社會，常常持著反抗態度。我在香港讀書時，喜歡穿藍布長衫，同學們都笑我是一個‘侍仔’！因為香港只有餐室的仆人才穿長衫。我因為在‘北大’時，不懂國語只講英文，所以改穿西裝，聽差們反以為我是教授。因為很少學生穿洋裝。我們的辮子教授辜鴻銘在張之洞兩湖總督署時是西裝的，但在亡清塌臺時，中華民國成立后，他便改穿長衫馬褂！他也是反對社會的！”

袁振英信奉無政府主義，是那個時代最激進派；辜鴻銘贊同帝制，是那個時代的最守舊派。辜鴻銘曾稱無政府主義者為“無王黨”，并認為無政府主義應譯為“無王主義”。在袁振英的眼里，辜鴻銘保皇之類的思想冬烘頑固，但他忠于自己的良心，信仰與行為始終如一的執著，敢于反抗時代，不在乎利害，不在乎社會主流的壓力，一個人面對全社會的白眼、憤怒、誤會、迫害而全然不顧，按照自己良心的指引，憑個人的自由意志行事，敢于與整個社會為敵，孤獨而自信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這樣的勇氣和執著讓袁振英發自內心的敬重、佩服與向往。他甚至拿自己北大英文門的同班同學李季善變的悲劇來反襯辜鴻銘執著的可貴。他這樣寫道：“當時我們的同班還有李季、許德珩等。許氏因事轉了學系，李氏的頑固頭腦，一如辜先生。他在《我的生平》一書中已經講到了。后來李氏因為賣文為活，譯了《社會主義史》一書．由‘新青年社’出版，容易得到稿費，便同共產黨發生關系，只是轉變太速．也得不到良好的結果。我寧可贊成辜先生的抱殘守缺，決不愿別人的善變，因為投機主義是不會成功的．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罷了！”事實上，辜鴻銘也以自己的執著為傲。據羅家倫回憶，辜鴻銘曾在北大課堂上聲稱：“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即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現在還是保皇。”袁振英在氣質上也是這樣的人，和辜鴻銘有神似的地方。他自己雖然新潮，絕不欣賞中國傳統的孔孟之道，這點與另外一個老師胡適很相似。但從感情上，在人格上，在個性上，他更趨向辜鴻銘，反而對胡適的善于周旋，對胡適說的中國簡直沒有文明可言的說法頗有微詞。說到底，袁振英辜鴻銘師生之間的差異只是他們兩人堅持的內容大不相同，但固執的態度與特立獨行的行為方式卻異曲同工，他們師生之間來往密切，多半也是因為氣質上的惺惺相惜，有相互吸引與共鳴的地方。在辜鴻銘的身上，袁振英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袁振英評價辜鴻銘的時候寫道：“辜先生是一個時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個良心的反抗者,不論好壞,他一定要批評,寧可做社會的公敵,良心覺得不對的,就是罵,痛罵;他罵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會,人云亦云。他寧可做一個真小人,不肯做一個偽君子;要同社會對抗!”這一段既是袁振英對他老師高度的同情與認可，也可以看做他自己的夫子自道。

背了個復辟守舊者的罵名，在革命巨浪洶涌的氛圍里，辜鴻銘暮年異常的落寞。1928年4月30日，他的生命走到了盡頭。臨終前，辜鴻銘的床上還放著儒家典籍的講稿。當時的國聞社和《大公報》發了這樣一條簡短的報道：“辜氏所患原肺炎癥，歷時已月余，遍經中西醫診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他為學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學多所非難。又主忠君之說。性孤僻，發辮至死猶存”。

辜鴻銘死后六年，上海的《人間世》雜志于1934年出過紀念他的特輯。袁振英當時寫了幾篇文章追思故去的老師。為一個人這樣再三寫文章追念，對厭惡奉承逢迎的他是罕見的行為。他由衷感嘆道：“辜先生已矣!我們的同學當中，還沒有一個能升堂入室，就是在中國再想找第二個辜先生，恐怕還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有呢！待河之清，人壽幾何！我不只為辜先生一生潦倒哭，且為中國的文學界悲！瞻望前途，余欲無言！”當時的袁振英從老師的黯淡命運中，似乎也預感到了自己不為人理解的悲涼命運。在趨炎附勢、人云亦云的社會氛圍中，這就是他們這樣叛逆者無可逃避的宿命，只是這對師生盡管生前已經感覺到了，但孤傲固執的他們卻無意回頭，因為這樣的特立獨行正是他們自己獨一無二生命沖動的最好展示。

“陳獨秀的高足”袁振英

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前的上海“中國共產黨”、“廣州共產黨”等早期組織的重要成員，在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建中作出過重要貢獻。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位于新漁陽里六號的外國語學社。

我們于“五四”青年節之際，向大家介紹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始人之一—袁振英。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中，在記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時，有兩處提到過袁振英的名字。

“陳獨秀的高足”

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無論在上海還是在廣東，袁振英都與陳獨秀有著異常密切的聯系。他們既有師生之淵源，又是社會主義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處。那時袁振英被陳獨秀倚為左右手，在廣州時，社會上的一些人也視袁振英為“陳獨秀的高足”。

出生于1894年的袁振英，1915年畢業于香港黃仁書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1920年初任香港《晨報》兼廣州《新民國報》編輯。其間為聲援廣東學生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斗爭，參加了“廣東游東記者團”。

1920年7月，袁振英來到上海，陳獨秀見到他，要求他“幫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協助陳獨秀，并為《勞動界》《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撰稿，擔任《新青年》《共產黨》月刊的編輯。此外，他還曾遠赴武漢爭取惲代英加入黨的早期組織。

1920年8月，袁振英參加早期上海共產黨組織。9月1日應陳獨秀邀請參與編輯《新青年》，擔任“俄羅斯研究”專欄主編。

共產主義的見證地

上海的霞飛路漁陽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為兩層樓磚木結構石庫門建筑，于1915年（民國4年）8月下旬申請建造，約次年至1919年前建成。

1920年春，楊明齋陪同共產國際代表到上海，同陳獨秀商討建立中國共產黨時，租賃漁陽里6號為活動地點，并開設“中俄通訊社”，后改稱“華俄通訊社”，自任社長。

1920年8月22日，經上海早期黨的組織領導人陳獨秀倡導，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俞秀松、袁振英、葉天底、金家鳳共8人（另說是陳獨秀、楊明齋、俞秀松、施存統、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等8人）在這里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21歲的俞秀松擔任書記。同年9月，在這棟建筑里創辦了外國語學社作為掩護。

次年初，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同樣在這里設立團中央機關。4月29日，遭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沒收了紀念勞動節籌備委員會的宣傳品。后因俞秀松赴俄參加少年共產國際二大，社會主義青年團于5月間暫停活動。華俄通訊社至1925年（民國14年）8月1日后才關閉。

1921年，漁陽里改名銘德里。1957年，舊址按原貌修復，弄名恢復舊稱。1959年5月26日，漁陽里6號被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3月4日，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87年，漁陽里6號進行進一步的修繕。樓上東西兩亭子間分別為俞秀松、楊明齋臥室。楊明齋的臥室又為華俄通訊社辦公室，客堂樓為團中央辦公室。

外國語學社

漁陽里6號的客堂在當時是外國語學社的教室。

外國語學社旨在輸送有志青年赴俄學習，造就革命人才，可以稱得上是中共最早的干部學校。

外國語學社由楊明齋任校長兼授俄語，俞秀松任秘書管理行政事務，魏金斯基夫人庫茲涅佐娃教授俄語，李達教授日語，李漢俊教授法語，后又聘王元齡任俄語教師。時年27歲的袁振英則在此教授英語。

上海團組織在外國語學社發展了最早的一批團員，計有：李中、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任作民、王一飛、許之楨、傅大慶、周兆秋、柯慶施、梁百達、卜士奇、袁達時、彭樹之、廖化平等。建團不到一個月，團員已達30多名。

初創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早期黨的組織的領導下，積極投入了革命活動，取得了很大成績。外國語學社名義上公開招生，實則由各地早期黨的組織或早期共產主義者推薦，學生有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許之楨、汪壽華、柯慶施等50余人。

從民國10年（1921年）春起，陸續派遣青年學員赴蘇俄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至同年5月結束，先后選送數十人。

傳播馬列主義

《新青年》從第8卷第1號起，特設“俄羅斯研究”專欄，介紹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維埃俄國的經驗，袁振英擔任這一專欄的主編。

同年底，袁振英隨陳獨秀到廣州。當時去廣州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他和陳獨秀都不懂粵語。袁振英和陳獨秀既是師生，又一起共過事，而且能講粵語和英語，所以他就成了陳獨秀和魏金斯基身邊的傳話人，充當他們的翻譯。

1921年1月，袁振英出任廣東省第一中學（今廣州廣雅中學）校長，力排眾議倡導并實行中學男女同校。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袁振英為該組織成員之一。

《新青年》遷至廣州后，袁振英繼續負責該刊“俄羅斯研究”的編輯和撰稿。以“震瀛”為筆名，撰寫、翻譯了大量文章、譯作，介紹和宣傳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馬克思主義理論。袁振英在這個專欄發表譯文24篇，占到這個專欄文章總數的2/3。

事實上，《新青年》從第8卷第1號起公開宣傳馬列主義并不是偶然的，中共早期組織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通過創辦刊物宣傳馬列主義。

然而，由于信仰無政府主義以及對陳獨秀的不滿，就在中共一大召開的前兩個月，袁振英赴法國里昂大學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