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4日，周揚(左)在福州華僑大廈會見福建省八十多位文學、文藝工作者，談文藝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情形

2008年11月，周揚誕辰100周年。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周揚一直是很“左”的，但晚年垂暮之際，他有了獨立思考。雙重身份——政治家還是文藝家，始終交集于周揚的內(nèi)心……

1975年7月14日，北京萬壽路西街7號，中組部招待所。

一棟不起眼的兩層樓二層一個房間，被囚禁了近9年的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終于與家人團聚。其時，他還是“帶罪之身”，不僅沒有恢復工作，被強加的所謂罪名也沒有了結(jié)。

20世紀20年代，周揚加入中共，成為在上海的中共文化事業(yè)的領(lǐng)導人之一。30年代后期到延安，為毛澤東所倚重，1949年后成為中共在文藝界的“巨頭”。在他身上，幾乎濃縮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tài)的歷史。

在60年的歲月中，盡管周揚兢兢業(yè)業(yè)地忠于自己的信念和事業(yè)，卻一直帶著枷鎖舞蹈。30年代，魯迅將其列入“四條漢子”之一；50年代，毛澤東批評他“政治上不開展”，“文革”前夕，又說他“與資產(chǎn)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周揚“文革”后復出，以其深邃的對歷史的反思，贏得人們的敬重，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領(lǐng)軍人物。80年代，在因“異化”問題導致的一場論戰(zhàn)之后，周揚于1989年7月病逝。

深陷囹圄

1975年1月，周恩來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澤東重新起用鄧小平主持國務(wù)院的工作。這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對絕大多數(shù)關(guān)押、監(jiān)護或在原單位專案審查者予以釋放。因“周揚一案”而發(fā)配到江西的前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被解除監(jiān)護，就近分配到江西少豐城縣鋼鐵廠工作。

林默涵致信毛澤東表示感謝。7月2日，雙目幾近失明的毛澤東聽機要秘書讀了此信后，沉默許久，寫下這么一段話：

“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yǎng)起來并治病。久關(guān)不是辦法。請付討論酌處。”

于是，除了去世的田漢，“四條漢子”的另3位——周揚、夏衍、陽翰笙先后獲得釋放。

30年代，周揚在上海領(lǐng)導中國左翼革命文化運動，身份是中共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黨團書記、上海臨時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1934年深秋，周揚與同為“文委”成員的夏衍、田漢、陽翰笙一起去找魯迅匯報“左聯(lián)”工作，被魯迅譏為“四條漢子”。其實，這個名詞在當時不過是個中性詞語，后來卻變了味道，成了周揚政治生命中的一個癌細胞。

龔育之在《幾番風雨憶周揚》里回憶了這個細節(jié)。1966年年初，“文革”暴發(fā)前夕，龔育之去醫(yī)院看望因肺癌動手術(shù)的周揚，探視者安慰周揚，現(xiàn)在醫(yī)生對肺癌是有把握的。周揚點點頭。隔一會兒，他又低沉地說：“我身上有兩個癌癥。”他解釋說：一個是肺癌，一個是“三十年代”！

不出周揚所料，一頂“周揚反對魯迅”的大帽子，在“文革”中幾乎置周揚于死地，“周揚一案”也株連了文藝界76人之多。

其實，要置周揚于死地的是江青。

從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隨著時空變化，周揚經(jīng)歷了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新中國成立后，周揚先后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中宣部副部長等職。在“文革”前17年，他一直是中國意識形態(tài)最主要的領(lǐng)導人，并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的權(quán)威解釋者和執(zhí)行者。

50年代，江青出來工作，擔任全國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等職，自稱是毛澤東在文藝界的“流動哨兵”。周揚作為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是這位當時的“第一夫人”的直接領(lǐng)導。

一次，周揚去見毛澤東，毛問起江青的工作。周揚很老實地問：江青說的意見，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個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們堅決執(zhí)行。如果是她個人的意見，大家可以討論。

這段往事，許多當事人，包括周揚的秘書露菲、周立波的兒子周健明在回憶周揚的文章里都提到過。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fā)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是江青精心策劃的一幕大戲。

姚文發(fā)表之前，毛澤東把周揚找去談話。毛相信了康生、江青的材料，認為“四條漢子”專橫把持文藝界，要公開批判其中的另外3個：夏衍、田漢、陽翰笙。據(jù)周揚的老部下、曾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的張光年回憶，那次，毛對周揚說：“你和這些人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下不了手吧？”

“周揚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祭旗者是顯而易見的。”周揚的研究者、《炎黃春秋》執(zhí)行主編徐慶全如是分析。

重新出山

周揚出獄后的第3天，露菲來到萬壽路西街7號看望周揚。

門半開著，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在屋里大聲說到：你不要有顧慮，毛主席說什么，我們就做什么。進屋后，露菲才知道，蘇靈揚的話是說給外人聽的，她怕房內(nèi)有竊聽器。

露菲見到周揚，忍不住掉淚，3人站在房子中間的燈下說話，以為這樣可以離竊聽器遠些。

當時的中組部招待所，許多“文革”后期獲得“解放”的老干部都住在那兒。

人們?nèi)孕挠杏嗉隆Ｓ诠膺h去看望住在那里的周揚和宋任窮，正趕上招待所里發(fā)生的一個“小故事”：兩天前，招待所來了許多警衛(wèi)人員，搞得住在這里的人們相當緊張，以為又要來抓了，結(jié)果是一位在位的國家領(lǐng)導人要到小樓拜會一位老同志。

1977年，中央決定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把這個學部改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據(jù)于光遠的回憶，這年的11月26日，鄧小平把3人找去聽匯報。匯報快結(jié)束時，胡喬木請示能否調(diào)周揚到社會科學院當顧問，鄧表示同意。周揚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這時的周揚，在文藝界各種場合，一再向過去被他傷害過的同志道歉。他的這種態(tài)度取得了許多同志的理解和原諒。但也有人對他始終不肯諒解。

粉碎“四人幫”后，周揚重新活躍起來，他不但對自己過去“左”的錯誤，作了真誠的反省，還發(fā)表了許多新的文藝理論的見解。

1979年，周揚有兩個重要講話。

在社科院舉辦的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的學術(shù)討論會上，周揚作了題為《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報告，這個報告發(fā)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

在報告中，周揚把五四運動、延安整風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稱之為近代中國歷史上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個報告讓周揚名聲大振，重領(lǐng)意識形態(tài)風騷。

“中國20世紀可以并稱為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三次還是二次，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課題。‘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提法是他那個時代認識的高度，這無損周揚當時提出這個命題的理論價值。”著名文學評論家、文藝理論家顧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秋天，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召開。周揚在大會上作了《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主旨報告。會上周揚當選為全國文聯(lián)主席。文代會后，他調(diào)任中央宣傳部任主管文藝的副部長。

一場風波

王蒙在回憶周揚時提到這么一個細節(jié)：

“1981年或1982年，在一次小說評獎的發(fā)獎大會上，我聽了照例的周揚同志的總結(jié)性發(fā)言。周揚同志說到當時某位作家的說法，說藝術(shù)家是講良心的，而政治家不然云云。周說，大概在某些作家當中，把他看作是政治家的，是‘不講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又把他當作藝術(shù)家的保護傘，是‘自由化’的。說到這里，聽眾們大笑。

然而周揚很激動，他半天說不出話來，由于我坐在前排，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淚。實實在在的眼淚，不是眼睛濕潤閃光之類。”

一直以來，雙重身份——政治家(革命家)或是文藝家(理論家)，成為矛盾的集合交集于周揚的內(nèi)心。

“周揚晚年似乎對此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并力爭使自己向文藝家靠近，但最終也并沒有逃出政治文化所羈絆的厄運。”渤海大學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周景雷在他的《“周揚現(xiàn)象”的文化闡釋》一文中對周揚的命運如此闡釋。

1982年底，中央決定，第二年3月14日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時，舉行兩場重要的紀念活動：一個是紀念會，由黨中央召開；另一個是學術(shù)討論會，由中宣部、中央黨校、社會科學院、教育部聯(lián)合召開。中央指定周揚在這個學術(shù)討論會上作報告。

1983年春節(jié)假期剛過，顧驤接到周揚秘書的電話，讓他們?nèi)ヌ旖颉谋本┏霭l(fā)的人有顧驤和王若水，王元化則從上海飛到天津。當時顧驤在中宣部文化局任職，王若水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元化是上海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負責人。三人此行的目的，是給周揚起草報告稿。

天津迎賓館建于五六十年代，園中主建筑為四座別墅，據(jù)說分別為毛、劉、周、朱提供。賓館建成時“文化大革命”即將暴發(fā)，毛、劉、周、朱誰也沒來過，倒是接待過幾次江青，當然住的是“毛”的別墅。賓館一直沒對外開放。

周揚一行住的是“周”的別墅。在周揚的大套間，一個40平方米的客廳，朝東的落地玻璃窗，陽光充足。周揚、王若水、王元化和顧驤4人，圍坐一張小方桌旁，各占一方，秘書則在一邊記錄，蘇靈揚有時坐下來聽聽，從不插嘴。

整整兩天的“務(wù)虛”，每人半天，王若水第一個發(fā)言，周揚最后一個。周揚談完，報告四個部分的框架也出來了。即：一、馬克思主義是發(fā)展的學說；二、要重視認識論問題；三、馬克思主義與文化批判；四、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guān)系。

剛“務(wù)虛”完，就發(fā)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王若水與妻子離婚一案，法院將開庭審理，不得已，第3天王若水返京。執(zhí)筆起草的任務(wù)落到王元化和顧驤兩人身上。顧寫第一、四部分，王寫二、三部分。

第四部分寫出第一稿，晚上送給周揚。第二天早晨，周將稿子退給顧驤，鄭重地說：我考慮了好久，還是要寫“異化”。

緊趕慢趕，稿子竣工已臨近會期。3月6日，周揚一行趕回北京，當晚在《人民日報》印刷廠排印，王元化與王若水一起在印刷廠最后進行校改、潤色。

3月7日，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shù)報告會在中央黨校禮堂如期舉行，周揚作題為《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周揚作了個開場白，介紹這個講話，是幾個人一起商量寫成的，隨后，報告由一位女播音員代讀。

讀畢，獲得了長時間的掌聲。周揚告訴顧驤，會議休息時，鄧力群上前向他祝賀，說講得好。王震也說講得好，還問周揚“異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換一個詞？周揚對王震說，不能換。王震當時是中央黨校校長，鄧力群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

其實，報告會當天下午，就出現(xiàn)問題。有人認為，以周揚的身份，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門，就對涉及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重點問題發(fā)表與黨的文件和當時宣傳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見，不合適。這個意見一層層向上反應。

關(guān)于“異化”問題，周揚的報告指出：

“社會主義社會比之資本主義社會，有極大的優(yōu)越性。但這并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任何異化了。在經(jīng)濟建設(shè)中，由于我們沒有經(jīng)驗，沒有認識社會主義建設(shè)這個必然王國，過去干了不少蠢事，到頭來是我們自食其果，這是經(jīng)濟領(lǐng)導域的異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時會濫用人民賦予的權(quán)力，轉(zhuǎn)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是政治領(lǐng)域的異化，或者叫權(quán)力的異化。”

3月16日，周揚報告全文在《人民日報》發(fā)表，同時見報的還有反駁周揚的文章。

這引起了更大的風波。一場批判隨之而來。

這場爭論不但驚動了中央高層，還使周揚與胡喬木最終反目。

1983年11月6日，北京各報發(fā)表了新華社5日電文——周揚與該社記者的談話。周揚表示擁護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檢討他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在顧驤的回憶中，這一年冬天，似乎特別寒冷。顧驤每隔十天半個月去周揚家坐坐。但此時的周揚，神情抑郁，說話很少。

1984年1月3日，胡喬木選擇了中央黨校禮堂，也就是10個月前周揚作學術(shù)報告的同一地點，宣講了他批判周揚的重頭文章：《關(guān)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后來，胡喬木對龔育之承認，此篇批評文章把問題“過分地政治化”了。

1984年，周揚住進了北京醫(yī)院，這一住就是5年。1989年7月31日，周揚逝世。

不同的周揚

周揚

生于1908年，湖南益陽人。1928年畢業(yè)于上海大夏大學，同年冬留學日本。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藝運動。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文學月報》主編。1936年發(fā)生“兩個口號”的論爭。1937年到延安，歷任陜甘寧邊區(qū)教育廳長、魯迅藝術(shù)文學院副院長、延安大學校長等。1946年─1949年，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長、華北局宣傳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直從事文化宣傳方面的領(lǐng)導工作，任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監(jiān)禁。粉碎“四人幫”后復出重新走上領(lǐng)導崗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等。1989年去世。

主要著述

左聯(lián)時代以及延安時代之初，著重于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及美學的論述，寫有《關(guān)于“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chuàng)作方法”之否定》、《十五年來的蘇聯(lián)文學》、《現(xiàn)實主義試論》、《典型與個性》、《關(guān)于國防文學》、《文學與生活漫談》等，翻譯《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美學》（1979年更名為《藝術(shù)與現(xiàn)實的審美關(guān)系》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1959年與郭沫若共同主編出版大躍進民歌集《紅旗歌謠》。《周揚文集》共5卷，自1984年歷10年至1994年出齊。

周揚的一生，是一首變奏曲。其實一共有四個周揚，即：左聯(lián)的周揚、延安的周揚、“十七年”的周揚以及“文革”后的周揚。每個時期的周揚，都不大一樣，甚至很不相同。

很多人并不清楚存在這樣的區(qū)分。他們腦海里的周揚形象，是相對固定的。實際與此相去甚遠。“文革”后，很多人對于周揚似乎變了一個人驚訝不已，那是對他一生缺乏了解的緣故。

上海風華

把有關(guān)周揚的各種觀感放在一起，分別排列，會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不同時期與周揚認識或相熟絡(luò)的人，對周的描述頗相徑庭。“我有一個印象，他很客氣，但有官氣。極力想表現(xiàn)得輕松一些，開開玩笑，但總覺得不自然。”這是張光年嘴中1948年前后的周揚。于光遠在《幾番風雨憶周揚》里，談到50年代中期在中宣部一些會議上所“親見”的周揚———他連續(xù)使用如下數(shù)詞來形容：“疾言厲色、咄咄進逼、令人可畏。”至于王蒙、唐達成等文壇后輩，周揚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目光如電”、“嚴肅精明”，是恩威如山、氣勢凜然，直至“厲害”、“寒光閃閃”、“鋒芒逼人”、“地動山搖”。

曾經(jīng)還有一個周揚。1991年，前“劇聯(lián)”負責人趙銘彝接受李輝采訪，就30年代初的周揚做了一番描繪：“他那時候被稱為ModernBoy。他在日本呆過，很開朗，不像我們那樣拘謹。”摩登男孩？難道這跟后來讓青年王蒙“汗流浹背，誠惶誠恐”，覺得“他的每一個字包括語氣詞和咳嗽都顯得那樣權(quán)威”的“周揚同志”是同一個人么？趙銘彝的講述，為夏衍所證實：“那個時候，他很瀟灑，很漂亮。穿著西服，特別講究，歡喜跳舞。”他把這樣的意思強調(diào)了好幾遍，甚至有點擊節(jié)似地說：“他愛去跳舞，跟我們一起上咖啡館，看電影。那時候，他可真是瀟灑。”

隨后留在當年同志的記憶里的，是上海黨組織連遭重創(chuàng)、完全失去和黨聯(lián)系的情勢之下，不屈不撓、出生入死、頑強支撐的周揚。1934、1935兩年，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及其繼任者盛忠亮先后被捕和叛變，導致巨大損失，包括陽翰笙、田漢在內(nèi)多人被捕，左翼文化領(lǐng)導機構(gòu)“文委”幸存者只剩下周揚、夏衍、錢亦石三人。不久，夏衍離滬避險，錢亦石也因故停止活動，唯有周揚自己獨撐局面。不夸張地說，1934、1935年中國紅色文藝未被白色恐怖摧毀，多賴周揚。1936年4月陜北終于來人（起初尚不知道來者即馮雪峰）時，他交出的是一份“文委”系統(tǒng)多達一百多人的更加壯大了的黨員名單。實際上，周揚的重要貢獻不僅僅是維系并擴大了左翼文化界黨的隊伍，還包括在失去和黨的聯(lián)系的情況下，重整旗鼓，使一度渙散的“文委”及所屬各聯(lián)得以恢復。1935年10月，周揚與結(jié)束避險、返回上海的夏衍等人會面討論，“一致同意重建‘文委’”，“由于當時不能和中央取得聯(lián)系，所以決定新的‘文委’是臨時性的組織，等江蘇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聯(lián)系后，請求追認或改組。”（夏衍：《懶尋舊夢錄》）由于周揚一段時間以來的卓越工作，他在這次組織重建中被同志們一致推選為“文委”書記。彼時，他奮勇上前攥在手心的，不是“權(quán)力”，是危險的責任與使命。最終來看，他也稱得上“不辱使命”。周揚為保存左翼文藝的重大貢獻，直到現(xiàn)在，文學史教材和大學講堂上，講得都不多。

1937年9月，由中共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安排，周揚夫婦赴延安。也正從這一刻，周揚進入另一種角色。李輝所用“仕途上搖蕩的秋千”的比喻，漸漸可以成立了。

在延安

初至延安，周揚并不引人注目，甚或有些寂寂然——他被安排的位置是邊區(qū)教育廳長，跟文藝無關(guān)，而且這是一個閑職。“抗大、魯藝、陜公、女大……這些干部學校大家都很重視，但這些學校都不歸教育廳管。邊區(qū)普通中學沒有幾個，小學也不發(fā)達，周揚這個教育廳長的本職工作不會多。”（于光遠：《周揚和我》）

周揚在這位置上閑呆了兩年多，工作內(nèi)容近乎于掃盲。其間，延安文藝事業(yè)已如火如荼開展，但卻難見作為30年代左翼文藝的主要領(lǐng)導人周揚的身影。“邊區(qū)文協(xié)”1937年11月14日成立時，出任主任的是與他結(jié)伴同來延安的哲學家艾思奇，副主任柯仲平；然后，吳玉章任主任，副主任有艾思奇、柯仲平、丁玲，仍然沒有周揚。直到第二年，“邊區(qū)文協(xié)”分支機構(gòu)“陜甘寧邊區(qū)文藝界抗戰(zhàn)聯(lián)合會”成立時，我們才在執(zhí)委會名單中看見周揚這個名字。我們雖不能據(jù)此說周揚受到冷落，但他在延安一度與文藝界相疏離卻是事實。

他重新回來，是1940年出任魯藝副院長（院長吳玉章。之前，1939年2月，《文藝戰(zhàn)線》創(chuàng)刊，周揚任主編，是他重返文藝的一個跡象）。這是對他與文藝的關(guān)系的重新承認。

先前，魯藝只是一個干部學校，經(jīng)他之手，兩年之內(nèi)魯藝脫離培訓色彩，儼然是一所造就專門人材的藝術(shù)院校了。華君武說：“周揚同志來后，我的印象是在藝術(shù)教學和實踐上明顯加強。”（《回憶周揚幾件事》），這種加強，就是正規(guī)化，是“大、洋、古”。文學系教學，突出俄蘇經(jīng)典文學，講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戲劇系的教學實踐一直以排演大戲、洋戲為主；音樂系推出大型、近代化、學院式創(chuàng)作《黃河大合唱》；美術(shù)系強調(diào)素描、開始使用人體模特（盡管是穿了衣服的）；魯藝的圖書館，則是延安最齊全最專業(yè)的，中外名著藏書漸積至“四五萬冊”之多。

魯藝學生程遠回憶，魯藝內(nèi)的“學術(shù)空氣”曾經(jīng)是很濃的。“大家有不同意見，都是坦誠相見，過后仍友好相處”。他認為“這與周揚同志辦學的民主作風有關(guān)系”（《我們的好院長》）。晚至1942年4月，距歷史性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僅僅一個月，周揚于魯藝四周年之際，仍然申明他的教育方針：魯藝的使命，是培養(yǎng)文學藝術(shù)的專門人材——“有某種技術(shù)專長及具有歷史知識與藝術(shù)理論修養(yǎng)的人材”；教育精神為學術(shù)自由——“各學派學者專家均可在院內(nèi)自由講學，并進行各種實際藝術(shù)活動”。（《延安文藝叢書·文藝史料卷》）

周揚沒有覺出他的辦學方向有“錯誤”。這就是毛澤東批評的“關(guān)門提高”。普及與提高的關(guān)系是《講話》重點之一。毛澤東說：“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shù)鼗蚴菄乐氐剌p視了和忽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shù)靥珡娬{(diào)了提高。”這句話主要就是針對魯藝和周揚。

周揚正式踏上革命文藝道路以來，已歷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快要結(jié)束時，由于沒有處理好同魯迅的關(guān)系，使他的經(jīng)歷蒙上陰影。在延安，他起初沉寂，然后重振旗鼓，但正在有起色的時候，又被告知犯了錯誤——雖不是非常嚴重，可他顯然沒有機會再犯錯誤了。《講話》后，每個延安文藝工作者都發(fā)生著轉(zhuǎn)變，而周揚的轉(zhuǎn)變，最徹底，也最成功。

1942年9月，周揚在《解放日報》發(fā)表長文《藝術(shù)教育的改造問題——魯藝學風總結(jié)報告之理論部分：對魯藝教育的一個檢討和自我批評》，正式和全面否定魯藝以往的工作，承認所犯錯誤主要有：搞專門化、正規(guī)化，脫離實際，關(guān)門提高，對現(xiàn)實主義理解是片面的、非歷史主義的。這是第一步。

幡然猛醒的周揚，迅速改造魯藝。魯藝最早發(fā)掘秧歌這種民間形式，并找到以革命意識形態(tài)對它加以改造的成功之路。1943年春節(jié)，魯藝秧歌隊百余人連續(xù)在楊家?guī)X、中央黨校、文化溝聯(lián)防司令部等處表演，推出經(jīng)典性的《兄妹開荒》，毛澤東看后認為很好，連連點頭：“這還像個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的樣子！”除秧歌外，魯藝拿手的還有快板、獅舞、旱船、推車等。這是第二步。

“后來周揚編選一本馬恩列斯論文藝，把毛主席的文章也收進去，可能這很受毛主席的欣賞。”陳明在回憶丁玲、周揚與毛澤東之間關(guān)系的微妙變化時這樣說。所指即周揚編輯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此書重新編定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及其權(quán)威闡釋者的譜系，正式地把毛澤東加入到這一譜系之中。這是第三步，也是最關(guān)鍵的一步。

三部曲之后，周揚又成功領(lǐng)導和組織創(chuàng)作《白毛女》、成功樹立趙樹理為延安文學典范（提出“趙樹理方向”），進一步向毛澤東文藝話語體系的主要代言人地位逼近。延安，對中國革命是一個轉(zhuǎn)折，對周揚個人也是。

十七年

共和國建立后至“文革”開始，周揚一直是意識形態(tài)管理機構(gòu)——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二號人物；作為分管文藝的副部長，他在文藝界則是最高領(lǐng)導。

直到“文革”，周揚在仕途上腳步總的來說是堅實的，盡管其間文壇運動不斷、風浪迭起，他的身影卻大致穩(wěn)固。這并非只是由于他能忠實執(zhí)行指示，也跟他在工作上十幾年如一日兢兢業(yè)業(yè)分不開。

盡管如此，他仍發(fā)生過很大的失誤。那不是他不盡責，而是他根本沒能意識到。突出的例子，是對《武訓傳》的批判。“毛主席批評他很厲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來后情緒惡劣。……感慨地對我說：‘批評我政治上不開展。’……挨批評后，撤掉了他的文化部副部長和黨組書記職務(wù)。”（張光年：《憶周揚》）類似的有“問題”卻看不出的事，不止一次。張光年說江青曾把周揚和他邀到中南海看影片《榮譽屬于誰》，說“有問題”，但周、張都看不出來，過后才知道“與高崗有關(guān)”。1954年批“紅學”，情形也差不多。我們發(fā)現(xiàn)雖然十七年中他在歷次文藝界“斗爭”中主其事，但歷數(shù)之，幾乎沒有一次是他主動、提前發(fā)現(xiàn)“問題”。他的好處是最高層指示他能忠實執(zhí)行，不足則是始終不能率先偵察到“敵情”。

在他通常的凜然端嚴之外，還有一種必須被捕捉到的表情——猶豫。此詞在這里含義比較復雜：不堅決，惶惑，不忍，勉強，不解，疑問……可能都有一點。河北作家劉真因反映大躍進中農(nóng)村的民生現(xiàn)實被批判，1962年周揚來天津參加文藝界座談，聽說不許劉真參加，特派秘書用車接到會議上，并單獨進行一次談話。劉真說：“一句批評也沒有”，“這次會議以后，我又可以寫了”。（《他的名字叫“沒法說”……》）青年王蒙淪為右派后，感覺到周揚試圖以某種方式“幫助”他。唐達成“鳴放”中寫長文與周楊“商榷”，于是成為右派；但奇怪的是把人打成右派后周揚卻似乎于心有些不安，1959年在八大處把正在附近農(nóng)場勞動的唐找來，接談，“態(tài)度很和藹”，過了兩年，唐被調(diào)回作協(xié)。（唐達成：《四十年來的印象和認識》）溫濟澤也說自己1957年在工作中觸惱了周揚，被打成右派，但他又聽說周揚曾讓秘書專門打電話，“聲明他并沒有要廣播局劃溫濟澤為右派”。（《歷史新時期的周揚》）藍翎說：“我劃右派時聽說他不同意……看來他并不希望我一下子栽倒。”（《搖蕩的秋千·與藍翎談周揚》）華君武說：“（對反右）周揚掌握的原則是：可劃可不劃的，就不劃。我知道有好幾位黨內(nèi)外的美術(shù)家都岌岌可危而未被定為‘右派’。”

1961年至1962年間，周恩來、李富春等提出“調(diào)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從經(jīng)濟到文化，整個政策都在向富于建設(shè)性的方向發(fā)展。此時周揚，跟新中國成立后頭十年比，又像變了一個人，興奮而有活力。鑒于“雙百方針”貫徹不利、破壞嚴重，聶榮臻組織制定《科學十四條》，其意義相當于給科學立法。周揚受了啟發(fā)，決心搞文藝條例，這就是著名的“文藝八條”。恍如昨日重現(xiàn)，我們好像重睹十幾年前為魯藝制訂“公約”的那個周揚。討論中，周揚一改滴水不漏的官樣風格，變得尖銳起來：

定稿后，周揚“高興”地說：“這是文藝上第一個糾‘左’的文件。”我讀到這句話，不由大驚——原來周揚心中對于糾“左”也是“有志乎此久矣”。

最后的身影

對周揚，有人嫌他左，有人則指責他右；而他究竟是左還是右呢？依我看，周揚處在一種中間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其實是20世紀中國的一種常態(tài)，它來自于矛盾、徘徊與困惑，訴說著價值判斷和選擇上的兩難境地。

這是一種精神困境與矛盾。

“文革”后，周揚在某些人看來大約滑到“右”的方向上去了。更多的人，則為他這新形象喝彩。他由于“異化”問題文章遭受壓力的同時，也贏得從來沒有過的聲望和贊譽。1985年初，四次作代會期間，有二封慰問信“正在被迅速地傳閱和署名”，里面寫著這樣的句子：“您這些年來發(fā)表的許多精辟的文章和言論，是符合黨中央給大會的《祝詞》的精神的，對推動我國文藝理論的前進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yè)起了良好的作用。”（袁鷹：《舷梯上的背影》）

他部分地從“代言者”角色中走出來，身上有一種思想者的自我因素在恢復。他“文革”后兩篇最重要的文章《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即提出“異化”問題之文），單單看他擬定的標題，就透出新的氣息。前者富于激情，袒露著鮮明態(tài)度。后者居然用了“探討”一詞，這不僅僅是謙遜，也表示作者回到自己，回到以個人身份展開說理的立場。

他為什么會想到研究“異化”問題？這樣一個問題，由這樣一個人去觸及，特別值得深思。許多人把這看成“現(xiàn)身說法”，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說：

作為悲劇人物，沒有那最后一幕，便不完整。“異化”要了他的命。其實他自己是一個被異化了的人，早就被異化奪走了他少見的才華，最后以身殉異化。人雖死了，悲劇還在繼續(xù)演出，并未結(jié)束。（《搖蕩的秋千·與周艾若談周揚》）

他借“異化”問題向自己內(nèi)心的某個角落，稍稍走近了一點，引發(fā)的反應是劇烈的。凡事皆有外因、內(nèi)因。周揚晚年癡呆失語，固然與大受刺激有關(guān)，但似乎更宜注意其一生精神上有所不曾解開的疙瘩，也即他自己所講的“夾縫”狀態(tài)——那種矛盾、反復、迷惘，那種不停的自我否定、左右為難、不知所之，都作為長久的積郁，壓在心頭。每想到他的晚年情形，我的腦海通常定格在兩種面容上，一是失語后的呆滯，一是流淚、不斷地流淚。兩種面容，都極令我震動。須知，這個人，曾經(jīng)是最有才華的演講家，滔滔不絕，口若懸河；但到最后，在來人面前，他卻往往空張著嘴，說不出任何話。還有他的流淚，差不多每一個回憶者都會提到這一點，他似乎在所見到的每一個人面前流淚，不分場合，不分情景，說著說著，眼中就盈滿淚水。有人說那是懺悔的淚水，我卻還從中讀出了漸漸褪去繭皮、重新變得鮮嫩敏感的心靈。

真誠的生命是一個覺悟的過程，它屬于歷盡曲折、最后能夠讓目光尋找到光明所在的人。我認為周揚最后是朝著這個方向走去的。

魯迅、周揚與毛澤東

1957年和1975年，毛澤東兩次談到“假如魯迅還活著”，在毛澤東那里魯迅與周揚是對立的，按照這個思路，魯迅假如活著，魯迅的命運且不說，那么周揚的命運呢？

周揚與魯迅的矛盾主要有三：一是自1934年開始，“左聯(lián)”有關(guān)人士對魯迅的批駁文章越來越多了，引起魯迅反感；二是“左聯(lián)”解散時對魯迅意見的漠視，引起魯迅不滿；三是徐懋庸的信等影響到魯迅對周揚的看法。

周揚1933年起任“左聯(lián)”的黨團書記。周揚是一位頗有領(lǐng)導才能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這種組織的行政化的有效性，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把“左聯(lián)”甚至整個“文委”都變得清一色；一批青年知識者忠誠地圍繞在他的周圍，隨時為他所用。胡風原來是“左聯(lián)”的宣傳部長，與周揚的關(guān)系不錯，但是后來，周揚發(fā)現(xiàn)他在工作中經(jīng)常鬧“獨立性”，周揚便讓任白戈代替了胡風的位置。1935年周揚任“文委”書記，至此，大權(quán)在握，完全可以左右整個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了。

魯迅原先是“左聯(lián)”執(zhí)委之一，但很快就辭掉了，主動退回到“無權(quán)者”的位置。作為一個作家，寫作才是份內(nèi)的事情。這個觀念在他那里是十分明確的。加入“左聯(lián)”以后，特別在柔石等被害之后，他對所謂“進步青年”已經(jīng)存有戒心，不愿有新的交往。蕭軍、蕭紅等是極少數(shù)的例外。即使對于他們，也都勸告說不要陷入內(nèi)部的無聊的糾紛里，堅持留在外圍；所以對于試圖扼殺外圍作家的批評，他會特別憤怒，以為倘削弱了外圍的力量，那成績真可以什么也沒有的。馮雪峰和胡風在“左聯(lián)”時，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聯(lián)絡(luò)，但也決非一些論客描述的那樣，一副“盟主”模樣，得早請示晚匯報一般的。這時魯迅與“左聯(lián)”的關(guān)系，實際上處于一種懸空狀態(tài)。

胡風任宣傳部長時，出版過一個相當于機關(guān)報的內(nèi)部刊物《文學生活》，也曾給魯迅寄過，后來便中斷了。魯迅幾次在信中提及此事，還說周揚們出過一期的，將“左聯(lián)”過去的工作批評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來，不寄給他看，也不寄給別的一些人看。他對此的總結(jié)是：“到處是用手段”。對于“左聯(lián)”，他是關(guān)心的，努力做他認為應當做的工作。然而，無論怎樣拼命地干，周揚等人還是不滿意，背后說他“懶”，“不做事”，“不寫文章”等等，后來甚至散布一種空氣，說他“破壞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就不能不讓魯迅感到失望，焦煩，常常有“獨戰(zhàn)”的悲哀。

魯迅對周揚的批評，始于周揚主編《文學月報》時期。雜志第一卷第四期發(fā)表署名“蕓生”的一首詩《漢奸的供狀》，魯迅認為，這種流氓式文字，確有批評的必要，于是寫了一篇《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的文章發(fā)表。文章說：“無產(chǎn)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并非因為要殺人，即使是正面的敵人，倘不死于戰(zhàn)場，就有大眾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自然，中國歷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歷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xiàn)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chǎn)，還是都讓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

可是，這意見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是變本加厲的“辱罵和恐嚇”。這就讓魯迅由批評乃至不滿。

從不滿到憎惡

魯迅對周揚的懷疑和不滿，在1934年底就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來了。

他對蕭軍、蕭紅說：“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里。因此，就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寫信給二人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后來的暗箭；受傷之后，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給誰也不知道。我以為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沒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會，就仍然站起來，然而好像終究也有影響，不但顯于文章上，連自己也覺得近來還是‘冷的’時候多了。”稍后，致信胡風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guān)于我們的話，對于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

整個1935年，魯迅在信件中不斷重復出現(xiàn)“悲憤”、“寂寞”的語詞，但是他的雜感依然鋒利如昔。由此，一方面可以知道周揚勢力的迅速膨脹，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魯迅的敏感，承受的壓力和隱忍的心情。

但是，到了1936年，尤其下半年以后，情況好像有了變化。以上的字眼不見了，多出了憎惡和輕蔑之意，而且出現(xiàn)了“反擊”的字樣，特別在“左聯(lián)”解散前后。此時，悲憤的高潮過去了，精神的負擔隨著“左聯(lián)”的解散而消失，他無須再為一個反政府的集團的存在而有所顧慮，也無須為個人的反抗行為擔受道義的譴責。內(nèi)部又變做了外部，內(nèi)外的限界消除了，“戰(zhàn)友”已不復存在。他的反擊是公開的，鮮明有力的，充滿了奴隸的義憤；雖然留有余地，卻也是不留情面的清算。

特別是后來解散“左聯(lián)”則使魯迅很是惱火。魯迅認為即使“解散”也要發(fā)表宣言聲明不是“潰散”。但“左聯(lián)”漠視了魯迅的意見，使周揚與魯迅的對立雪上加霜。

“左聯(lián)”原來是一個文學社團，后來卻漸漸演變成為一個政治團體，內(nèi)部有著嚴整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充分體現(xiàn)著權(quán)力運作的規(guī)律。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左聯(lián)”無疑是異端的存在，但是在“左聯(lián)”內(nèi)部，同樣不容異類的存在。在魯迅的描述中，“左聯(lián)”黨團書記周揚是一個熱衷于權(quán)力和濫用權(quán)力的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極力設(shè)法建立個人權(quán)威。魯迅說他“以指導家自居”，而魯迅本人明顯是厭惡“指導”的，諷刺創(chuàng)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己活著，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

周揚是批評家，喜歡議論，在魯迅看來，“但大抵是唱高調(diào)”。魯迅認為，“唱高調(diào)就是官僚主義”。由于致力于權(quán)力的營造，所以會有“丟開了當面的緊要的敵人，卻專一要討論槍的亮與不亮”這樣近于“打岔”的行為。魯迅指出，像這樣的人是志在統(tǒng)一文壇，做“文壇皇帝”的。在“左聯(lián)”內(nèi)部，作為領(lǐng)導，自己不做事，卻專責以別人不做事，役使別人，監(jiān)督別人的行為；對于不聽指揮者，則動輒加以罪名，以至以“實際解決”相威脅。專斷、橫暴，完全是一種奴役的形式。

僅在1935年一年間，魯迅在書信中便不斷出現(xiàn)“鞭子”的意象，稱周揚一伙為“英雄”、“工頭”、“奴隸總管”、“元帥”，而自稱為“苦工”和“奴隸”。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種新型的階級關(guān)系，但一樣是壓迫和被壓迫的關(guān)系。周揚顯然是高踞眾人之上的壓迫者——魯迅稱作“橫暴者”，特殊的集團和個人。

權(quán)力可以超越黨派的具體原則而表現(xiàn)出一種普遍的特性，對此，魯迅顯然在精神上準備不足。革命成功以后，倘使實行階級的專政，到底是怎樣一種的情形？他雖然以個人的推斷說過幾次，還舉過蘇俄知識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實踐畢竟要比推斷切實得多。所以，周揚日漸強大的勢力，和制造出來的政治生活，不能不給他感受特別的困擾，憎惡和苦痛。

魯迅說：“我憎惡那些拿了鞭子專門鞭撲別人的人們。”他說：“有些手執(zhí)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在魯迅看來，“左聯(lián)”仿佛成了周揚的私產(chǎn)，要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了在“左聯(lián)”內(nèi)部，每個成員是毫無個人意志可言的。

歷史地看，在解散“左聯(lián)”時，根本漠視魯迅在“左聯(lián)”的領(lǐng)袖地位，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左聯(lián)”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革命文學團體，先后由馮乃超、馮雪峰、陽翰笙、丁玲、周揚任黨團書記，魯迅對“左聯(lián)”曾表示過不同的意見，尤其是對周揚表示嚴重不滿。1935年底“左聯(lián)”自行解散，魯迅稱之為“潰散”。

徐懋庸為何被魯迅罵得“狗血淋頭”

在魯迅與周揚之間，徐懋庸是不能不提到的。

細讀魯迅先生《答徐懋庸并關(guān)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這篇著名的雜文，周揚、徐懋庸被魯迅“罵”進人們的記憶。

徐懋庸到底是何許人也？在當年的文化論戰(zhàn)中，他是這次事件的起因者，確有必要交代清楚，翻開《魯迅全集》第6卷，看到有關(guān)徐懋庸注釋的辭條，僅只寥寥數(shù)語：“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聯(lián)’成員。曾編輯《新語林》《芒種》。著雜文《打雜集》，一九三六年生活書店出版。”

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他在當年的那一場論爭中何以激怒魯迅？何以與魯迅反目？何以被魯迅在文章中怒斥為：“是敵人所派遣。”究其緣由，必定淵深。

為弄清此事，遂查閱凡是能找得到的關(guān)于徐懋庸的文字以及歷史文獻，對徐懋庸其人其文其事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1932年在上海同魯迅相識，受魯迅影響，模仿魯迅的筆法寫雜文，其風格，筆法與魯迅有些相似。當時文壇以為“徐懋庸”是魯迅的又一個新筆名。此外，直接受到魯迅影響最大的是譯文。采用魯迅的直譯法，從法文翻譯了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由上海華通書局出版以后，寄給魯迅。??徐懋庸經(jīng)常寫信向魯迅請教，先生當即作復，魯迅關(guān)心他，愛護他，使他對魯迅先生由衷的敬愛和尊重。

1935年徐懋庸任“左聯(lián)”常委和秘書長，負責與魯迅聯(lián)系。他的《打雜集》出版，魯迅作了序言。魯迅的序言給了他極大的支持和鼓勵，魯迅贊揚他：“每年至少譯一本書，而且文章寫得不少。”審視歷史，客觀地說，30年代他跟魯迅站在一條戰(zhàn)線上，作為魯迅學生又一直受到魯迅器重，信任和愛護的他何以會與先生反目呢？

1936年，在“左聯(lián)”解散后，發(fā)生了“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現(xiàn)在看來，前者是國家的，后者是民族的。前者的核心在政府，是一元的。后者的主體是大眾，是多元的。內(nèi)容和著重點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當時，雙方意見不一致，矛盾日益尖銳，對此，徐懋庸于1936年8月1日，致信魯迅，陳述了自己的看法。魯迅看徐懋庸的信后十分生氣，非常氣憤。用魯迅的話說，徐是“雄赳赳的打上門”來了，信里一副教訓的口氣，魯迅怒不可遏，著文與徐的信原文一并發(fā)表，這就是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關(guān)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對徐作了嚴厲批評。這也正是徐懋庸“與魯迅反目”，“被魯迅罵得狗血淋頭”的由來。

對于這一歷史史實，時隔數(shù)十年，徐懋庸在《徐懋庸回憶錄》這樣寫道：“我自然非常沉痛，但對他(魯迅)的革命性，他的文章，他的道德絲毫也沒有懷疑，也無怨懟之心。”

毛澤東的看法

在延安的毛澤東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呢？

徐懋庸到達延安不久，毛澤東約見徐懋庸并同他談了關(guān)于“左聯(lián)”解散及“兩個口號”的論爭等問題，毛澤東對此作了具體指示和明確結(jié)論。毛澤東說：“關(guān)于兩個口號論爭的問題，我們基本上有所了解，聽了你所談的，有些情況使我們更清楚一些，具體一些。這次爭論的性質(zhì)是革命陣營內(nèi)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爭論，你們這邊不是反革命，魯迅那邊也不是的。這都是由于在革命陣營內(nèi)部理論水平不平衡，認識有分歧，就要發(fā)生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真理愈爭愈明。大家認識一致，事情就好辦了??”

接著，毛澤東對徐懋庸說：“但是你們是有錯誤的，就是對魯迅不尊重。??魯迅是中國文藝運動的旗手，你們應該尊重他??”毛澤東話鋒一轉(zhuǎn)，緊接著一針見血地指出，“你的那封信，寫得很不好。當然，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魯迅可能會有誤會，有些話也說得不一定恰當。那是因為他當時處境不自由。既然如此，你們?yōu)槭裁床粚λ徑饽亍５e了不要緊，只要知道錯了，以后努力學習改正。照正確的道理辦理，前途是光明的。”

由于毛澤東親自找徐懋庸談話，并作出結(jié)論，徐懋庸才沒有因為魯迅的文章中懷疑他“是敵人所派遣”這一句話而被認作是“反革命”。顯然毛澤東說的“魯迅可能有誤會，有些話也說得不一定恰當”即所指此言。

周揚對徐懋庸寫信給魯迅這件事，徐懋庸后來在《徐懋庸回憶錄》中所記甚詳，稱周揚多次指派他與魯迅交涉，事后不但不負責任，予以否定反而嚴厲批評他，置他于極為不利的地位。

關(guān)于魯迅與周揚的矛盾，1957年毛澤東談到魯迅時說：魯迅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余孽，說他不行。我的同鄉(xiāng)成仿吾他們，對他就不好。國民黨壓他，我們上海的共產(chǎn)黨員也整他，兩面夾攻，但魯迅還是寫。

這里，話雖然只有幾句，卻涉及魯迅生平的兩件大事。一件是成仿吾他們對魯迅不好，是說1928年關(guān)于革命文學的論戰(zhàn)中，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的攻擊。毛在這里點了成仿吾的名，此外，當時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創(chuàng)造月刊》中發(fā)表攻擊魯迅的文章，題目就叫《文藝戰(zhàn)線上的封建余孽》。毛澤東說的這話，表示他不贊成郭沫若、成仿吾當年對魯迅的態(tài)度，在那一場論戰(zhàn)中，他是支持魯迅的。

毛說的第二件事，“我們上海的共產(chǎn)黨員也整他”，說的是“左聯(lián)”的黨員領(lǐng)導人周揚他們同魯迅的關(guān)系，這關(guān)系，用魯迅自己的說法是：“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也可以看出魯迅對“整他”的那些“上海的共產(chǎn)黨員”的反感有多深。毛澤東的這些話，表明他同情和支持是在魯迅這一方，而對“我們上海的共產(chǎn)黨員”對魯迅的態(tài)度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

接著毛澤東又說：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有人問，魯迅現(xiàn)在活著會怎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文革”中周揚被囚禁九年，罪名之一就是“反對魯迅”，這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毛澤東說：“假如魯迅活著，也不會贊成把周揚長期關(guān)押起來。”

1957年和1975年，毛澤東兩次談到“假如魯迅還活著”，在毛澤東那里魯迅與周揚是對立的，按照這個思路，魯迅假如活著，魯迅的命運且不說，那么周揚的命運呢？歷史是不容假設(shè)的，究竟結(jié)果怎樣？不得而知。

周揚的晚年懺悔

1949年，周揚（左）與郭沫若（右）、茅盾（中）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中的合影（資料圖片）

益陽板橋周氏是當?shù)氐拿T望族，系三國東吳大將周瑜之后，人稱“美男子”的中國著名文藝理論家周揚，1908年出生在這個大家族。當年顯赫的周家大宅院早已不存在，只剩下三間陳舊的老木屋。但我們似乎總看見一位美麗少婦的身影，看見一雙憂郁哀怨的眼睛。

她叫吳淑媛，是周揚的原配妻子，出身官宦人家，16歲時與周揚結(jié)婚，兩人十分恩愛。1934年，周揚認識了復旦大學一位叫蘇靈揚的女大學生，不久與她結(jié)婚后赴延安。一直在益陽苦等周揚的吳淑媛，7年后才偶爾得知這個消息，不久后去世，年僅35歲。晚年的周揚回憶往事時，曾痛哭流涕地對兒子周艾若說：“我對不起你們的媽媽。”

二少爺和嬌小姐

周揚是周家最小的兒子，人稱二少爺。周揚在信義中學（今益陽一中）讀書期間，房東姚仁濤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有一個女弟子是吳公館的小姐，名叫吳淑媛，她和周揚年歲相當，人長得很漂亮。姚仁濤便對周揚的媽媽說：“一個好伢子，一個好妹子，正好一對。”據(jù)周揚的姐姐周玉潤回憶，當年周揚邀一同學到吳公館看親，當時吳淑媛正在繡花，梳一條黑油油的大辮子，周揚一看便滿意，笑瞇瞇地回來了。

吳淑媛乳名嬌嬌，人稱嬌小姐，見過她的人都說她長得很漂亮，對周揚，她一見傾心。小兩口感情好，形影不離，連喝水都要共一只杯子一把壺。周揚初中畢業(yè)后到長沙讀高中，后來到上海搞地下工作，都是和淑媛雙雙相陪，相互照顧。周揚晚年對兒子周邁克說：“我那個時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媽。你媽靠什么呢？靠你外婆給的首飾，金首飾一大包，就放在抽屜里，也不鎖，沒錢用了便取一件去換錢。”

吳淑媛甘心做一個賢妻良母，她對丈夫的感情深信不疑。在上海時，她曾在丈夫的西服口袋里發(fā)現(xiàn)過異性寫給丈夫的信，吳淑媛極為坦然地還給周揚。1928年，益陽有兩個女共產(chǎn)黨，因逃避追捕到上海尋求周揚保護，周揚與她們扮做夫妻和兄妹在一起另租房子住了20多天。這事情事先征求吳淑媛意見時，她也是不假思索地欣然同意。

一本信箋和七壇甘草梅

1934年深秋，吳淑媛懷了三兒子約瑟。周揚送她帶著兩個孩子回益陽分娩。往常，周揚總要等到嬰兒落地才返滬。但這次沒有，他沒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臨走時，他給吳淑媛留下一本淺綠色的信箋紙，說：“你要常給我寫信哦！”吳淑媛萬萬沒有想到，她和他之間以后只能是信箋上來往的夫妻了。她當時更沒想到，此行一別，和丈夫竟成永訣。

周揚在1934年從益陽再度返滬，出現(xiàn)在人們面前時，形象已經(jīng)煥然一新，他已換下慣常穿的西裝，著一件白綢長衫，戴一頂白色禮帽，身邊有了另一個女人。

轉(zhuǎn)眼到了1935年春天，吳淑媛該啟程返滬了。這時，周揚來信，信上說，我暑假回益陽。于是吳淑媛放心等暑假了。

淑媛托人買了最好的梅子，周揚喜歡吃她做的甘草梅子，她開始為周揚做分別后的第一壇甘草梅子。吳淑媛做的甘草梅子，又甜又脆，味道特別好。梅子做好了，孩子們想吃，但懂事，知道那是給爹爹做的。曬好的甘草梅子用一只粉彩瓷壇裝著，放在雕花的紅漆擺柜上。

到了夏天，暑假來了，周揚卻不見回來，那一瓷壇甘草梅子沒有人動它。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吳淑媛又開始為周揚做第二壇甘草梅子。這時，周揚又來信了，說今年暑假回來，但他又沒有回來，也在這一年，他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周揚仍與吳淑媛保持聯(lián)系，還給兒子捎過一件紫紅色的呢大衣。到了1938年，吳淑媛還收到周揚寄來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吳淑媛讀著丈夫的譯著，一邊動手為他做第四壇甘草梅子。

周揚的母親這時寫信責問兒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揚立即給母親復信。信的大意是：我現(xiàn)在在膚施（延安）當教育廳長，我不會做對不起家人的事。

一張報紙結(jié)束了7年的等待

1996年6月的一天，正讀寄宿中學的長子艾若從學校回來，感覺周家大屋氣氛緊張。從鄉(xiāng)鄰到家人都在傳一張報紙，那一張報紙令全家人失色。艾若再看媽媽，媽媽則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張怎樣的報紙，只知道那張令全家人失色的報紙透露了周揚的消息。

原來那張報紙是桂林辦的《救亡日報》，報上登了周揚給郭沫若的一封信，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蘇已上抗大，小孩已進幼兒園。”

信的末尾這一句，無疑是一聲晴天驚雷。

吳淑媛在7年苦苦相思中構(gòu)造的愛情童話頃刻間瓦解，夫妻20年的情分，全被一張報紙否定。從此以后，吳淑媛病了。開始只是脖子上長淋巴，一串串，很快成荔枝大一顆顆，繼之全身浮腫，臥病不起，受盡折磨。吳淑媛病重的時候，她腹部有地方痛，她不吱聲，只是用被子摁著，那被子被她摁破一塊。

吳淑媛病危的時候，已經(jīng)吃不下東西了，但想吃一種粉皮，想吃新鮮包谷，還想吃一種北方的大梨。當她弟弟好不容易托人買來一只新鮮大梨時，她已經(jīng)吃不下了。

奇異的牡丹花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東側(cè)院花圃有一叢牡丹花盛開。那牡丹多年不枝不葉，偏偏那一年突然從地里冒出來，長出枝葉并開出花來。這牡丹開得有點蹊蹺，老人們則以為是異兆，深感不安。就在這年深秋，吳淑媛死了。

吳淑媛的墓就在周家大屋宅院的后山，距老屋僅百米之遙。吳淑媛的墳頭長滿青草與灌木，沒有墓碑。

1980年春天，周揚回鄉(xiāng)時，在田莊灣稍作停留，先看了老屋，在當?shù)厝伺阃略偃タ磪鞘珂履梗沟睾芙瑤追昼娍蛇_。而且已經(jīng)走了一半了，吳淑媛墓就在前面了，只需幾腳便可抵達。不期這時下起雨來，不曉得是哪個隨從建議：下雨路滑，還是別去了吧，周揚聽從建議，退步抽身往回走。

也許周揚不想當著眾人的面去面對吳淑媛的墓。也許他想用回避了40多年的辦法繼續(xù)回避。他或許沒有勇氣面對吳淑媛，哪怕只是一座無言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