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末，楊西光同志在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崗位上，主持發表了向“兩個凡是”宣戰的檄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了著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這是全國性的繼“五四”運動之后的又一場極其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對隨后的改革開放、尋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都產生著深刻久遠的影響。這是上世紀30年代初參加革命的省部級老干部楊西光同志晚年立下的新功。他雖然已經離世二十多年了，但他所做的歷史性貢獻卻永垂不朽。由此，《光明日報》社出版了鄧加榮撰寫的《楊西光傳》（以下簡稱《楊傳》），并約我撰文評介，我難以推辭。

一

楊西光是時代的產兒。作者把楊西光的生平與他所處的時代描寫得那么水乳交融、緊密相連?？?，青年時期，楊西光是被抗日救亡的時代洪流卷入愛國學生運動的，從1930年在中學時就開啟了他的政治生涯（當時他15歲）。1933年加入共青團，1935年在北大學生的行列里投入“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及其后的“一二·一六”游行。當時，山河破碎，國破家亡，中華民族的熱血青年和優秀兒女都振臂呼喊：“我們要抗日”！“我們要救國”！“中國人誓死不當亡國奴”！大家高唱：“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拿起我們的鐵錘刀槍，走出工廠田莊課堂。到前線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楊西光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憂國憂民意識就是在這個時代的洪流中鑄造的。1936年7月，楊西光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就堅決服從黨的委派，在各個時期黨的事業需要的多條戰線上忠誠不渝地為之奮斗。

他剛入黨，就被黨派到西安張學良將軍率領的東北軍去工作。西出潼關，無論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還是在槍林彈雨的間歇里，楊西光利用各種場合與機會，運用多種形式，開展宣傳教育工作，團結愛國軍士，尤其是上層頭領人物，包括他們的眷屬，使之成為推進抗日救亡的骨干力量。作者描述了一些動人的細節。比如，楊西光曾與地下黨員、戲劇家兼音樂家張寒暉并肩坐在床板上，一句一句聽作者琢磨《松花江上》的歌詞。聽著聽著，楊西光說：“‘哪年哪月’這兩句最有感奮人的力量，可以使人們在悲愴中奮起，在無望中找到希望，團結起來，打回老家去”。張寒暉說：“大部分歌詞是我在心底里久久沉吟和默念著的，這兩句‘哪年哪月’是王以哲軍長在67軍軍刊封面上的題詞，它使我的感情升華到更高的境界，只是我一直沒有找到可以充分表達這種感情的旋律。而在西風肆意呼嘯、落葉無助飄零的夜晚，我聽到遠處更更梆響、流浪的災兒難母乞哀告憐之聲時，突如從天外傳來的聲音，撞開了我感情的閘門，然后，沿著那一步步讓人心酸的音階，覓到了足以表現這份情感的旋律。我借用了北方女人哭墳時那悲涼無助、斷人肝腸的呼叫聲，這種‘鄉音’更能打動北方人，特別是東北人此時此刻的心”。這首歌后來唱遍了西安市大中小學，唱遍了全國乃至全球的華人界，動員了成千上萬的中華兒女共同抗日。楊西光此時正受中共委派，在張學良將軍新建的“抗日先鋒總隊”政治部工作，并被授予少尉軍銜和擔任政治指導員職務。他按照黨的指示，通過出墻報、辦油印小報、開展文娛活動等形式積極開展宣傳教育活動，討論澄清“安內攘外論”、“長期準備論”、“唯武器論”、“抗日必亡論”的危害性，還組織歌詠隊、話劇隊、樂隊，由張寒暉輔導演出的《打回老家去》連演三場，臺下觀眾泣不成聲，振臂呼喊：一定要打回老家去，堅決不打內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隨后，楊西光身臨其境地親歷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炮聲，掀開了全國人民浴血抗戰的新篇章。楊西光又按照黨的指示，在抗聯總部，在67軍，在49軍，積極開展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辦了許許多多頗受歡迎的“紅角”（類似宣傳革命文化的小型俱樂部），而且還曾隨67軍開進淞滬戰場，參加執行“搶占松江，死守三日”掩護主戰場上友軍撤退的命令。在49軍，曾任中共臨時軍工委書記。

1939年，由于形勢的變化，楊西光離開東北軍來到重慶，被黨分配到中國青年記者學會擔任組織部總干事。1940年8月，他按照黨的指示離開重慶，從紅巖村轉到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5月在馬列學院二部結業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他曾熱情周密地接待邊區的士紳參觀團，士紳們反映很好，說“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所在”，“支持八路軍抗戰，支持邊區政府的政策”，愿盡力“參加三三制政權的建設”。果然，隨后就有李鼎銘等著名士紳積極參加政府工作。李鼎銘在1941年11月6日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提出的《精兵簡政》提案，曾受到毛澤東稱贊。

楊西光在延安還趕上了開展大生產運動。也響應了毛主席的號召，從中直機關走到農村去做基層工作。他曾在甘肅境內隴東地區華池縣出任嶺南鄉代理鄉長。其時當地正在發生羊瘟重災。楊西光依靠養羊最有經驗的老農，積極采取措施，半個月后，羊瘟被制止住了。在春耕大忙季節，楊西光發現村民的勞動互助合作形式有真有假，搞假互助的村民告訴他：“寧肯伙著過年，也不能伙著種田”。他經過調研，明白了真假互助的關鍵在于是強迫還是自愿。他帶領村干部一起參加變工隊勞動；還挨家挨戶走訪、因人因事地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尤其是通過抓典型、結對子等辦法幫助改造懶漢、“二流子”，使他們改邪歸正；他在全鄉開展了“衛生村”活動；他幫助村干部和農會干部學習黨的政策，改變粗暴的工作方式，合理解決租佃之間的矛盾與糾紛；在農閑季節，他抓緊辦學掃盲、開展各項文化活動，讓各村沒上學的娃兒們都來集中時間學習，要求他們學完回村都能擔當讀報組長和認字班長的職責；他在基層發現了不少帶頭人的感人事跡，整理成材料，寄給報社，發揚光大。

1946年1月，領導上根據他在敵占區新聞及理論宣傳工作的經驗和在基層的表現，決定把楊西光調回延安中央黨校二部深造，以備日后理論宣傳戰線之需。他半年畢業，提前一個月被提升為黨校二部的教育科長。

抗戰勝利了，內戰之火又燃遍整個中國大地。大批部隊和干部離開延安，楊西光被分配到華東軍區，投入到激烈的戰斗中。隨著戰爭越打越大，捷報越傳越頻，俘虜的隊伍越來越大，俘虜中的官階也越來越高。為加強對俘虜軍官的教育和管理，華東軍區成立軍官教導總團，楊西光被任命為副政委兼教育長。

隨著革命戰爭迅猛發展，黨的工作重心要及時從農村轉到城市。為了接管大上海，陳毅決定抽調精明干練的骨干力量，組成四個縱隊近萬人的接管隊伍。第一縱隊做軍事接管，第二縱隊做政務接管，第三縱隊做財經接管，第四縱隊做文化接管。楊西光被分配在文化接管的第四縱隊負責接管同濟大學。

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第三野戰軍受命南下解放福建。楊西光又被組建到福建黨政機構接管班子，被委任為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負責接管報館、廣播電臺等宣傳機構。憑著他一貫的激情和新聞宣傳工作的經驗，福建日報辦得很出色，后來升任省委宣傳部長和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直到1954年，調任上海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后又調任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長、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

二

我上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在復旦大學學習和工作。讀了《楊傳》使我感到親切的是，作者在第六章仿佛又“復活”了一個昔日“在復旦校園里”的楊校長。作者準確地抓住了楊校長工作作風的特色，他“不是坐在辦公室里辦公的，更不是那種被人稱之為‘傳達室’與‘收發室’類型的人，而是一個‘走馬星’，不停地走動在校園的各個角落里。教研室、實驗室、學生飯廳和宿舍，都是他的辦公場所?！薄八煌５刈哌M每個層次的人群之中，與他們交朋友，說知心話……”是這樣的，那時在復旦校園里，從學術權威到青年學生，從脫穎而出的年輕教師到有技術創新的校辦工廠工人，從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到受政治運動傷害的人，從政治工作干部到校排球隊員、校話劇團員，提起楊校長，都好像老熟人似的，甚至他留給某些人的記憶是永恒的。

在那個政治運動頻繁的年代，作為校黨委書記，當然也要貫徹當時“左”的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方針政策，但他相對地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比如，1959年，高教部派員來復旦經濟系搞“教學檢查”，預定要批判蔣學模等兩位教授，據我所知，楊校長不同意，說：“這是經濟系的兩面旗幟，不能倒。”尤其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為教育戰線黨的領導人，楊校長始終把搞好教學與科研作為黨的工作重心，始終把出人才、出成果作為頭等要務，他一以貫之地以培育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為己任。他在復旦工作時期的一條主線和突出特點是育才、惜才、用才、出人才，由出人才來帶動出成果，使復旦大學成為神圣的教學科研殿堂，使教育工作行使其“百年樹人”之本職。

《楊傳》作者概括了楊西光在復旦大學的作為和業績，他寫道：“只要看看，從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將近10年時間里，復旦大學走出多少科技新星、兩院院士、學術權威、各界名流，就會知道，甚至也可以想象得到，楊西光主政復旦大學，有著怎樣的開拓性、創造性，有著多少讓人永遠難以忘卻的感動?！?/p>

楊校長始終嚴格要求培養的學生必須“又紅又專”，也就是要德智體全面發展。要求教學科研骨干必須“雙肩挑”，既做社會工作，又要成為本專業領域內的專家。比如，谷超豪、謝希德、甚至當時還是學生的楊福家，都被黨委嚴格要求“雙肩挑”，他們后來能擔當起復旦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重任，與當年楊校長的培養關懷不無關系。當楊校長調任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長時，有人問他為什么不把歷史系經常幫他起草文件的金沖及調去，答復是“不能讓他脫離歷史系的教學和研究”。金沖及今日之所以成為權威的中國近代史專家，同樣與楊校長的關懷培養不無關系。下放一批青年教師到學生黨支部擔任支部書記，這是復旦校黨委的又一項重要決策，其目的是一方面加強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另方面克服青年教師脫離政治的傾向。我當時就是被下放擔任學生黨支部書記的青年教師之一，而且，這個支部是楊校長在文科工作的“試驗田”。我受到的鍛煉和從楊校長那里直接得到的教育，使我終身受益。楊校長更注重學生的德智體全面發展，他很重視開展學生文體活動，所以，在當時有相當名氣的復旦排球隊、復旦話劇團都是他關注的范圍。當時，每周四下午4點鐘以后，是全校學生參加文藝社團活動的時間，周末，學生會文娛部經常組織文藝社團到工人俱樂部或部隊基層單位去演出。

《楊傳》以生物系談家楨教授為例，說明楊校長能正確對待學術領域里不同觀點、不同流派的分歧，這對于團結知識分子是很重要的。談家楨原來是專攻摩爾根遺傳學的，在蘇聯推崇米丘林、李森科學派的氛圍下，他感到課不好上，科研活動也不好開展了，在楊校長和黨委的大力支持下，談家楨打消顧慮，把生物系辦得有聲有色，1961年還建立了遺傳研究所，他自任所長，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論述遺傳學觀點的文章。

三

經過“文革”沖擊后的楊西光，不僅革命意志沒有消沉，相反，帶著強烈的民族振興的使命感，重又回到中央黨校省部級班學習，他如饑似渴地讀書、深沉地思考、廣泛地探討，辨別被“極左”思潮和路線搞亂了的是非。在胡耀邦校長的領導下，積極投入到思想理論戰線的“撥亂反正”斗爭中。黨校學習結業時，他奉命擔當改版“光明日報”的使命，使之成為一張為知識分子服務的報紙，而且要盡快改變其當時的落后面貌。這時的時代背景是：繼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動亂之后，在思想領域面臨肅清“文革”流毒、撥亂反正的一場極其深刻的革命。

楊西光沒有絲毫的猶豫踟躕，一如既往，堅決服從黨的派遣，立刻奔赴“能夠推動解凍的風和云盡快地吹過來的”輿論陣地，就任《光明日報》總編輯。鑒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被說成是“臭老九”，其社會地位僅次于地富反壞右與特務、叛徒、走資派。為了在這個領域內正本清源，突破禁區，全面、準確地重新闡明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把《光明日報》辦成面向廣大知識分子的報紙，楊西光晝夜思索，忙碌奔波，開座談會，走訪思想解放的前驅，尋找撰文的能人高手，選擇同現實斗爭靠近的題目，不停地找各編輯部的記者、編輯來討論，親自動手和他們一起不厭其煩地改稿，以“辛廣民（新光明之諧音）”或“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一篇篇有影響的文章和評論，如：《階級斗爭是一切工作的綱嗎？》《決不允許打擊科技人員》《不能擠教育》等等。

但是，1977年2月7日，主流輿論“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鄭重宣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行。”使人們的思想又陷入混亂和迷茫。因此，“兩個凡是”是撥亂反正的最大障礙，要掃除這個障礙，必須通過公開討論，明確什么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使我們的思想理論立足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這樣的時代要求，喚醒楊西光敏銳地發現、精心地組織修改、果敢地決定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那篇向“兩個凡是”宣戰的檄文。而由此引發的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又推動時代波濤洶涌向前。鄧加榮準確地敘述：“楊西光從（報社）《哲學》?？习l現那篇有分量的文章是有其偶然性，但他一定要組織，或者自己組織班子撰寫類似的這樣一篇文章，則是必然的?！本褪钦f，楊西光此舉乃時代之軀使，也是他一以貫之地響應時代的呼聲和要求，勇于肩負時代使命的必然結果。

楊西光的一生是忠誠不渝奮斗的一生，是開拓創新干事業的一生。《楊傳》作者在全書結尾的兩句話說得好：“他的名字并不顯赫，他的功績卻永垂青史?！边@也是本文筆者想說的話。

把思想、理論是非扭過來

我和楊西光同志是在中央黨校相識的。1977年3月，粉碎“四人幫”不到一年，黨中央決定恢復中央黨校，華國鋒同志任校長，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長。當年10月9日，中央黨校隆重舉行復校后的第一期開學典禮。楊西光同志作為上海地區的省部級領導，參加了中央黨校一部學習。我當時在上海市“五七”干校，作為上海地區選派的理論班學員，參加了中央黨校三部的學習。當時中央黨校襲用了原來的組織機制，所謂一部，就是省部級干部班，二部是廳局級干部班，三部是理論干部班。因為楊西光和我都是上海地區學員，所以就相互見面相識，后來慢慢熟悉了。我們一起在中央黨校大禮堂參加了開學典禮，還拍了一張千余人的開學典禮集體照，照片約有一米長，照片上的很多中央領導同志如今已故，我至今珍藏著。

1979年7月26日，楊西光（左二）在光明日報三樓會議室接待圭亞那新聞團。

楊西光同志那年已經62歲，我知道他經歷十分豐富，從福建省委宣傳部長的崗位上調入上海，到復旦大學任黨委書記，“文革”前一年出任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可謂資歷很老的省部級領導。而我才30歲。他十分親和，沒有架子，經常把我和理論班的另外兩名上海學員叫去，到他的房間里，倒杯茶聊天。一部學員的房間比我們三部學員的房間大一些，但他的房間看上去仍然很擠，桌上、床上全是書，除了中央黨校的大字本教材外，他自己還備了很多很厚的書，有的是工具書。他關心的話題很多，談得最多的是中央黨?！独碚搫討B》發表的一些文章，我發現，他對每篇《理論動態》文章都非常認真地研讀過。有時他會很自豪地說起文章中某個觀點他與胡耀邦同志還曾討論過，胡耀邦同志吸納了他的意見?，F在回憶起來，我覺得楊西光同志雖然在“文革”十年中受到迫害，但思想依然十分敏銳清醒。他非常愿意傾聽我們年輕人的意見，并且會不時地插話、提問?！拔母铩笔辏芏嗨枷肜碚搯栴}被“四人幫”顛倒了，搞亂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即使明白人也懾于“文革”陰影常心有余悸，不敢闡明。胡耀邦同志為了使學員在學習討論中解放思想，消除顧慮，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在中央黨校實行“四不主義”，即“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這“不裝袋子”也是胡耀邦同志的發明，學員不必擔心因言招禍，被裝進學員檔案袋。

楊西光同志對一些思想理論問題很感興趣，常常問我們怎么看。甚至還會問到，其他省市的學員怎么看。他說，其他省市與上海情況不一樣，所以想法也會不同，了解了各省市學員的不同想法，這有助于了解國情。我至今還記得，他問我們，“四人幫”形“左”實右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要我們羅列一下。我們幾個上海學員當時沒有準備，便你一言我一語地湊了幾條，他要我回去準備一下，把三部理論班學員的討論情況匯總后送他一份。我回去后很認真地歸納了各種觀點，整理好一份材料，晚飯后又匆匆送到他房間里，他很高興。

1977年2月7日，當時的“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此文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兩個凡是”出臺不久，鄧小平同志就在黨內公開批評它不對，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他鄭重提出，毛澤東思想是一個科學體系，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

當時的中央黨校，可謂是中國撥亂反正的前沿。胡耀邦同志時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他思想解放，一身正氣，在學校里威信很高。我有幸聆聽過他多次講話。他的報告形象生動，講到精彩處還在臺上來回走動，有時會情不自禁地輔以身體語言。我印象十分深刻地記得，他說，馬克思坐過飛機嗎？恩格斯看過電視嗎？列寧、斯大林穿過“的確良”嗎？他邊講邊用手指捏了捏自己穿的短袖“的確良”襯衫。中心意思就是一條，時代變化了，不能照搬條條，搞“兩個凡是”。

在復旦大學的日子

楊西光,1978年3月至1982年4月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楊西光同志在復旦大學的日子里，我同他的關系十分密切。受到他的培養和教育使我終生受用。

楊西光在復旦大學當了七年黨委書記，不久又兼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有人曾問他，你那么多事，怎么忙得過來，有什么經驗？楊西光回答：我在復旦有兩個人，雖然各有自己的工作崗位，但一切服從我的工作需要：一個是季寶卿，一個是金沖及。我們倆的情況也有不同，我主要是做文字方面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寫講話、工作計劃、文件之類；季寶卿負責向學校傳達他對工作的意見，了解各項工作的進展情況。

我本來有好幾個本子，專門記錄楊西光每次在起草講話、文件時談的思路、要求和見解。我記得十分詳細。離開復旦時，別的工作本子都交了，這些本子留下來帶到北京。如果這些本子還在，今天可以提供很多有價值的材料，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燒掉了。燒掉的原因不是要和楊西光同志劃清界限，而是因為那時常要抄家，一旦被抄走會讓造反派從中找到他的很多“罪狀”，那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情。

離開復旦以后，我見到過很多領導人，但坦率地說，像楊西光同志那樣令我如此欽佩的并不很多。他的特點，首先是政治上敏感，看問題尖銳，做事果斷，而且一定做到底，不打折扣。

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他始終把復旦的工作、上海的教育工作真正當做事業來干，全力以赴，拼著命干。此外，幾乎沒有自己的其他事情。我清楚地記得，每年他只有大年初一放我一天假，初二就一定把我叫到他家去，布置工作。他要求很嚴，想得很細。每次的報告或要起草的文件，總是先講清楚他考慮的結構、要點和重要見解。因為跟得他久了，他一提，大概的思路我就明白。有一次，他的一個報告稿，我起草了一萬多字。晚飯他把我找去，說寫得不行，要重寫。他重新談了一個更詳細的提綱，接著說：明天早上給我。他決定的事，從來沒有什么可以討價還價的。還好，那時候我年輕，一個通宵把一萬多字的稿子給趕出來了。這種嚴格訓練對我實在很有好處。他不只是對別人這樣要求，自己也是這樣做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宿舍去，要起草一個報告，交待完了就說：你到我臥室旁的小房間去寫，什么時候寫完了就什么時候叫醒我。我寫到下半夜兩三點鐘，寫好了去叫醒他。他“啪”地一下就從床上跳下來，臉都不洗，戴上眼鏡審閱和改稿子。他對工作的這種投入精神真是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一來復旦，復旦工作的氣象立刻就不一樣了。

從我當時在復旦的經歷看，領導干部有兩類，一類像有一位副校長，他是1958年來復旦的，是九一八時期的老同志。他的知識面廣，口才極好，大會做報告，很受歡迎，很有文采，但遇到實際工作中的具體問題，有時就不知如何下手。有一次，黨委開會，正好保衛部門有件事來問他，該怎么處理？他一下子就講不出來了。還有一類如當時的黨委副書記王零同志，他抓工作很實很緊，特別是理科的建設。西光同志在復旦的工作中，王零同志的貢獻很大，所以后來有人講什么“楊王路線”?！拔母铩币院?，有一次我去復旦，見到一位化學系的同志，他說，我當學生的時候，王零同志不僅認識我，還知道我是搞高分子化學的。現在我已經是副教授了，黨委領導人還不認識我。王零同志的工作確實抓得很細，但對整個學校工作的全盤考慮顯然是不如西光同志了。

西光同志來了以后，對每個階段的工作安排，總是能提綱挈領，通盤籌劃，輕重緩急分得很清楚，而且有措施有辦法。一個階段的工作快要結束時，立刻提出下一階段的任務。我在復旦工作的十幾年中，他來之前，沒見過這樣的黨委書記，他走以后，也沒有這樣的黨委書記。

西光同志是有大思路的，在復旦的工作有兩個要點十分突出，一是要提高教育質量，因為學校就是要培養人才；另外一個做好知識分子工作，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當然還有別的，如黨的建設等等。

對教育工作，他的思路始終一以貫之：學校的基本任務就是培養人才，應該以教學為主，就像工廠應該以生產為主一樣。這不能有任何動搖。當時社會上正在批判“白專道路”。他說：有的學生，讀書非常好，但對政治活動不太積極。你可以推動他參加政治活動，但不能批評人家為什么學習好，不能把用功讀書說成白專道路。把人類幾百年、幾千年的知識精華集中起來，在不太長的時間里系統地傳授給學生，這是學校的責任。

1958年“大躍進”，很多單位亂糟糟的，弄虛作假。西光同志強調復旦在鼓足干勁后主要是要搞教育的現代化。他要求基礎課的內容要精簡、深化、更新。復旦大學“大躍進”最大的成績是建立了一批新學科。成立了物理二系（即原子能系），下面有兩個專業：一個是核物理，一個是放射化學；數學系新設了兩個專業，一個是力學，一個是計算機專業，搞了風洞實驗室。很多地方的大躍進都是“弄虛作假”，很快就垮掉了，但復旦新建的那些專業一個也沒垮，為改革開放后高新科技的人才培養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礎。這是很難得的。

當然，在整個“左”的思潮下，錯誤的做法也有。比如那時插紅旗、拔白旗。中文系批劉大杰。學生們說，劉大杰有什么了不起，他看了500本書，我們年級有100人，每人看6本就超過劉大杰了。這當然很荒唐。劉大杰反駁說：一個美人，你只知道她半根眉毛，他只知道她半片嘴唇，加在一起，仍然不知道她美在哪里。但對劉大杰也沒有做過什么處理。

1960年以后，西光同志負責上海的高等教育工作，他強調高等學校要以教學為主，要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充分發揮教師在教學、科研里的主導作用。那個時候，對教學抓得非常緊，一直到1963年左右。但到1964年，情況又有反復，四清了。

我1964年離開復旦，抽調到市委寫作班子，呆了一年，1965年初就到北京了。

這里要提到1957年復旦的反右派。前不久我見到一個大學的黨委書記，他說：“與復旦不同，我們反右時吃了大虧?！狈从視r，復旦當然也有錯誤，特別是學生中不少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復旦教師中的主要骨干力量沒有打成右派。一級教授里沒有一個右派，王中是中央先點了名才定的右派。他是黨委委員、新聞系主任，他講了報紙有兩重性，說：報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但又是商品，一張報紙要賣5分錢。你得要讀者肯花5分錢來買這張報紙，階級斗爭工具的作用才能發揮。

談家禎是遺傳學界中摩爾根學派的代表人物，平時講話也隨便，西光同志要他女兒談曼琪先做他的工作，反右也沒事。

當時的復旦大學，如何發揮老專家、老教授的作用，是下了大功夫的。

那時，復旦的教授中，學部常委（學部委員相當于院士）有3個：陳望道、蘇步青、陳建功。學校買下了一座小樓給陳望道住（還有他主持的研究室在那里工作）。后來還特地蓋了兩棟小樓，給蘇步青、陳建功住。那是最好的房子了，當時還有教授發牢騷呢。楊西光自己只住在普通的第七宿舍內。臥室只有8平方米左右。

當時為有專長的教授專門配備助手。比如陳望道、譚其驤等。為陳望道成立了語言修辭方面的研究室，還專門為譚其驤成立了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室，配了助手，爭取更好發揮老專家的作用。

對上海所編的30多種文科教材，實行主編負責制，明確由主編定稿。

對中青年知識分子培養使用，花的功夫非常大。當時在這方面是有計劃地系統地培養的，選擇骨干教師，擬定重點培養名單，有20多人，記得中文系有王運熙、胡裕樹，經濟系有蔣學模、蘇紹智，數學系有谷超豪、夏道行，物理系有華中一等。三年困難時期，還給這些人辦學習班，其實就是給他們改善伙食。楊西光有一個說法：要在一批中出一個，由一個來帶動一批。所以要培養骨干。好像跑步，運動員只有在一群人里跑才能跑出來，一個人跑是跑不出水平來的。跑出來一個又帶動一批人。他不光是對教師如此培養，對學生也很關心。像后來當了復旦大學校長的楊福家，50年代大學畢業后就派到丹麥留學。當時，大學派留學生到資本主義國家去留學是很少的。楊福家后來成為學術尖子。還派外文系的嵇書佩到意大利學意文。當時培養人才是有計劃的，不是隨便冒出來的。

1995年，復旦大學90年校慶時我回去。復旦一位副校長找我征求意見。我提了一條意見。我說65年我離開復旦，到95年30年了?，F在復旦的10個院士我全認識，復旦的100多個博士生導師我認識一半。從這里就可以看出，這些人才還是當時有計劃有目的培養的。復旦能成為今天的復旦，能有比較高的科學水平，當然說明時代在不斷前進，但楊西光同志等主持學校時的工作也功不可沒。前人的貢獻，后人是不會忘卻的。

在當時那個時代，對于知識分子楊西光還是保護了一批人。1958年的時候，有一次教育部派調查組到復旦大學蹲點，開始時有點氣勢洶洶。楊西光說，你們準備批判的兩個人是我們經濟系的兩面旗幟，不能倒。這事后來也就不了了之。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說。反右一結束，復旦大學發展了一批著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復旦大學黨委里，黨委委員有蘇步青、謝希德、谷超豪等。謝希德是解放后從美國回來的。谷超豪到復旦后我曾和他住一個宿舍。他是杰出的數學家，又是地下黨員，但來復旦前挨了整，不讓他去蘇聯留學，那是完全錯誤的。后來楊西光同志仍派他留蘇。留蘇時，他同時念兩個學位，一個是微分幾何，一個是微分方程。當時的留學生中沒有人同時念兩個學位的。最后論文答辯時，莫斯科大學的校長彼得洛夫斯基破格地越過副博士直接授給他博士學位。還有吳征鎧教授但任物理二系的黨總支書記，讓老教授擔任黨總支書記，在那時是極少有的。在復旦，專業出身的干部當系總支書記，當時用了一批，有些只有20多歲。在這方面，楊西光很贊賞清華的做法，叫“雙肩挑”。對于這批知識分子干部、業務干部，楊西光放手使用。后來他們幾乎都成為方方面面的骨干。

在高等學校工作中著重兩個方面，一個是抓提高教育質量，一個是抓知識分子工作，這是我在楊西光同志身邊工作時突出的兩點感受。我想也是今天的復旦大學師生不會忘記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

讀了光明日報社老同事鄧加榮所撰寫的《楊西光傳》，感到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重點突出，客觀公正。讀者從這本傳記中可以看到，楊西光一生，為黨為國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是，構成他一生中的最大亮點，則是他晚年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不久，主持修改并且果敢地決定，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首先公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在全黨全國全軍影響極其巨大的文章?！秾嵺`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受到鄧小平的多次表揚，為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起到了引發作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思想輿論上的準備階段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作者為了突出這顆靚麗的花朵，采取倒敘寫法，將它安排在該書第一章最突出顯著的位置，并且用的筆墨最多，該章占了全書的1/5以上?？戳诉@部傳記，可以使讀者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從組稿到多次修改，再到發表，以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的全過程，會有一個更為全面而又深入的了解和完整準確的認識。

作者因為是給楊西光本人作傳，所以對傳主在比較重大的歷史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及所起的重要作用，展開來敘述，同時又加以評論。對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寫作的原創稿件與按照楊總編提出的指導思想進行修改的過程，光明日報社理論部哲學組組長王強華的組稿與修改該文的經過，光明日社主管理論部的社級負責人馬沛文對該文進行修改和發表所起的作用，還有理論部張義德等同志所提出的修改意見、所作的輔助性工作，都作了原原本本的敘述，毫無遺漏。

傳記對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同志參加由楊總編召集的修改這篇文章的討論會、發表修改高見、進行重要修改的具體內容；理論研究室負責人吳江同志的修改意見；理論動態組負責人之一的孟凡同志所做的工作；特別是時任中央黨校的副校長、不久又調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同志，從啟發楊西光解放思想，到調動楊西光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讓他改變當時報社的局面，以至最后對該文作了微改并定稿的重要作用，都一一作了客觀的、如實的敘述。

作者最后再次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寫作、修改和發表，完全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第二，資料翔實，內容全面。作者將有關傳主一生所有的資料，包括傳主本人與其他許多人在中央和地方各種書籍報刊上發表的有關大量文章和回憶錄，連同一般人很難看到的傳主寫給親人、朋友的書信，都收集起來，經過梳理篩選，錄入傳中。同時，作者還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古今中外一些政治家和哲人與著名科學家以及中華典籍上的大量至理名言，對傳主的思想和行為進行評論與烘托，因而，這一傳記能夠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出傳主一生的所有戰斗歷程，工作成績，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細節，顯得非常豐滿充實。

我和楊西光總編輯在光明日報社相處不到半年，對他的政治氣魄、工作能力、品德和作風，雖然有一些最直接的了解，但對他的以往經歷，幾乎是毫無所知。如今，看了他的傳記，才對這位令我十分敬佩的總編輯，有了全面的、深入的了解。閱讀《楊西光傳》，不僅能夠幫助讀者深入實踐、永遠堅持真理、繼續解放思想，而且可以從中受到堅定理想信念、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和繼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良好教育。

第三，解疑釋惑，說理透徹。有一段時間，我和一些同志都有一個不解之謎：剛到光明日報社任職不幾天的楊總編，為什么能夠很快慧眼識玉，一下子就抓住胡福明的那篇文章不放手，并同中央黨校的同志同心協力，最終把它修改成影響極為重要的篇章呢？鄧加榮撰寫的《楊西光傳》，進一步給了人們一個具體的、形象化的解答，找出了深遠的歷史根源。一個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酷愛學習馬列著作，自學和主動到北大旁聽哲學課，并且經常向著名學者范文瀾先生請教哲學問題的楊西光，從踏入革命圣地延安時起，一進馬列學院、二進中央黨校、直到進光明日報社之前還再次上過中央黨校，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因此，楊西光剛到光明日報社上任，就能一眼看出胡福明的原稿是篇好文章，具有修改的基礎。這似乎看來是件偶然的事情，但實際上則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從這部傳記中讀者可以看到，他的革命和工作實踐，已經多次證明只有符合客觀實際的思想理論，才能夠稱得上是真理。他用自己領導華池縣一個鄉的農民治療好大批羊群疾病的實踐，證明了劉守義提供的偏方是對的。因此，當他1977年再進中央黨校學習時，就能自覺地根據胡耀邦提出的“用實踐標準分清路線斗爭是非”的指導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已認識到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之處。因而他一到報社，便能及時抓緊修改和發表那篇重要文章，決心要用實踐這個唯一標準，而不是用所謂“語錄標準”和邏輯推理的方法，來檢驗所有理論。

楊總編從年輕入黨的時候起，就善于分析政治形勢。革命戰爭血與火的鍛煉，“文革”中間挺過了各種難以忍受的磨難，都使他養成了勇敢堅強的戰斗作風，高貴如玉的純潔品質，因而使他在國家處在徘徊不前的嚴峻形勢下，能夠十分果敢地組織修改和公開發表那篇文章，以便推進我國的建設事業繼續向前邁進。

第四，文字生動，情節感人。作者鄧加榮本是留學蘇聯學習經濟學的，可他似乎有著愛好文藝的極大興趣，因而寫出了許多文藝佳作，廣受讀者青睞。當我得知他正在寫作這部傳記時，就向他約定，一旦出版，一定讓我先睹為快。當我首先拿到該書時，就被作者一開頭的抒情詩一般的語言所吸引。作者對于傳主的許多革命工作經歷的情節描繪，十分細膩動人。其中，既有傳主在北京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與反動軍警激烈搏斗的驚心動魄場面，又有在重慶險些誤入叛徒精心設置的陷阱的危險境況，還有在上海被打成“走資派”關進“牛棚”長達7年之久所受到的種種磨難與悲慘場景，也有在甘肅隴東下鄉與農民交往、在延安中央統戰部工作時同李鼎銘先生會面的熱烈動人情景，更有傳主主持召開會議討論如何修改原稿《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時深思熟慮的總結講話的情形，以及同妻兒孫子一家其樂融融的歡樂景象。每讀一段文字，如同喝了一杯果汁一樣，美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