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翰笙戰斗在“國統區”紀實

陽翰笙，1902年出生。15歲那年，陽翰笙走出家門到宜賓、成都、北京、上海求學，得吳玉章、王右木、陳毅等指導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洪流中，陽翰笙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兼教官，參加南昌起義任師黨代表、起義軍總政治部秘書。1928年調往上海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國統區文化斗爭和統一戰線工作，任“左聯”和“文總”黨團書記。抗戰時期參與組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任第三廳秘書、文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組織領導革命文藝運動。他既是革命家、又是成果卓著的藝術家，留下了700多萬字的文藝作品。陽翰笙對黨忠誠，執行黨的文藝路線，被文藝界譽為“文壇泰斗”。

領導“左聯”戰斗幟樹左翼文化

南昌起義失敗以后，陽翰笙由海陸豐經香港轉回上海，與李一氓一起參加創造社。1930年3月，在陽翰笙參與謀劃組織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下稱“左聯”）成立。“左聯”一成立就建立了黨團組織，陽翰笙擔任“左聯”黨團書記。在成立大會上，魯迅作題為《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講話和與會同志發言后，陽翰笙代表黨組織發表總結性講話。他指出：“國民黨反動派正加緊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圍剿，鎮壓革命力量。我們要加強隊伍的團結……文藝工作者深入到工農中去，到勞動人民中去。這也是中央和省委的意圖……幫助黨在那里做好宣傳工作，還要增加對工人的了解。”

“左聯”的成立，標志著黨對革命文藝運動已發展到從思想領導到組織領導的嶄新階段，是新文學運動的深入發展。

為進一步壯大左翼文化隊伍，陽翰笙與同仁一道先后組織了“社聯、美聯、劇聯、教聯、記聯”和電影、音樂小組等左翼文化團體。這些團體聯合組成“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下稱“文總”）。陽翰笙任“文總”黨團書記。

“文總”成立不久，經黨內同志引薦，陽翰笙與中共黨員、黃埔一期生、在部隊工作、十分關心黨的文藝事業的宣俠父接觸后，就宣俠父提議開辦“左聯”書局事提交“左聯”黨團會議充分討論，得到夏衍、田漢等支持。受黨團組織委托，陽翰笙與宣俠父達成一致協定：書局開辦資金、經營管理由宣俠父負責，編輯事宜由“左聯”負責。經雙方籌劃，起名湖風書局的書店在上海英租界七浦路正式開張；同時“左聯”主辦公開雜志《北斗》、“左聯”與“文總”合辦內刊《文學導報》誕生。

在反革命“文化圍剿”的艱難歲月里，湖風書局是“左聯”在白色恐怖歲月里唯一的出版機構，出版了左翼作家的許多著作，有力反擊了國民黨的反動文化圍剿。同時培養了大批青年作家，他們的作品深受廣大讀者歡迎。書局也是“左聯”活動據點，因而招致國民黨反動派和殖民統治者的忌恨，很快便被英租界和國民黨反動派當局強行查封。

陽翰笙在領導“文總”的同時，拿起手中的利劍，創作了長篇小說《地泉》。

1932年，為反擊反革命“文化圍剿”，陽翰笙與田漢等“文總”各團體負責人共同籌劃，抽調如金山、趙丹等“劇協”成員，聶耳、呂驥、賀綠汀等音樂人先后轉戰電影戰線。擴大了的電影戰線拍攝進步電影，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重心。在支援電影事業壯大發展中，陽翰笙通過與藝術家促膝談心、切磋藝術等，結交了洪深、史東山、蔡楚生等，成為肝膽相照、終身不渝的摯友。陽翰笙著力培養聶耳、王瑩、陳波兒等青年藝術家，這些人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進步電影界的骨干。

資本家看到進步電影名利雙收，他們愿意投資辦廠。經過“文總”討論，決定由陽翰笙協助田漢建立藝華電影公司。陽翰笙為“藝華”配備了黨員和進步的編劇、導演、演員骨干。他參加編劇委員會，使“藝華”一開始就遵循抗日、反帝、反封建的方針，拍攝了一批進步影片。后來，左翼電影戰線逐步控制了“明星、聯華、藝華、電通、天一”等電影公司。這些電影公司在左翼電影戰線的影響下，開始攝制進步影片。

陽翰笙在進行大量思想和組織工作的同時，于1933年寫就他的第一個電影劇本《鐵板紅淚錄》。該片是中國第一部反映農民武裝反抗地主階級壓迫，描繪了農民受地主階級鐵板地租的殘酷剝削，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民武裝斗爭的出路。影片受到廣大群眾歡迎，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惱怒和恐懼。相繼，陽翰笙描寫漁霸勾結侵略者壓迫漁民，激起漁民反抗的電影劇本《中國海的怒潮》寫成。攝制的影片遭到國民黨“電影檢查會”的摧殘，被刪剪得七零八落。

1933年底，國民黨反動政府以法西斯手段搗毀“藝華”公司，對田漢、夏衍、金焰等威脅恫嚇，進而加緊對左翼文藝工作者的人身迫害。陽翰笙和他的戰友們雖然被迫公開退出“藝華”，但是他們繼續與公司導演聯系，為公司提供劇本支持。

1935年3月，陽翰笙編劇而未署陽翰笙名的影片《逃亡》在上海公映，轟動影壇。

在國民黨反動政府對左翼文化運動瘋狂鎮壓的1935年，陽翰笙領導和團結左翼文化戰士們冒著被捕、殺頭的危險，在文藝戰線上進行了不屈不撓和機智靈活的斗爭，不僅在上海發揮了很大作用，其影響還遍及全國。許多大城市紛紛建立“分盟”，形成了一支由中共領導的、力量雄厚的、嶄新的文化生力軍，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斗爭和政治斗爭。作為“左聯”、“文總”黨團書記的陽翰笙，在上海負責左翼文化運動的組織領導工作時間長達七八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為中國的革命事業盡到一位共產黨人的責任！

遭軟禁猶戰斗奉命組建三廳

1935年初，上海黨組織遭破壞，憲兵四處抓捕共產黨人。2月19日晨，陽翰笙在南京的家里被國民黨抓捕，幾天后，同田漢等一起被投入南京老虎橋監獄。一關就是數月。

陽翰笙被捕后，黨組織給予關注。在獄中，他始終未暴露共產黨員身份。國民黨只知道他是位很有影響的左翼作家。國民黨迫害著名文化人的行為受到社會各界譴責，黨組織通過柳亞子、蔡元培等出面保釋陽翰笙。

迫于各界壓力和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政治形勢，國民黨當局將陽翰笙由囚禁改為軟禁。

被軟禁的陽翰笙堅定、機智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想方設法與南京中共組織取得聯系，用筆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戰斗。

12月1日，陽翰笙暗中主編的《新民報》副刊《新園地》創刊。他用多個筆名在《新園地》發表《養狗篇》、《打狗篇》等40多篇匕首式雜文，矛頭直指蔣介石對日不抵抗政策、漢奸賣國賊和各色投降主義分子。由此，《新園地》掀起一場著名的“打狗運動”。

因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需要，“左聯”、“文總”相繼解散。1936年9月，陽翰笙與田漢等176人聯名發表《中國文化界為爭取演劇自由宣言》。強烈抗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阻撓壓迫左翼話劇團體演出進步戲劇，提出：中國文化運動在中國領土上演出戲劇，有絕對的自由。

在“左聯”、“文總”解散的情況下，具有強烈使命感的陽翰笙，利用《戲劇時代》創刊之機，發表具有指導意義的《1937年中國戲劇運動之展望》一文。同時，他創作電影劇本《生死同心》、《夜奔》等，呼吁全民抗戰，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劇本經進步影人拍攝放映，引起社會好評。他還為明星公司寫了《新娘子軍》等電影劇本。

1937年7月后，被軟禁了兩年多的陽翰笙，被南京國民政府當局正式宣布釋放。獲得自由后陽翰笙在一個月內，撰成以激勵中國人民堅決抗日鋤奸斗志的歷史劇本《李秀成之死》。此劇在上海演出58場，觀眾無不同仇敵愾。

七七事變后，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關頭，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提出團結抗日主張。蔣介石不得不做出改革姿態，經國共協商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設政治部，部長陳誠，副部長周恩來、黃琪翔，蔣介石請郭沫若當第三廳廳長。

陽翰笙奉命由上海到武漢，中共長江局書記周恩來代表組織恢復了陽翰笙的中共組織關系，交給籌組文學藝術界各抗敵協會、協助籌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兩項任務。周恩來要求陽翰笙力爭把第三廳建設成為中共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機構，有利于發動領導全面抗戰。陽翰笙表示：“竭力完成黨組織交給的任務。”

按周恩來指示和部署，陽翰笙著手物色第三廳處長、科長人選和人員配置。他首先找到鄒韜奮：“請先生加入第三廳第五處，意下如何？”“從個人的角度，是不愿意參加的。”“我們是利用國民政府的機關，宣傳我們的主張。”陽翰笙闡明參加三廳的重要意義。“國民黨脫離大眾搞片面抗日，對共產黨和其它黨派全力限制和秘密抓捕，我不想拿這種反動政府的奉祿。”鄒韜奮態度堅決。陽翰笙意識到鄒韜奮的態度會影響沈鈞儒，想起沈鈞儒與金仲華關系密切。于是他找到金仲華講：“我代表三廳組委會，請您加入第三廳。我們和國民黨聯手，組成抗日統一戰線。”金仲華說：“我個人愿意，整個組織，要向沈老匯報，開會研究才能決定。”“請您做沈老的工作，爭取加入，我們一起共事。”說了此事，陽翰笙向金仲華了解其他朋友情況。

經過幾十天的拜訪聯絡，第三廳的框架搭建了。1938年4月1日，第三廳在武漢正式成立。廳長郭沫若，副廳長范壽康，陽翰笙任秘書，胡愈之、田漢、范壽康任第五、六、七處處長。每處設三科，徐壽軒、張志讓、尹伯林、洪梁、鄭用之、徐悲鴻（未到位）、杜國庠、董繼健、馮乃超任科長。第三廳在中共長江局和周恩來領導下，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種種限制和迫害，團結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發動組織了具有重大影響的許多活動，形成了堅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三廳秘書的陽翰笙，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執行統一戰線政策，為籌組和建設三廳嘔心瀝血、廢寢忘食，克服艱難險阻把三廳各項工作扎實推進。

拒絕入國民黨戰斗在文工會

1938年底，第三廳從武漢撤退重慶，國民黨要求三廳人員全部加入國民黨。在分散撤退途中沒人搭理，國民黨的謀劃沒有得以實施。

1939年下半年郭沫若回樂山奔喪。陳誠、賀衷寒、張厲生商議后提出三廳人員全部加入國民黨，他們打算趁機把郭沫若擠出第三廳。

在重慶的陽翰笙得到消息十分吃驚，立即派人前往樂山報告郭沫若，及時向周恩來通報。周恩來聽了陽翰笙的報告，氣憤不已。“要是三廳人員都不愿參加國民黨，要不要現在撤出政治部？”對陽翰笙的提問，周恩來深思熟慮后語氣很堅硬地回答：“不退出雖然要遇到很多麻煩，但是要大家硬著脖子頂著。是革命戰士，即使犧牲也要倒在工作崗位上。”“好！我堅決執行，團結大家頂著！”陽翰笙態度堅定。

幾天后，政治部秘書長賀衷寒帶一幫人來到第三廳搜查宣傳品倉庫。陽翰笙接報怒火中燒，找到賀衷寒厲聲斥責：“帶人搜查倉庫，為啥子？難道抗日斗爭不需要宣傳品！”面帶愧色的賀衷寒不知所措，只說：“這是上峰的命令。”

郭沫若趕來了。他嚴詞抗議賀衷寒無禮，堅決不讓搜查。雙方一陣激烈舌戰后，強橫霸道的賀衷寒指揮手下人繼續搜查。郭沫若、陽翰笙眼巴巴地看著他們強行搜查，帶走宣傳品。

1940年8月，蔣介石親自下達手諭：“凡在軍事委員會各單位中的工作人員一律均加入國民黨，凡不加入國民黨，一律退出。”不加入國民黨的郭沫若，被免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職務。

幾天后，新任廳長何浩若主持召開三廳全體人員大會。每個座位前擺上加入國民黨的入黨申請書。何浩若用威脅口氣說：“要革命要抗日，就只有留在第三廳。要留在第三廳，首先要加入國民黨。”參加會議的陽翰笙派人請來郭沫若。健步邁進會場的郭沫若，緊握拳頭大聲說：“入黨不入黨，抗日一樣抗的。在廳不在廳，革命一樣革的。”他當場宣布：辭去軍委會政治部部務委員職務，陽翰笙和在場的同志一致表示：辭職。

周恩來知道何浩若強迫三廳人員加入國民黨非常氣憤，立即找到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把三廳不利局勢直言不諱道出。隨即，張治中將情況報告蔣介石。沒隔幾天，陽翰笙、郭沫若、田漢等應約見蔣介石。蔣介石對他們說：“現在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更需要你們這些有影響的文化人才。希望你們同心協力，御敵救國，我要求諸位不要離開。”郭沫若代表大家表態：“我們在朝是抗日，在野也是抗日，我們離開政治部也同樣抗日。”雙方交談后蔣介石說：“這樣，另外成立一個部門，第三廳的人全部參加，還是由郭先生領導大家。具體的與我的秘書李維果商定。”

從蔣介石那里回來，陽翰笙向周恩來匯報，說：“蔣介石分明是想把我們圈在這里，怕我們大家去延安。”周恩來說：“老蔣認定的事就答應吧。他要給我們劃個圈圈，我們就跳出圈圈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有個部門好，我們才有斗爭平臺。每次都自己搭臺子，還真有點麻煩。”

1940年10月1日，國民黨以改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而另設的文化工作委員會（下稱“文工委”），在重慶正式成立。郭沫若任主任，陽翰笙任副主任。

“文工委”在南方局領導下，在國共關系處于錯綜復雜的形勢下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策略，同國民黨的妥協、分裂、倒退政策進行“有理、有力、有節”的斗爭，使國共兩黨合作關系終究沒有破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鞏固和發展。皖南事變后，周恩來考慮到在“文工會”人員的安全，布置應變措施：凡露過鋒芒的同志都暫時疏散、隱蔽、轉移撤離。陽翰笙也回到家鄉探親隱藏，兩個月后，回到重慶。

1941年10月的一天，周恩來、陽翰笙來到郭沫若家里。周恩來直率地對郭沫若說：“今年是您50歲生日，我們準備給您祝壽，搞些紀念活動。”郭沫若擺手推辭。陽翰笙說：“為您祝壽，大家聚在一起熱鬧熱鬧！”周恩來補充說：“為您祝壽是個形式，關鍵是借此機會做些工作。”郭沫若明了周恩來的真實用意，感激的笑意浮在臉上，說：“那就謝謝你們了！”周恩來也笑了，說：“翰笙，組織好這次活動，要讓更多的人參加，把郭老的生日慶典搞熱鬧喲！”“如何籌備呢？”陽翰笙問。“以南方局名義擬定活動計劃，起草通知發往全國各地中共組織。”周恩來答復。

回到辦公室，陽翰笙按周恩來指示擬了計劃和通知，用電報方式發往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抽調20人組成工作班子，按計劃將為郭沫若祝壽活動的各項工作向前推進。

11月16日下午，郭沫若50歲生日茶話會在重慶中蘇文協大樓舉行，各界代表云集。馮玉祥主持，老舍、沈鈞儒、蘇聯友人等講話祝賀。周恩來亦在列。通過這次祝壽，發動了一切民主進步力量，沖破了國民黨的政治和文化禁錮。

陽翰笙以太平天國起義為背景創作的六幕歷史劇《天國春秋》，1941年11月27日在重慶首演，受到觀眾熱烈歡迎，連連座滿，盛況空前。由此，陽翰笙在周恩來支持下，與郭沫若商定成立了“中華劇藝社”。陽翰笙動員曾出任中國電影制片廠編導委員的應云衛任社長，他們將白楊、路曦、吳茵、謝添、舒繡文、秦怡、陶金、石羽、張瑞芳等30多位編劇、導演、演員和音樂人才吸引到了中藝社。由應云衛導演的《大地春回》演出成功，把國統區人民抗日救國熱情推向高潮。

中藝再掀高潮創基地迎解放

中華劇藝社成立后，在陽翰笙的直接領導下，排演了許多進步話劇。1942年4月，中藝社在重慶上演郭沫若的《屈原》20多場，在當時極為險惡條件下創造了戲劇演出的奇跡。該劇演出負責人陽翰笙為演出四處奔波，積勞成疾，他不得不在同志們力勸下臥床休息。如果說周恩來是國統區話劇黃金時代的總司令和總指揮，陽翰笙就是高級參謀和組織實施者。

11月，陽翰笙創作的《天國春秋》，以太平天國為背景，旨在體現周恩來因皖南事變而憤怒書就“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主題。陽翰笙創作的話劇《李秀成之死》的演出，激怒了國民黨當局，說這個劇“團結通共”，主演李英被活埋，劇組20多人遭槍殺。陽翰笙十分震驚，積極出面保護劇組幸存者，立即發動社會名流向當局抗議。迫于社會壓力，當局將幾個肇事要員“革職”查辦。

鑒于陽翰笙已被推到風口浪尖，周恩來安排他“躲藏起來”。他躲到重慶北碚溫泉，潛心創作電影劇本《塞上風云》。拍成電影在重慶上映34場，場場爆滿，觀眾達數萬人次。影片在全國各地上映備受歡迎，引起社會轟動效應。

“中藝”的影響一天天擴大，反動派對劇社愈加敵視。1943年春，國民黨下令“不準演出話劇”。在周恩來、陽翰笙安排下劇社深入國統區各中、小縣城演出劇目800多種、2000多場、觀眾700多萬人次，把抗戰時期大后方電影戲劇運動推向高潮。

1943年4月，陽翰笙改編的電影《日本間諜》在重慶上映，觀眾蜂擁而至。幾天后，蔣介石看了影片大為光火，勃然大怒，痛罵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等：“你們簡直是草包、飯桶！影片明顯是給共產黨作宣傳，立即停止放映。”并下令將義勇軍的戲全部改為穿國民黨軍服裝重拍、刪改、編輯膠片。后來，陽翰笙看到被篡改、肢解的片子，眼在流淚，心在流血，強忍下心靈的苦痛。

1945年2月，陽翰笙和郭沫若擬定《文化界時局進言》。然后，陽翰笙秘密發起簽名運動。經他奔走串聯，登門上戶拜訪，征求了312名藝術界代表簽名。22日的《新華日報》、《新蜀報》等發表《文化界時局進言》和簽名，在輿論界引起極大震動。蔣介石氣得七竅冒煙。當知道是“文工會”干的，他立即下令解散“文工會”。“文工會”被解散后，陽翰笙旋即投入“文工會”人員的安置工作中。他本人由黨組織安排，任中蘇文協研究委員會副主席。

抗戰時期，陽翰笙不僅執行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使命和從事大量的、千頭萬緒的組織與協調工作，而且他還是抗戰時期文藝創作“最豐碩的作家之一”。《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風云》、《天國春秋》、《草莽英雄》、《兩面人》、《槿花之死》7部大型話劇寫就；《八百壯士》、《塞上風云》（話劇改編）、《青年中國》、《日本間諜》4部電影劇本落成。

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這時，很多進步文化人士準備離渝赴滬。怎樣用文藝武器同反動派斗爭？陽翰笙將想法向周恩來匯報后，周恩來請陽翰笙在重慶再組“中國藝術劇社”，團結進步戲劇工作者艱苦奮斗，通力合作。這一時期，進步戲劇佳作紛呈，題材多樣，演出精湛，群星燦爛，觀眾趨之若鶩，反映極為強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為國統區民主斗爭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重慶期間，陽翰笙是文化界最忙的領導人之一，他實際上是周恩來領導和推進統戰工作的得力助手，也是郭沫若最有力的代理人。

抗戰勝利后國統區的文化中心轉移到上海，南方局分配陽翰笙負責上海文藝界黨的領導工作，組織以上海為中心的國統區戲劇運動，進行反對蔣介石踐踏民主和實行內戰的斗爭。

根據文藝事業發展趨勢，陽翰笙向周恩來建議：在上海建立電影基地。周恩來首肯、支持。

此時，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大員”已將上海所有的攝影場地作為敵偽資產全部劫收，且嚴格檢查、管制外匯、控制原料等，企圖壟斷電影事業。

無資金、場地、器材設備，電影基地怎么建？陽翰笙與電影界摯友研究，經周恩來批準，決定以民營形式創辦黨領導的電影公司。陽翰笙找到與郭沫若關系要好的四川樂山人任宗德、老朋友夏云瑚、導演蔡楚生等商量開辦公司的資金問題。夏云瑚、任宗德愿出資50%和30%，其它合伙人出資20%。陽翰笙依靠黨組織的力量，緊密團結進步影人，由“聯華”頭面人物蔡楚生、史東山出面，據理力爭奪回被國民黨國防部強劫的民營聯華影業公司資產。同時，陽翰笙讓中國電影制片廠廠長羅靜予促成陳誠發還“聯華”。在陽翰笙的領導下，大家群策群力，終于奪回“聯華”。有了一流的編劇、導演和場地，1946年秋，中共在國統區的第一個電影制片機構———上海聯華影藝社成立（后更名為昆侖影業公司）。任編導委員會主任的陽翰笙制定和掌握制片方針、培養干部的規劃并組織實施。影藝社成立了中共組織，陽翰笙為負責人。

陽翰笙為人厚道，待人誠懇，大家都很喜歡他，遇到什么困難，無論大事小事都愿意找他商量。盡管那時“昆侖”條件十分艱苦，可是創作氣氛非常和諧，大家齊心協力，充滿了干勁。

在解放戰爭時期，影藝社全體人員在陽翰笙領導下艱苦奮斗、通力合作，沖破國民黨層層關卡、刁難、阻撓，拍攝放映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希望在人間》、《麗人行》、《關不住的春天》、《新閨怨》、《烏鴉與麻雀》和陽翰笙編寫的《萬家燈火》、《三毛流浪記》等優秀影片，支持其它公司拍攝出《松花江上》、《祥林嫂》、《夜店》等影片。

這個時期拍攝的20余部進步影片，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斗爭，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與政治腐敗，轟動了整個國統區，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進步電影以少勝多，以質勝量，不但打破了外國影片獨霸的壟斷局面，使國產影片第一次稱雄于中國電影市場，而且成為文化界推動國統區民主運動、迎接解放的強大力量。

這個時期，陽翰笙將黨在電影戰線上的統戰工作，發展到南京國民黨國防部的中國電影制片廠內，“中制”廠長羅靜予、副廠長王瑞麟與陽翰笙保持著密切聯系。在“昆侖”籌建中，羅靜予不但大力協助解決“昆侖”的攝影場地，而且將攝影機借給陽翰笙。“昆侖”一炮打響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就是用“中制”的機器攝制的。這些仁人志士為中國革命文藝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建立了不朽功績。這是陽翰笙執行黨的統一戰線路線、政策、策略的一項豐碩成果。

當國民黨策劃大規模反共的1947年，國民黨中央命令“中制”廠限期完成“戡亂片”《共匪禍國記》、《共匪暴行實錄》攝制任務。左右為難的羅靜予和王瑞麟秘密來到上海，找陽翰笙商量對策。陽翰笙提議：“一是拖延，不急不拍；二是拍，往壞里拍。”王瑞麟認為“這個辦法好，我看行！”羅靜予表態：“就用這個辦法———拖、拍壞、怠工。”在極其艱險的情況下，用“怠工”、“拍壞”的辦法硬拖到“百萬雄師過大江”，反動派指望的兩部“戡亂片”終成泡影。

在中國共產黨眾望所歸的影響下，由于陽翰笙的出色工作，在電影界的威望，他以中共地下黨員為核心團結了幾乎所有的進步電影人，為新中國的電影事業保留了大批寶貴的電影人才。

1948年夏，在澳門治療右手腕骨結核病的陽翰笙奉中共南方局之命回到上海。1949年3月，陽翰笙到北平，與郭沫若、茅盾、周揚等投入組織和籌備第一次文代會工作。同時，以高漲的熱情參加新中國政府部門文化領導機構的建設工作。

陽翰笙與《草莽英雄》

寫就《草莽英雄》石縫長出奇花

1937年春節前，妻子唐棣華的堂兄唐槐秋來到陽翰笙在南京的家里作客，高興地說：“翰笙，聯華公司老板想請你寫個電影劇本，愿意嗎？”“我愿意，正準備找事做呢！”喝幾口茶后，陽翰笙問：“要什么題材的劇本？”“沒有特別要求，只要拍攝的電影受歡迎就行。”堂兄坦誠明白地回答。

“那好，把我醞釀、構思了很久但一直未寫的‘草莽英雄’故事寫出來，包他們滿意，會吸引觀眾，也具有現實意義。”“那你抓緊寫吧。你把構思的故事梗概講講，我聽了給他們說說。”陽翰笙整理思路侃侃說來。

故事反映腐朽的清朝政府賣國求榮、出賣川漢鐵路筑路主權。在席卷全川保路愛國革命風暴中，川南六縣保路同志會總會長羅先清這位剛毅的草莽英雄，他帶領鄉民與官府頑強斗爭的事跡。

唐槐秋是戲劇活動家、演員、導演、中國旅行劇社創始人。雖主行話劇，但和電影界關系密切，也是電影內行。聽完陽翰笙講述的“反清保路”故事梗概，很興奮：“太精彩了，是很好的電影題材，到時我幫你當導演。”

有了寫作目標，陽翰笙勤奮筆耕。由于劇中人物、故事、細節成竹在胸，很快成就初稿，定名《草莽英雄》。聯華公司得知陽翰笙寫成初稿，派唐槐秋取劇本時預付給稿酬300元。

過完春節，陽翰笙將聯華公司寄轉的《草莽英雄》初稿認真審讀，參照所提意見和自己找出的不足之處進一步細琢精雕，力求創作出自己滿意對得起觀眾的作品。

修改后的劇本送到上海，華聯華公司老板十分滿意，特邀首席導演孫瑜和唐槐秋執導。但由于全面抗戰爆發，此劇不得不暫時停止拍攝。

皖南事變后組織為保護陽翰笙，安排他回家鄉探親隱蔽，他再度拜訪羅先清的大管家邵玉廷老伯，實地考察羅先清住過的山洞、向鄉民了解羅先清率眾起義的見聞故事、與清兵激戰的戰場遺址，進一步了解起義經過及事件的細枝末節，力求把劇本補充得更充實、完美。

從家鄉回到重慶，身患肺病、眼疾嚴重的陽翰笙在艱難中奔波。他克服困難將劇本《草莽英雄》反復修改，多方征求意見，幾易其稿。最終自己覺得達到了心中的標準，劇本問世。

陽翰笙創作《草莽英雄》劇本，一直受到南方局和周恩來的關懷和支持。在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主持劇本討論會，讓陽翰笙讀劇本給與會者聽，讓同志們充分發表意見。參加討論會的郭沫若說：“陽翰笙創作的《草莽英雄》，可以說是陽翰笙全部作品最成功之作，沒有一個多余的人物、場面，也沒有一件多余的事情，是一部完整的藝術品。”周恩來對《草莽英雄》反映的悲劇色彩、歷史背景等作了精辟分析。他結合當時農村建立游擊隊開展武裝斗爭實際，給予劇本較高贊許和鼓勵后作出評語：“此劇暗示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取得成功。同時提醒人們，要嚴防暗藏在內部的奸細。”當然，周恩來對該劇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之后，周恩來為《草莽英雄》的上演四處奔走，積極呼吁。

陽翰笙按照同志們和周恩來提出的意見，認真思考后對《草莽英雄》劇本再次修改。

1942年《草莽英雄》定稿送審，遭到以潘公展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審查委員會”以“抑黨人而揚幫會”，“鼓動四川人民起來暴動，妄圖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罪名”，通令“禁止出版，禁止演出，封存劇本原稿”。為應對國民黨的審查，陽翰笙將劇本重抄一份手稿上交，原稿密藏。

國民黨對劇本《草莽英雄》的封殺，對陽翰笙雖然是個不小的打擊，對于進步戲劇運動也是一次挫折，但是陽翰笙未因此而松懈。他明知前進道路上荊棘叢生，仍然以筆為武器更加勇敢巧妙地去戰斗。陽翰笙明白：在當時這部作品對啟迪革命群眾、揭露抗日統一戰線內部反動派的陰謀，有著鮮明、深刻的現實針對性。敵人越禁演，越說明它有存在的價值。

《草莽英雄》一禁就是3年，直到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簽訂《雙十協定》后該劇才得到復活。在重慶等國統區上演，獲得巨大成功。年底，劇本由群益出版社出版發行。該劇重生上演和劇本的出版，被當時的進步文化人士譽為從“石縫里長出來的奇花”。

一個川劇迷

陽翰笙6歲時，被送入私塾讀書，老師是他的堂祖父，是個秀才。他進入私塾后，開始讀《三字經》。先生坐在椅子上，搖頭晃腦、長聲吆喝地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他也跟著念，像唱戲的人那樣，搖晃著小腦袋，腦袋后面的辮子也跟著甩動，眼睛翻動，張著嘴巴，神態滑稽，樣子好笑。先生看著他讀書的樣子，就對他說：“歐陽本義，你哪像在讀書哇，我看你像在唱戲文，說不定你長大后，能成為一個演戲的……”

羅場是個大鎮，那時就有4000余人。因此，逢年過節時，大戶人家就必請戲班子到羅場唱戲，這成為當地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活動。

陽翰笙的母親喜歡看川劇，在母親的感染之中，自然而然就成了一個喜愛看戲的“戲迷”。

陽翰笙經常跟著母親一起看戲。他看不懂的戲，母親就耐心地給他講解戲里的人物和故事。有些戲目，他反復地看了幾場、甚至上十場，連戲中有些臺詞他都能背了，表演的動作也學了不少。

稍大一些時，陽翰笙書讀多了，母親給他講的故事多了，他對事物的認識也深入一些了。母親凡是讀過的書，看過的戲、知道的民間故事都講給他聽。特別是，母親講述親眼看見太平天國起義軍，路過羅場時的悲壯故事，深深的吸引著他。

15歲的陽翰笙從高縣小學畢業，隨即考入宜賓的敘府聯合中學。當時，宜賓城里街頭巷尾不僅盛行打鑼鼓，而且到處的茶園都有川劇表演，本地和外地來的川劇班社的演出很多，隨處可見，他就興趣十足地、經常找機會前往觀看演出，這無疑讓他更進一步地受到了藝術潛移默化的影響。

陽翰笙欣賞川劇雖是一種娛樂性的活動，但與傳統文化知識有機地結合起來，便形成了自我的審美意識。他在童年時代所受川劇藝術的熏陶，讓他感受到川劇的獨特魅力，得到戲劇的良好啟蒙。

陽翰笙曾經在日記中寫道：“我那《水滸》似的故鄉，高縣的羅場街上，人們對川劇懷有特殊的興趣愛好，從小耳濡目染，深深地影響著我，為我的小說、戲劇、電影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耳聞目睹起義軍成為創作《草》的雛形

1935年，陽翰笙被國民黨抓捕，后保釋在南京軟禁3年。當時政治環境險惡，經濟上異常拮據，一家4口人的生活完全靠稿費維持。

1937年1月春節來臨，需要一筆錢來開支，但陽翰笙一家生活很清貧，有時快接不開鍋了，不免有點為生活所需而發愁。就在這個時日，陽翰笙的妻子唐棣華的堂兄唐槐秋從上海來南京。唐槐秋就對陽說：“翰笙，這次我來是給你帶來一個好消息：‘聯華公司’的老板找到我說，他想請你寫個電影劇本，問你愿意不？”

“謝謝兄長的幫助，我十分愿意的，現在家里正愁沒有米下鍋的。有老板要我寫劇本，就能解我家的燃眉之急了。還有，我現在又沒有工作，正準備找事情做的。”

“你同意就好，看來這事能成的。”

“你知道‘聯華公司’想要什么題材的劇本？”

“這個他們沒有特別的要求，說是只要劇本好，拍攝出來的電影能受歡迎就行！他們知道你是大劇作家，以前寫的劇本就很能賣座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把我從小就在心中醞釀、構思了很久，但一直尚未寫出的‘草莽英雄’故事，這次把它寫出來。”

“草莽英雄是個什么故事？請你講來聽聽。”唐槐秋往前湊了湊，臉上流露出驚喜的神情。

陽翰笑了笑地說：“唐兄啊，藝術來源于生活，這句話是真的。這個故事不是我憑腦殼空想的，也不是我編出來的，而是跟童年時期在老家羅場的一段經歷，所見所聞有關的，說來話長啊。”陽翰笙沉思一會兒，慢慢地抬起頭，目光移向門窗，仿佛把眼光放出窗外，通過天空的時光隧道，去追尋那遙遠的往事。

唐槐秋的思維，隨著陽翰笙的講述，把他從南京引導到了遙遠的四川高縣，宛如看到那場波瀾壯闊的“保路運動”，像電影的鏡頭，一幕一幕地呈現在他們的眼簾——

1911年，清朝政府宣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必須由國家收回，并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旋與外國訂立出賣合同，公開出賣鐵路修筑權。因此，全國保路風潮隨之興起，尤以四川最為激烈。

家住高縣蕉村場的羅先青，以零售食鹽為生。羅平時為人仗義，濟困扶危，好打抱不平，當地人以“小宋江”相稱。他被推選為高縣保路同志會會長，響應“同志會”號召舉大旗，興義軍，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民國。

羅先青親自帶領幾百人的隊伍，從蕉村出發直取筠連。筠連縣令聞風喪膽，連夜喬裝打扮逃走。起義軍深得群眾擁護，取高縣、克慶符、攻珙縣，勢如破竹，名聲大振，隊伍像滾雪球似的增加，川南各縣擁戴羅為“總會長”。

羅先青的隊伍軍紀嚴明，一路秋毫無犯，于4月下旬進駐宜賓市翠屏山。旋即，得四川保路同志會密令，要羅急速收復川南各地，將隊伍整編后去成都會師。而這時，他的隊伍中“有個變節的人”早已暗中同官府勾結，突然偷襲羅在山上的不足百人的隊伍。羅身先士卒，英勇戰斗，從早到晚堅守陣地，最終被流彈擊斃，壯烈犧牲。

“羅先青打下筠連后，帶著威武雄壯之師，從我家鄉羅場經過。他們手持長矛大刀，激昂慷慨，義憤填膺直取慶符、宜賓。人民夾道歡送，鞭炮聲響了一夜。第二天，街上鞭炮紙鋪了幾寸厚。可是不久，起義軍失敗了，抬回一具具尸體，一路滴的血把田坎都染紅了。見此慘烈情景，我那顆憤怒的心簡直要爆炸了。”（摘自陽翰笙日記）。

因此，陽翰笙從小就產生了強烈的欲望，今后一定要寫出歌頌家鄉保路同志軍羅先青的起義壯舉，讓世人知道這場辛亥革命的前奏曲響得多么壯烈。

《草》故事的主人公羅先青原型的家，離陽翰笙的家大約20多里路程。當時才有七八歲的他，耳聞目睹了羅先青領導的那場悲壯慘烈的農民起義，這是他從小受到的革命啟蒙教育。

陽翰笙在10歲之前，他就常聽到老人們講關于羅先青的故事，他還耳聞目睹地看見個這類草莽英雄演繹的活動。

陽翰笙創作的《草》，雖然最終修改完成于1942年。但這個故事的雛形，在翰老的孩提時候就萌發了。此劇主人公羅先青舉義起事，在同盟會的影響下組織領導保路同志會、同志軍，最后英勇犧牲確有其事。

隨后，陽翰笙應“聯華公司”邀請，就把羅先青領導的保路反清斗爭的悲壯故事，第一次以電影故事形式展現。于是，他很快就寫成了電影劇本《草》的初稿，這家公司就預付了他300元大洋的稿酬，并特邀當時的著名導演孫瑜執導，但這次因故《草》沒能拍攝完成。

“皖南事變”后，陽翰笙在重慶負責“中華藝社”的領導工作。在這個期間，國民黨反動派在重慶也加緊制造白色恐怖。我黨為了保護好陽翰笙，讓他暫時避開敵人的刀鋒，就安排他回高縣探親。他回到老家羅場住了約兩個月時間，在這個期間里，他到處去搜集了大量的有關羅先青和保路同志會的素材，并到當年羅住過的山洞，進行了實地考察，還參閱大量有關資料，了解當地哥老會的情況等。這次回家探親，無疑對《草》后來的創作修改成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從《草》的構思到定稿，陽翰笙慘淡經營多年，反復推敲，多方征求意見，幾易其稿。而當時雖然他住在重慶，但生活條件比較差，加之身患肺病、眼病也十分嚴重，更加上重慶“火爐”的赤熱酷暑，以及整天繁忙艱辛的工作，可想而知，他是在何等的艱難困苦中才完成了這部作品。

《草》終于與觀眾見面

陽翰笙創作的《草》，反映了腐朽的清朝政府賣國求榮，出賣川漢鐵路筑路權，而引發的一場保路愛國的革命風暴席卷全川。羅先青（《草》劇中的主人公）是川南六縣保路同志會總會長，他剛毅強悍，是位草莽英雄，帶領隊伍與官府展開你死我活的斗爭。

羅先青的義兄陳竟成被清兵統領李成華殺害后，派同盟會員唐彬賢赴川南協助開展運動，不幸被捕。羅得知后立刻派陳的三妹和駱小豪前去營救。在清兵押解途中，救出唐彬賢。唐進入羅的隊伍后，遂之兩人結義兄弟。

死囚唐彬賢被劫，驚動了李成華。李率清兵強行搜查羅先青家。羅怒不可遏，揮刀欲搏。正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縣知事王云路前來羅府出面調解，避免了一場血光之災。王出面阻止了“一場血戰”，羅對王心懷感激，甚至想起義時拉攏王做內應，遭到唐的反對。

正當武裝起義準備就緒之時，一個潛在的陰謀孕育成熟，駱小豪已變節投敵，暗中勾結官府，以繳獲羅總會長。羅在與各江湖碼頭的舵爺正式建立保路同志會的結拜會上，李成華突然率兵，包圍了羅府。羅將計就計，以反包圍戰術，將李成華打得潰不成軍，倉皇逃竄，羅率軍乘勝追擊，直奔川南重鎮敘府城。

然而，由于內奸作祟，義軍不幸中了埋伏，死傷慘重。正在這時，王云路派人前來議和，盛情邀請羅先青進敘府城。羅未加仔細考慮斟酌，擅自做主，立即答應進城。羅等眾首領在王等官人的恭候下，昂首闊步地進入敘府城，王將李成華獻祭，以騙取羅的信任，認為王是真心向他靠攏。

王云路一天請求辭官告老還鄉，羅先青信以為真，執意要送王到合江門碼頭。王又施一計，邀請羅上船相送，羅就豪爽地答應了，同王一起邁進靠江的一只船上。誰料羅剛踏進船艙，突然生變，幾十個官兵舉槍對準了羅，一舉擒拿了束手無策的羅總會長。起義軍一時失去了主帥，整個隊伍處在極度的慌亂之中。

陰險歹毒的王云路，就在這時寫出一封“真心誠意”的信，信上稱他與羅總會長交往情深，不會陷害羅的，只是奉命要抓“革命黨唐彬賢”，叫起義軍把唐送進城里，交換羅先青。

為了救羅總會長，這群草莽英雄個個心切，人人覺得該“換人”，沒有想到是官軍的陰謀，就逼迫唐彬賢下山，進城換被關押的羅先青。面對心急如焚、激憤的草莽英雄們的“逼上梁山”，唐明知這是一個陰謀，但他為了這支革命隊伍的生存，保存有生力量，他就義無反顧地“自投羅網”。這時，在翠屏山上的起義軍才知被黨王欺騙，唐有去無回，也沒有換回羅的安危，讓他們兩人都為反清愛國大業，奉獻了寶貴的生命……

陽翰笙在創作《草》時，一直受到我黨南方局和周恩來的關懷和指導。周在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主持了劇本討論會。在討論會上大家都給予了一致好評：認為《草》是作者“全部作品中最成功之作，沒有一個多的人物，沒有一個多的場面，也沒有一件多的細節，是一部很完整的藝術品。”

周恩來也對《草》反映的悲劇色彩、歷史背景等問題作了精辟的分析，并結合當時農村建立游擊隊開展的武裝斗爭，給予此劇較高的贊許和鼓勵：《草》暗示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取得成功。當然，周也對該劇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之后，他還為《草》的上演四處奔走，積極呼吁。

當陽翰笙把修改好的《草》送審時，卻遭到以潘公展為首的國民黨“審查委員會”以“鼓動四川人民起來暴動，妄圖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罪名”，通令“禁止出版，禁止演出，沒收封存原稿。”

《草》這一禁就將近3年，直到1945年8月，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以后，該劇才得以復活，上演時獲得了巨大成功，幾乎場場爆滿，引起不小轟動，年底劇本也才由“群益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

1983年5月，81歲高齡的翰老，率中國文聯訪川代表到成都后，他就說要親自回宜賓看看家鄉。那時候從成都到宜賓還沒有高速路，是一般的普通公路，路況很差，尤其是自貢到宜賓這段，路況不好走，顛簸很大。可翰老還是一路風塵仆仆，高高興興地到來了宜賓。

陽翰笙一行當天到了宜賓吃了晚飯后，不顧一路辛勞，堅持說當晚就要看由宜賓青年川劇團，排演的川劇《草》。宜賓方面只能滿足翰老的要求，當晚就在金江劇上演了《草》，陽老一直專注用心地看完了全程的演出，演出結束后，又高興地同全體演員合影留念。

在陽翰笙看了《草》后，第二天宜賓方面還專門召開的座談會上。會上陽老熱情洋溢地說：我回家鄉就是想看你們演出的川劇《草》，我不是擔心你們演得好不好，主要是擔心從話劇改編成川劇還沒有經驗。昨晚我看了戲，心里就踏實了，你們改得不錯，川劇味很濃厚，我覺得你們演出得很好，我十分地高興。

1986年，峨眉電影制片廠將《草》拍成寬銀幕故事片，許多拍攝現場都是在當年羅先青活動的場地，如宜賓的翠屏山、真武山等拍攝的，還有羅家大院拍攝選址就是在江安夕佳山拍攝完成的。

《草》拍攝成電影后，翰老看了幾次樣片，曾滿意激動地說：終于圓了我近半個世紀《草》的電影夢。昨天的“保路救國運動”和今天的“振興中華”，是我們偉大民族精神的延續，值得發揚光大。

電影《草》上演后，反響十分強烈，直至近些年，一些電影院、電視臺播還在播放此片，仍有較高的觀眾和收視率。其根本原因是有革命的思想性，有較強的價值追求，使作品獲得了超越時代界限的強大藝術力和生命力。

盧子英與陽翰笙的會面

1923年7月17日，筆者父親盧子英首次和陽翰笙先生會面。當時，盧子英是隨惲代英先生來到上海，后經惲代英的介紹，認識了長他近4歲的四川老鄉陽翰笙。這時陽翰笙正擔任上海學聯總執委，領導開展學生運動，與滿懷報國宏愿的盧子英一見如故。據盧子英回憶，他以后的很多想法，都是這個時候受陽翰笙的啟發形成的。

1925年10月，盧子英進入廣東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入學后不久，陽翰笙也受中共黨組織委派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秘書、入伍生部政治部秘書和黨總支書記，并兼任政治教官，講授國際時事課程，從此老鄉成了老師。這對師生之間有了更多的密切接觸和交往，盧子英從中得到了許多金玉良言的指點和幫助，使他們結下了亦師亦友的深厚情誼。期間，盧子英不用“老師”，而是用“大哥”稱呼陽翰笙。正當廣東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盧子英卻因染上重病不得不離開軍校，赴上海就醫，后回到四川，隨胞兄盧作孚到了北碚，投身于北碚的開發和鄉村建設。陽翰笙則繼續其革命事業，先后參加了北伐、南昌起義，同時陸續發表小說，撰寫革命文藝理論的文章，并著力于戲劇、電影的開拓創作。

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北碚成為主要遷建區之一。1939年，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的陽翰笙從武漢來到重慶，盧子英得知后曾去拜訪，但當時陽翰笙因工作暫時離開，所以未能謀面。后來得知陽翰笙患傷寒病，盧子英馬上邀請他來北碚療養。兩人見面后，盧子英安排陽翰笙住在北溫泉“竹樓”，經常去看望這位分別了13年的大哥。久別重逢，兩人沉浸在回顧往事和暢談今朝之中。不久，盧子英又邀請陽翰笙轉到廟嘴實驗區署他的家里來居住，其住宿條件雖簡陋，但盧子英能更多地予以關注，可讓陽翰笙得到更好的醫治、療養康復和進行創作。陽翰笙應邀偕夫人唐棣華和女兒歐陽小華就在廟嘴住了一段時間。平時陽翰笙常伏案寫作或做理療、散步休息；盧子英忙于他的公務，但他總設法盡量擠出時間和“陽大哥”有更多的接觸和交談，在烽火的戰爭歲月里他們頻頻相處，更加深了彼此間相知相隨的莫逆情誼。陽翰笙在廟嘴文昌宮和嘉陵江邊完成了《日本間諜》和《塞上風云》電影劇本的改編。正當他構思完成《草莽英雄》劇本并進行寫作時，又奉命離開北碚回到重慶，住在沙坪壩金剛坡下的賴家橋，但他仍不時去北碚和盧子英相聚。

1942年春，郭沫若的《屈原》和陽翰笙的《天國春秋》在重慶上演。這時北碚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署已改為北碚管理局，繼任局長的盧子英雖為國統區的地方行政官員，當他得知《屈原》和《天國春秋》兩劇遭禁后，特電話邀請中華劇藝社移遷北碚來公演。北碚還為此大造宣傳輿論，又粉刷整治演出場地迎接演出。郭沫若率《屈原》劇組先行到北碚公演數場，場場爆滿，演出極為順利。隨后陽翰笙又率《天國春秋》劇組接著在北碚公演了4場，也同樣受到熱烈的歡迎。誰知，在最后一次演出時，就有人進場搗亂，并將導演應云衛帶到憲兵隊去“查問”。在場的陽翰笙立即安撫劇組人員要求他們堅持將該劇演完，又馬上跑到管理局去找盧子英設法解危。盧子英聞訊后，立刻找人去憲兵隊交涉并宣稱:“劇組是他請來的，有什么問題由他負責！”不久，應云衛終于安全返回。

抗戰勝利后，陽翰笙回到上海，繼續從事電影創作，先后創作出《萬家燈火》、《三毛流浪記》等優秀作品。盧子英仍堅守北碚搞地方建設，此后雙方又是很長時間沒能見面。

新中國成立后，陽翰笙在中央擔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國影協主席等職；盧子英在重慶任市建設局副局長等職，兩個人也偶有書信往來，但沒有機會見面。1958年，盧子英到北京開會，曾去朝陽門陽翰笙家拜訪。這次相見距上次又隔了十幾年，其喜悅不言而喻。盧子英受到陽翰笙全家的盛情接待，陽翰笙還贈送給盧子英他出訪國外帶回的珍貴禮物。1960年，盧子英再次到北京開會，又專門攜在北京工作的兒子同往陽翰笙家拜訪，陽翰笙全家隆重熱情、親切地款待盧子英父子。

打倒“四人幫”后，陽翰笙恢復了工作，他馬上去信報知盧子英，并多次熱情地邀請盧子英夫婦來北京，希望到他的新居來住。當他知道盧子英患腦溢血后行動不便，又特別強調他現在的居住條件很好又配有車，是可以照顧好盧子英的。盧子英雖未成行，但常收到陽翰笙夫婦充滿熱情、溫馨的來信，他們又相互拜托去打聽一些故友的信息、了解以往費解的事宜。

1984年，陽翰笙由小女兒歐陽玲陪同欲到四川前往宜賓高縣老家探望，當得知盧子英正在成都出席四川省政協會議時，他們商定，趁陽翰笙路過成都難得的機會，再次在成都相見。盧子英推延返渝日期，等候陽翰笙的到來，他們相約:盧子英改乘陽翰笙從北京到達成都那天的火車返渝，大家就在成都火車站見面。當天，盧子英夫婦提前到達火車站去等待陽翰笙的到來。盡管又隔了二十幾年，他們還是一眼就認出對方，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從青年到壯年他們曾多次的相聚又離別，這次相見已是兩鬢斑白的老人！他們只能在這短暫、緊迫的時間里談出他們的思念之情，相互問候和祝愿。在有限時間里，開往重慶的火車即將啟動，這對分別多年又歷經坎坷的老友就這樣在成都火車站休息室里短暫地相聚，又不得不匆匆地惜別。

陽翰笙在高縣逗留一段時間后，于5月經重慶繞道回北京，住在重慶大禮堂招待所，盧子英又特地去他的住處看望，這寶貴的機會讓他們能充裕地盡情交談，追憶他們幾十年的交往、刻骨銘心的往事和摯情，陽翰笙特將他從北京帶來的老兩口的合影鄭重地送給盧子英。

陽翰笙的抗戰題材電影

陽翰笙（左）與周恩來

陽翰笙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是新中國電影事業的締造者之一，同時也是新中國成立前后我國文藝界的卓越領導人。在長期、艱苦的革命戰爭和國家建設歷程中，他為革命的勝利和黨的文化事業付出了畢生心血和才華，做出了重大貢獻，贏得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尊敬和愛戴。

具有革命家和藝術家雙重身份的陽翰笙，從20世紀20年代起就投身中國的革命運動和進步文藝活動。他先后參與了“創造社”的活動和“左聯”的創建，為我國進步文藝事業付出巨大努力。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參與組織了后來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中華劇藝社”和“上海聯華影藝社”，領導了《前夜》、《李秀成之死》等著名戲劇的創作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等重量級影片的拍攝。新中國成立后，他在文藝界長期擔任領導工作，為我國的文化事業發展殫精竭慮，嘔心瀝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陽翰笙安排夏衍等黨的文藝工作者以編劇身份進入商業電影公司，協助田漢等左翼文化團體負責人抽調了戲劇、音樂、美術等許多其他領域的文藝人才進入電影界，以支援電影戰線從事反帝愛國宣傳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工作。與此同時，陽翰笙也開始了自己的電影創作。短短的幾年間，他先后完成了《鐵板紅淚錄》、《中國海的怒潮》、《逃亡》等10個電影劇本。作為親身經歷過大革命風云的文藝工作者，陽翰笙迫切希望通過這些作品，向廣大民眾傳達一種奮起反抗的斗爭精神。

抗戰爆發后，上海、南京相繼失陷，國民政府西遷重慶，武漢則成了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怎樣盡快把來自全國各地的文藝界愛國人士以及眾多群眾文藝團體組織起來，為抗戰服務，這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工程。如果說周恩來是代表黨中央擔任了這項工程的總設計師，那么陽翰笙則是這項工程的主要執行者。

1938年初，陽翰笙參與創建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了，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政府中唯一爭取到的合法權利機構。郭沫若擔任政治部三廳的政治部主任，陽翰笙擔任主任秘書，全面負責具體工作。為了盡快拍攝出宣傳抗戰的電影，他不僅組織了大量進步電影工作者進入了第三廳下屬的中國電影制片廠工作，還親自出任編導委員會主任，投身到抗戰電影的創作中去。

1938年7月，陽翰笙編劇的影片《八百壯士》在武漢公映。該片取材于“八一三”上海抗戰的真實故事，講述了上海淪陷后，中國近800名愛國官兵堅守四行倉庫陣地，誓不投降，抵抗到底，彈盡糧絕后，受到上海市民的積極響應與支援。在影片中，陽翰笙不僅生動塑造了八百壯士的英雄群像，而且著力表現了上海各界人民積極支援抗戰的動人場面，突出了全民抗戰的主題，極大地鼓舞了抗日的軍心和民心。

同樣，由陽翰笙編劇的影片《青年中國》講述一支抗日宣傳隊深入偏僻山區開展抗日宣傳的故事，展示了宣傳隊與人民群眾親密關系的形成過程，表達了“只有軍民團結合作才能抗擊日寇”的主題。影片中的歌曲《青年中國》、《秋收》、《游擊隊員之歌》都很有宣傳鼓動的效果，其中，《游擊隊員之歌》尤為流行，傳唱至今。

如果說《八百壯士》和《青年中國》強調的是軍民團結對于抗日的重要性，那么《塞上風云》則從民族團結的角度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拓展。由陽翰笙編劇的《塞上風云》是抗戰時期第一部表現各民族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電影。影片將雄偉的成吉思汗陵、遼闊的草原牧場、寂寥的沙漠駝隊和蒙古族姑娘的美妙歌聲等塞上風光同日本特務的挑撥離間、蒙古族王爺的助紂為虐以及因為愛情糾葛引起的民族矛盾各種元素有條不紊地展現出來，把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聯系起來，把個人情感同民族團結的主題融合在一起，呈現出一種宏大的史詩格調，這在當時的抗戰影片中是極其少見的。

影片《日本間諜》是陽翰笙根據意大利范博思所著《神明的子孫在中國》中的材料創作的。影片采用在當時十分罕見的第一人稱視角，表現出強烈的紀實色彩。影片刻畫了主人公的內心矛盾和外在沖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和稱霸世界的野心，揭發了日本特務機關和憲兵隊敲詐勒索、燒殺搶掠的無恥行徑，描寫了東北同胞的痛苦生活與義勇軍的英勇斗爭。

從宣傳全民抗戰的《八百壯士》，到倡導軍民團結的《青年中國》，從展現民族團結一致抗敵的《塞上風云》，到揭露日本特務法西斯罪行的《日本間諜》，陽翰笙創作的電影作品緊緊把握時代脈搏，同情受苦受難的人民，充滿了向反動、落后、腐朽勢力戰斗到底的激昂精神，展現了當時中國革命和社會生活的鮮活畫面，鼓舞了中國各民族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和勇氣，表達了一位革命文藝工作者的赤子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