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經濟、國防角度上來看，我們必須要自己造船，必須自力更生。”這番發自肺腑的感言出自我國著名實業家、民族造船工業的先驅、原中華造船廠的創始人楊俊生。他為開創和發展中國造船事業傾注了畢生心血。那么，楊俊生是如何投身船舶建設行業？在中華造船廠的初創階段與壯大過程中，他又經歷了怎樣的艱辛與坎坷？這一切還須從學生時代的楊俊生說起。

立志實業救國

1890年9月，楊俊生出生在江蘇淮安的一個商人家庭。由于家境殷實，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4歲那年，他便考中秀才，名聞四鄉。然而，與那個時代的許多同齡人一樣，少年楊俊生也受到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維新”思想的啟蒙，對西方的民主、科學有了朦朧的認識。1906年，楊俊生在留日習醫的堂兄鼓動下，考取官費留學名額，東渡扶桑，踏上了海外求學之路。是時，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正以日本為海外基地積極開展革命活動。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大力宣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在留學生中產生廣泛影響。楊俊生不僅是《民報》的擁躉忠實讀者，還時常利用課余時間前往聆聽章太炎等人的講演。耳濡目染之間，他已逐漸成長為胸懷大志、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就在留學生活轉入第二個年頭之時，楊俊生正式加入了同盟會。

辛亥革命前夕，他因丁母憂而輟學回國，一度從事翻譯工作。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楊俊生赴寧拜謁孫中山。交談中，楊向孫先生透露了自己打算重返東瀛攻讀工程學的想法。孫中山聽罷，望著眼前這個青年才俊，頷首微笑。他先是肯定了楊俊生好學上進的優秀品質，然后語重心長地說道：“中國的海岸線那么長，河流那么多，但航行在河海上的兵艦船只哪一艘不是外國造的？如果我們自己不建立造船工業，何以立國？”孫中山的這一席話讓楊俊生若有所悟。回到住處，他反反復復思量了許久，中山先生的諄諄教誨仿佛一直在他的耳邊回蕩。“是啊！西方列強正是依仗著船堅炮利而轟開國門，使神州大地的受盡踐踏凌辱。羸弱的中國需要擁有強大的造船工業作為振興國力的支柱。”于是，楊俊生一改先前的學習打算，立志獻身祖國的造船事業。

懷著實業救國的理想，楊俊生當即返回日本，進入日本第五高等學校理工部學習。1916年7月，他的名字出現在東京帝國大學船舶工學科的錄取名單上。東京帝國大學是當時日本最高等學府，能夠考入該校深造，足見楊俊生讀書之刻苦勤奮。4年后，他以優異成績順利畢業，并取得工學士學位。由于品學兼優，楊俊生很快被日本最大的造船企業----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長崎造船所錄用，先后在商船設計部制圖課、艤裝課、船型試驗所等部門擔任技師，還兼任三菱工業專門學校造船學教授。這一干便5載。此間，楊俊生積累了豐富的船舶設計建造經驗，同時也收集到大量圖紙資料。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覺得回國開辦造船廠已經有了把握，遂于1925年5月向三菱方面遞交了辭呈。造船所的主管看了楊的辭職信后，驚訝地問：“楊君，你為什么要離開三菱？”言下之意，一個中國人能在日本造船業的骨干企業里從事技術性工作已是莫大的造化。楊俊生毫不掩飾，據實答道：“我準備回國開設造船廠。”“造船廠？中國能搞什么造船工業？”這位負責人用嘲諷的口吻調侃說，“你們要用船，找我們日本造就是了。”對方的傲慢無理，讓楊俊生的心頭頓生無名之火。不過，他強忍怒氣，并沒有接他的話茬，而是暗自更加堅定了歸國創業的決心。

“大中華”揚帆起航

同年夏，楊俊生舉家回到上海。剛把妻兒安頓妥當，他隨即就開始籌劃辦廠事宜。不過，那時的中國正處于北洋軍閥割據混戰的亂世之中，內憂外患，國內造船業幾乎為英美企業壟斷，想從中殺出一條路來實屬不易。再者，楊俊生方才回國，尚未摸透業界的基本狀況。他遂暫時擱置創業計劃，受聘于中日合資的上海東華造船株式會社，出任工程師一職。沒想到，楊俊生的這步棋卻歪打正著，為他日后開廠覓得良機。

當楊俊生在東華的職業生涯開始后沒多久，這家合資造船企業就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倒閉了。楊馬上意識到這可是千載難逢的絕佳機會。他立刻向留日時的同學、同時也是他的同鄉、時任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求助，輕而易舉地貸得法幣5000元，盤下了原東華造船株式會社的機器設備，并向日本大阪商船會社租用原東華株式會社廠房東北隅的一塊6600平方米的空地。一家主要從事船只修理業務的工廠就這樣誕生了。這爿廠子雖小，初辦時僅有職員4人，數十名工人都是臨時工和外包工，工種也不齊全，但楊俊生還是給它起了個響亮的名字：大中華造船機器廠。因為在他看來，尚在襁褓之中的民族造船工業終有一天會揚眉吐氣，走向世界，展現中華民族的勃勃英姿。1926年10月10日，位于楊樹浦路66號甲的大中華造船機器廠正式開工生產，楊自任廠長兼設計部主任。工廠投產次年，便為四川長風輪船公司建成“民俗”號客貨船。“大中華”的揚帆起航標志著楊俊生朝向實現實業救國的夢想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夢圓新時代

新中國成立后，中華船廠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見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各方面欣欣向榮的景象，楊俊生感慨萬千，他決定把自己苦心經營的船廠無償交給國家。雖說由于政策所限，暫時不能實行國有化，但1951年經中央財經委員會批準，國家還是投資50億元（舊人民幣）入股，這無疑是雪中送炭，為船廠的茁壯成長注入了源源動能。

1953年元旦成為楊俊生終身難忘的一天。是日，一塊寫著“公私合營中華造船廠股份有限公司”的木牌掛到了廠門口。楊俊生兩年多來的夙愿終于如愿以償。公私合營后，楊俊生繼續留任廠長兼總工程師，直至“文革”發生。其實楊俊生對于自己的職務并不在意，他最看中的是企業的進步。讓他喜出望外的是，此后的3年多時間里，先后有順記機器造船廠、興中機器造船廠、金鋼鍋爐鐵廠等14家私營企業并入中華船廠，工廠的資金、設備得到空前的擴充。

1953年，中華造船廠為民生輪船公司承建“大眾”號貨船。該船特點是一改以往設計中客貨混裝的弊病，獨以貨運為主要功能，大大提高了運量效力。“大眾”號鍋爐艙所有的輸煤、加煤、出灰等工序全部采用機械化，替代了過去船員們在高溫下繁重的體力勞動。1954年8月16日上午，新建的“大眾”號舉行下水儀式。起初一切進行順利。孰料，船體下滑50米后，突然卡在船臺上。原來后段滑道上所澆的油脂層附著不牢被潮水沖掉，致使船體滑到該段時，與滑道表面形成干摩擦而剎定。楊俊生見狀焦急萬分，已界花甲之年的他顧不得休息，與公方第一副廠長周元首堅守在現場指揮，直到午夜兩點黃浦江潮位上漲，借助千斤頂推頂，和其他兄弟單位拖輪的幫助下，“大眾”號緩緩入水。

像“大眾”號這樣的事例，在楊俊生說來，只能算是家常便飯。為了中華船廠的健康發展，他不遺余力，傾其所能。通過楊俊生與公方代表及全廠職工的努力，中華船廠自公私合營以后，承攬的造船業務量不斷攀升，從1953年的6艘躍升至1959年的104艘。

時至此刻，望著車間里、船臺上工人們忙碌的身影，還有那不時閃現的焊接船體所綻放出的燦爛奪目的焊花，回想起二十余年來他為振興民族造船工業而含辛茹苦、艱難創業的過程，70歲的楊俊生不禁心潮澎湃。因為他已把孫中山先生曾經的期望化作現實，不僅圓了自己的“中華”夢，更是圓了中國造船工業的強盛之夢。

幾度沉浮不言敗

俗語說，好事多磨。正當經過數年的穩步發展，大中華造船機器廠的業務漸有起色時，工廠突然面臨被強制搬遷的窘境。這件事的起因是由于船廠所在地緊鄰江浦路碼頭，1930年這塊地皮被一英商收購，而船廠的租地契約恰好在這時也將屆滿。楊俊生原想與英商訂立新的租約，但對方早有自已的小盤算，欲順勢將大中華船廠攆走，以便把騰出來的空地建成港口貨場。所以，該英商不但一口回絕了楊俊生的請求，還打點疏通工部局的關系，由工部局出面，以大中華船廠未領營建執照為由，強令拆除廠房。眼見租界里已無容身之處，楊俊生只得另覓出路。他通過朋友介紹，向上海浚浦局租賃了周家嘴島（今復興島）上的一塊地皮。誰知，楊俊生甫一拿到地基圖紙就傻眼了。原來，浚浦局批給他的是一塊不足20畝、一面臨江、三面沿馬路的土地，毫無發展余地可言。他趕緊詢問掌握批租大權的英籍工程師查得利：“這樣狹小的地皮叫我們怎么辦廠？”查得利竟不屑一顧地回答：“你們廠只不過修修小船，有這么一塊地蠻可以了。”一番話，令楊哭笑不得。

洋人的鄙視反倒激起了楊俊生不服輸的倔勁，“我偏不信，就是要造出大船來給你們看看。”此后，他越發勤奮，全力以赴準備工廠遷建一事。在楊與全體員工的齊心協力下，不光新廠房迅速建成、機器設備的悉數遷入，還建造了兩座長60米，寬14米的船臺。1932年初，大中華船廠在周家嘴島新址恢復生產。誰曾料想，新廠剛啟用不久便“禍從天降”。“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周家嘴島落入暴日魔掌，船廠的廠房設備橫遭日軍強占。楊俊生亦因是四川北路抗日救國會的委員，而成為日方搜捕的對象。盡管自身處境危險，但將船廠視作兒女一般的楊俊生仍為了企業的生存而四處奔走。戰爭硝煙還未散盡，他就向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倉松提出交涉，要求日本軍方發還工廠，但日軍高層非要楊親往面談不可。于是，楊俊生在村井的陪同下，來到日軍司令部，會見參謀長喜多誠一。一見面，喜多就責問楊：“為什么在日本留過學的中國學生回國后總是要抗日？你看抗日救國會委員中除了1個人是留學英國之外，其余都是帝國大學畢業生。”楊俊生反駁道：“這是日本教育好，日本精神教育是忠君愛國，是教育我們各忠其君，各愛其國。如果中國學生回國后都變成漢奸的話，不是日本教育的失敗嗎？”楊俊生的話音還未落，喜多誠一已是青筋暴跳，嚷道：“知道了，知道了！”談話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雙方言語間的火藥味也愈來愈濃，大有一點就著的架勢。村井趕緊打起圓場。喜多停頓了片刻，用稍緩一點的口氣問：“那么用何種方式才能改善日中關系？”楊俊生針鋒相對地說：“只有日本方面改變對華政策。中國人一向熱愛和平，正所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后來在村井的斡旋下，事情才得以緩解。一個多星期后，日軍交還船廠。

就是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楊俊生仍領導大中華船廠上上下下不懈努力，相繼建造出“長江”號炮艇與“天賜”號客貨輪。其中，“長江”號炮艇是為川軍度身定制。該艇長41.2米，寬6.1米，型深2.4米，排水量400噸。至1932年底，大中華船廠的固定資產總值已達法幣13.5萬元，船舶修造業務初具規模，成為中國民族造船行業的一顆新星。

1934年，大中華船廠為天津航業公司設計建造了國內第一艘破冰船“天行”號，彰顯民族造船工業的實力與潛力。“天行”號在兩年后天津港嚴重冰災的救援過程發揮了重要作用。1936年冬末，天津全港凍冰出現了罕見的封凍。大沽口外150公里范圍內成為凝凍的世界，一望無涯。數十艘船只、數以千計的旅客和船員被厚厚的海冰圍困，船上的燃料、淡水和食品消耗殆盡，情況危急萬狀。當時擔任天津航業公司董事會秘書長、天津輪船業同業公會執行委員的董浩云就親自指揮“天行”號破冰船前往營救。可以說，“天行”號破冰船的這次亮相也使得大中華船廠聲譽日隆。

不過，“樹大招風”，“大中華”的迅猛發展也招致外國同行的嫉妒，乃至傾軋，楊俊生差點為此身陷囹圄。事情緣于建造2000噸級“大達”號客貨船。1934年，大中華船廠以46萬元的低價突出眾多國外造船企業的重圍，一舉從南通大達輪船公司手中獲得標的。按照合同規定，船體的設計圖紙由大達輪船公司提供，2臺主機則由大中華船廠向英商瑞镕船廠購買。“大達”號于1934年5月18日開工，同年11月9日下水。下水當天，大達輪船公司事長杜月笙及滬上各界500余嘉賓出席典禮。

“大達”號船長72.52米，型寬11.58米，航速12節，設有特等、頭等、二等、三等艙室50間，可載客1400人。投入使用后，航行于上海----揚州航線。據《申報》和《新聞報》報導，“大達”號是當年中國民營船廠所建造的噸位最大的客貨船，其設備完善程度，為華輪中所僅有。

“大達”號客貨船為大中華船廠贏得殊榮，但楊俊生也因此負債累累。因為在競標時，為了能擊敗對手，楊俊生一再壓低造價，雖說成功中標，但利潤卻薄得可憐。“大達”號建成后，大中華船廠的流動資金也幾近枯竭。“屋漏偏逢連夜雨”，英商瑞镕船廠偏偏在這個當口上門催討貨款。楊俊生一時間哪里拿得出這筆巨款，瑞镕方面遂借機發難，向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起訴，要求宣布大中華船廠破產，拍賣工廠的物資設備用以償債。其他的大小債主聞訊后也紛紛參加訴訟，對“大中華”來了個落井下石。

結果，法院查封了大中華船廠的所有資產，甚至連該廠設在金城銀行大樓（今江西中路200號）內的寫字間也被貼上了封條。作為船廠的法定代表人，楊俊生則被推上法庭被告席。幸虧著名律師沈鈞儒出面義務為楊辯護，他當庭高呼：“民族工業受到外國人摧殘，政府不但不予保護，反而幫助外國人逼迫自己的企業破產，這是國家的恥辱！”話音剛落，只見法官的臉青一陣、紅一陣，不知如何應答。最后，此案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終了，楊俊生又一次度過了難關。

面對創業過程中一次次的挫折與艱辛，楊俊生始終不言放棄。他一方面繼續做大做強造船的本業，還不斷致力于拓展業務范圍。中國第一座國產煤氣柜即是大中華船廠的杰作。

1934年7月，范旭東在南京六合的卸甲甸地區創辦永利铔廠（今南京化學工業公司氮肥廠）。因范、楊二人同有留學日本的經歷，范將永利铔廠煤氣柜建設工程全部委托給楊俊生。為此，楊俊生特意組建了“上海大中華造船機器廠卸甲甸工程處”，派出146名工人，承建兩座容積各為5000立方米和10000立方米的煤氣柜。煤氣柜是用來貯存煤氣的鋼制容器，建筑時具有相當高的技術要求。對于長期從事船舶設計建造的楊俊生來說，起造煤氣柜還是平生以來頭一遭。然而，憑借深厚的工學功底，他在最短的時間內即掌握了氣柜鐘罩的上升以及下降原理，潛心研究確保鉚接氣柜不泄漏的措施，從工藝和技術上解決了氣柜建造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難題。1935年底，兩座高大的煤氣柜落成，儲氣試驗一舉獲得成功。范旭東連聲贊譽稱大中華船廠“工作迅速、技術精良”。即便是60多年后今天，這兩座煤氣柜仍在發揮功用。雖然鉚接的氣柜鐘罩和水箱已改成焊接，但氣柜外立面的大型鋼骨構架仍為當年的原物。

盡管大中華船廠創造了業界的多個第一，蜚聲海內，可資金匱乏一直是困擾楊俊生的難題。幸好1936年這一問題終于得到圓滿解決。是年6月，周作民和民生實業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永利化學工業公司總經理范旭東決定向大中華船廠注資25萬元，改組成立中華造船機器廠股份公司，由周作民擔任董事長。大中華造船機器廠也由此更名為中華造船機器廠，楊俊生出任廠長兼總工程師。

有了雄厚的資金后盾，令楊俊生滿懷憧憬，他摩拳擦掌，準備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怎奈好景不長，一年后爆發的八一三事變使整個上海華界淪陷，小小的周家嘴島自然也不能幸免。日本海軍陸戰隊強占該島，并改名定海島（1939～1941年，一度曾稱昭和島），強行趕走了島上的職工和居民，并在定海橋上布下鐵絲網。中華船廠被迫停工，日軍將其改作軍械修理工廠。事隔不久，日軍當局幾次三番邀請楊俊生出任“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的負責人，交換條件就是將中華船廠交還給他，由他自行管理②。這樣的條件不可謂不優厚，但楊不為所動，斷然拒絕。

日本人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們把目標轉向楊的日籍妻子西村郁子，企圖通過她來說服楊俊生。好在，西村郁子深明大義，她以楊如果就職將有損兒女前途為由，對日軍的百般賄賂置之不理。汪偽政府成立后，汪精衛派周佛海上門，勸說楊俊生就任偽中央儲備銀行副總裁。問明來意后，楊俊生嚴詞相對，說得周佛海下不來臺，灰溜溜地走了。為了躲避日偽的騷擾，他在友人的引薦下，拜靜安寺持松長老為師，藉口吃齋禮佛，閉門謝客。事實上，他仍堅持鉆研造船技術，一刻也不曾懈怠。

苦熬八年，總算盼來了抗戰勝利。楊俊生興高采烈，滿以為自己的工廠這下可以物歸原主。可是，左等右等，一連數月，杳無音訊。無奈之下，他只好通過朋友關系見到了行政院長宋子文。知曉楊的意圖后，宋冷冷地說：“政府接收的是日本人的廠，不是你私人的。你的廠等將來開和平會議時向日方提出賠償要求吧！”楊強按怒火，回道：“我有現成的飯放著不吃，為什么要討飯吃呢？”結果雙方不歡而散。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為了盡快恢復生產，楊俊生只得四處疏通關系，直到1946年1月，上海區敵偽財產處理局同意發還才同意發還工廠。等他興沖沖回到廠里一看，大驚失色，車間里的器材設備全部被搬運一空，只剩下一付空架子。民族工業如此命運多舛，讓楊俊生痛徹心腑。然而，他很快振作起來，依靠舉債使工廠在最短的時間內走上了正軌。1947年，中華船廠為民生實業公司建造了一艘排水量1880噸的客貨船“民裕”號。這一年，該廠的總資產已達法幣60億元，擁有職工850人。

1948年淮海戰役前后，部分股東多次催促他將所存設備變賣，換成美元，將工廠轉移到香港去，但都被楊一一婉拒。他和他的中華船廠毅然留了下來，迎接上海解放。

楊俊生和大中華造船機器廠

楊樹浦是上海船舶工業的重要基地之一，1900年由德商開辦的瑞镕船廠（位于今楊樹浦路516號）是楊樹浦造船企業的嚆矢。當時，除了江南造船廠外，大多是小型修船廠，無法與外商匹敵，民族造船業發展緩慢。正是在這種艱難背景下，愛國實業家楊俊生于1926年開辦了大中華造船機器廠。

楊俊生，江蘇淮安人，1906年考取日本弘文書院公費生，留學日本，后加入孫中山先生創建的同盟會，立志獻身于祖國的造船事業。1920年，他以優異成績從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船舶工學科畢業，應聘到日本最大的造船企業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長崎造船所擔任技師，兼任三菱工業專門學校造船學教授。

1924年，楊俊生舉家回到上海，兩年后，向日本大阪商船會租用江浦路附近的一塊空地辦起了大中華造船廠。五年期滿后，日本人不愿再續租，于是楊俊生通過朋友介紹，向上海浚浦局租賃了周家嘴島（今復興島）上的一塊地。1932年初，大中華船廠在新址恢復生產。建廠之初，由于資金、人手有限，楊俊生既從事管理，又搞設計開發，相繼建造出“長江”號炮艇、“天賜”號客貨輪、“天行”號破冰船等，使得船廠聲譽日隆，不僅博得國人的稱贊，連外商也表示驚訝和欽佩。

1936年，楊俊生因建造“大達”輪時資金發生困難，拖欠瑞镕船廠造主機的尾款，被告上法院，幸得著名律師沈鈞儒出面為其辯護。不久，金城銀行周作明、民生實業公司盧作孚等人集資25萬元，將大中華船廠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

抗日戰爭爆發后，船廠被日軍強占。楊俊生拒絕出任日方的偽職，閉門謝客。戰爭勝利后，楊俊生通過各種關系取回了工廠。1947年該廠的總資產達到法幣60億元，擁有職工850人。解放前夕，楊俊生和他的大中華廠毅然留了下來，迎接上海解放。解放后，楊俊生主動要求將船廠改為國營，中華造船廠很快成為第一批公私合營的企業，進入了發展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