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楊先生

這是去年曾發過的一篇文章，原是為了手頭的一個寫作項目做的準備，但在今天這個令人嘆惜的日子，重新拿出來，希望和所有喜歡楊先生作品的人一起，記得她曾在上海這座城市里生活過。

【楊絳】

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楊季康，后以筆名楊絳行世。她是江蘇無錫人，著名作家，戲劇家、翻譯家。通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翻譯《唐·吉訶德》。93歲出版散文隨筆《我們仨》，風靡海內外，再版達100多萬冊。96歲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她102歲時，還整理出版了250萬字的《楊絳文集》八卷。

足跡一：小學——啟明女校

地址：天鑰橋路100號上海市第四中學啟明樓

1920年，楊絳10歲的時候，隨父親遷居上海，她和三姐（大5歲）跟隨大姐（大12歲），在上海啟明女校寄宿讀書。

啟明女校創辦于20世紀初，與當時崇德女校同屬天主教拯亡會，是當時的“貴族學校”——啟明女校所招收的學生多為富商大員家的千金，比如：滬上大亨張嘯林之女、猶太人哈同的孫女羅舜華、正廣和汽水公司老板女兒徐瑞珠、丁香花園張靜江的孫女等。所以楊先生也是“富養”的哦。

2002年3月，楊絳專門寫了一篇《我在啟明上學》，回憶當年在上海讀小學的日子。啟明很大，“我們教室前的長走廊好長啊，從東頭到西頭要經過十幾間教室呢！……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樹，有草地，環抱著這片空地。還有一條很寬的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場”。空地上還有秋千架，還有蹺蹺板……我們白天在樓下上課，晚上在樓上睡覺，二層樓上還有三層……”。

“學校每月放假一天，住在本地的學生可由家人接回去。這個假日稱為“月頭禮拜”。其余的每個星期日，我們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排成一隊一隊，都由姆姆帶領，到郊野或私家花園游玩。這叫做“跑路”。學繪畫得另交學費，學的是油畫、炭畫、水彩畫，由受過專門教育的姆姆教。……吃飯不準說話；如逢節日，吃飯時準許說話，叫做“散心吃飯”……這和現在寄宿制的私立學校也大致相同。

1951年，啟明女校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現為上海市第四中學。主體教學樓——啟明樓建于1917年，假四層磚木結構，帶有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建筑的特征，立面對稱，風格莊重。

足跡二：父親工作地點——申報館

地址：上海黃浦區漢口路309號

1920年，楊絳先生的父親楊蔭杭移居上海，應邀在上海著名的《申報》任主筆。有一次，還在啟明上學的楊絳去漢口路申報館看望過父親。

申報館是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久、影響最大的報紙《申報》的報社大樓，1916年到1918年，《申報》拆除原有2層磚木結構老樓，重建為5層鋼筋混凝土結構大樓，就是現在的申報館。1949年5月27日《申報》停刊后，該樓轉給《解放日報》社使用。現在它被列為上海市優秀近代建筑保護單位，基本作為對外招租的辦公樓。

當年的申報館，現在已經是一幢有點破落的辦公樓。前幾年，它的底樓和二樓的一部分曾被對面的新旺茶餐廳使用。

我在申報館對面的解放日報大樓工作的時候，經常去那家新旺解饞，一樓餐廳的天花板，布滿乳白色華麗的浮雕。

足跡三：娘家——來德坊

地址：淮海中路899弄，巴黎春天后面

楊絳去清華讀大學的時候，認識了后來成為一輩子伴侶的錢鍾書。1935年，新婚的楊絳隨丈夫錢鍾書遠赴英國，到牛津求學，1937年生下女兒錢媛。

不久，錢鍾書、楊絳夫婦又帶著不足百天的女兒到法國巴黎大學讀書。在精神世界里逍遙的日子沒過多久，抗日戰爭就爆發了，他們的家人都紛紛逃難到了上海，夫妻倆“為國家為家，都十分著急”。1938年8月，他們坐法國郵輪回國，錢鐘書在香港下船，輾轉去昆明聯合大學任教，楊絳帶著女兒繼續北上，來到了上海被日軍包圍的租界里，在辣斐德路（復興中路）的錢家過了一夜，然后再去在來德坊（現淮海中路899弄，巴黎春天后面）的自己家。

足跡四：婆家——陪伴丈夫寫下《圍城》

地址：復興中路573號

1938年，已在牛津獲得學士學位的錢鍾書，帶著妻子楊絳和女兒，從法國馬賽坐郵輪回上海。此時才28歲的錢鍾書已經被西南聯大破格聘為教授。到了香港，錢鍾書就先下船。船到上海，再由錢鍾書弟弟和另一位親戚把楊絳和錢瑗接到辣斐德路609號（現上海復興中路573號）錢家。

今天的復興中路573號，并沒有掛什么銅牌，是沿街房子中非常普通的一幢。

錢鍾書回到上海后，就和楊絳和女兒三個人晚上就擠居在樓下客堂里。原來臨街窗下的一對沙發和茶幾挪開，放上一張大床，掛上一幅幔子，然后把沙發放到幔子前面。晚上，錢楊三人就在大床上睡，有時楊絳怕熱，搭個小床另睡一邊，倒還很清靜。楊絳父親心疼待業的女婿，就把自己在震旦女子大學每周2個小時的課讓給錢鍾書，學校負責人也是位愛好文學的英國修女，宗教界的女文青，和錢鍾書見面后很高興，還為他增加了課時。

后來，錢鍾書的二弟、三弟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先后離開了上海，原來擁擠的錢家逐漸空落起來，錢鍾書和楊絳一家三口搬進了二樓亭子間，一住就是8年。屋子很小，除了一張大床，就只有一個柜子和一張小書桌。不過，他們總算有了一塊獨立寫作談心的小空間。錢鍾書就在這里寫下了長篇小說《圍城》。

楊絳是這么記述《圍城》寫作的緣起：

“有一次，我們同看我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后他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大高興，催他快寫。那時他正偷空寫短篇小說，怕沒有時間寫長篇。我說不要緊，他可以減少授課的時間，我們的生活很省儉，還可以更省儉。恰好我們的女傭因家鄉生活好轉要回去。我不勉強她，也不另覓女傭，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燒飯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經常給煤煙染成花臉，或熏得滿眼是淚，或給滾油燙出泡來，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鐘書寫《圍城》（他已把題目和主要內容和我講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1945年抗戰將要結束的時候，上海空襲不斷。警報拉響時候，三個人藏在自己家樓梯下，緊緊擠在一起，錢鍾書說，“要死也死在一塊兒。”再豐富的生命，在戰爭面前，都是渺小的。

抗戰勝利后，錢鍾書的短篇小說集《人·獸·鬼》1946年在上海開明書店初版。樣書扉頁上，還有錢鍾書親筆題寫的一句浪漫體己的話：“To C.K.Y. An almost impossile combination of 3 incompat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and friend C.S.C.（贈予楊季康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錢鍾書）

足跡五：話劇首演——金都大戲院

地址：瑞金劇場（延安中路572號）

楊絳1942年寫的第一部話劇《稱心如意》，1943年春天在金都大戲院正式公演。楊絳功底深厚，出手不凡，這出“淚和笑只隔了一張紙”的話劇引來陣陣喝彩。

金都大戲院坐落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同孚路（今石門一路）轉彎角上，1940年12月建成開業，由周璇主持并剪彩,專映電影。上世紀40年代，這里成為頗受觀眾喜愛的劇院。日偽占領期間，電影營業不佳，改演戲劇。

1951年起，金都成為戚雅仙、畢春芳領銜的靜安越劇團基本演出場所。1955年改名瑞金劇場。1998年因市政建設修建延安路高架，劇場的全部門廳及放映間被拆除。

就在延安高架邊上，一樓全部空關著，是一個蕭瑟的鋪面。

足跡六：三口之家的安樂窩——蒲園

地址：長樂路570弄1-9號

楊絳、錢鍾書和女兒1949年又搬到蒲石路蒲園，房東是傅雷夫人的朋友。

蒲園因法國軍官蒲石（Rue Bourgeat）以紀念為命名，由中國第一代女建筑師——張玉泉設計，為西班牙式，1942年竣工，剛建成就搶購一空。現在的蒲園是民宅，住宅不算多，幽靜得很。人走在弄堂里，穿行在陽光中，體會到鬧中取靜的趣味。雖然現在一幢房子有幾家人家使用，不過，它的美麗仍在。

足跡七：做教授——震旦女子文理學院

向明中學

地址：上海市黃浦區瑞金一路100號

上海社會科學院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號

1946年起，楊絳擔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文教授，正式開始了大學教授的職業。

震旦女子文理學院1937年10月由天主教圣心會修道院創立，名義上屬震旦大學而行政與經濟完全獨立。次年遷入蒲石路新校舍（今上海社會科學院院址），并撥部分校舍設立附中女生部（今向明中學）。

1951年8月，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撤銷，并入震旦大學。次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時，隨震旦大學并入復旦大學等校。1952年，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附設的震旦女中被市政府接管，并與震旦附中合并，改名為向明中學，設于震旦女中原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楊絳、錢鍾書被清華大學聘任為外文系教授。從此，楊絳先生舉家離開上海，定居北京，她的魔都蹤跡也就暫告一段落。

楊絳和她的“朋友圈”

錢鐘書說過，“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后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后來她聽說了這話，笑著說，“我也一樣。”

這大概是最動人的情話了。

還是1932年，楊絳在清華讀西方語言文學，有人稱她“才貌冠群芳，男生求為偶者七十余人”；錢鐘書與她同系，年長一級，文學院的教授吳宓說：“當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輩要推陳寅恪先生，年輕一輩要推錢鐘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

他們早就彼此耳聞，第一次見面，是在女生宿舍古月堂的門口，他青布長衫，戴一副老式大眼鏡，她看這人眉宇間“蔚然而深秀”，正和她的三五好友站在一起，氣質卓爾不群。沒想不多久，他就給她寫了信，約她在工字廳見面。

大約兩人彼時都有不少追求者，很快有好事者告訴楊絳，錢鐘書已訂婚，并對錢鐘書說楊絳早有男友。

于是，他見她第一句就是：“我沒有訂過婚。”

“我也沒有男朋友。”她大大方方的答。

校園里的愛情都是從借書開始，楊絳自小愛讀書，錢鐘書更是有名的書癡，“我們開始只是互相介紹書，通信用英文。那時清華園內有郵筒，信投入郵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極便。他的信很勤，越寫越勤，一天一封。”

那時費孝通也在追求楊絳，聽說后忿忿不平來找她，“我們也可以做朋友嗎？”楊絳說，“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過渡；換句話說，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現在的說法，我們不妨絕交。”費孝通他大約暗戀了她一生，兩家后來關系一直很好，那時代的友誼赤誠坦蕩，情敵間仍有君子之交。直至錢鐘書去世，費孝通去看望楊絳，她送他下樓時仍說，你以后再不要知難而上了。

很快一年過去，錢鐘書要畢業了，作為“全清華最特出的天才”，學校幾度希望他讀研或留校任教，但他還是聽從父命，去了上海光華大學教中文。

“他走了，我很難受，難受了好多時。冷靜下來，覺得不好，這是fall in love了。”

但fall in love的哪里是楊絳一個人，他一天一封信的寫來，這時候，大多是情詩了。

纏綿徘惻好文章，粉戀香凄足斷腸；

答報情癡無別物，辛酸一把淚千行。

他的詩文辭典雅，情深意切，她不怎么回信，他便寫：

依娘小妹劇關心，髫辮多情一往深。

別后經時無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也時常掉掉書袋，用理學家的刻板語調寫兩句“除蛇深草鉤難著，御寇頹垣守不牢，”而后得意的說：“用理學家語作情詩，自來無第二人。”

大概是書信太頻，被父親察覺，老人家不知兒子牽念何人，便偷偷看了楊絳的回信，讀之文辭優美，通明達理，錢父大喜，提筆給楊絳回信，說很喜歡她，打算把兒子托付給她。

這大約又是一樁趣聞了。其實兩家父輩早就相知，也彼此賞識，不多久，錢父就帶著錢鐘書，上楊家訂婚去了。

一切水到渠成理所應當。訂婚后，錢鐘書繼續在光華大學任教，楊絳也回到清華讀書，她那時已開始發表許多作品，小說《璐璐》入選林徽因選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小說選》，與當時名家沈從文、蕭乾、老舍、凌淑華等齊名。

1935年春天，錢鐘書獲得英國庚子賠款留學名額，有軼聞記載，當時牛津大學英國文學專業僅招一人，同時報考的同學聽說有錢鐘書，立刻繳械棄考，吳宓的一名研究生也無奈改報了畜牧專業。

能去英國讀文學，也是楊絳夢寐以求的，哪怕是旁聽游學也好，她果斷向學校提出申請，以論文代替考試提前畢業，這年，兩人正式結婚，同船赴英。

在倫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古樸寧靜，錢鐘書在埃克塞特學院攻讀文學學士，楊絳則在牛津大學旁聽，自修西方文學。

“牛津是個安靜的小地方，我們在大街、小巷、一個個學院門前以及公園、郊區、教堂、鬧市，一處處走，也光顧店鋪。我們看到各區不同類型的房子，能猜想住著什么樣的人家；看著鬧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猜測各人的身份，并配合書上讀到的人物。

郵差半路上碰到我們，就把我們的家信交給我們。小孩子就在旁等著，很客氣地向我們討中國郵票。高大的警察，帶著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門推推，看是否關好；確有人家沒關好門的，警察會客氣地警告。我們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簾，相對讀書。”

他們是真正志同道合的夫妻，錢鐘書很早就說，我沒有大的志氣，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楊絳也說，我們不論在多么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這是我們最大的樂趣。

牛津大學圖書館藏書豐富，借閱限兩周內歸還。他們往往不到兩周就要跑一趟市圖書館。“我們還有家里帶出來的中國經典以及詩、詞、詩話等書，也有朋友間借閱或寄贈的書，書店也容許站在書架前任意閱讀，反正不愁無書。”

最初他們在校外租了一個大房間，房東提供一日三餐，但伙食質量并不穩定，錢鐘書也吃不慣牛排奶酪，楊絳怕長久下去身體有礙，便暗自打算重租一套獨立的房間。

“鐘書不以為然，勸我別多事。他說我又不會燒飯，老金家的飯至少是現成的。我們的房間還寬敞，將就著得過且過吧。我說，像老金家的茶飯我相信總能學會。”

楊絳開始按著報上的廣告，一處一處的看房子，想起從前散步時見到一處住宅也有招租，她便獨自一人跑去，招貼早不見了，但她還是想好了一堆道歉詞，敲開了房東的門。

房東是個老太太，沒說租或不租，上上下下的打量過她，問了些簡單的問題，就帶她去看房間了。

“房子在二樓。一間臥房，一間起居室，有一個大陽臺，下臨大片草坪和花園。有獨立的廚房和浴室，地段也好，離學校和圖書館都近，過街就是大學公園。”

多完美，談好價錢，第二天楊絳帶錢鐘書來看，當下簽訂合同。圣誕節前，兩人搬進新居。

“我們住入新居的第一個早晨，‘拙手笨腳’的鐘書大顯身手。我入睡晚，早上還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來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鐘蛋”，烤了面包，熱了牛奶，做了又濃又香的紅茶；這是他從同學處學來的本領，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這等好茶！而且為我們兩人只供一小杯牛奶）；還有黃油、果醬、蜂蜜。我從沒吃過這么香的早飯！”

都說男人再大內心也是孩童，錢鐘書一經夸獎十分高興，于是由他做早飯的傳統一直持續到老。

倆人也開始嘗試各種家鄉菜，像做實驗一樣完成紅燒肉，恍然大悟吃扁豆要取其莢而非豆，一次有活蝦，楊絳佯裝內行：“得剪掉須須和腳。”沒想到剛剪一刀，活蝦在她手里抽搐，嚇得她扔下剪刀逃出廚房，他問怎么了，她驚魂未定地說：“蝦，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們不吃了吧！”錢鐘書大笑，繼而安慰她蝦沒有痛感神經，“還是要吃的，以后可由我來剪。”

“我們不斷地發明，不斷地實驗，我們由原始人的烹調漸漸開化，走入文明階段。”

那段時間他很快活，一次楊絳臨完帖午睡，他玩性大起，飽蘸濃墨給她畫個花臉，沒想到她吹彈可破的皮膚比宣紙還吃墨，后來為洗凈墨痕，臉皮像紙一樣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惡作劇，只給我畫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鏡和胡子，聊以過癮。回國后暑假回上海，大熱天女兒熟睡，他在她肚子畫一個大花臉，挨他母親一頓訓斥，他不敢再畫了。”

兩人都愛詩，中文西文都喜歡，有時一同背詩，他們總結出一個詩的大規則，“如果我們同把某一字忘了，左湊右湊湊不上，那個字準是全詩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每月各自統計讀書量，少的人受罰，有時楊絳勝出，錢鐘書不服，因他記憶雖好，但很多書仍會讀兩三遍，再者中文書也未算其中。

楊絳愛音樂，讓家里寄了《元曲選》來，自己唱唱過癮，又教錢鐘書唱，“他很能學，但他愛插科打諢，一面讀一面自己表演，笑得打跌。”

這才是真的歲月靜好，賭書消得潑茶香，并且圓滿了一輩子。

很快楊絳懷孕了，錢鐘書天天念著：“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

臨產的時候，醫生來問他：“要女醫生？”

“要最好的。”

生產時楊絳痛得要命，但還是不吭一聲，后來護士問她，你為什么不喊叫啊？她也不解的答：叫了喊了還是痛呀。護士面面相覷：難道中國女人都通達哲理嗎？

錢瑗呱呱墜地，成為在牛津出生的第二個中國嬰兒，錢鐘書捧著看了又看，喜不自禁。

“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后來錢瑗長大，知道父親對她的歡迎辭，也十分得意。

從前在家多是楊絳打理家務，這一個月，只得由他全權接管。

錢鐘書每天到產院探望，常苦著臉說：“我做壞事了。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

“不要緊，我會洗。”

“墨水呀！”

“不擔心，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的回去，第二天又來：

“我做壞事了，把臺燈砸了。”他忐忑不安的，但抱著一點希望看著她。

“是燈泡碎了？不要緊，我會修。”

她說不要緊，他也真的就放心了。以前去倫敦旅行，錢鐘書顴骨生了一個疔，無計可施，他眼巴巴看著她，她又說，不要緊，我會給你治。她從護士那兒學會熱敷，認認真真幾小時為他敷一次，沒過幾天就好了，連一點兒痕跡都沒留下。

很多人說，楊絳和錢鐘書的關系，有時候更像母子，她一直保護他，辟出一片寧靜天地讓他自如，甚至保留天真的天性。錢鐘書的母親都夸她：“筆桿搖得，鍋鏟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鐘書癡人癡福。”一次楊絳打算捐掉一件她為錢鐘書織的毛衣，但他抱住不放，說：“慈母手中線。”他對她極其依戀，再后來出版《人&MIDdot;獸&MIDdot;鬼》時，他在扉頁寫下，贈予楊季康，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后來楊絳可以出院了，錢鐘書叫了汽車來接母女倆。回到家里，她大大的驚喜了一回。“他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里，盛在碗里，端給我吃。錢家的人若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么驚奇。”

但那正是1938年，上海已淪陷，楊絳也是此時才獲悉母親病亡多時，遠離故國寢食難安，雖然還有一年的獎學金，兩人還是決定回國。那時船票難買，一家三口坐了三等艙，海上二十多天，本來胖胖壯壯的錢瑗也餓成一個瘦孩子。

回國后，楊絳在上海做家庭教師，錢鐘書去了西南聯大任教，學生喜歡他，但他學問太好，看人事又通達，因此常口不留情，像“葉公超太懶，陳福田太笨，吳宓太迂”之類的話不知說過多少，他說不知我者謂我狂，知我者謂我實狷。狷，即是狷傲、耿直之意。錢鐘書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但作為妻子，楊絳始終站在丈夫這邊，“鐘書也愛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戲。滿嘴胡說打趣，能和鐘書對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會嫌鐘書刻薄了。我們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離，又好像是驕傲了。我們年輕不諳世故，但是最諳世故、最會做人的同樣也遭非議。鐘書和我就以此自解。”

但還是因為結怨太多，不到一年，錢鐘書就轉去藍田師院教書。直到1941年才回到上海。屢受波折的錢鐘書，此時也明白倆人同甘共苦，勝于別離，他對她說：從今以后，咱們只有死別，不再生離。

一家三口擠在上海復興路的一個亭子間，岳父把在女子學院代課的名額讓給錢鐘書，楊絳在一所小學代課，也寫劇本，生活才得以為繼。

想來大約有些辛苦，要想方設法買到精貴稀缺的大米，自己劈木柴，用煤渣煉煤球，這些她都做慣了，但貧病交加，她持續一年莫名低燒，錢鐘書小疾不斷，錢瑗得了骨膜炎差點兒沒命。但在她的回憶里不見一絲怨念，一切水來土擋兵到將迎。

“我們淪陷上海期間，飽經憂患，也見到世態炎涼。我們夫婦常把日常的感受，當做美酒般淺斟低酌，細細品嘗。這種滋味值得品嘗，因為憂患孕育智慧。鐘書曾說：‘一個人二十不狂沒志氣，三十猶狂是無識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輩語：‘子弟二十不狂沒出息，三十猶狂沒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愿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愿做外國人。我們并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那時候楊絳的劇本《稱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戲人間》已在上海陸續公演，盛況空前，以至于后來《圍城》問世時，人們只知作者是楊絳的先生。

錢鐘書1944年開始寫《圍城》，“錙銖積累”，每天五百字的速度；她則劈柴生火洗衣煮飯，只等他寫好先睹為快。

“他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后來《圍城》譯成多國語言風靡海外，有外國記者說，來到中國，有兩個愿望：一是看看萬里長城，二是見見錢鐘書。還有粉絲千方百計找到他的電話要求一睹真容，他只幽默地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但多數人都不知，那句著名的“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其實出自楊絳筆下。

1949年秋，戰爭結束，清華大學給夫婦倆寄來聘書，一家三口回到北京。

平靜的日子沒過多久，就迎來轟轟烈烈此起彼伏的運動，直至文革前，夫妻倆都盡量躲在書齋做學問，那期間錢鐘書完成了著名的《宋詞選注》，楊絳則從頭開始學西班牙文，著手翻譯《堂吉訶德》。但不久浩劫即至，楊絳和錢鐘書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批斗，剃了陰陽頭，游街，掃廁所。

但他們哪里是可以打倒的，游街時錢鐘書胸前掛著大牌子仍昂首闊步，并不畏縮惶恐；楊絳打掃的廁所煥然一新，毫無穢氣。同事來看她時，她正搬了椅子在廁所門口看書。

后來倆人先后下了五七干校，楊絳在“菜園班”，與錢鐘書相離不到一里。那時錢鐘書擔任送信的工作，于是每天能繞些路去看她，楊絳后來回憶說；“這樣，我們老夫婦就經常可在菜園相會，遠勝于舊小說、戲劇里后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了。”

花甲之年的兩個老人，在這場歷史浩劫中，依然保持達觀平靜。

都說天真和無欲能使人變得智慧，樸素的生活是人類找到樂園的一種方式。

這對夫婦一生追求的，大概也是“簡樸的生活、高貴的靈魂”。

夏志清說，“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界再沒有一對像他倆這樣才華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楊絳至今還住在北京南沙溝的一個小區里，最普通的居民樓，“為了坐在屋里能夠看到一片藍天。”她是唯一一家沒有封閉陽臺的。她家還是水泥地，白墻，去過的記者都說不是一般的樸素。他們曾有過800萬的版稅收入，但已全部捐給清華，建立了“好讀書”基金會。

1978年，《堂吉訶德》的中譯本問世，西班牙國王親授她“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的十字勛章。她的譯本傳誦至今，無人超越。

1980年，《干校六記》和《洗澡》相繼出版，18萬字的《洗澡》小被施蟄存稱為“半部《紅樓夢》加半部《儒林外史》”。那時，她已年近古稀。

1997年，錢瑗肺癌去世。1998年末，錢鐘書去世。很難想象一個老年在兩年內接連經歷了怎樣的痛苦。她實在太強大，錢鐘書彌留之際久久不能合眼，她把他的頭攬在懷里輕輕說，“別怕，有我呢。”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

“鐘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此后這些年，她幾乎一人攬下整理錢鐘書遺作的所有工作，幾麻袋手稿和筆記，陸續出版。年近90的楊絳，開始翻譯柏拉圖的《斐多篇》。

她說年輕時曾和費孝通討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時間跑，地球在轉，即使同樣的地點也沒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現在也是這樣，感覺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葉子的變化，聽鳥的啼鳴，都不一樣，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她依然低調，不出席任何研討會，也不希望建立任何研究錢鐘書的學會，2003年，續寫錢瑗的《我們仨》問世，4年之后，又出版散文集《走在人生邊上》，評論家說，“九十六歲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嬰兒的純真和美麗”。

而今，已有百歲高齡的楊絳仍然筆耕不輟，歲月風霜只雕飾了她更美的靈魂，她堅韌、清朗、溫潤，錢鐘書曾說，她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

她記下過一個夢，他上了船，與她告別：“絳，好好過。”她忘了自己有沒有說‘明天見’，只記得晨光熹微，背后遠處太陽又出來了。她站在山上，小船變成了遠遠的一個點，她真愿自己變成山頂的一塊石頭，就這么守望著他。死生契闊，與子相悅。

讀懂她，不止《我們仨》

一家三口合照

與父親——

楊絳回憶，在父親心里，男女并重，女兒和男兒一般培養，婚姻自主，職業自主。

抗戰期間，聽說女兒在上海辛苦地操持家務時，楊父老圃先生不免有些不平地說：“錢家倒很奢侈，我花這么多心血培養的女兒就給你們錢家當不要工錢的老媽子！”

楊父從不訓示子女該如何做，楊絳說，她是通過他的行動，體會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訓的真正意義，也是受他影響，由淘氣轉向好學的。

與公婆——

楊絳是在開明家庭和教育中長大的“新女性”，和錢鍾書結婚后，卻要從舊俗，行舊禮，而她自己卻一點沒有“下嫁”的感覺，認為叩拜只是禮節而已，如果計較這些，還不如不要結婚了。

其實，照錢鍾書父親的本愿，是想替孩子氣的兒子娶一房嚴肅的媳婦，經常管制。可是，楊絳卻保住了錢鍾書的淘氣和那一團癡氣。

所以，楊絳曾稱，自己這種“洋盤媳婦”，在錢家是不合適的。

但在日寇侵華，錢家整個大家庭擠居上海時，這個“洋盤媳婦”卻贏得公公稱贊“安貧樂道”；公公還問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誰同住，答：“季康”（楊絳本名楊季康）。

在錢母眼里，這個兒媳，“筆桿搖得，鍋鏟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鍾書癡人癡福。”

20世紀80年代楊絳和丈夫錢鐘書在北京南沙溝家中陽臺合影。

與丈夫——

楊絳婚后，隨考取獎學金的錢鍾書，遠赴英法。

兩人在輪船上曾吵過一架，原因只為一個法文“bon”的讀音，誰也不服誰，彼此說了很多傷感情的話。吵完后，兩人都覺得很無聊，最后講定，以后不妨各持異議，不必求同。

留學期間，楊絳幾乎攬下生活里的一切雜事，甚至還幫錢鍾書復習過關。在牛津，他們的女兒錢瑗出生了。她儼然是個最天才的主婦，有條不紊地料理整個家庭。

一家子回國后，正逢抗戰時期，在上海生活艱難，楊絳也并不感覺委屈。為了讓錢鍾書致力寫作，她勸他減少教課鐘點，為了節省家庭開銷，她辭掉女傭甘做“灶下婢”。

1994年，錢鍾書住進醫院，不久，女兒錢瑗也病重住院，后來被查出肺癌。身為妻子、母親的楊絳，來回奔波照料。“三人分居三處，我每晚和錢瑗通電話，每星期去看她，只能匆匆一面。”楊絳說。

1998年，錢鍾書臨終，一眼未合好，楊絳附他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吶！”，錢鍾書這才溘然長逝。

與女兒——

楊絳與錢鍾書的女兒錢瑗，生前是北京師范大學英語系教授，治學嚴謹開創了英語“文體學”。

楊絳曾回憶，自己對女兒錢瑗，從不訓示。幼時的錢瑗見父母嗜讀，也猴兒學人，照模照樣拿本書來讀，居然漸漸入道。

錢瑗學外文，碰到很難的單詞，翻了三部詞典也沒查到，跑來問父母，他們也不告訴她，讓她自己繼續查，查到第五部辭典果然找著。

1997年，被楊絳稱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愛女錢瑗，因患脊椎癌去世。一年后，錢鍾書去世。

楊絳在喪夫喪女之痛緩過來之后，以92歲高齡重新開始創作。首先，她要完成女兒的心愿，錢瑗生前一直想寫一部反映他們一家生活的書，并且已經擬好了目錄。

2003年，楊絳的《我們仨》出版問世，這本書寫盡了她對丈夫和女兒最深切綿長的懷念，感動了無數中國人。楊絳說：“我們仨失散了，留下我獨自打掃現場，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

寫完人生這部大書

5月25日晚，清華大學百名學生在圖書館老館前敬獻鮮花、深深鞠躬，悼念楊絳。

“我已經走到人生的邊緣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沒有了’。中外一例，都用這種種詞兒軟化那個不受歡迎而無可避免的‘死’字。”96歲高齡時，楊絳清醒而冷靜地寫下這些思考，她把人必然的歸宿稱為“回家”。

如今，這位與辛亥革命同年，走過105載風雨的老人，終于寫完人生這部大書，留下她的文字，她的思考，她的風骨與情懷，任后人沉思與緬懷。

作品跨度長達80年

2014年，9卷本《楊絳全集》出版，卷首的“出版說明”中，編者寫道：“這些跨度長達80年的作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時代的演進軌跡，也展示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的確，作為當代著名作家、學者、外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楊絳創作的散文、小說、戲劇、文論和翻譯的作品在讀者中影響廣泛。

抗戰期間，生活在上海淪陷區的楊絳就寫下喜劇《稱心如意》《弄真成假》。她曾談到寫作緣起：“如果說，淪陷在日寇鐵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協、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喪氣就算頑強，那么，這兩個喜劇里的幾聲笑，也算表示我們在漫漫長夜的黑暗里始終沒喪失信心，在艱苦的生活里始終保持著樂觀的精神。”

楊絳一生筆耕不輟，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建德眼中，在漫長的20世紀，楊絳與錢鐘書一起在維護著漢語的“圣所”。他們心態非常開放，有跨文化交流的廣闊視野；同時，他們對漢字有無窮盡的追求。楊絳的文字是樸實的，敘述從不夸張、渲染，可文字表現力是如此之強。看楊絳手稿，從她涂掉的手跡，能看到她總在追求文字的準確、洗練，精益求精，她在用寫作守護中國文化。今天講“工匠精神”，講強烈的社會文化責任感，正是如此。

“一生是錢鐘書生命中的楊絳”

1932年，楊絳與錢鐘書相識。多年后她這樣寫道：“我與錢鐘書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們當初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癡迷讀書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一見鐘情，姻緣前定。從此兩人不離不棄，相濡以沫，走過半個多世紀，他們的愛情與婚姻，成為世人眼中的傳奇。

在她的眼中、筆下，錢鐘書“非常孩子氣，就像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她在散文中，寫了許多與錢鐘書互敬互愛的趣事，正是從這些文字中，讀者窺見了這一對大知識分子自甘淡泊甚至苦中作樂的日常生活。她說自己：“每項工作都是暫時的，只有一件事終身不改，我一生是錢鐘書生命中的楊絳。”她這樣描述眼中的丈夫：“我愛丈夫，勝過自己。我了解錢鐘書的價值，我愿為他研究著述志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這種愛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

在《我們仨》中，楊絳寫道：“人世間不會有小說或童話故事那樣的結局：‘從此，他們永遠快快活活地過日子。’”1997年春，女兒錢瑗去世。1998年歲末，錢鐘書去世，唯余楊絳孤身一人。她將3人的點點滴滴，寫成長篇散文《我們仨》。“我只能把我們一同生活的歲月，重溫一遍，和他們再聚聚。”這部作品深深地打動了讀者，至今暢銷不衰。

萬人如海一身藏

晚年的楊絳閉門謝客，不問世事，在斗室中寫作。“萬人如海一身藏”，如她在《隱身衣》中向往的，“消失于眾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內，如細小的野花隱藏在草叢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賽牡丹’，安閑舒適，得其所哉。”但身在陋室，她仍心懷天下。她的大部分作品是在70歲以后創作的，所謂“庾信文章老更成”。她的寫作，她設立“好讀書”獎學金，都表明，她在以一種特殊的姿態，關注著時代，思考著人生。

錢鐘書去世后，楊絳以她和錢鐘書的名義在母校設立了“好讀書”獎學金，捐出兩人的部分稿費，以鼓勵家庭經濟困難的優秀大學生努力學習，成才報國。記者從人民文學出版社了解到，該社出版的錢鐘書的《圍城》、楊絳的《洗澡》《洗澡之后》以及文集的稿費近年都是直接匯入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總額已近兩千萬元。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絢隆也談道：“我們曾影印出版了一套《復堂師友手札菁華》，是楊絳家珍藏的一批晚清文人的信札。這批東西很珍貴，她捐給了國家歷史博物館。我們聽說后就跟她商量是否能出版，我們說，文物歸國家，文化歸大眾，楊絳支持我們的觀點。她沒有跟我們要一分錢的底稿費，只提了兩點要求：第一把書做好，第二定價不要太高，讓普通讀者能夠買得起，讀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