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再生（原名：宋啟榮）

上海徐匯區龍華鎮龍華寺以北原有一所兵工廠，1927年白崇禧率國民革命軍進駐上海后，在此設立了警備司令部，不久改稱衛戍司令部，1928年4月又改稱淞滬警備司令部。淞滬警備司令部是一個關押、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活地獄。其男牢、女牢后面的一大片空地，即是殘害進步分子的刑場。無數革命烈士的鮮血，浸透了這里的土地。“1927年至1937年間，這里被囚禁過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達9000人，慘遭殺害者800多人。”（穆欣：《關向應傳略》）

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大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共人士的安全系數，盡可能地減少革命的損失，中共中央特科決定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以相機截獲情報，營救同志，嚴懲叛徒。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央特科情報科的宋再生獲得了一個打入警備司令部的機會。

宋再生原名宋啟榮，浙江諸暨人。他1925年“五卅運動”時在上海入黨，后被黨組織派到山東濟南從事工運工作。1928年5月3日日本軍隊在濟南挑起血腥屠殺我無辜軍民的“濟南慘案”后，他回到了上海，調到中央特科，留在陳賡身邊工作。就在這一年的9月，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改任南京陸軍總部總參事，9月7日，蔣介石任命國民革命軍第13軍副軍長熊式輝為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接著又令他兼任“淞滬杭剿匪總指揮”。熊式輝是江西省安義縣人，1915年畢業于保定軍校第二期步兵科。熊式輝求學保定軍校時有一位浙江籍老師蔣伯器，也是浙江諸暨人。與宋再生是老鄉，蔣伯器“1904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05年加入同盟會，是國民黨元老之一。辛亥革命后，曾任廣東督軍府軍事部長、浙江都督。后又擔任保定軍校主考。此時任蔣介石高等顧問、全國賑務委員會委員。”（岳先、秦少智：《虎穴龍潭》）他是一個鄉土觀念和宗派意識很強的官僚，只要拜其為師并給他一定好處，就容易被其舉薦為官。宋再生從一個叫陳大同的同鄉口中知道這件事以后，便立刻向陳賡作了匯報。

陳賡聽了宋再生對這一情況的匯報后非常高興，當即鼓勵他抓住機會大膽一試，爭取打進敵人這一重要機構。

宋再生經過一番準備，便按照同鄉陳大同的提醒向蔣伯器遞上門生帖以及1000多元的押金和酒席費，拜其為“師”。蔣伯器收下宋再生這個“弟子”以后不久，便把他介紹到亞爾培路熊式輝公館。熊式輝見宋再生是由蔣老先生推薦而來，便熱情地給予了款待。通過一番交談，他見宋再生機警伶俐，很適合干特工，很快就任命宋再生為淞滬警備司令部第4號政治密查員。陳賡之子陳知建回憶說：“宋再生是我們地下組織的一個重要工作關系，負責和他聯系的就是我父親（陳賡），直接跟他聯系，單線聯系。”

為了擴展局面，方便情報工作，經中央特科批準，宋再生把弟弟宋啟華也安排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給他當助手。當時人們稱宋再生為“老宋”，稱宋啟華為“小宋”。“老宋”和“小宋”同心協力，在淞滬警備司令部這個魔窟中，探敵情，刺情報，為保衛中共中央和黨的干部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貢獻。

政治密查員是一個既虛又實的頭銜。說它虛，是因為警備司令熊式輝一句話就可收回‘派司’；說它實，是因為有了這張‘派司’，下面的人肯定會另眼看待，給予方便。因此，宋再生在陳賡的指導下，千方百計地贏得熊式輝的充分信任，然后利用自身的特權，在軍、警、憲、特機關廣交朋友。

宋再生利用自己“警備司令部政治密查員”的公開身份，積極同外國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上海公安系統聯系。不久，他就結識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范廣珍，并且建立了情報交換關系。范廣珍又名范伯傅，浙江紹興人，巡捕出身，已經在法租界政治處查緝股任職10年。查緝股又稱查緝班，負責協助國民黨政府在法租界搜捕共產黨人、進步人士和國民黨內部的反蔣人物。查緝班班長是法國人馬慕雅，成員有三名華籍探目，范廣珍就是其中之一。范廣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報，可謂五花八門，有來自巡捕房眼線的，有來自黃色工會的，也有來自共產黨叛徒的。老宋將這些情報轉告陳賡，再把情報科編造的一些真假摻雜的情報交給范廣珍。

此后不久，宋再生又同公共租界老閘巡捕房刑事股的總探長尤阿根拉上了關系。尤阿根原是公共租界的一個大人口販子，專門販賣女孩。進入老閘捕房前后，他還參加過青洪兩幫，在上海灘很吃得開（此人在1939年被打死）。

隨著宋再生在上海特工界名氣的增大，宋再生“警備司令部政治密查員”的身份也吸引來中共黨內的一些告密者，宋再生把送上門來的叛徒的情報都及時地交給了情報可，中央特科則據此堅決懲處了這些叛黨求榮的敗類。1929年初與陳賡、顧順章設計用毒酒除掉出賣羅邁（李維漢）的叛徒黃歧。此后又將顧某叛變欲出賣李立三的消息及時通報給了情報科，使特科很快查明后處決了這個叛徒。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中華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預備會議。大會召開之前，此事被國民黨特務偵知，蔣介石電令淞滬警備司令部予以破壞，于是，宋再生主動請纓，“積極地參加了這些密探的搜捕行動，但是當時他就主張要做得更加仔細。表面上來說，這樣的話，如果要仔細的話，必須一棟房子一棟房子一點一點地去查。這樣的話，從時間上來說，為會議的開會保證了一些時間。”（李一氓之女李筱筱口述）。正是由于宋再生的“積極主動”才為大會的召開贏得了時間，使大會順利完成，未發生意外。

顧順章叛變后，宋再生兄弟被迫撤離淞滬警備司令部，改在中央特科行動科活動。不久，兄弟二人雙雙被捕，均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獄中他們堅持斗爭，沒有暴露身份。1941年宋啟華被減刑釋放，隱居徐州，靠開中藥鋪維生。徐州解放后，陳賡派人把宋啟華安排在中原局工作。

對于宋再生此后的情況，缺少詳實的記載。王鐵群先生在《伍豪之劍》中說宋再生病逝獄中。但是，2009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宋再生是我外公”》，文中說：“讀者吳國麟即電告我們，說宋再生是他外公，他手里留有兩張他外公晚年的照片。我們將照片送上海解放后曾與宋再生共事的王征明辨認。王征明確認照片上的老人確實就是宋再生。”那么由此可見，宋再生可能活了下來，并且在解放后還參加了工作。

醫院的秘密

1930年5月，上海靜安寺，一家私人醫院靜悄悄地開張了。在外人看來，這只是公共租界里又一家普普通通的醫院。誰也不會想到，在這所醫院的大門里，竟隱藏著一個驚天的秘密！

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籠罩全國。1930年初，為聯合全國蘇區的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決定，在黨的誕生地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50多名會議代表中，既有周恩來、李立三、項英等中央領導，也有來自蘇區的紅軍和革命政權代表。

在敵人眼皮底下開這樣高規格的會議，安保是頭等大事。全權負責這項工作的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幾番思慮，確定了工作思路——人來人往的醫院，正是這次會議的召開地點。這里的每一位醫生、每一位護士，甚至連醫院門口的小商販，都是身負重任的特科成員。

陳賡

敵人也不是草包。隨著會期臨近，風聲傳到了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的耳朵里。這，正是將共黨高層一網打盡的絕好時機！然而，由于特科出色的保密工作，敵人怎么也探聽不到會議的確切地點。就在熊式輝氣急敗壞的時候，他手下的一個密探宋再生毛遂自薦，請求上峰同意他帶隊繼續查訪。

這個宋再生，是熊式輝的同鄉，為人機警，辦事周全，不僅深得上峰信任，還跟巡捕房說得上話。熊式輝一思量，在租界里抓共黨，宋再生確是個再合適不過的人選。

這一邊，來自各地蘇區的與會代表也陸續抵達上海。在特科安排下，他們裝扮成求藥尋醫的病人，分批進入醫院，5月20日，會議準時召開。

那一邊，宋再生帶領手下，會同巡捕，在租界明查暗訪，逢門必入。經過連續幾天地毯式的搜索，敵人終于把目標鎖定在這家新開的醫院。

太陽下山前，成竹在胸的宋再生帶著大隊特務，窮兇極惡地包圍了醫院，沖進了大門。

誒？！整棟樓怎么連個鬼影都沒有了？難道共黨都是能穿墻遁地的神仙？

垂頭喪氣的宋再生只能帶領人馬打道回府，本以為十拿九穩的熊式輝也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徒喚奈何。

這個秘密，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才真正解開。其實，除了做好保密防范工作之外，整個行動最關鍵的一招，是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宋再生。

沒錯，宋再生就是受陳賡的指派，化名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的臥底。搜查行動中，宋再生看似面面俱到、一絲不茍，實則是為會議爭取更多的時間。當他帶著特務沖進醫院之時，為期三天的會議早已順利閉幕，代表們全部安全撤離。

在這個驚心動魄的故事落幕80多年后，讓我們一睹宋再生——這位紅色特工的真實面容。正是這些無名的英雄，不顧個人的生死和安危，用不屈的信念和忠誠捍衛了黨的最高秘密。

讓我們記住，他的真名叫——宋啟榮。

傳奇人物“老宋”

宋再生（中）家庭照片

特科招待叛徒用的是“千里香”酒，盡管陪客頻頻添杯，卻不見醉意，獨是“貴客”酒一沾唇，立即酩酊如泥，只見進門，不見出去。任弼時被捕后，敵人不僅用酷刑折磨他，還用電刑將他擊昏，使他神經處于混亂狀態，以便從他口中誘出口供。敵人用高電壓將任弼時的背上烙出兩個拳頭大的坑，也沒有從他口中得到一點情況。

特科有名的傳奇人物“老宋”（宋再生），是陳賡主持情報科工作以后，派進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去的第一個重要情報員。

宋再生原名宋啟榮，浙江諸暨人。他在1928年“五三”慘案發生以后，調到中央特科，即留在陳賡身邊工作。

經過陳賡認真細致的安排，宋再生很快就同上海的有關方面拉上了關系。這年9月7日，蔣介石任命熊式輝為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接著又令他兼任“淞滬杭剿匪總指揮”。一天，宋再生在馬路上遇到同鄉陳大同，那人一見面就樂樂呵呵地對他說：“老宋，你的時運來了"

宋再生陪著笑，詫異地問：“什么事？”

“熊天翼（熊式輝的宇）當了警備司令，他是蔣伯器老先生的學生，你趕快去拜蔣門為師吧１陳大同對于自己的先知先覺十分得意慫恿地說：“只要一拜師，他就會保舉你。走這個門子，你穩可當個偵察隊長，每年光煙土一項，就能弄個百把萬元。”

“是啊，這倒是個肥缺，不過--”宋再生點了點頭，若有所思地問道：“有什么條件沒有呢？”

陳大同笑嘻嘻地說：“只需籌備1000元作押金，200元的酒席費，以后進帳三、七分--給他三成，七成歸你。”

宋再生把手一擺，佯裝猶豫，慢條斯理地說：“你先別忙，讓我回頭仔細想想再說，好嗎？”

“行”

宋再生和陳大同分手后，一直琢磨著這件事，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回來就向陳賡匯報了。陳賡一聽，喜形于色，就叫他利用這個辦法試一試，爭取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于是，宋再生就去投了門生帖，拜在蔣伯器門下。果然，蔣伯器收了他的拜帖和現款不久，就把他介紹到亞爾培路熊式輝的公館里去了。熊式輝見宋再生是由蔣老先生推薦而來，便熱情地給予了款待。等來再生從熊式輝那里轉回來，剛一走進蔣伯器的客廳，蔣伯器就非常高興地對他說：“天翼已經來了電話，委派你為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員。”

宋再生很快領到警備司令部的第四號政治密查員證件。隨后，他按照陳賡的指示，就用這個政治密查員的身份，去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處、偵緝處聯系。他很快就結識了法捕房的探目范廣珍，并且建立了情報交換關系。范廣珍又名伯傅，浙江紹興人，巡捕出身，先后在法租界政治處查緝股任職10年。--查緝股又稱查緝班，專門負責協助國民黨政府在法租界搜捕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國民黨內的反蔣人物。班長是法國人馬慕雅，范廣珍是三個華籍探目中的一個。這時，范廣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報，有來自叛徒的，有來自黃色工會的，也有來自捕房眼線的。宋再生拿回交給陳庚后，再把組織上編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報交給范廣珍。其后，宋再生又同英租界老閘捕房探長尤阿根拉上了關系，名氣越來越大。宋再生的弟弟宋啟華（“小宋”），也是一個有名的傳奇人物，經常充當“老宋”的幫手。

就在這年臘月底的一天，有個叫王鐵掙的找到宋再生，給他介紹了一個姓黃的年輕人。這個姓黃的以濃重的湖南口音對宋再生說：“我可以幫助你們捕到共產黨的重要人物羅邁"

“羅邁？”宋再生心頭一緊，不禁重復了一句。原來羅邁是李維漢的化名，當時他在上海任江蘇省委書記，正是國民黨反動派極力追捕的我黨負責同志之一。敵人通緝李維漢的時候，曾為他的頭顱懸賞5萬元。沒等來再生再開口，姓黃的點了點頭，忙又追問：

“你曉不曉得，捕羅賞格5萬元有無回扣？”

宋再生眉毛一揚，淡淡一笑，說：“十足照付，不折不扣。不過事要實在、穩。”

姓黃的哪個家伙拍著胸脯，神氣十足地說：“完全保證。”

“那好”宋再生遂即與那個姓黃的約定：農歷正月初五在長樂茶社碰頭。并應他的懇求，先付給他現鈔30元，供他“過年急用”。

宋再生打發走那個姓黃的家伙之后，立即將此事報告陳賡。陳賡想了想說，“好嗎！到時候你把姓黃的果真弄來到長樂茶社，與他心目中的政治密查員--宋再生見面。”

宋再生把這個姓黃的帶到大東旅社的時候，陳康身著黃呢軍服，完全是一副國民黨高級軍官的派頭，正在一間擺設豪華的房間里“恭候”。宋再生把這個財迷心竊的告密者引進屋里，伸著手，鄭重地介紹說：“這位就是我們司令部王參謀長，你快跟隨他去見司令"

陳賡遂帶此人坐上汽車，開到威海路805號一幢石庫房前。在這里等候他們的，是當時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顧順章和另外三個紅隊隊員。顧順章見陳庚領著這個個子不算太高的陌生人正要進門，就急忙走到門口笑臉相迎，高興地說：

“王參謀長好！這位莫非就是黃君吧"

“不錯１陳康點頭回答說。

顧順章請他兩個進屋，邊走邊說；“來來來，我們先來商量一下，再去見司令官。”他即吩咐左右擺出上好酒菜款待客人。

這時端上來的酒叫“千里香”，盡管陪客的人頻頻添杯，毫未見有醉意，獨是這位貴客，一經沾唇，立刻酩酊如泥。從此，再沒有看見這位姓黃的走出門去。原來是顧順章這位“化廣奇”魔術大師施了魔法，那把酒壺正不是尋常之物，而是能夠因人“分別對待”的魔術道具。

又一天，宋再生在南京路游逛，走到三友實業社門口，碰見法界探目范廣珍，身后跟著一個年輕人。經過介紹，這年輕人姓顧，可是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宋再生并不清楚。然而當這個年輕人聽說宋再生是個政治密查員后，如魚得水，不肯離開，一直跟到浙江路迎春坊--來再生的住處。這個年輕人一路上大獻殷勤不說，進屋就問：“捕獲李立三獎賞多少？”當他聽到“賞格5萬’時，就求來再生帶見熊式輝。第二天，這人到約定的地點會面，拿來一張李立三同志在外國拍的照片。宋再生遂將此事報告陳賡，陳賡迅速查明：原來這個姓顧的是鐵路工會秘書，同李立三朝夕見面，關系非淺！如今財迷心竊，竟要干起傷天害理的事情來了。

當時每逢共產黨中央機關召開重要會議，都由情報科和行動科等有關部門配合，慎重地選擇會址，周密地布置警戒。一般都是先由總務科從安全著眼選定會場，然后即由紅隊派人攜帶武器前往衛護，有的騎自行車在附近巡邏，有的化裝成小商販在房前、屋后和里弄口觀風，有的在會場警戒。萬一發生危險的時候，外圍人員馬上發出報警信號，在會場的人員分頭行動，一部分抵抗敵人，一部分保護負責同志轉移。1930年初，共產黨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籌委會會議。為了保障這次會議的安全，中央特科進行了如下周密布置：在赫德路卡爾登影院后面租了一座四層的紅樓，臨時開設一座“醫院”。一樓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員，二、三樓是供與會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樓是供舉行大會用的會議廳。一樓由總務科派人充當門房、帳房等職，負責接待、應付臨時偶然闖進來求診的一般病人，并且負責應付查電表、收水電費等一類瑣事，嚴防外人進入正樓。同時陳康叫劉鼎出面，在近鄰處另租一座房子住下，布設機關，成為“醫院病人”迅速轉移的通道，遇事可以從紅樓樓頂轉到劉鼎住房頂上，再經他的住屋走出大門逃走。會議開始的時候，即由行動科派出紅隊，在這座樓房的周圍進行巡邏、警戒。準備一旦被敵人發覺，遇有巡捕前來搜捕的時候，紅隊立即持槍抵抗；同時指定專人負責引路，帶領參加會議的代表，穿過劉鼎的住屋轉移出去。為此，陳賡等曾經多次到紅樓來檢查、籌劃。事先曾為參加會議的同志租了一些旅館，還準備了適合各種身份的比較闊綽的服裝。各地代表到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館住下。經過初步審查后，就作為“病人”逐個送進“醫院”。代表進了醫院，住人病房，暫時即與外界隔絕開來，不讓外出。開會以前，這里按照普通醫院的正常秩序：醫生、護士、廚師以及服務人員，完全同一般醫院一樣照章辦事。到了開會的時候，方才進入會常這次會議共開兩天。會畢又把代表逐個地送出醫院。分散住進各個旅館。這樣，只有幾天光景，這家新開設的醫院，就像海市蜃樓一樣倏忽不見，人員全部走得無影無蹤。

但在這次會議前不久，要在上海開會的事曾被國民黨特務偵知。有一天，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找去宋再生說：共產黨要在上海召開蘇維埃議會，此事關系黨國安危極大，委座（指蔣介石）至為關切，傳諭“如能偵破，獎賞現金犯萬元。”

委座這張支票是保證兌現的。他要宋再生找人偽裝“攤販”，布置便衣，進行偵察。還說：如果布置得周密，能把他們一網打盡，你的功勞其大無比。宋再生馬上找到陳賡作了匯報。陳賡指示他繼續了解敵人的意圖和情況，同時在老問捕房探長尤阿根的俱樂部對面的東方旅社開了幾個房間，派人就近監視敵人的行動；還在會場周圍作了周密部署，使得會議得以順利進行，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到了1929年底，南京國民黨特務機關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壞我們黨的計劃、命令，陳賡都能通過楊登瀛及其他分布在敵人各種內部的聯系及時得到。每當遇到有人告密，敵人準備抓人的時候，也大都能夠化險為夷。

1930年4月，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黃第洪剛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就秘密寫信給蔣介石，說他在共產黨內“不得意”，要求同蔣介石面談，但不要讓旁人知道；還把周恩來準備同他會面的地方以及他的聯絡地址告訴蔣介石，讓蔣介石派人找他接頭。然而，首先看到這類自首信件的，照例是蔣介石的陳立夫。蔣介石批給陳立夫辦，陳立夫批給徐恩曾辦，徐恩曾交給楊登瀛同黃第洪接頭，并且告知接頭的辦法：地點在南京路郵局，雙方手里拿著皮包和報紙，楊登瀛聞得此訊，便把黃第洪秘密自首的情況報告劉鼎，劉鼎一聽，感到事關重大，便一面要楊登瀛把這個案子暫時壓一壓，一面報告陳康轉報中央。周恩來接到報告，便指示特科要先將黃第洪隔離，同時進行深人的調查，了解是否確實。雖然黃第洪這個叛徒十分狡猾，楊登瀛兩次約他到指定地點見面，他都沒有去。但是經過周密調查，證明黃第洪寫信向蔣介石自首，企圖勾結敵人對黨進行大破壞，完全屬實。中央即決定將叛徒黃第洪秘密處決，為黨除了大害，保衛了周恩來和黨中央的安全，使敵人的陰謀未能得逞。

1929年9月末的一天，任粥時一早出去開會。外面下著大雨，他在離開家門的時候告訴愛人陳瓊英說：12點回來吃中飯，下午還要到另一個地方開會。從中午起，陳瓊英就開始等他，直到天黑他也沒有回來。陳瓊英非常焦急，又整整等了一個夜晚，仍不見人影，心想準是出事了。第二天清早，她就趕到江蘇省委書記羅邁（李維漢）那里打聽消息。

羅邁一見陳瓊英，就向她證實：弼時昨天被捕了。同時安慰她說，黨組織正在設法營救。

陳賡從中央特科得到這一消息后，就打發楊登瀛立即到英國巡捕房去探聽有關情況。

原來，任弼時去開會的地點早被敵人發現。他去參加會議的那天，這個機關已被敵人破壞，巡捕房在屋內埋伏了便衣偵探，我們的同志還沒有來得及發出報警信號，任弼時已經在驟雨中急步走上臺階扣門。門開了一半，他發覺不對頭，因為屋內出現一些探頭探腦的陌生人。正想轉身走開，便衣巡捕早已抓住他的兩臂，想掙扎已經不可能了。敵人逼著一個住在這個機關的女同志說出他的名字。這女同志望了一眼，說：“不認識。”敵人不相信，可也沒辦法。但在這個時候，她的小孩（才三四歲）一見到任粥時就撲過去。敵人不由那女同志辯解，就給任弼時戴上鐐銬，推上囚車。這時，他乘機把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到口里咽下去了。當被押進西牢后，敵人從他身上只搜出一張電車月票，上面有像片和詳細地址。楊登瀛把這些情況報告陳賡后，立刻把詳情轉告江蘇省委。省委知道任粥時在月票上填的是培德路培德里的一個門牌號。敵人按照這個地址去調查，根本找不到這所房子，因為這所房子早已經在一次火災中被燒掉了。于是，告知陳倧英馬上搬到培德里去住，并且還安排了一個姓社的南方老太太陪她住在那里。羅邁還告訴她，敵人若來查問，應該怎么回答。

果然，不幾天，敵人就來查問了。陳倧英便按照組織上幫她編造的那一套去應付。隨后，在巡捕房審問任粥時的時候，她又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在敵人的法庭上旁聽公審。

敵人對任弼時用嚴刑拷打，甚至施用全刑，但得不到任何口供。幾個洋巡捕和警官就輪流用皮鞋踢，用皮鞭抽，妄圖逼他開口。由于刑訊而發著高燒，他身體極度虛弱，眼看就要昏倒。但他強打精神，鼓起勇氣，在敵人用皮鞭抽打他的時候，用手去擋，鞭子一下打到那個“法官”頭上。惹得那個家伙如同一頭喪失人性的野獸咆哮起來，不僅更殘暴的毒打他，而且使用了滅絕人性的電刑。那個長著黃頭發的法官知道，這種酷刑能使受刑者處于半昏迷半麻木狀態，身心受到極大損傷，神經系統陷于混亂，從而當受刑者受不了時，可能吐露真情。于是他在命令左右拉下電閘之前，極力逼問任粥時到底是干什么的。任弼時照舊只字不吐。當電閘一合，他只覺得心跳快的可怕，身如受到亂箭猛刺，腦殼發脹，眼珠外突，立刻仿佛大地失去了平衡，物體在旋轉，房屋在傾斜……敵人連續使用這種酷刑，使他多次昏厥過去。然而，他以無比堅強的意志抵制了敵人的逼供。哪知敵人并不以此罷休，反而慘無人道地不斷升高電壓，直到兩個電極在任弼時的背上烙出了兩個拳頭大的窟窿，發出了皮肉燒焦的腐臭味才收常但是，不論敵人怎樣拷打，任弼時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高尚氣節，沒有講出任何情況，沒有一點口供。過了幾天，敵人沒有從任弼時嘴里得到任何情況，在他身上搜到的惟一的東西，就是那張月票。幾經調查，也都被陳倧英妥善地應付過去。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判了較短時間的監禁即行釋放。

這年春天，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也在上海被捕，還被敵人抄去了一大箱子文件。中央要陳庚設法營救關向應，而首先要搶救被敵人搜走的這批文件。因為關向應被捕時化名李世珍，只要我們把其中的主要文件搞走，敵人就無法判斷他的身份，黨的機密也不至于受到大的損害。趕巧這時英國巡捕房酷刑拷打關向應，沒有得到任何一點口實，也正在為這一批文件發愁。英國看見這么多的文件和材料，挑過來掠過去硬是找不到那一份是重要的，天天圍著文件箱子轉也無濟于事。陳賡為了摸準情況，先叫楊登瀛到巡捕房探聽消息。楊登瀛回來說國民黨想要把文件弄去，英巡捕房不同意，強調這個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給國民黨。陳賡便同楊登瀛商量，要他直接去找蘭普遜，就說愿意幫助巡捕房來鑒別這些文件。蘭普遜正求之不得，就對楊登瀛說，那就交給你來鑒別吧！楊登瀛見蘭普遜已經應承，忙又改口說自己事情忙，不過可以另想辦法。楊登瀛和巡捕房談好之后，陳賡就根據中央指示，派劉鼎去鑒別，告訴他說，要把所有手抄的和復寫的文件都拿回來，其他的可以不管。陳賡還特別囑咐劉鼎：不要將被捕者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告訴楊登瀛，怕他知道了膽怯，不好營救。于是楊登瀛就把劉鼎作為他的“專家”介紹給英巡捕房，并把他帶到存放文件的房間，把門帶上。劉鼎在這里仔細地檢查了全部文件，把里面的手抄和復寫件抽出來藏在身上，出來的時候手還故意拿著幾張油印文件，對巡捕房的人說：“我帶回去看看１后來陳賡就叫楊登瀛告訴蘭普遜：被捕者是一位學者，抄出來的文件，都是些引進學術研究資料，從此把敵人敷衍過去了。敵人認為關向應不是“要犯”，便不予重視，對他判刑也較輕。押了不到1年即行釋放。關向應出獄不久，就被任命為紅二軍團政委，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與賀龍共同率領紅二軍團同敵人周旋去了。

“匪夷所思”的成功保衛

正在北京展出的新中國成立60周年《翰墨長鋒六十年》書法展上，有一幅寫著這樣一首詩：“才見夕陽沉黑海，朝霞又散昆侖山。縱橫尚有凌云志，萬里京華一日還。”

這首詩和這幅字的作者正是李一氓，他的女兒李薇薇正是抄錄了這首詩的后兩句，作為祖國60年大慶前寫給我們的題贈。

她的父親，正是當年中央特科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保衛中，以其名義租下房子開神秘“醫院”的人。

就在敵人眼皮底下，就在上海鬧市中心，就在敵人業已拉網展開大搜捕的同時———1930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依然如期舉行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前后三天，整個進程，始終莊重從容，有條不紊。

陳賡之子陳知建將軍為之感嘆不已：“那確實是匪夷所思”！

【回眸】

一旦情況不對，就要拔槍殊死對抗

一開始，這個舉足輕重的全國性代表大會，就走漏了風聲。

當時國民黨上海淞滬警備司令兼淞滬杭“剿匪”總指揮熊式輝懸賞大洋50萬，限令他手下的密探特務傾巢出動，一定要將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確切會期、會址偵查清楚。

有電視劇拍了類似情節，不過表現為中央高層選擇了放棄，選擇了取消。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也換成了一個“中央特派員”來上海開展活動。

電視劇中的“毒蛇”為了粉碎“代主任”的陰謀犧牲了自己。

現實生活中的中央特科卻不能以自己的粉身碎骨換取中央收回成命。

因為誰也無權取消大會，或者變更主辦地。因為當時中共中央之上還有共產國際。當時中共中央已向共產國際正式報告，并已得到莫斯科的批準和同意。

更何況各大蘇區代表、紅軍代表都已出發，已在來上海的路上。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于是，會議籌備小組以及中央特科相關成員就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門二路）拐角上的一棟小洋樓里秘密聚會，為確定一個既有足夠容量、又不格外引人注意的會場出謀劃策、絞盡腦汁。

會址最終選定在公共租界最繁華地段，緊挨著晝夜縱情聲色的卡爾登影戲院（今黃河路鳳陽路附近）。至于偽裝的形式，之所以最后確定開一家醫院，那是因為旅館固然能接待很多人，卻不能毫無理由地拒絕所有自己找上門來的旅客。同樣，舞廳、咖啡館一類休閑場所也難免閑人進入。

就這樣，5月中旬，卡爾登影戲院后面的醫院開張營業了。

在外人看來，這只是又一家新開業的私立醫院而已，既沒有大肆張揚，更沒有門庭若市。一點也不特別。誰也不曾料到，這一切都是中央特科精心安排的。李一氓曾回憶說：“廚房是他們組織的，汽車是他們的，房子里面的家具陳設也是他們搞的，房內房外的警戒也是由他們布置的。我們無非是大人小孩在樓下打麻將，開留聲機，掩護這個會議。”當時李一氓剛到上海不久。卡爾登影戲院后面的這棟四層樓房就是以他的名義租下的。

中央特科在醫院內外設置了三條防線。

第一條防線，醫院里的每一醫生、每一護士、每一職員、每一勤雜工，都是中央特科的“紅隊”隊員。他們都在白大褂內揣著機頭大張的駁殼槍。

第二條防線，在醫院背后，有一扇打開的窗戶，窗外有一架梯子，順著梯子就可以進入另一特科骨干、陳賡助手劉鼎租下的房屋。

第三條防線，在醫院外圍，周邊馬路上，到處都是化了妝的暗哨。陳知建說他父親當年“就帶著人裝成攤販、路人在醫院門口望風，他們都帶著槍，一旦情況不對，就要拔槍殊死對抗”。

《何長工傳》的作者還根據何長工的回憶說，醫院樓下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以備不測；樓后租了一些汽車，萬一敵人闖來，就點燃汽油酒精，掩護與會人員從樓后乘汽車撤退……所以，凡從根據地來的同志，都深深地感到，中央在上海工作環境真是太險惡了。

1930年5月20日上午9時許，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卡爾登影戲院后面的醫院里準時召開，全體與會代表唱起了《國際歌》。

同時，熊式輝的部下也已由宋再生帶隊，步步緊逼，從白克路（今鳳陽路）的西頭搜向了白克路的東頭，越來越接近派克路（今黃河路），距離卡爾登影戲院后面的醫院只有幾個街區之遙。

宋再生是當時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四號密查員。宋再生不僅為人機警，辦事干練、周全，系熊式輝的同門師兄弟，都是民國元老蔣伯器的入室弟子，而且跟租界警方有交情，說得上話，相互合作極默契。

宋再生請求租界方面的支援。租界巡捕房派出了大批警探、包打聽，跟他的隨員密切配合，兵分兩路，在派克路、白克路一帶，有門必入，有人必問，寧愿錯查，絕不疏漏。

1930年5月23日，宋再生等人終于闖進了卡爾登影戲院后面的醫院，但整幢樓房空空蕩蕩，人跡杳然……

【鉤沉】

宋再生究竟長什么樣

宋再生，原名宋啟榮，浙江諸暨人。早在1928年5月，他就是中央特科的一員。陳知建說：“宋再生既是熊式輝的‘四號密查員’，又是我們中央特科的一員，負責和他聯系的是我父親，直接和他聯系，單線聯系。”

宋再生為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故意表現得很積極，帶頭組織搜捕，還主張查得越仔細越好，必須一棟房子一棟房子、一點一點地去查，這樣就拖延了時間。雖然他們最后查到了那棟房子，也進到了里面，但是會已開完，所有代表安全撤走。

可是宋再生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始終影影綽綽、模糊不清。誰也不能清楚描繪他的音容笑貌。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在找，哪怕只是一張小小的照片也好。

讓我們記住他的名字吧。宋再生，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永志不忘的英雄。

開會的地址究竟在哪

張文秋是毛澤東的親家，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張文秋在《張文秋回憶錄》中說，1930年5月20日，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愛文義路和卡德路口的兩樓相連的三層樓房里，莊嚴而隆重地秘密召開了。

洪揚生則說，當時，會場準備了兩處，以防一處發生問題時可以轉移到另一處。一處在卡爾登影戲院后面的一排洋式樓房，另一處即在愛文義路卡德路口（現北京西路石門二路口）的一幢洋房里。實際上兩處會場先后都用上了。洪揚生時任中央特科一科科長，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會場就是由他帶人布置的，他的回憶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口述】

趙一曼裝作我父親的妹妹

口述人：李薇薇（李一氓之女）

1930年5月，在上海開了一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這個會議是用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名義召集的。開會以前，中央決定由我父親去做房主人，出面租下那棟房子做會場。那時趙毅敏和李一超才從蘇聯回國不久，他們都是1928年冬天回國的，就讓他們一個人當我父親的弟弟，一個人當他的妹妹。當然那時我媽媽和我的兩個哥哥也在那兒，結合在一起，自然很像是一家人了。

趙毅敏，解放前就在東北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李一超就是后來的抗日英雄趙一曼。她是四川宜賓人。那個“家庭”解散以后，我父親跟她還有過幾次聯系，后來就不知她到哪里工作去了。直到解放后出了一部電影《趙一曼》，我父親才知道，趙一曼就是李一超。她1932年就到了東北，參加了東北的地方工作和軍事工作，任抗聯的團政委，1936年在黑龍江珠河被殺害的。現在有些關于趙一曼生平事跡的報道，無論在她犧牲的尚志縣，還是她的家鄉宜賓縣，都沒有說到她跟我父親一起掩護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概知道這一段的，除了趙毅敏和我父親，已經沒有別的什么人了。

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會址是中央特科落實的。我父親生前說過多次。他在他的回憶錄里也記得很詳細。他說他不過是以一個房主人的面目對外，搞了一個醫院，假的醫院。上面的病房做會場，他和趙毅敏、李一超他們就住在下面。他們在里面掩護，特科在外面保衛。特科的人都在醫院外面警戒。包括臨時擺煙攤的，修鞋的，或者行人，或者騎著自行車來來往往的，都是特科的人。

這個會議開得很正式，不但掛了鐮刀錘子的旗子，還唱了《國際歌》。據我父親回憶，會議代表，實到四十七八個人。實際上，參加這次會議的紅軍代表是每個軍2人，一個軍官，一個士兵。因為他們都是從部隊來的，我父親都不認識，只記住了其中的兩位。一位是江西來的滕代遠，一位是湖北來的何長工。

還有就是各地來的代表，穿著打扮，跟上海有差距，不協調，非常容易被人看出破綻。另外，也不能許多人一下子都擁到一個地方。太集中了，也會引起人家的疑問。所以，就在我父親租的房子附近，特科還包了一個小旅館，先把代表帶到那里去，用假名登記，作為一般旅客住進去，然后在服裝上作一些調整。讓女同志穿上旗袍，化一下妝。讓男同志穿上長袍馬褂。這樣，走在街上，就不那么顯眼，也能融入上海這個大環境。加上各地來的代表，中央還要做一些資格審查，確認他們的身份。全都弄好后，再由特科的同志分批帶進會場，努力不引人注意。

這么大的行動，最后還是走漏了風聲。好在我們在敵人內部有人，有關系，有一個四號密查員，他就是宋再生。當時敵人全體出動，派了很多探員，到處摸情況，最后慢慢集中到了卡爾登影戲院附近。宋再生就主動請纓，帶隊搜查，又主張做得更加仔細。這樣的話，就從時間上保證了會議的順利進行。整個大會開了三天。在這個過程中，等于敵我雙方都在積極行動。雖然敵人最后還是查到了那棟房子，也進到了里面，但是我們的會已經開完了，人也都撤走了。所以說，這是我們隱蔽戰線斗爭中的又一個成功事例，又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