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永遠載入史冊的歷史：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南下的范長江、惲逸群、魏克明等同志與先期進入申報館的上海地下黨陳虞孫等同志會師，一起投入《解放日報》的創刊工作。

時隔67年，每次端詳照片上的父親范長江，范蘇蘇總能感受到暖暖的父愛。

范長江（左）握著兒子范蘇蘇的小手。

這是范長江在解放日報任社長期間，1949年6月3日去上海愚園路看望兒子范蘇蘇時的留影。那年范蘇蘇3歲，是他出生后第一次父子見面。照片的右邊是兩年多來一直負責照看他的大舅沈謙（沈鈞儒長子），左邊則是父親范長江。或許是初次見面怕生，蘇蘇由大舅抱著，然而，他那柔軟的小手卻被父親寬厚溫暖的大手慈愛地握著。

當年的見面，范蘇蘇幾乎不記得什么了，僅有的記憶就是一把手槍。雖是與兒子第一次見面，范長江穿著軍裝空手而來，以至于面對兒子陌生躲閃的眼神，竟拿不出任何禮物來“示好”。急中生智，他掏出隨身攜帶的手槍，卸空子彈……如此刺激的“玩具”，立刻吸引住了蘇蘇，他迅速地撲向父親……然而，好景不長，正當蘇蘇玩得十分開心時，便被父親收回離開了。

幼小的蘇蘇，根本不知道父親為什么匆匆趕來，又急急離去。成年后才知道，父親范長江使命在身。他奉命來上海，要為這個剛剛獲得新生的城市創刊一份中國共產黨的地方黨報——上海《解放日報》。

這是一段永遠載入史冊的歷史：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委任惲逸群為市軍管會駐申報館軍事特派員……同日下午，惲逸群在申報館全體職工大會上宣布接管《申報》，命令《申報》自28日起停止出版。

同日，南下的范長江、惲逸群、魏克明等同志與先期進入申報館出版《上海人民》報的上海地下黨陳虞孫等同志會師，一起投入《解放日報》的創刊工作。

1949年5月28日，《解放日報》創刊。發表發刊詞《慶祝大上海的解放》。

肩負使命

1949年3月，人民解放軍在肅清了長江以北華中、華東地區的殘敵后，按照毛澤東、朱德發布的“解放全中國”的號令，打響了“百萬雄師渡大江”的偉大戰役，綿延五百公里的戰線上，千舟齊發，炮聲轟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國民黨統治的徹底覆滅。

南下、南下，人民解放軍南下的步伐勢如破竹，北平城迅速聚集了一批即將南下知名文化界人士。剛剛完成接管北平國民黨新聞機構，創刊《人民日報·北平版》任務的范長江，此時又將奉命南下。4月下旬，周恩來在北京設宴招待即將南下的知名文化界人士，并莊嚴宣布：中共中央已指示，“上海黨報決命名為解放日報，南京黨報決命名為新華日報。毛主席已允寫報頭，即可帶來，在帶到前可暫沿用舊報頭。”肩負著創刊上海《解放日報》的神圣使命，宴會一結束，范長江就乘上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饒漱石的專車一起南下。

為接管解放后的南方大城市，由華東局組建的一支三千多干部組成的接管隊伍，此時也正隨軍南下，渡江后在滬寧鐵路線上的丹陽縣集中整訓，作接管城市的各項準備。其中的新聞大隊在位于丹陽城北的荊村橋駐扎，由惲逸群帶隊投入緊張的學習，熟悉黨的城市工作政策、新聞出版事業整頓管理政策等。

范長江、魏克明等一批新聞干部趕到后，與惲逸群率領的新聞大隊在丹陽會合，迅速開展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組建及其創刊工作。

舊中國的上海，是全國文化中心和新聞中心，各路新聞豪杰匯集，所有的報紙幾乎只有經過這里，才能成為全國性大報。擁有百年歷史的《申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展望：我們一定要把報紙辦到上海去，接管《申報》，通過上海占領整個中國新聞界。

漢口路309號《申報》原址，上海《解放日報》在此創刊。解放日報資料圖片

丹陽荊村橋，一個名不經傳的江南村落，此時正孕育著一個“新生兒”的誕生。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籌備對上海申報館實行軍管，決定在該報社原址漢口路309號出版《解放日報》。入夜，農舍的窗戶透著微弱的煤油燈光，范長江、惲逸群徹夜不眠，《解放日報》的辦報方針、內容、版式，包括組織構架、人員安排，一切創刊準備一一就緒。宣布大上海解放的發刊詞躍然紙上。

進城在即，范長江對每一項工作和環節都親自策劃與仔細安排。他對制版印刷環節提出了三項任務：一是要求制作毛澤東書寫的延安“解放日報”鋅板報頭；二是提前印刷解放日報的發行宣傳廣告；三是刻印解放日報社印章和“鈐記”。還特別關照前去接受任務的同志：雖然決定接管申報館，但考慮到上海還未解放，為了能在進城后第一時間出報，相應的準備工作必須提前完成，一定要確保上海解放后第一時間能讓上海人民看到黨的報紙，了解黨的路線方針。

上海《解放日報》創刊

經過一個多月的激烈戰斗，5月26日，上海絕大部分地區宣告解放。范長江、惲逸群率領新聞大隊迅速出發，從丹陽乘火車到達上海近郊南翔。那天，上海大雨滂沱。地下黨組織了一批公共汽車前往接應。深夜，新聞大隊宿營位于徐家匯的交通大學，課桌為床，渡過了進入大上海的第一夜。

5月27日，雨過天晴。大上海已是一片歡騰的海洋，市民們紛紛涌向街頭，迎接解放軍入城。“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人們從未聽到過的解放區的歌聲一遍又一遍地在游行隊伍中伴著鑼鼓與秧歌回蕩。上午，是接管申報館的時刻。載著新聞大隊的車輛穿過喜慶的人群，在漢口路309號大樓前停下，原申報館的工人、職員和先期進入申報館的中共地下黨員，歡欣鼓舞，迎接南下干部。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特派員惲逸群向全體員工宣布上海軍管會命令：由南下新聞大隊接管申報館，出版華東局暨上海市委機關報，中央定名為《解放日報》。

惲逸群同時宣布，市文管會文委會副主任范長江為《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惲逸群為副社長、副總編輯。“范長江，就是那個寫《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的著名戰地記者嗎？”人群中涌動著一陣驚喜：無論在解放區，還是在蔣管區，這兩位都是響當當的眾人景仰的新聞界杰出人物啊！

沒有時間正式見面，也沒有時間說聲問候，范長江與惲逸群一面處理報社各部門人事安排與人員分工；一面選派記者外出采訪，組織新聞報道。新聞大隊在接管的那一刻就拉開了創刊《解放日報》的戰場。

深夜，漢口路309號大樓徹夜燈火通明，編輯部、排字房、印刷車間一派緊張氣氛。解放區來的、地下黨人員、原申報館職工，三支隊伍集結奮戰。范長江來到緊張、繁忙的編輯部，同部分負責人見面后，開始審閱稿件，安排版面。

創刊號的八個版，許多內容激動人心：發刊詞《慶祝大上海的解放》；消息《我軍攻克吳淞要塞，殘敵四萬投降》、《上海軍管會奉命成立》。為了滿足廣大讀者對黨和政府政策的關切，創刊號還特意用了兩大版的《文獻》專刊，刊登黨和政府的各項重要政策、文件。此外，還有《上海行情》、《解放副刊》、《社會服務》等專刊專欄。

此時，原《申報》館的工會已經在地下黨同志的配合下，把排字房、澆字房、紙型房、澆版房、機印房的職工組織起來，成立了《解放日報》印刷廠，由南下干部吳以常任廠長。印刷廠與地下黨同志通力合作，萬事俱備，只待《解放日報》報頭鋅板。

28日凌晨四時，負責報頭鋅板制作的三位南下同志攜帶著解放日報報頭鋅版、解放日報宣傳廣告單和解放日報印章、“鈐記”到達上海近郊南翔鎮，前線總指揮部派出軍用卡車，以最快的速度將他們直接送到漢口路309號報社。當吳以常看到他們帶來的鋅版、解放日報廣告宣傳單、印章、“鈐記”后，深情莊重地說了一聲：你們辛苦了！便帶著他們快步向排字房跑去。

上海《解放日報》創刊號。

申報館二樓排字房燈火通明，人員川流不息。此時拼版已近尾聲，只等鋅版到達。當毛主席手書的“解放日報”四個大字，遒勁有力、飛動飄逸地凸顯在報版上時，大家激動得歡呼起來。5月28日清晨五六點鐘，大樣付印。八點，十萬份《解放日報》創刊號印刷出版。坐滿了山東路兩邊街沿上焦急等待賣報的報童，終于等來了這一激動人心的時刻:“上海解放啦！”“大家來看《解放日報》！”清脆的報童賣報聲穿越著大上海大街小巷。10點不到，陳毅市長的秘書朱青給解放日報總編室來電，傳達陳毅市長的表揚：“同志們辛苦了！我們很高興在市政府看到《解放日報》了”。

為人民辦報

創刊初期，報紙遇到了嚴峻的考驗。創刊時10多萬份的發行量，10日內逐日下跌至不足8萬，引起了華東局的關注。

打開創刊以來的一份份解放日報，每天兩大張八個版，其中四個版是《文獻》，刊登的大都是老解放區公布過的各項黨的政策；國際國內新聞采用的基本都是新華社稿。

“報紙每期刊登大量歷史文獻，似傾盆大雨，群眾消化不了啊！”范長江對大家說：對上海的現實，特別是新形勢下的階級斗爭，我們注意不夠，抓得不緊，群眾怎么會滿意呢？

他特別指出，我們的報紙是人民的報紙，不是少數人的報紙，不是單靠社長、編輯辦得好的。因此，我們報紙的一切工作，應根據工作中的特性，發動廣大人民參加，要大家來辦，而不是孤立地關起門來辦。

他提出了新聞事業的群眾性，并認為概而言之主要有三，即：基礎在群眾，前途在群眾；考慮群眾的需要；大家辦報、大家用報。

為了提高報紙的內容質量，范長江在總編輯室設了4個“秘書”，2人一組，24小時日夜輪班，協助他選稿、改稿、組版和審看由他簽發大樣后的第一張印報。范長江尤其重視審改本報記者稿件。他認為，本報記者寫的有特色的新聞通訊稿，可為黨報增光，能夠讓更多讀者熱愛我們的黨。因此，對于本報記者寫的好稿他總是不吝版面，開專欄署上記者大名，有的還要加上編者按配發評論。他說：這樣才能培養出我們黨的優秀記者，擴大黨報的影響。

《解放日報》對宣傳內容也迅速作出調整，明確要求貼近上海實際、貼近現實問題、貼近群眾生活進行報道。

1949年7月30日拍攝的在證券大樓巨鈔案中抓獲的嫌犯。解放日報資料圖片

當時，上海銀元投機情況嚴重，銀元販子手拿“袁大頭”大街小巷地沿街叫賣，甚至揚言：“上海是個大染缸，共產黨紅的進來，白的出去。”他們擾亂金融市場，破壞社會安寧。深受通貨膨脹之苦的上海市民，對此非常憤慨，紛紛提出控訴。上海市軍管會和人民政府決定采取斷然行動。范長江親自指揮這場行動的新聞報道，派出新老記者、通訊員一起深入現場采訪。6月上旬，《解放日報》連續以頭版頭條：“嚴格取締銀元市場——穩定物價，安定民生”、“全市人民憤怒萬分，銀元投機不能再忍”等，為政府采取行動進行充分的輿論準備。在軍管會決定查封操縱投機命脈的證券大樓的當晚，范長江匆匆來到編輯部，首先向有關領導傳達陳毅市長這一果斷決定，然后又向采訪部負責同志詳盡交待當晚行動的具體部署，強調在行動之前絕對保密，同時選派跑財經的記者立即隨軍管會前往采訪，其他記者配合行動，收集社會反映。當年，參與這一行動組織報道的劉時平曾如此回憶當時的情形：“我們群情振奮，像‘夜襲’一樣，一個個全副武裝，摸黑登上證券大樓一層又一層樓梯，一直戰斗到黎明歸來。”當天的《解放日報》刊出一條“投機奸徒大批落網”的特大字號獨家新聞。市民萬眾歡騰，物價迅速穩定。參加采訪的記者如同從戰場凱旋，范長江高興地祝賀大家首戰告捷，陳毅市長也在記者招待會上給予充分肯定與表揚。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解放初期全市約有工廠一萬二千多家，工業總產值約占全國二分之一；商店六萬多家，貿易額占全國的一半左右。黨中央對上海如何發展生產，如何正確執行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特別關心。《解放日報》根據黨的指示，熱情報道了工商界人士各種積極的活動和私營企業發展生產的辦法。在報道國營企業恢復生產的同時，也報道了榮氏家族紡織集團的申新各廠，劉氏家族的面粉、碼頭等各種實業，以及郭氏家族永安公司的復業消息。對于少數資本家迫害工人的嚴重事件，報道上則進行揭發批評，以促使資本家端正態度，與工人團結一致，共渡難關。

1949年7月10日，首批700噸東北大豆由天津運抵上海麥根路火車站。解放日報資料圖片

上海剛解放時，大米僅夠市民吃半個月，煤炭僅夠燒七天，一萬多家工廠僅有30%左右開工，市民生活瀕于饑餓邊緣。上海市委同囤積居奇、牟取暴利的不法奸商先后進行了“大米大戰”、“煤炭大戰”、“紗布大戰”等，《解放日報》發表了《粉碎敵人封鎖，為建設新上海而奮斗》的社論，向市民傳達了黨的重大決定。它提出了粉碎敵人的轟炸封鎖，建設健全繁榮的新上海的六大任務。

那段日子，《解放日報》編輯部充滿朝氣，從解放區來的同志，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工作：睡在大樓宿舍或辦公室地板上，吃在五樓食堂，上午10點鐘左右就坐上辦公桌，翌日清晨五六點鐘大樣付印，七八點鐘出報。

這一時期，《解放日報》的發行量出現了直線上升趨勢，7月31日，發行量升至14.8萬多份。

過家門而不入

對于范長江，腳下的這塊土地并不陌生，身處的這個城市有他心底最思念的親人。正如2004年，范長江夫人沈譜獲悉國內首座范長江紀念銅像將在上海落成時所說：“范長江與上海有很深的淵緣”。

1937年2月9日，為了尋求西安事變真相，范長江歷經艱險到達延安，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他是第一個到延安的國統區記者，當天晚上，當時的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領導人都出來了，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劉伯承，還有一些著名人士，如丁玲等，加起來有10多個人。大家不拘形式地圍著火爐談話。“火爐談話”結束后，毛澤東邀請范長江到自己住的窯洞。窯洞內，油燈旁，毛澤東與范長江的談話通宵達旦。

1937年7月出版的《塞上行》封面。

1937年出版的《民國叢書》第三編中《中國的西北角》第七版封面。

天快亮了，范長江向毛澤東提出了想留在延安的想法。他說，我已經來了延安，就不走了，跟你們在一起共同戰斗，寫兩本關于延安的書。但毛澤東說不行，希望他能夠立即返回上海，回到大公報，把共產黨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向全國人民盡快地宣傳。范長江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稍微休息一下，就離開了延安。

1937年3月29日，毛澤東給范長江的親筆信。

2月10日，正值農歷春節期間，范長江告別延安返回西安，又由西安飛往上海。14日晚，到達上海，他從機場直奔《大公報》編輯部，連夜疾書《動蕩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范長江的這篇揭露“西安事變”真相、透露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著名文章就是于1937年2月15日，在上海、在《大公報》發表的。3月29日，毛澤東從延安給范長江寫信，信中說：“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致謝意。”

1937年11月4日，在周恩來親自關心下，范長江與楊潮、夏衍、碧泉、惲逸群、邵宗漢、朱明等一起商量，決定組織一個永久性的團體，并商定這個團體的名字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簡稱“青記”）。

淞滬抗戰70萬中國軍隊以血肉之軀作殊死抵抗整整三個月。11月，形勢急轉直下，1937年11月8日，中國軍隊全線撤退。當晚，在隆隆的炮聲中，范長江等15位青年記者，在位于上海山西路上的南京飯店宣告成立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從此，中國新聞記者有組織地奔赴全民族抗戰最前線，成為一支不拿槍的軍隊。

山西路、南京飯店，距離漢口路309號僅一街之遙，坐在辦公室的范長江甚至可以感受到這種近在咫尺的召喚，但他日復一日，始終被接管工作和創刊工作占得滿滿的。

原新華社華東總分社第一副社長莊重曾親眼目睹范長江在《解放日報》的工作情形：

那時候，范長江定下一個制度：每天晚上九十點鐘在解放日報社開一次“飛行集會”，他指定我去參加。“飛行集會”由范長江主持……“飛行集會”開完，我都要在總編室逗留片刻，了解有哪些重要新聞可以及時發給延安新華總社。……有幾次，范長江聽到樓外敲梆子挑擔子賣夜宵的叫賣聲，連忙掏出幾毛錢，對值班的工友說：“我沒吃晚飯，請你給我買一碗陽春面。”他吃了面條，就坐到靠邊放的一條一尺多寬、五尺多長的大木凳上，對劉時平（總編室主任）說：“我要躺一會兒，解解乏。”他隨手拿些舊報紙當枕頭，躺下像醉漢一樣，很快就發出鼾聲。我目睹這情景，一陣心酸：長江啊長江，你太辛苦了……

1946年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工作時，范長江（左二）隨周恩來（左一）舉行記者招待會。

然而再忙，范長江心底藏著的那份牽掛卻是與日俱增。三年前，兒子蘇蘇在蘇北解放區出生，而范長江卻在孩子出生前10天調到南京工作。后因內戰開始，范長江夫人沈譜帶著出生不久的兒子隨軍轉移。由于帶著孩子行軍很不方便，黨組織安排沈譜帶著孩子經上海，準備轉道去南京與范長江團聚。作為南京中共代表團的新聞處長，范長江此時正跟隨周恩來參加國共談判。然而，當沈譜趕到上海時，國共談判已告破裂。國民黨當局不顧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的反對，召開一黨國大，關閉了國共和談之門。周恩來在梅園新村17號召開了最后一次記者招待會后，中共代表團隨即撤回延安。在上海，父親沈鈞儒的家里，沈譜看到了父親從鏡框背后取出的一張范長江的親筆留言字條：“很不巧，談判破裂，我回延安了，不能等你了。”于是，沈譜帶著孩子在上海住了一段時間。后來，國民黨獲悉了沈譜行蹤并準備抓捕，于1947年3月，黨組織及時將沈譜轉移至香港，為了行動方便，將兒子范蘇蘇留在了上海，沈謙夫婦冒著危險予以精心撫養。

1946年在南京梅園新村，鄧穎超與廖承志（右一）、范長江（右二）、曾憲植（右四）、經普椿（右五）合影。

愚園路與漢口路，車程最多只有20分鐘。范長江不止一次地想擠出時間去看看已經三歲的兒子，哪怕就見上一眼也好啊！6月3日，《解放日報》創刊一周后，范長江終于抽出身來前往愚園新村……這是他第一次去看望兒子。在沈謙1949年六七月間寫給沈譜的信中，記錄了范長江與兒子見面的一些情景：

“小妹，別后還未正式通信，現在解放后可以暢通矣。長江妹夫共來三次，看見蘇蘇，極其快樂歡喜。蘇蘇頭一次有些生疏，后來兩次親熱之至，不許妹丈回去，爸爸爸爸要好快樂……”

67年過去了，一代又一代解放報人傳承的許多優良傳統，都可以從這位首任社長、總編輯那里找到源頭。

嚴師范長江

1950年7月，范長江在華東新聞講習班開學典禮上講了人民新聞工作者的四個信條：一是消息絕對真實；二是思想要正確；三是群眾觀點的建立；四是建立自我批評。他在《解放日報》短短5個月里，就是以這樣的信條來培養和訓練新聞隊伍的。

上海剛解放，各路記者云集，從穿著上來看，華北來的穿著灰色軍裝，華東來的穿著綠色軍裝，原在上海的穿西服和旗袍……范長江決定暫時統稱為“記者團”，統一指揮，分工合作，白天分頭采訪，晚上集中寫稿，由新華社發總社或者在《解放日報》見報。

今年已95歲高齡的丁柯，當年就是穿著軍裝南下的記者之一，至今還清晰記得：一天晚上，各路記者正在分頭伏案寫稿，范長江來到大辦公室。他問大家這幾天來的工作情況，有什么困難。問解放區來的同志聽不聽得懂上海話，會不會乘電車，有沒有迷過路；問上海的同志對新的工作是否習慣，懂不懂山東話。

看到大家都暫時停止寫稿，圍坐成一圈，便微笑著說道：同志們有的從解放區來，有的原來在上海。從解放區來的也不是來自同一個地區，在上海的同志，也并不是一個系統。大家原來互相不熟悉，現在一起來辦黨報，就成為一個隊伍里的同志。同志們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誰都如此，包括我在內。我也有短處，比如我雖然在上海工作過，但也有好幾年沒有來，對上海就遠不如在上海的同志熟悉了。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學習，幾方面的同志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互相幫助，才能搞好團結，把工作做好。

對于解放區來的同志，范長江特別多說了幾句話。他說：“你們可能絕大多數是頭一次到上海，對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一點不了解，話也聽不懂，路也不認識，怎么辦呢？只有一條，就是虛心向上海同志請教，不要自以為是。否則，人家就不理你，讓你去碰壁。”他向身邊一位穿軍裝的同志問道：“你進上海好幾天了，有什么感想？”那位說山東話的同志回答：“不行，什么都不習慣，我們是土包子。”引起一陣親切的笑聲。范長江接著說：“土包子不要緊，只要肯學習，不擺老資格，多看多問，用不了多少時候，土包子就變成洋包子了。”

采訪工作很快上了軌道，記者們被分配至各個組。8月21日上午，范長江要政治組組長魯蠻和兩位記者到他辦公室去。范長江對兩位記者說：“陳云同志來上海了解上海經濟情況，今天下午要舉行工商界座談會，指定報社派黨員記者參加。你們兩個去的任務，就是仔細記錄，回來匯報，不用寫新聞。”

1949年5月—10月，范長江在擔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期間接見外賓。上海檔案館提供

陳云和主持座談會的陳毅市長穿著便裝，準時來到會場。會上，陳云詳細地講了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和對上海工商界的希望，請與會人士介紹情況和目前處境，大家想辦法，共同克服暫時困難。在場的兩位記者都在上海生活過，能聽清陳云帶著江南口音的講話，也聽得懂周圍幾位工商界人士的低聲贊嘆。有人說：“啊唷，他對上海了解得清清爽爽，肚皮里有一本賬。”“共產黨里有能人，了不起，了不起！”回到報社，范長江仔細聽取記者匯報，尤其是工商界人士的反應，即使只言片語也很有興趣，還追問說話人的姓名，可記者卻無言以對。他笑笑說：這不怪你們，你們對上海工商界大約也不熟悉，以后注意就是，當記者，不論什么事，新聞要素的五個W(What，When，Where，Who，Why)都要搞清楚，馬虎不得，五個W中，“Who”最重要。

范長江要求記者深入生活，豐富見聞，擴充視野，博覽群書，活絡筆頭。他一再強調：“記者最基本的鍛煉是群眾觀點的鍛煉”；“記者是人民群眾中間的一個活動家”；“一張報紙，一個記者，基礎在群眾，前途也在群眾”。

有天下午，看到采訪部一大群記者團團圍坐在大辦公室里，他很不高興，立即揮手要大家出去，到群眾中去。他嚴肅地大聲說：上海解放了，外面熱火朝天，有很多新鮮事，也有這樣那樣的新問題，你們為什么呆在家里？應該到工人中去，到農民中去，到學生中去……了解他們的想法、看法，反映他們的思想情緒，報道他們的工作、生活……從此以后，白天采訪部幾乎不見人影，晚上帶著四面八方的信息歸來。

范長江還要求既聽“喜”，也聽“憂”。在一次干部大會上，他提出：“現在解放啦，到處是頌揚共產黨的歌聲。”他風趣地學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又說：可是也有人唱“解放區的天是黃梅天！”（全場大笑）他說：“你們聽到過沒有？可不能一笑了之啊!”“唱‘黃梅天’的人不一定就是壞人，可能有的人對我們的政策不了解，或對我們有什么意見。我們是黨的新聞工作者，既是黨的喉舌，又是黨的耳目，不但能聽喜，也要耐心地聽‘憂’。要下去了解，人家為什么唱‘黃梅天’呀？要讓我們黨能夠聽到不同意見，這對黨的工作是有好處的。”

范長江主張，一張報紙從頭到尾，總編輯都得看過改過，否則，何謂“總”編輯？他要各個版的主編（那時稱主任）跟他同步。國際版是胡仲持，是聲望很高的翻譯家，精通英文，也懂日文、俄文，他的手下全是英漢或俄漢的雙語優秀編輯，翻譯各外國通訊社的電訊和編輯外電為“內參”；文藝版主編林淡秋是位著名作家。范長江對這兩個版的稿件有不滿意同樣下令撤改，毫不含糊。他親自審改本報記者的稿子，對記者明確要求：作風深入，觀點鮮明，文風優美。

一天半夜，采訪部工業組記者王樹人被報社司機從住處接到報社。見到王樹人，正在看稿的范長江拿起身邊的一份小樣說，里面有幾個數字對不起來，是不是搞錯了，要記者當場算給他看。原來，這是一串百分比，有兩個數字沒有交待清楚。范長江說，數字沒錯，但你沒有把情況交待清楚，別人就看不懂了，讀者就會覺得這些數字不可靠，不真實。他還說，我們搞報紙，就是不能馬虎，一個數字也不能馬虎。隨后，他讓記者趕快回去休息。

解放日報原副總編陳遲曾多次回憶終身難忘的“三次退稿”。一次，他采用議論文的形式，寫了一篇通訊《蔬菜市場的重重剝削》，范長江看過后，用紅鉛筆在稿紙背后寫了一個“退”字。總編室同志告訴陳遲，“長江同志說不行，要你再深入了解”。陳遲又去采訪，重新寫了一稿。范長江看了，又給了一個“退”字。陳遲再一次深入采訪，又寫了一稿，范長江看過，還是寫了一個“退”字，但關照有關同志告訴記者：“可是可以了，但不夠精煉。”陳遲將通訊作了編刪，重新謄抄，范長江終于批了一個“行”字。

范長江對編輯尤為嚴格，嚴防差錯，版式、標題，求新求變。創刊初期，機構重疊，發稿較亂，審定發到排字房的稿件，超過版面容量的一倍或幾倍，排字架子上的鉛字幾乎用光，拼版大臺子上堆滿排好的鉛板，每版的責任編輯夜夜站在拼版工人身邊，督促把上級批準的稿件“塞”進版框去；編輯與拼版工人常對峙不下，影響出版時間。面對對版式外行卻要指手劃腳的編輯，一位工人生氣地說：“同志，這是鉛板，不是橡皮做的。”

范長江知道后，在編輯人員會議上專門談了內部團結和向老工人虛心學習的問題。他說：這是老工人的“幽默”，不是對我們的“諷刺”，做編輯要向工人同志們學習，不僅要學習怎樣算行數、拼版，而且要懂得一張報紙是怎樣印出來的。他還說，這在提醒我們得及早轉變農村作風，訂立制度、調整機構，適應城市辦報的規律。

“接力棒”在傳承

新中國成立不久，范長江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副署長，并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離開奮戰了150個日日夜夜的解放日報前，范長江獨自逐個地把所有辦公室走了一遍，真誠地向每個人道別。他還特意到排字房走了一圈，和所有排字工人一一握手告別……

5個月，雖只是人生一刻、歷史瞬間，但對于解放日報與范長江，卻是一份淵緣。他不僅是上海《解放日報》的開報元勛，更是黨報黨性風格的奠基人。67年過去了，一代又一代解放報人傳承的許多優良傳統，都可以從這位首任社長、總編輯那里找到源頭。

2004年10月16日，范長江95周年誕辰紀念日，國內首座范長江紀念銅像在上海福壽園“君子苑”落成。上海市新聞工作者協會、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共同舉行隆重的范長江紀念銅像揭幕儀式。時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總編輯尹明華在致詞中說，范長江作為上海解放日報的創辦者之一，是一代又一代解放報人的榮幸和自豪。范長江同志主持解放日報工作期間，嘔心瀝血創辦黨報……為新中國上海新聞事業的發展，為建立和鞏固黨的輿論陣地，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延安中路816號，解放日報社內的范長江銅像。陳逸君/攝

2015年12月18日，解放日報社又經歷了一次大轉場，從閔行區都市路4855號到靜安區延安中路816號，范長江銅像也從“解放大廈”移至解放“小白樓”茵茵綠樹花壇前。“小白樓”，今日解放編輯記者工作的地方。

轉型、融合，解放日報正在經歷一場新的變革。無論走多遠，范長江都將成為一代代解放報人的旗幟和楷模。

鹽阜戰地通訊受主席稱贊

赴西北冒險采訪，抗戰文章擬炮彈

范長江是中國杰出的新聞記者。新四軍紀念館文博館員劉景女介紹，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后，范長江毅然決定涉險去西安、延安等地進行采訪，“本人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到西安去，一探中國政治之究竟。”當時西北對外交通完全斷絕，范長江利用各種私人關系，冒險飛赴蘭州。他說服了甘肅省主席兼51軍軍長于學忠，特撥給軍用卡車一輛，還選派了數名全副武裝衛士隨車護送前往西安。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長江終于在亂軍叢中，頂風冒雪，抵達西安。2月4日，在《大公報》西安分銷處同仁的協助下，通過陜西省主席鄧寶珊的介紹，范長江來到楊虎城將軍的公館。周恩來同志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中，熱情地接待了這位來自綏遠前線、冒著生命危險闖進西安，當時年僅27歲的《大公報》戰地記者——范長江。在采訪到周恩來后，范長江對西安事變的真相以及中國共產黨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有了深刻的了解，厘清了真相。

就在范長江計劃刊發“西安事變”報道的同時，被張、楊釋放回到南京不久的蔣介石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西安事變”后的局勢。

《大公報》從上海運到南京，報紙在顯著位置登載了范長江連夜趕寫的文章——《動蕩中之西北大局》，該文像一枚炮彈，沖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不僅報道了西安事變的真相，而且清楚地傳達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主張，轟動了朝野，人們爭相購閱。

在報道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范長江更多地了解了共產黨，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的未來，清楚了自己作為記者的使命和任務。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范長江與中國文化運動的先驅胡愈之等團結全國廣大進步記者，組成了“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這就是中國記者協會的前身。這一天，也成為后來的中國記者節。

1939年5月，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嚴密監視下的重慶曾家巖五十號“周公館”里，由周恩來作為介紹人，范長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指定與周恩來、李克農單線聯系。自此，范長江從一個民主主義的愛國主義者，進入了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行列。

他的戰地通訊，毛主席批閱、稱贊

1941年4月，設于重慶的“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總會被國民黨當局查封，總會負責人范長江遂被迫移至香港。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席卷東南亞，香港亦被占領。一個風雨之日，在黨組織的秘密安排下，范長江只身離開桂林，經湖南、湖北，然后由長江水路抵滬，最后輾轉至蘇北。

1942年9月5日，阜寧停翅港氣氛異常的熱烈，新四軍軍部在此召開歡迎范長江大會。陳毅軍長及文化界同仁錢俊瑞、楊帆、黃源、胡考、王闌西等均到會熱烈歡迎這位從國民黨統治區，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著名記者。面對著一雙雙熱情誠摯的眼光，范長江十分激動，他終于來到了這向往已久的地方，直接投身火熱的抗日文化生活，開始了他人生的一個全新的階段。

1942年9月20日，繼軍部召開的歡迎會后，《新華日報》和《鹽阜報》社又聯合在陳集舉辦報人座談會暨歡迎范長江活動，這是蘇北報人空前的大團聚。會議主席王闌西向大家介紹了范長江的報人生涯以及抵達蘇北的經過，并稱范先生的到來必能為蘇北新聞事業帶來新的起色。

在火熱的斗爭生活中，范長江很快寫出3篇通訊，其中兩篇報道了新四軍在敵后的斗爭和蘇北解放區見聞；另一篇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制造摩擦、破壞抗戰的罪行。當時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被擊退，國共恢復了談判，共產黨對談判表示了最大的誠意，要求黨的宣傳機構對頑固派的丑惡暫不揭露，以促進兩黨團結抗戰，造成良好氣氛。

范長江的3篇通訊發到延安，毛澤東主席親自批閱，并于9月19日給陳毅軍長來電說“……范長江頭兩篇通訊很好，已載《解放日報》及廣播，第3篇不適當，故未發表。請向他說明政策，并代我向他致以慰問。”

建電臺、通訊分社，擴大內外交流

鹽阜區總青年救國會成立時，陳毅偕范長江等親臨大會。陳毅致詞以后，范長江發表了講話，他說根據地青年不需舊式的文化，因為那是反對民主自由，不適合時代的東西。根據地的文化即為將來新文化的模型。他在講話中還抨擊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并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鼓勵青年朋友努力獻身于根據地的各項工作。

為了讓全國人民能夠隨時了解新四軍的消息，范長江建議華中局設立新聞發報電臺。以后根據陳毅軍長的指示，他著手籌辦新華社華中分社，并任社長，他首先物色人才，組織班子。為了保證無線電的通訊工作，他特地把在蘇中認識的二位受過較好訓練的青年報務員調到社里。他們每天用很陳舊的電臺收訊機收聽延安電臺的電波訊號，也直接抄收塔斯社和同盟社等外國通訊社的電訊。這些消息都被及時送到軍部，幫助軍部首長了解和分析國際形勢的變化。

1942年底，正是蘇聯莫斯科會戰的關鍵時刻。一天半夜，一條電文不斷重復，值班員譯出，原來是一條前所未有的振奮人心的好消息：蘇軍斃俘德軍3萬。通訊員連夜急送范長江，范長江看后立即趕到譯電室核實，值班員說已反復校譯多遍。范長江聽說后高興得跳起來，像個孩子，嘴里說著“好樣的，好樣的”。他奔出門外跨上一匹白馬直向軍部首長駐地奔去。很快，這個二次大戰的喜訊在蘇北根據地傳開,抗日軍民由此受到極大鼓舞。

范長江在蘇北抗日根據地雖然時間較短，但他卻十分熱心地投身于蘇北新文化運動。范長江曾經說過：“一個記者，如果能為一個偉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可以說，在蘇北短暫的日子，是范長江一生為偉大理想而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1950年1月，范長江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社社長。“文化大革命”開始，范長江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長期被關押，受盡折磨摧殘。1970年10月23日，在范長江被關押的地方——河南省確山的一個農村機井里發現了范長江的遺體。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隆重舉行了范長江同志追悼會，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胡耀邦同志主持了追悼會。

周恩來與范長江逸事

被譽為我國新聞戰線上一顆紅星的范長江，1937年2月，在楊虎城將軍的公館里，采訪了他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周恩來。

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全國震驚！《大公報》連續發表社論，聲討張、楊“罪行”。作為《大公報》戰地記者的范長江，當時正在綏遠前線的百靈廟采訪，對事變感到十分困惑。不久，蔣介石又被釋放，返回南京。為了弄清事變真相，長江寫道：“本人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到西安去，一探中國政治之究竟。”

當時西北對外交通完全斷絕，長江利用各種私人關系，冒險飛蘭州。

他說服了甘肅省主席兼51軍軍長于學忠，于學忠特撥給軍用卡車一輛，還選派了數名全副武裝衛士隨車護送。此間，長江數次被綁架，險些喪了性命！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長江終于頂風冒雪，抵達西安。2月4日，在《大公報》西安分銷處同仁的協助下，通過陜西省主席鄧寶珊的介紹，范長江向著楊虎城將軍的公館走去。

周恩來同志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中，熱情地接待了這位來自綏遠前線、冒著生命危險闖進西安，當時年僅27歲的《大公報》戰地記者——范長江。

周恩來緊緊握住這談風銳利、有著濃厚傳奇色彩的年輕人的手，和藹地說：“你在紅軍長征路上寫的文章，我們沿途都看到了，紅軍干部對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周恩來同志十分贊賞地接著說：“你和我們紅軍沒有關系，我們很驚異你對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

對周恩來的印象，范長江有如下記載：“四日午后經朋友介紹，我們在楊虎城公館看到了周恩來先生，他有一雙精神樸質的眼睛，黑而粗的須發，現在雖然已經剃得很光，他的皮膚中所藏濃黑的發根，還清晰地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帶，腳纏綁腿，口音夾雜著長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談話的口音推斷，很有點像江西人。”

兩天后，長江在博古和羅瑞卿的陪同下，于2月9日抵達延安，作了閃電式的采訪。

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是，“許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誰知他是書生一表，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村中學究，面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發稍微長了一點。”

晚上，長江應邀到鳳凰山毛澤東的窯洞里敘談。在徹夜長談中，毛主席反復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性質、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以及抗日戰爭戰略等問題的見解和主張，使長江十年來苦苦探索和追求而又無法解答的中國前途問題，一夜之間，竟“豁然開朗”。

拂曉，無比興奮的范長江表示決心留在陜北，進一步收集資料，寫幾本宣傳共產黨的大書。但毛澤東卻指出：當前迫切的政治需要，不是寫書，而是設法利用《大公報》在輿論上的重要地位，宣傳我黨目前最重要的政策，廣泛動員全國民眾，促成民族統一戰線，以便進行對日抗戰。因此，建議長江在決定中國命運有重大關聯的國民黨三中全會開幕之前趕回上海。

此時，已是2月10日，離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召開只有5天了。延安去上海，千里迢迢，萬山阻隔，冰封雪蓋，亂軍充塞于途。長江義無反顧，日夜兼程，終于在14日午間離開西安，轉鄭州，飛抵上海。

2月16日——國民黨三中全會正式召開的當天，猶如平地風雷，一篇震驚朝野的《動蕩中之西北大局》，在上海《大公報》的要聞版上出現了，它像突發的一股旋風，刮進了大會會場！此文不僅將被嚴密封鎖的《西安事變》真相公諸于眾，更反復宣傳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主張。

新聞封鎖的大門既已被打破，長江乃廢寢忘食，日以繼夜地趕寫通訊。上海《大公報》從2月17日起，連續刊登了他的《暫別了，綏遠》，《寧夏進入記》，《隴東未走通》等約三萬多字的長篇通訊。全國人民從這些通訊中，第一次看到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

毛主席對長江出色完成了黨中央的囑托，予以高度評價，3月29日親筆致函贊揚說：“長江先生：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深致謝意。”

不久《陜北之行》發表。該文詳細記述了蘇區見聞、二萬五千里長征，以及與毛澤東徹夜長談的全部內容。當長江率領中外記者采訪團風塵仆仆地從徐州突圍負傷歸來的時候，周恩來同志以十分喜悅和關切的心情致函慰問：“長江先生：聽到你飽載著前線上英勇的戰息，并帶著光榮的傷痕歸來，不僅使人興奮，而且使人感念。聞前線歸來的記者正在聚會，特馳函致慰問于你，并請代致敬意于風塵仆仆的諸位記者。”

新華日報在漢口創刊時，長江潑墨揮毫，寫下了“為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而呼號”的題詞。從此，長江結束了10年個人奮斗的歷史。

1937年底，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指導下，長江與中國文化運動的先驅胡愈之等團結全國廣大進步記者，組成了“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青記”正式成立于1938年3月31日。

1939年5月，在國民黨戴笠特務機關嚴密監視下的重慶曾家巖五十號“周公館”里，由周恩來同志介紹，經延安中共中央批準，長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指定與周恩來同志單線聯系。自此，長江從一個民主主義的愛國主義者，進入了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行列。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共中央代表團由重慶遷往南京，長江被周恩來同志指名由華中解放區飛抵南京，任代表團新聞處處長，并擔任中共對外發言人。此時，他不僅要經常發布代表團的各種宣言，還要接見頻頻來訪的各界人士，向他們解釋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種問題。長江日夜戰斗在周恩來同志的身邊。

談判破裂后，長江隨周恩來同志撤回延安。在胡宗南進攻延安前后，他主持了延安《解放日報》的工作。

轉戰陜北期間，長江帶領新華總社及《解放日報》30多位同志，組成“陜北電臺”，編入中央縱隊第四大隊，長江任大隊長，緊隨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炮火紛飛的崇山峻嶺，及時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傳達黨中央的聲音。

手無寸鐵兵百萬

范長江，1909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內江縣，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32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之后開始撰寫社會新聞通訊并為《大公報》撰稿。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范長江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與胡愈之等團結全國廣大進步記者，組成了“中國青年記者學會”。1939年5月，范長江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皖南事變發生后，范長江輾轉于1942年8月抵達蘇北鹽阜區停翅港。9月底，在范長江與新聞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國青年記者總會華中辦事處籌備會”和“鹽阜區青年記者分會”同時宣布成立,并設立了對外宣傳的新聞發報電臺。

在陳毅的支持下，范長江著手組織成立了新華社華中分社，并擔任分社社長，同時兼任華中局、軍部機關報《新華報》報社社長。華中分社成立后即開始向延安新華總社發稿，報道新四軍及華中根據地的抗日斗爭消息。新華社華中分社內成立了報務臺。報務臺的同志不但收聽延安電臺的電波訊號，同時直接抄收塔斯社、同盟社等外國通訊社的電訊。國際、國內許多有價值的消息通過他們編印的《無線電訊》及時送達華中局和軍部首長。

范長江繼而又改革分社、報社內部體制，使之更加正規化。先后建立了淮北支社、蘇南支社、蘇中分社、淮南分社、蘇北分社、浙東分社等，形成一個龐大的通訊網絡，新四軍堅持敵后艱苦抗戰的真實情況被傳播到海內外。

1942年底，日軍集中兵力對抗日根據地實施戰略大“掃蕩”。范長江帶領華中分社隨軍部抵達淮南盱眙縣黃花塘。在這里，范長江繼續負責新華社華中分社的工作，并領導大眾劇團開展群眾文藝實驗工作。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范長江為淮南抗日根據地的文藝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49年10月，新中國剛成立不久，正在上海擔任解放日報社社長的范長江于當月29日接到中央調令，立即赴北京任職。過去許多研究者認為，范長江此次奉調入京，就是去擔任人民日報社社長，主持黨中央機關報的全面工作。新近發現的檔案則表明，這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還沒有做此決定。要范長江主持人民日報社事務，應該是1949年12月間的事情，而且事情來得有些急促，中央領導人應時而變，才確定了范長江在人民日報社的任職。

平津戰役時考慮出任新華社秘書長

早在1948年12月平津戰役期間，中央領導人已著手籌建新中國的新聞管理機構，并且確定由毛澤東的秘書兼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總負責。

12月10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交報告，提出了占領北平、天津后組建“報紙、通訊社、廣播和國際新聞宣傳”這4個領導機構的設想草案。從字跡推斷，該報告由胡喬木起草。報告提出，占領平津后該區域的報紙負責人，在章漢夫、張友漁、錢俊瑞3人中擇其一主持。通訊社（應是指進入首都之后的國家通訊社即新華社）由胡愈之任社長兼國際新聞編輯部主任，陳克寒（時任新華社副總編輯）任國內新聞編輯部主任，范長江（時任新華社副總編輯）任秘書長管理日常社務。但這份報告還提出，如果陳克寒和范長江合作得不好，則考慮范長江“參加報紙報刊工作”。

報告提議，由廖承志負責廣播事務，徐邁進、梅益、溫濟澤為他的主要助手；國際新聞主要分英文和俄文兩部分。如果章漢夫不參加報紙領導，則由他擔任國際新聞宣傳總負責人兼英文部主任，吳敏（即楊放之）為俄文部主任；如果章漢夫將來負責香港事務，則換成當時正在香港的喬冠華來擔任初議中由章漢夫擔任的職務。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的中宣部仍然在考慮，在解放北平后恢復出版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而河北石家莊地區的華北軍區機關報《人民日報》可遷入天津成為河北省委機關報。報告還指出，如果進入北平辦《解放日報》，除暫提上述3個人選作為主要負責人之外，副總編輯一級的“主要編輯人員”應包括鄧拓，另從華北人民日報社和東北日報社各調一人擔任。由此可以判斷，此時范長江在中央機關報3位候選人名單之外。

中宣部的這份報告是作為草案供書記處參考的。當時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在收閱報告后即用毛筆批示：“廖承志應抽出做青年工作。廣播管理處可以范長江或其他人任。”劉少奇的批示未見簽署日期，但他的意見是決定性的，此后廖承志即轉而負責中央青委工作，為成立團中央進行準備。而在劉少奇的批示中，可見范長江又被當做負責廣播事務的領導候選人。

南下創辦《解放日報》

胡喬木起草的中宣部1948年12月10日報告內容后來并未實現，因情況有很大變化而不再提起。首先是胡喬木繼續擔任新華社社長。進入1949年后的新華社仍然承擔著發布“新華社社論”的任務，胡喬木經常撰寫此類社論。新華社日常事務由副總編輯陳克寒負責。原先擔負新華社編輯業務的副總編輯范長江轉而負責報紙工作，他于1948年12月擔任北平“新聞先遣隊”總負責人，負責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后接收國民黨政府的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臺，隨后又擔任1949年2月2日創刊的《人民日報·北平版》總編輯。

這時，中央領導人做出新的決定，華北人民日報社將遷入北平。由于將在華北人民政府的基礎上組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那么華北《人民日報》升格為中央機關報將是順理成章的。為此，中央決定將《解放日報》移交給第三野戰軍，解放后在上海創辦《解放日報》；而《人民日報·北平版》則在華北人民日報社遷入北平后轉辦北平市委機關報《北平解放報》。

根據這個情況，1949年3月8日，新華社總社電告北平市委和范長江本人：“中央決定長江同志擔任新華社第二副社長，并擬要他參加（南）京、滬接收工作，請令范即脫離（《人民日報·北平版》）報社，專心布置新華總社遷（北）平的準備事宜，并于本月內回總社一行。”可見在這個時候，范長江還沒有接到去上海前線籌辦《解放日報》的委派。

在社長張磐石安排下，華北人民日報社人員于3月中旬之前陸續來到北平，開始在北平出版《人民日報》。范長江奉命先回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的新華總社，隨后又去了太原前線，進一步學習總結了在大城市接管國民黨報刊電臺的經驗。他于1949年6月初到上海，全面負責解放日報社的工作（據2011年10月16日在北京訪問吳象的記錄。吳象原是《人民日報》前線記者、《山西日報》采訪科科長，他接待了前來考察工作的范長江。后來吳象曾任《山西日報》總編輯）。

奉調回京任新聞總署副署長

因承擔著過于繁重的工作，胡喬木于1949年5月1日向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提出了一份關于新聞組織領導工作的設想的報告。報告提出，為了使胡喬木本人集中力量于主要事務，打算由陳克寒負責新華社的全面工作，擔任新華社副社長兼總編輯。

胡喬木建議，為管理報紙、通訊社和廣播事務，即成立“中央黨報委員會”，由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周揚、陳克寒、廖承志、張磐石、范長江，加上“工、青、婦”方面各一人組成，由劉少奇任書記、胡喬木為副書記。對這個報告，毛、劉、周、朱均圈閱。周恩來將原擬的“中央黨報委員會”改為“中央新聞工作指導委員會”。在圈閱件上，劉少奇的名字圈去了，確定胡喬木為這個委員會的書記。周恩來于5月3日批示同意成立這個委員會。

范長江在上海的工作是暫時的，中央領導人早有意向，在上海事務穩定后調他回京任職，但不是調范長江去上面提到的“委員會”。

1949年10月10日，中宣部和中組部聯名致電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通知說，中央決定調范長江到北京工作，請通知他在接替人惲逸群到達上海后即行交接，返回北京。范長江回北京的使命是出任新聞總署副署長。范長江回到北京，確實是投入新聞總署工作的。根據檔案記載，當時包括胡喬木在內，新聞總署總共有32個工作人員。

鄧拓提議向人民日報社增調得力干部

1949年8月，鄧拓任《人民日報》總編輯，他以很大精力投入到《人民日報》社論的撰寫，而且編輯部事務也相當繁重。當時的人民日報社人員主要由原鄧拓領導的晉察冀日報社和張磐石領導的晉冀魯豫人民日報社兩部分組成，他們來自太行山根據地的南北兩端。兩報社合并后，在編輯部崗位上原晉冀魯豫的干部比重要大一些。鄧拓切身感受到，兩報社原有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存在著差異，乃至原先兩支隊伍或多或少存在的“山頭”意識也會影響到整個隊伍的團結和協調，必須要認真對待。還有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原先的“兩大報”和后來的華北《人民日報》長期在中國北方農村辦報，編輯部人員對城市工作和生活或是生疏或是原本就不熟悉、不適應，管理粗放。

針對以上情況，鄧拓于12月1日向主管領導胡喬木提出報告，并請他轉呈毛澤東、劉少奇，指出“目前人民日報存在著致命的必須根治的缺陷”。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嚴重地脫離實際的現象”。全國性的新聞依靠新華社供稿“尚無窘困”，但是關于各地的稿件嚴重不足，依賴“剪報”，“盲目被動”。2.“游擊習氣積重難返”。“編輯部的領導實際上是多頭的，只有籠統的‘大家負責制’，而不是逐級的個人負責制。”3.“干部量多質低，且使用不當，不能發揮積極性”。“現在編輯記者雖還有127人”，但普遍的水平低，甚至編委成員中也有此情況。“在現有干部中，有的資格較老，眼高手低，工作搞不好；有的能力較強，但沒有放手使用，也就不敢負責。”4.“行政管理工作對編輯部工作配合不好，對技術改進不積極”。

為此，鄧拓希望中央向人民日報社增調干部，同時對編輯部進行調整。首先，“增調兩三個可以單獨擔負一般編輯工作、能寫評論的領導干部，加強領導”。此處應是指，要求調配幾名副總編輯級別、能編報能寫評論的領導到人民日報社來。其次，“改組編輯部，以政治與業務即德與才兩項標準為主（不強調資歷），調整編委、組長（科長）與編輯人員。嚴格審稿，實行逐級個人負責制，加強編輯和計劃性政策、業務的檢查與總結，建立新聞工作的正規化制度”。

鄧拓還提出3點建議：由副社長或副總編輯一人專門負責上下聯系，按上級意圖組織報道，挑選部分得力記者與各大行政區建立聯系，在各省市組織特約通訊員。

應該說，鄧拓在這份報告中語氣凝重，引起了胡喬木的重視，很快上報毛澤東。

毛澤東批示促成任人民日報社社長

接到這份報告，毛澤東于12月4日作出批示：“喬木：此事應早日解決，不應拖得太久。鄧拓意見似乎是好的。”這封信直接促成了范長江就任新職。

其實，在奪取全國政權后由誰來主持黨中央機關報？毛澤東早在延安窯洞里就有所考慮，而且將范長江作為重要人選。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莫艾在《毛主席約談記》一文中，記述了毛澤東于1942年5月初在延安棗園約見他的情形。當時莫艾在延安解放日報社任采訪部記者，他采寫的勞動模范吳滿有的報道刊登于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受到毛澤東的好評并約見了他，約見時解放日報社社長博古在座。

這次約談近4個小時，且邀請共進午餐。談話開始后，毛澤東向莫艾詳細問及“大后方”新聞界的情況，特別詢問了范長江的近況，對他表示十分關切。談話中，毛澤東面對博古、也同時對莫艾說，黨的新聞工作將來還是需要他辦的。

這說明，新中國成立后選調范長江主持《人民日報》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毛澤東對范長江已有長期觀察，加上轉戰陜北期間范長江一直跟隨在他身邊，彼此熟悉了，因而毛澤東認定范長江是新中國成立后主持中央機關報的合適人選。

有了毛澤東的批示，范長江于當月即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社社長，主持全面工作。自接任起，胡喬木不再任社長，人民日報社副社長張磐石調任華北局副書記，鄧拓任副社長并繼續擔任總編輯。

從鄧拓提議到毛澤東批示，范長江到人民日報社主持全局工作，這個人事安排落實得很快，有利于增強來自太行山兩端的新聞干部群體之間的團結。

綜上所述，范長江到人民日報社擔任社長應該是在毛澤東于鄧拓的信上批示之后很快確定下來的。范長江到人民日報社任職時間應在1949年12月中旬，或稍后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