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上海，曾發生過這樣一起不太起眼的安全事故：

在國營亞細亞煉鋼車間，工人張高鐵在值夜班時發現煉鋼用的貝氏爐急需冷泵機應用，按下開關后，卻不慎引發上下保險絲全部爆斷。

調查原因才發現，原來張高鐵并不識字，到了煉鋼車間“什么都不敢碰”，值班遇到突發狀況手足無措，只看到開關上面有一張紙條，也不清楚上面寫了什么，就把開關向下一按，不料引發了事故。

張高鐵的窘況，在當時上海廣大工人群體中并不少見。當時上海乃至全國普遍面臨著一個難題：新中國成立初期，百業待興努力恢復經濟生產，需要一大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來操作機器，然而當時上海工人的文化程度卻整體偏低。放眼全國，5.5億民眾有超過4億是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的低下嚴重制約著經濟建設和生產發展。

為改變這一局面，一場識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

1952年國棉六廠工人在學習速成識字法（上海市檔案館藏）

路牌都不認識，工人怎么當領導階級？

在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檔案中有這樣的記載：1950年9月，上海曾開展了一次調研，相關部門發現，上海第三棉紡廠職工中文盲、半文盲占80%，申新九廠5825名職工中，有文盲、半文盲3691人，占63.4％。美惠五金廠職工49人，其中45人是文盲和半文盲。那時，全市工人隊伍中的文盲、半文盲約占75%，總人數高達70萬，其中手工、紡織、鑄造、碼頭裝卸等行業最為集中。

工人文盲、半文盲率居高不下，合格工人短缺，部分工人連基礎的機器操作都無法完成，更不用說在工業生產中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工作效率。這不僅阻礙了生產技術在工人階級中的普及，影響了正常的生產活動和經濟發展，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人階級在新中國政治舞臺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工人在午間休息時互助學習（上海市檔案館藏）

“一些紡織工人、碼頭搬運工人都不識字的。那就碰到一個問題了，解放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了，工人走到馬路上連路牌都不認識，那怎么領導呀？”上世紀50年代曾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的李家齊曾這樣回憶，“工人有這個強烈的要求，我們總工會就感到這件事要抓起來，就搞起了掃盲運動。”

1950年4月，上海工會文教干部會議召開，會上作了關于開展識字運動的報告，動員全市的工人階級積極開展識字學文化運動，拉開了全市掃盲運動的序幕，提出了“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的目標。

那時中央政府規定，掃盲運動由政府統管，政府制定教育制度，工會負責具體工作。工會在工礦企業積極組織辦學，成立教育機構、招聘人員、培訓師資、安排場地、編寫教材，激發工人群眾的學習積極性。

掃盲班上，老師在上課（上海市檔案館藏）

掃盲的具體方針是：先工人后一般群眾，先產業工人后一般工人及勞動人民，先國營廠后私營廠，先大廠后小廠，先有條件的廠后難的廠。最終希望工人群眾經過250小時左右的學習后，能認識2000字上下，并能閱讀通俗讀物。

當時，有條件的工廠可以開辦夜校，小廠則可以聯合起來開辦聯合夜校，掃盲工作還從工廠發展到菜場、里弄等各種場所，逐步發展為全民掃盲。1950年后，上海市便有市立工人夜校49所，學生1.7萬余人，80％以上都是18歲到30多歲的青年產業工人。7所市立業余補習學校也兼收職工，各業工會主辦的106所學校共有學生1.59萬名。

國棉十七廠工人下班后在飯堂間學習文化（上海市檔案館藏）

當年的掃盲學習高潮中，還涌現了上海國棉一廠老工人施小妹這樣的典型。已經60多歲的施小妹克服眼疾，努力學習文化，在學習到半文盲的程度后就開始寫字、寫信，還懷著一個老工人的樸素感情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寫道：

“今年國慶節我向您報告了學習成績，很快就收到您的回信。您指示我繼續努力工作，好好學習，永遠做群眾的模范。所以我每天清早起來寫字，每天工作的時候就在想，怎樣才能做群眾的模范，我把我自己參加速成識字班的體會，告訴給老年工人和青年工人，鼓勵他們努力學習。”

后來，施小妹收到了毛主席辦公室寄來的回信，鼓勵她積極學習文化，為建設新中國做更多的貢獻。這封信在上海乃至全國都形成了很大的影響，有力地推動了當時的掃盲識字運動。

及時調研整頓避免輕率冒進

為了加快掃盲進程，1952年，上海市響應中央號召，在全市有重點地推廣“祁建華速成識字法”教學實驗。

然而，由于忽視了教育長期性的客觀規律，夸大了文盲、半文盲工人的主觀學習愿望和學習能力，片面追求掃盲速度，掃盲計劃在執行中脫離了文盲、半文盲工人學習的客觀實際情況。

1950年的《上海市職工業余教育暫行實施方案（草案）》曾設想，“爭取在3到5年內使職工中現有的文盲能識1000字上下，能讀通俗的書報，能寫簡單的書信和報告等”。結果到1953年時，職工文盲、半文盲還有66.25萬人，占職工總人數47％，完成全部工人掃盲的目標也并未達成。

工人下班后在食堂學習文化（上海市檔案館藏）

當時的主管部門在調研中發現，由于各廠文教領導機關對掃盲教育本身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認識不足，輕率冒進，造成掃盲教育盲目發展。在速成識字法的推行中，鞏固和“回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問題。

于是，上海及時調整策略，貫徹中央規定的“整頓、鞏固、穩步發展”方針，開始對實行速成識字法實驗的工廠進行整頓工作。1953年2月，上海市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首先派工作組對有1008人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國棉十九廠進行重點整頓。隨后，上海開始對實行速成識字法實驗的工廠進行全面整頓工作，將掃盲方式由速成識字轉變為通用學習，當年共有67608人畢業。

市民參加識字講座（上海市檔案館藏）

像這樣在調研中不斷調整工作方法的案例還有很多。比如在1956年，為了實事求是制定郊區全面掃盲計劃，上海市郊工委宣傳部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還針對老農民、婦女、青年民師等不同群體召開了一系列座談會，進行個別訪談，并與鄉鎮干部一起研究。

調研發現，那時農村掃盲存在教學力量不足、民師質量普遍較差的問題，對于教育局提出的每年240小時學習時間的要求也難以貫徹。調研對掃盲運動中出現的這些問題都進行了了解，并提出相應建議。比如，對于掃盲對象的年齡界定，這次調研就做了細致的取證分析。

當時，全國不少地方普遍將掃盲對象的年齡范圍劃定為50歲以下，隨著工作不斷推進，這一標準引發了一些不同意見，許多人提出應該以40歲為界，因為年齡越大，學習能力、學習意愿、學習時間和身體條件等都有所下降，掃盲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這次調研也結合金橋鄉金東社、艾鎮鄉艾鎮社這兩個生產隊實際情況，從入學率、鞏固率、學習效果、農民身體條件、生產隊全面文化情況等維度進行了論證。

調研發現，不管是從入學率還是鞏固率來看，40歲以上學員比例都不高，學習效果也不理想。艾鎮社10隊的46歲農民朱咸妹，曾經讀過3次冬學，卻仍在學習第一冊教材，已經學過的字都忘了。另一位農民朱蘭心上半年讀了2個月，從不缺課，讀到第一冊11課，有143個生字，但她只能認合作社的“合”字。從大量類似案例中可以推測，40歲開外的人“即使堅持下來，效果也不大”。

1955年上海市郊區農民掃盲課本內頁（上海市檔案館藏）

學員的身體條件也是一條重要參考因素。受訪群眾當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40歲的人就要換眼光了，腦筋也昏了。”“做了一天生活，晚上就想早點休息，身體吃不消了。”40歲以上的文盲中，不僅基本都存在眼力衰退情況，還有不少人感到陰天全身酸痛。

因此，調研組提出，以40歲以下群體作為掃盲對象是切合實際的，但40歲以上甚至更加年老的，只要有要求也應采取歡迎態度。

80多萬上海人摘掉文盲帽子

隨著掃盲運動的不斷推進，大量工人群眾不僅識字數量大大增加，脫離了文盲、半文盲的行列，更打破了封建迷信的思想，逐步掌握了科學常識，樹立了唯物主義觀點。

比如課文《雷》中就這樣寫道：“你們如果和鄉下老頭們談起來，問他們為什么會打雷，他們一定說天上有雷公，拿著把大旌子等等的神話，我們是不該相信的，可到底打雷是怎么一回事，一定還有很多人不懂。雷是電的作用……以前人們不知道這是因為被閃電電死了，就說這人做了壞事，給雷公用雷劈死了，其實這是完全不對的。”課文通過介紹雷電的產生原理，批駁了迷信觀點。

上海鄉村女教師在教農民們文化課程（上海市檔案館藏）

由于工人掃盲教育中普及了科學文化知識，在一些文盲、半文盲群體中曾經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如轉世、有病不去醫院等等也逐步得到肅清。

此外，在掃盲運動中，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和政治參與熱情也得到很大提升。天原化工廠的工人顏浩元是全國人大代表，他1951年去北京參會時，因為一字不識，每天提心吊膽。后來通過學習，能看能寫，到1953年再去北京參會時，大會下發的文件已能大體看懂，小組討論時也能參照自己寫的發言提綱進行發言。在掃盲運動中，一大批工人識字成才，他們之中還涌現了許多全國著名的勞動模范、三八紅旗手等先進人物。

從1950年到1966年，前后共有80多萬上海工人參加了這場聲勢浩大的掃盲運動，摘掉了“文盲”帽子，改變了自身的命運，也推動了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1956年，上海浦東地區識字班學員在畢業典禮上領到證書（上海市檔案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