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正確的決策離不開調查研究，我們黨歷來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在掌握實情基礎上進行決策。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際，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與上海市檔案局（館）等合作開辟“回眸上海調研”欄目，介紹自1949年以來事關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調研，以饗讀者。

“有的工人屋內只能放一張床，放工后就全家蹲在床上”“有的祖孫三代同居一室，十八九歲的子女還睡在一張床上”……在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檔案中，上海市工會聯合會1956年關于職工住宅問題的一份調查報告，直觀地反映了當時上海市民住房之困難。

上海在解放前面臨嚴重的房荒問題，工人階級的住房條件尤其困難。解放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對廣大市民的居住問題十分重視。1951年4月，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在市第二屆二次人民代表會議上作《1951年上海市的工作任務》報告，明確提出“市政建設必須服務于發展生產，因此市政建設的方針，是首先為工人階級服務”。具體要求是有重點地修理和建設工人住宅，修建工廠區域的道路橋梁，改善下水道、飲水供給及環境衛生，改進工廠和工人居住區的條件。

此后的十多年間，上海經過多輪調查研究后，組織實施了新建住房、“自建公助”、“兩調”、挖掘房屋潛力等應對舉措，為改善職工居住條件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1年4月11日，陳毅在上海市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工作報告

房屋少、住得擠、路途遠

開展調查研究，首先要深入實際、摸清實情。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各部門各單位圍繞住房問題做了大量調研。如1956年，市工會聯合會在144個國營、老合營工廠的11余萬名職工中開展調研，發現住房困難主要表現在“房屋少”“住得擠”“路途遠”等幾個方面。對此，調查報告中有詳細記載：

1956年市工會聯合會《關于上海職工居住交通方面的問題和改進意見（初稿）》

“據市房管局對一部分職工住宅的調查材料，居住面積平均每人不到2平方公尺的約占44%，部分職工居住擁擠的情況十分嚴重，許多工房灶披間、浴室、曬臺都住滿了人，房間一隔再隔，二層樓改為四層閣”；

“國棉十九廠一女工，八口同住一間，她與十九歲的兒子合睡一床，兒子夢中踢球一腳把她踢至床下，受傷至今未好”；

曾經許多工人居住在這樣的棚屋之中

“許多工房陰暗潮濕，空氣惡劣，工人反映‘又悶、又熱、又臭’‘八面不通光線，冬天結冰，熱天不通風’，到了熱天就全家睡在馬路上”；

“在居住費用的負擔上，還存在種種混亂和不合理的現象，如房租標準不統一，往往同樣面積、質量的房屋，公房與私房、私房與私房之間的租金懸殊”……

除此之外，房屋也面臨破漏的危險。據調查統計，職工中住草棚的占11.7%，住簡屋的占27.9%，住舊舍的占50%。其中61.6%已處于危險狀態，許多工房“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不少建筑早已超過保用年限，“動作稍大房間與地板即上下動搖，在這些房屋內還經常發生小孩跌傷、跌死的不幸事故”。類似情況還有很多。

昔日上海臭水溝邊簡陋的住宅。如何改善市民的居住條件是解放初人民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

有重點地新建工人住宅

為了解決市民住房困難問題，新建住房首先被提上日程。1950年至1966年，市政府、市人委共新建住宅累計896.06萬平方米。這些住宅主要供給對象是工人。

陳毅當年曾強調由于財政上的困難，不能“百廢俱興，全面開展”，而是要“重點建設，一般維持”。這也明確了，因為資金和資源有限，不可能多點開花、將興建工人住宅的工程在全市鋪開，只能有重點地進行。

1951年4月《普陀區重點市政建設計劃草案》

在這一背景下，選址工作變得尤為重要。1951年3月，市委組織部組織工作組前往滬西地區的普陀區進行實地調研，并向市委、市政府匯報了當地工人居住條件及周邊環境等有關情況。其后又組織了幾批代表前往實地進行查看、調研。經過調查研究之后，最終選定工人集中、居住環境又差的滬西地區作為第一個建設工人新村的區域。

1952年，剛剛竣工的曹楊新村

被譽為“新中國第一座工人住宅城市”的曹楊新村就此誕生。曹楊新村（一期）工人住宅設計，由上海都市計劃研究委員會和公共房屋管理處具體負責。關于工人住宅的建筑標準，專家們先后考察了普陀區、楊浦區內的錦繡里、東京里、南英華里的里弄住宅和幾家紡織廠的15處老工房，建議既要在原有水平上提高一步，又要使今后工廠企業建設住宅能跟隨得上，以簡單樸素、實用為原則，附帶建筑必需的公共設施，環境要整齊清潔。設計專家們及時提出初步設計模型，由市工務局等單位邀集工人代表座談，最后確定建筑式樣和設備標準。

搬入曹楊新村的一戶工人家庭

1951年3月，市政府在曹楊地區首批建造1002套工人住宅，1952年5月竣工。同月，又撥款在楊浦、普陀、長寧等區興建2萬戶新工房（“兩萬戶”因此得名），1953年9月竣工，總建筑面積60萬平方米，解決了職工及其家屬約10萬人的居住問題。從1953至1958年的6年間，除市政府撥款建造住宅外，企業也出資參加建房，共建成天山、鳳城等161個居民新村。

1958年以后，隨著上海工業布局的調整，住宅建設重點轉移至近郊工業區和衛星城。根據“便于職工就地工作，就近居住，避免長途跋涉”的原則，閔行、吳涇、嘉定、安亭、松江、金山、寶山等地區陸續建造大批住宅新村，至1995年共建成129個，總建筑面積達1000余萬平方米。這些住宅新村的辟建疏解了市區人口，使市區擁擠狀況有所改善。

1952年，“兩萬戶”工人住宅開工大會現場

“自建公助”緩解住宅緊張

1956年7月23日，《解放日報》刊登了題為《上海房屋問題為什么難以解決？》的文章。文中建議，“各單位在分配房屋時，照顧居住條件最差的人，用貸款和自建公助等辦法幫助職工干部自行修建住宅，這些都是值得考慮的”。

這里說的“自建公助”，是指企業中具有一定經濟能力的職工在自愿的基礎上，由所在企業組織起來建造住宅，而政府和企業根據可能條件，在土地、貸款、建筑材料、施工力量、市政設施等方面給予一定幫助的住房建造辦法。

1952年，上海第一個自建公助新村——搬運新村（位于今中山南一路日暉東路一帶，1986年因中山南一路拓寬改造而拆除）開始醞釀。最初，一群搬運工人建立了自主性的委員會。后來工會對他們進行組織，采取“儲蓄互助，工會貸款”籌集資金的辦法，奠定了自建公助的基礎。具體操作是每戶先繳納200元，余額按每戶的周收入分為七個檔次：最高檔次是周收入30元的家庭還款40%；最低檔次是周收入10元的家庭還款10%。該新村于1953年7月16日竣工，共建成62幢兩層樓房，解決了100多戶工人的住房問題。

1958年7月，市建設委員會《關于組織職工自建公助的幾項原則（三稿）》

1957年，自建公助在上海市各行業系統內全面推廣。3月，上海公布了《企業職工住宅自建公助暫行辦法（草案）》，對自建公助的申請條件、地基、公用設施、貸款、施工力量等諸多問題做了細致規定。當年全市自建公助住宅已開工和準備開工的共計有4749幢，完工1837幢，這對解決職工住宅緊張問題起了積極作用。

位于上海火車站東側、蘇州河北岸。解放前曾是難民聚集地，人們用毛竹、稻草、黃泥搭建簡易棚戶，相連成片，俗稱“滾地龍”

1950年代中期，除了自建公助，工廠企業還采取自費改造和國家投資等多種辦法，積極幫助職工翻建棚戶。棚戶簡屋和危房的改造擺上了重要位置，逐步進入統一規劃、成片改建的階段。當時的主要做法是結合工業、文教建設和重大市政建設，拆除棚戶簡屋，易地安置居民，開辟住宅建設基地。如市財政投資在蕃瓜弄進行成片改造試點，取得了成功經驗。幾年內，市區翻建的棚戶總面積達220萬平方米左右，居住人口近40萬，瓦房從13.9%上升到77%，“滾地龍”完全絕跡。

20世紀60年代，蕃瓜弄開始改建為上海第一個五層樓房的工人新村。圖為蕃瓜弄的居民遷入改建好的新居。如今蕃瓜弄開始了新一輪的改建

因時因地制宜開展“兩調”

上班路途遙遠，也是當時上海房荒問題的重要表現之一。

50年代末，提籃（即提籃橋區，1959年12月并入今虹口區）、楊浦等幾個工業區，以及部分生產系統和大廠的職工，一般有近一半不住在本區，有的高達80%，甚至還有職工散居在郊區各縣，全市198萬職工中居住遠在15華里以上的有將近20萬人。

20世紀50年代，滬上一家儀表廠的女工正在裝配電表

因而，許多職工每天天沒亮就要起床，清早出門，深夜回家。女工們晚上還要照顧小孩，每天只能睡四五個小時。如國棉十六廠工人唐秀蘭，廠在滬西，家在浦東，往返需要三四個小時，有時搭不上渡船還要遲到。由于在路上花去很多時間，嚴重影響休息，她經常完不成生產計劃，小組向她提意見時，她就低頭哭泣……有的做夜班或三班倒的工人，因為上下班時沒有公交，三輪車太貴，只好在半夜里步行，有的就在廠內機器旁邊或者裝貨的鐵桶、木箱上睡一晚上。

對此，《人民日報》認為，“這種情況，對職工的生產、休息和業余學習，都是不利的……這就需要城市房產部門來組織房屋互換工作。各地可以因時因地制宜，適當地有組織有計劃地來進行換屋的工作”。

1960年，上海市委會議決定，由市總工會牽頭開展調整職工工作和調換職工住房工作，目的是通過調整職工的工作單位或調換職工的住房地點來解決職工的路遠問題。隨后，各廠在黨委領導下，以人事科、勞動工資科為基礎，由有關部門抽出一定力量組成了“兩調”工作小組，開始各項準備工作。4月下旬起，全市“兩調”工作積極展開。1960年4月至1961年12月，共調整路遠職工84985人，占路遠職工的40.4%，其中調工作54620人，住房問題解決30365人。

至20世紀60年代，上海市民的居住條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圖為當時新建的多層住宅

20世紀60年代初，上海還通過調查摸底，大力挖掘房屋潛力，對原有房屋特別是使用不合理房屋進行緊縮、調整以騰出部分空房。這些舉措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職工的居住條件。雖然受各種因素制約，它們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職工的住房困難問題，但前期的調查研究、后期的探索實踐，為改革開放后真正解決住房問題創造了條件和可能。

生活條件的改善，大大鼓舞和激勵了工人們的工作熱情。圖為1959年8月，江南造船廠的工人們正為爭取讓5000噸海輪早日下水而熱火朝天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