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在中央討論關于廣昌戰斗的會議上，張聞天批評博古、李德不顧紅軍的實際情況，而同強敵死拚，使紅軍遭到不應有的重大傷亡，這是軍委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所致。博古不但不接受張聞天的批評意見，反說這是普列哈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張聞天據理駁斥了博古的污蔑，堅持自己的意見。與會同志對兩位領導人的爭執，沒有表示意見。結果會議不歡而散。
這次公開爭論，身為“左”傾路線重要領導崗位的張聞天，反對“左”傾的思想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5月1日張聞天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發表署名文章：《我們無論如何要勝利》，對分兵把口、堡壘主義等錯誤的戰略、戰術，進行了公開批評。
9月29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第239期以社論形式發表了署名文章：《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文章微露紅軍要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的信息，對紅軍廣大指戰員在思想上作了動員，并從戰略高度闡述了即將進行的轉移行動。
10月中旬張聞天隨中央縱隊離開瑞金，開始長征。行軍途中，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在一起，經常分析討論反五次“圍剿”戰爭中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共同總結經驗教訓，毛澤東談的許多意見，張聞天都很贊同，很快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
11月下旬中央紅軍浴血奮戰，進行了突破敵軍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役。由于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紅軍渡湘江前尚有8萬多人，這時已不足4萬人，損失超過二分之一。這一沉痛教訓，進一步喚醒了紅軍廣大指戰員對錯誤領導的認識。
12月12日中央軍委縱隊進駐湖南省通道縣地域。張聞天去毛澤東住處同他商談紅軍過湘江后的嚴重損失；蔣介石已發覺紅軍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并在新寧、武岡、城步、綏寧、靖縣、會同、黔陽、芷江一線，構筑了又一道封鎖線等情況，現應該如何擺脫紅軍目前已經極其危險的處境。毛澤東力主改變原定計劃，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方向前進。當即中央緊急召開臨時會議，在會上博古、李德仍要按原計劃北出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如果這樣，勢必再次進入蔣介石預設的口袋，與五、六倍于紅軍的十幾萬敵軍決戰，現在只有改變原定計劃，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他的這一主張得到周恩來、張聞天、朱德、王稼祥等領導人的積極支持和贊同。這次會議是黨內戰勝錯誤路線的起點，也是醞釀遵義會議的前奏。
12月17日張聞天隨中央軍委縱隊進入貴州黎平縣城。
12月18日張聞天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縣城召開的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否定了博古、李德仍堅持要中央紅軍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建立蘇區的方針；決定改變進軍方向，向川黔邊的遵義地域前進。會議認為：為使我野戰軍于今后能取得與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之密切的協同動作，新的根據地應是在川黔邊地區，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在向遵義前進時，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而對蔣、湘、桂諸敵，則應避免大的戰斗。
12月下旬在隨軍行至貴州黃平縣一片茂密的桔林時，與王稼祥躺在各自的擔架上交談對當前形勢的看法。王問張，紅軍最后的目標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張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接著便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出來，毛澤東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張聞天說出這個想法后，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他的話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后又告訴毛澤東。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
1935年1月1日出席在貴州猴場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言反對李德等堅持在烏江南岸轉戰待機仍去湘西與紅二、紅六軍會合的錯誤意見，贊同毛澤東關于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
1月8日張聞天隨中央軍委縱隊進入遵義城。和毛澤東、王稼祥同住在新城古寺巷原國民黨旅長易懷芝的官邸。
1月15日-17日張聞天出席中共中央在紅軍總部駐地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博古首先在會上作了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也稱正報告），他在報告中把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敵人過于強大，敵人直接用于進攻蘇區兵力有五十萬，還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和顧問幫助蔣介石；博古還認為，蘇區物質條件不好和白區反帝反蔣運動沒有顯著進步，瓦解敵軍的工作薄弱，各蘇區互相配合不夠緊密等，也是未能打破敵人“圍剿”的原因。
周恩來代表軍委在會上作了副報告。
張聞天接著周恩來報告之后，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因張聞天的這個報告完全針對博古正報告的內容，所以也稱“反報告”）。報告列舉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后的損失事實，說明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違反了過去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基本原則。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對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正確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指明了今后正確的方向。
會上，與會同志也對博古的總結報告進行了批評。
經過三天的討論，周恩來及其他與會絕大多數同志完全同意張聞天的報告及毛澤東、王稼祥的發言。
會議在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和其他與會同志的積極努力下，對促進會議取得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會議最后作出決定，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還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討論。會議還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由張聞天代替博古任黨中央的總書記，但由于張聞天本人再三推辭，會議對這個問題沒有作出決定。
1月19日張聞天隨中央軍委縱隊撤離遵義，向赤水方向前進。
1月28日由于敵情變化，為減少紅軍傷亡，軍委決定“脫離此敵，轉向新的地區前進”。張聞天隨中央軍委縱隊在土城下游渡口從浮橋上渡過赤水河，向古藺南部西進。
2月5日隨中央軍委縱隊進駐云南威信縣水田寨。博古感到再領導下去沒有人服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駐地召開會議，根據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的決定，進行了討論研究，推舉張聞天代替博古當總書記，在黨內負總責。會議還討論了中央蘇區的問題，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二人組織之，項為主席。
2月6日主持在大河灘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總結土城戰役，討論今后新的行動方針。會議決定改變原定渡江計劃，部隊迅速脫離四川追敵，向滇境鎮雄（后改為扎西）集中，“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
2月7日中央軍委電告各軍團：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決定“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
2月8日完成《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的起草工作。決議共分十四小節，全面分析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戰略方針的錯誤，并總結分析了戰役失敗的教訓，第一次系統地闡述毛澤東代表的反“圍剿”的軍事戰略思想。其要點有以下六點：一、指出這次戰爭應該是積極防御而不是消極防御，“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這一路線，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二、批評“分兵主義”錯誤，肯定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方針，“集中最大力量包圍敵一路而消滅之，用這種辦法去各個擊破敵人，粉碎敵人的‘圍剿’”；三、紅軍作戰應該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是我們工農紅軍的特長”，而華夫的“短促突擊”理論卻“絕然否認過去運動戰的經驗”，去“輕易的強攻堡壘”；四、批評單純同敵人拼消耗的錯誤觀點，闡述戰略的持久戰與戰役速決戰的原則，指出：“必須明白中國國內戰爭不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而是長期的持久的戰爭”，“這是第一個基本原則”，“但同時必須了解另一個原則，即為了進行長期的持久戰，對于每一個‘圍剿’與每一個戰役，必須極力爭取戰局的速決”；五、批評“不放棄蘇區寸土”口號在軍事戰略上的錯誤，提出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的作戰原則，指出：只有“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我們才能粉碎‘圍剿’”，“只要我們能夠消滅敵人，粉碎敵人的‘圍剿’，我們不但能夠恢復放棄的土地，而且還能夠擴大蘇維埃領土”；六、肯定“誘敵深入”和轉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的方式，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繼續在內線作戰已無勝利可能時，“我們應毫不遲疑的轉變我們的戰略方針，實行戰略上的退卻”，以便“在廣大無堡壘地區，尋求時機，轉入反攻，粉碎‘圍剿’。”
決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的是正確的”。決議并根據遵義會議后新的情況。提出“在云、貴、川三省廣大的地區中創造出新的蘇區根據地”的戰略目標，為了戰勝敵人，決議強調“紅軍的行動，必須有高度的機動性”，實現“從陣地戰戰術（短促突擊）到運動戰戰術的堅決的迅速的轉變。”
決議還提出：建立和加強白區工作，“對白區群眾斗爭的領導方式，必須有徹底的轉變。”同時，“同二、六軍團及四方面軍必須取得更密切的關系并加強對于他們的領導”。
同日，為了統一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精神，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布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大綱簡要地概括了決議的基本精神，作為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用。
2月9日在扎西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紅軍整編問題。次日中央軍委下達《關于各軍團縮編的命令》，指出：“為適應目前戰斗的需要，并充實各連隊的戰斗力”，“軍委特決定實行縮編各軍團的戰斗單位。”《命令》具體規定了縮編的計劃，精減了軍團各級的指揮機構。
2月10日張聞天在扎西會館門前操場上，代表黨中央向軍委縱隊營、科以上干部正式傳達遵義會議決議，并結合中央戰略布署的轉變進行了動員。使紅軍在敵人正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十分危急中，看到了紅軍得救而一定會取得勝利的光明前景。
張聞天在扎西期間，還專門給總政地方工作部的同志一邊宣講遵義會議決議的精神，一邊結合地方工作的特點，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我們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變，在打土豪時，不要掃地出門，只沒收部隊需要的東西，如糧食、錢財等，部隊不需要的東西一律不動，也不要破壞，再不要打爛米缸、菜缸、水缸三缸了。要把過去地方工作方面“左”的錯誤做法糾正過來。
為適應紅軍戰斗的需要，充實和加強各連隊的戰斗力，張聞天主持了各軍團的縮編工作。
2月16日中央軍委縱隊各分隊在白沙駐地傳達張聞天2月10日報告。
同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出：黨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停止向川北發展，而在云、貴、川三省地區創立根據地。“為了有把握的求得勝利，我們必須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拒絕那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戰斗。因此，紅軍必須經常的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
同日，中革軍委致電中央軍區，紅二、紅六軍團，紅四方面軍，通告停止執行北渡長江計劃的決定。并指出：“現我野戰軍已折向赤水河東、烏江以北活動，并以黔西敵人為主要作戰目標。”
2月19日紅軍總政治部出版的機關報《紅星》第二版上，以“軍委縱隊黨的干部會決議案”的醒目標題，報導了張聞天10日正式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的情況：“干部會議完全同意洛甫同志關于反對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一致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決議”。
2月28日凌晨，紅軍第二次攻占了遵義城。
3月1日中央軍委發表捷報：紅軍在“三日內連下桐梓、遵義，擊潰王家烈8個團，消滅吳奇偉部2個師，繳獲槍在2000以上，俘虜約3000人，開創了黔北新的局面，造成了創造云貴川新蘇區的更有利的條件，使圍攻我軍之敵不敢輕進。”
3月初遵義戰役是紅軍長征以來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充分體現了遵義會議改變軍事領導后，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強大威力。中央為了總結經驗，以利再戰，在遵義老城天主堂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出席了會議，張聞天受中央委托，在會上對一個多月來的軍事工作進行總結，對下一步紅軍的行動作了動員。
3月4日遵義戰役的勝利，張聞天看到毛澤東領導戰爭比較有把握，為加強領導，提議毛澤東到前方任前敵總指揮。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軍委研究后，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并以軍委名義通知了各軍團。
3月5日中央從二、六軍團任弼時來電中獲悉上海中央局1934年10月遭到破壞的消息，決定派人去上海恢復白區工作，并打通同共產國際的聯系。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找當時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長的潘漢年談話，對他說：中央研究決定，讓你和陳云離開部隊到白區去，在上海長期埋伏，并設法打通上海和共產國際的關系。計劃讓你先行一步，同時打聽上海與國際有無聯系，你們如在上海聯系不上，就得設法到莫斯科去。
3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為粉碎敵人新的圍攻赤化全貴州告全黨同志書》，指出：遵義戰役的勝利“給了我們在貴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腳跟，開始赤化群眾、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可能。”“這一勝利是在黨反對了軍事的單純防御路線之后，證明了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正確，粉碎了一切動搖悲觀、過分估計敵人力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等機會主義觀點，發揚了紅色指戰員的高度積極性。遵義戰役的勝利就是黨的路線的勝利。”“用一切努力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來建立蘇區根據地，是目前每個共產黨員最中心最神圣的任務。”
3月12日張聞天在茍壩中央隊駐地主持討論是否攻打打鼓新場會議。與會大多數同志主張打，只毛澤東根據敵我態勢不同意打，會上發生激烈爭論，毛澤東以辭去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力爭，但總說服不了其他同志，有同志說少數應該服從多數。張聞天鑒于過去博古領導缺乏民主，就根據大多數同志的意見，做了取消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的決定。晚上，毛澤東以大局為重，到周恩來住處，重述不能打的理由，建議把作戰命令暫時晚一點發，大家還是再考慮一下。周恩來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一早，又開會研究，把大家說服了，向一、三軍團發出《關于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
通過是否攻打打鼓新場的爭論，張聞天感到由于不熟悉日常軍事指揮，在瞬息萬變的戰爭環境需要完全的集權，自己用民主表決的辦法解決軍事爭論問題也有失當的地方。這時毛澤東建議，為吸取這次教訓，不能像過去那么多人集體指揮，還是成立一個幾人的小組，全權指揮軍事。張聞天也感到經常開會，對軍事指揮也不利，因此，很贊成毛澤東的提議，經研究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
三人軍事小組是當時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進入小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領導地位在全黨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也標志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作者系遵義會議紀念館原主持工作的副館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