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人類歷史上舉世聞名的偉大創舉，它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當然，這個領導集體的核心基礎是毛澤東，而其它成員為保證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和方針在全黨全軍的順利貫徹都作出重大的貢獻，特別是在黨的重大轉折關頭的遵義會議上發揮了別人無法替代作用的張聞天更是功不可沒。長征途中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毛澤東曾說過：“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帳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一、“英雄所見略同”
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和張聞天良好的合作思想基礎，是建立在共同強烈地反對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基礎之上的。
當然，張聞天支持毛澤東正確路線是有一個過程的。張聞天在蘇聯學習時，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無疑這對張聞天以后掌握和運用馬列主義理論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是十分有益的。但是他在當時畢竟遠離祖國，不了解國內的實際情況，而共產國際此時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切合中國實際的錯誤決定，也直接影響了張聞天。回國后，在實際工作中張聞天逐漸覺察到自己錯誤思想，特別是毛澤東主張的成功和博古主張的失敗，使他認真吸取了教訓，逐步認識“左”傾的危害，開始自覺地擺脫“左”傾教條主義的桎梏。在經濟建設上，他批評在“左”傾錯誤影響下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勞動法》，指出：這是把大工業搬到蘇區來，結果是“把資本吃完”。他和陳云一起提議，把“勞動法”進行了修改，改變了某些脫離實際的“左”的條文。同時，張聞天還提出在蘇區發展生產，鼓勵流動的方針和利用私人資本主義在當時蘇區的經濟條件下是允許的政策等等。在政權建設上，張聞天提出發展蘇維埃政權民主的任務。這些正確的主張自然為堅持“左”傾錯誤的博古等人所不容。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步引致了黨內著名的“博洛矛盾”。對待蘇區資本主義經濟問題，張聞天發表《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斗爭》等文章，提出允許資本主義發展，采取利用、限制、競爭、斗爭的政策。博古對張聞天這些文章極度不滿，寫《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一文，對張聞天進行不點名批判，主張把資本主義作為反對對象，重復王明《兩條路線》一文中的觀點，把關于反對資本主義與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并列，對資本主義實行限制政策。并不點名地對張聞天的策略思想進行了極為錯誤的譴責，使“博洛矛盾”更加突出。在軍事路線策略上，1933年11月20日，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等十九路軍將領從一二八事變后調到福建，在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影響和廣大官兵的推動下，認識到和紅軍作戰沒有出路，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反蔣抗日，并派出代表與中國共產黨談判。張聞天、毛澤東等都極為重視，熱情接待十九路軍代表，派出潘漢年為中共代表和十九路軍談判。張聞天認為，這次談判如果談得好，可以同十九路軍停戰，進而合作抗日，對粉碎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對整個反蔣抗日的斗爭，都有積極影響。談判進行了一個月，李濟深、蔡廷鍇等成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和我們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簽訂抗日反蔣協定。博古雖然沒有拒絕談判，但是認為這是十九路軍的緩兵之計，求一時的緩和，以待援兵的到來。他看不到蔡廷鍇、蔣光鼐等十九路軍將領的進步，只是想通過談判來揭露十九路軍的欺騙，提高紅軍的威望。因此，博古對十九路軍的談判代表到達瑞金時，避而不見。張聞天對博古提出批評。他在《斗爭》第36期，發表《關于蘇維埃政府的（宣言）與反機會主義的斗爭》一文，指出：在我為民族危機的形勢下，個別的國民黨軍閥有接受我們主張合作抗日的可能。我們要利用這種可能進行上層統一戰線，和他們簽訂協定，進一步開展民族革命戰爭。他諷刺把這種談判當成兒戲是“左”傾幼稚病者。這種“左”傾關門主義者，是對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一竅不通。可是博古對張聞天的批評采取充耳不聞的態度，對“福建事變”采取極“左”的詆毀和打擊。博古的這種倒行逆施，使紅軍失去了粉碎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一個絕好機會。
隨著，張聞天與“左”傾機會主義者分歧的加大，與毛澤東相互間的聯系卻開始緊密了。1934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張聞天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成員、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會后，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當選為中華蘇維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從表面上看，張聞天得到重用，只是把他的工作由黨中央轉到了政府工作方面。但是當時合作的人們都能明顯地察覺到這是一種巧妙的排擠。一方面，可以把張聞天從中央實際領導中心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澤東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張聞天分工管理政府工作，他的辦公地點和住處也從原來黨中央所在地觀音山搬到了沙洲壩，與毛澤東在一處辦公，住宅也緊連在一起。如此，張毛的交往自然就多起來了。張聞天很明白博古安排他的意圖，但是張聞天為人正派，不搞宗派，更不使毒計。他與毛澤東合作共事，采取相互尊重的態度，在人民委員會開會時，他總是主動請毛澤東參加并作指導。中央蘇維埃的經濟工作原來由毛澤東分管取得了不少成績，打破了國民黨的經濟封鎖，財政、金融、貿易、手工業、交通、郵電等等都有一定的發展。張聞天上任以后，指示當時任國民經濟部部長的吳亮平經常向毛澤東匯報和請示，毛澤東也有機會參與中央蘇維埃經濟工作方面重大問題決策。在生活上，張聞天十分關心毛澤東。1934年9月，毛澤東得了惡性瘧疾、發高燒。張聞天知道后，立即派傅連璋前往診治，一直到把毛澤東的病治好。在張聞天所主編的《斗爭》刊物上，連載了毛澤東的兩個農村調查報告《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1934年4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合著《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出版。這本書由毛澤東寫《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和張聞天著的《區蘇維埃怎樣工作》組成。當時被人們稱為“蘇維埃工作經驗的結晶，寶貴的指針。”由于張聞天和毛澤東經常在一起研究工作、誠懇交心，相互間的友誼也與日俱增，他們的思想溝通與行動上的合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真誠合作反對“左傾”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的主力從福建的長汀、寧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今于都）等地出發長征。張聞天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博古的錯誤產生不滿情緒。1934的4月初，廣昌戰役失敗，張聞天再也忍不住了，對李德、博古提出尖銳的批評。廣昌戰役是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一次關鍵性戰役。李德、博古親臨前線進行指揮。人們希望很大，以為可以打一個勝仗、凱旋而歸，而結果卻打了敗仗。可是李德和博古并不吸取教訓，還是堅持錯誤指揮，繼續調兵遣將，將紅軍兵分六路，進行“全線防御”。張聞天嚴厲駁斥李德、博古所提出“游擊戰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應該打正規戰”的錯誤軍事口號。他對博古說：“你們這是一種拼消耗的打法。這種打法是根本不可能勝利的。”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們自己要有點主意。”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后來這個消息傳到毛澤東那兒。毛澤東遇到張聞天時，一見面就說：“洛甫，‘廣昌之爭’好啊！”開始時，張聞天就察覺到打“正規戰”進行“全線防御”是不行的。當時中央蘇區能夠動員的正規軍總共有12萬，全部火力不到10萬支步槍，炮彈和手榴彈來源極為有限，都是在瑞金的紅軍軍火廠所制造。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情況是顯著的。打什么“正規戰”、“全線防御”只能是失敗。反之，如果采用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再將蘇區大約20萬游擊隊和赤衛隊動員起來，一齊參戰，整個蘇區不至于像現在這樣陷入困境。這些意見也正是毛澤東所主張的，兩人一直談到天亮。最后兩人得出共同的意見：目前的形勢，蔣介石在德國顧問馮·西克特將軍的計劃下，成千上萬個碉堡置在中央蘇區周圍，并不斷地向中心推進，包圍圈層層縮小，看來中央蘇區必須實行“舉國大遷移”，以保證有生力量。而且，“一切必須抓緊準備，設法告訴全體紅軍”。
9月29日，也就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的一天，張聞天發表《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一文。關于戰略思想，文章提出要“依照當時的具體環境而決定采取進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卻。”文章指出：“由于各個戰線上的環境與敵我力量分配的不相同，而免不了要采取各種斗爭方式來爭取戰爭的最后勝利。”“中國目前形勢下，我們黨的總的進攻路線決不能解釋成為只要采取進攻的斗爭方式就可使我們得到勝利。”文章批評王明“左”傾路線說：“把革命當作是一種向上的、直線式的、不斷勝利的行動，或是一次的、短時期的、在一個戰線上英勇的決斗突擊，這樣也就必須會想出種種‘抽象的公式’或教條式的藥方來限制自己的活動。”顯然，張聞天主張也是毛澤東在根據地領導反“圍剿”的一貫基本思想。
對于革命戰爭轉移前途的認識，張聞天在文章中指出：“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而不是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完成的，而是十幾年以上。”文章說：“在這次決戰中，我們可以在某些區域得到空前的偉大勝利，在有些區域可以遭受部分挫折。但這種部分的挫折不能使我們內部崩潰解體，不能動搖我們的整個戰線，而且也不能阻止整個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向前發展。對于中國革命這一基本問題的不了解，會在我們隊伍內產生各種各樣機會主義動搖。”張聞天的這些論述也是和毛澤東認為革命戰爭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是一致的。這一科學思想是和毛澤東創立紅色政權的理論也是一致的。
關于保存革命戰爭中的有生力量，張聞天在本文中指出：“保護紅軍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條件之下，繼續粉碎五次‘圍剿’，成為當時的必要思想。”這一思想和毛澤東在幾次“圍剿”的戰爭中歷來主張不以固守一城、一地為目的，重視和發展有生力量，努力造成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的有利條件的主張也是相通的。因而文章在1934年9月29日《紅色中華》上發表后，紅軍廣大指戰員迅即傳開，大家競相爭讀，影響極廣。張聞天和毛澤東主張一致，與“左”傾錯誤產生了明顯的不同意見。伍修權認為這是張聞天“思想發生轉變的一個重要時刻，進一步說，也是遵義會議能夠召開的一個基礎。”
長征途中，張聞天與毛澤東、王稼祥在一起難免會議論關于五次反“圍剿”的事情，特別是聯想到李德、博古的錯誤，更使他們憂心忡忡。在夜深人靜，部隊宿營時，張聞天向毛澤東、王稼祥談起福建事變、廣昌戰役自己同博古爭論的情況，對他們在指揮上拼命主義，不顧保存有生力量，分兵把口，表示極為不滿。毛澤東也向張聞天、王稼祥談論第五次反“圍剿”和前幾次反“圍剿”戰爭的比較。通過這些交談，他們越來越一致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原因，主要是主觀方面，在軍事領導上犯了錯誤所致。后來，張聞天回憶這段歷史說：“長征出發后，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內開始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1934年11月底，國民黨軍隊在湘江戰役中，使紅軍損失慘重，紅軍由8萬多人，減到3萬多人。又一次證實了李德、博古軍事指揮的錯誤。紅軍指戰員氣憤之極。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批評李德、博古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嚴肅地指出，應該運用以前四次反“圍剿”的經驗，采取決戰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各個擊破敵人；而李德這些人不是這樣做，他們采取單純防御，短促突擊，打陣地戰，開始實行“全線出擊”，在敵人進攻下又改為“全線抵御”，致使敵人得逞。還指出：在突圍出蘇區時又驚慌失措，表現了逃路主義，一路避戰不顧敵人已有準備，一心只想到達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
李德、博古不顧蔣介石已了解他們和二、六軍團會合后的打算及設下的包圍圈，還是堅持原來的戰略步驟，向敵人陷井里鉆，把紅軍送入虎口。會上，毛澤東首先提出和張聞天、王稼祥商量好的意見，反對李德瞎指揮，指出向貴州進軍，免得紅軍遭難。張聞天表示堅決支持，強調要根據形勢的變化改變自己的作戰方針。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三人的建議為周恩來等多數同志同意，中央軍委發布進入貴州的命令。可李德、博古還是堅持自己的錯誤意見，否定了多數人的主張，重新命令紅軍北上和二、六軍團會合。
12月14日，紅軍攻占貴州省東南部的黎平。紅軍究竟怎樣行動，在內部又引起激烈的爭論，張聞天先向李德、博古建議，紅軍在這兒整休，在整休期間，進一步討論紅軍下一步行動方針。但李德、博古不作回答。張聞天氣憤地指責他們二人錯誤態度，王稼祥也對博古、李德說：“洛甫所提的建議不僅是他個人的想法，而是他和我以及毛澤東三人的一致意見，包括周恩來也是這樣認為的。”1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即著名的黎平會議。會議開得十分緊張，毛澤東、張聞天闡述他們的意見，正式建議紅軍應放棄向湘西進軍的計劃，而向西進入貴州，向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挺進，建立根據地。張聞天和毛澤東還說：目前紅軍不再受到湘軍的襲擊了，黔軍又煙癮成疾，可向貴州進軍。李德、博古反對，他們說有情報說，國民黨六、七個半機械化師正在向貴陽集結。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認為，如果現在情況不明，到遵義后，可再召開會議，討論決定。經過激烈的爭論，多數同志接受張聞天等三人的意見，作出《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是已經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黎平會議后，李德和博古不甘心放棄他們的錯誤方針，尤其是李德，非常惱怒。張聞天對此非常焦急，深深感到這樣下去，錯誤指揮還將繼續，革命后果不堪設想。12月20日，張聞天隨軍到達黃平。王稼祥也對此憂心忡忡，張聞天和王稼祥就談起此事，張聞天說：“這仗這樣打下去看起來不行，我總覺得還是要毛澤東出來，毛澤東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贊同張聞天的主張，當晚就將把這個意見告訴彭德懷，彭德懷當即將此意見告訴了毛澤東以及劉伯承等好幾位將領。這樣，在紅軍將士中迅速傳開“張聞天提議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軍中士氣旋即非常高漲。
紅軍在1934年底占領了烏江南岸的猴場。次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會上，毛澤東重申紅軍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張聞天與會者多數同意這個意見。李德、博古所提出的完全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向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又一次遭到了否定。會上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文件的精神實際上就是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的主張。《決定》還規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做報告。”這實際了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同時，把遭李德、博古排擠的劉伯承，從紅五軍團調回，任紅軍總參謀長。后來，張聞天總結這段歷史時說：“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打下了物質基礎。”
三、力挽狂瀾挽救紅軍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了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8日，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到達遵義，住在黔軍旅長易懷之的一幢二層樓的官邸里。張聞天住在樓下西廂房，樓上右前室住著毛澤東和王稼祥，這樣就為他們三人討論研究問題，提供了機會。
1935年1月15日，決定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命運的關鍵性會議終于在遵義召開了。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政治委員毛澤東、朱德、陳云，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李德。時任中央隊秘書長的鄧小平和擔任李德的翻譯的伍修權也參加了會議。會場設在曾擔任國民黨第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豪華公館內，可是會場布置的較為簡樸。
會議由博古主持。先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報告。他對反“圍剿”斗爭中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些檢討，但是過分強調客觀的困難。他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反動力量過于強大，敵人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有50萬，帝國主義給予國民黨政府大量經濟援助，并有軍事顧問。而中央根據地物質條件不好，白區領導工農群眾運動沒有進步，游擊戰和瓦解白軍工作都顯得薄弱等等。實際上是以客觀原因來掩飾他們主觀上的錯誤。周恩來在會上作了副報告。他說：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不能以正規戰、陣地戰進行全線防御。他主動承擔了責任，作自我批評，態度坦率、誠懇。接著，張聞天根據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的提綱作否定博古報告的報告，報告長達一個多小時，通常將張聞天的報告稱為反報告，反報告系統地批評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行軍中錯誤軍事領導。當時，因為張聞天的地位僅在博古之后，因此這份報告相當有分量，報告不僅說出了與會大多數同志的心里話，也由于張聞天所處的地位大大增強了報告的影響力。
1935年二三月，陳云同志書寫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傳達提綱》，其中寫道：“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Ａ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這就十分清楚地告訴我們張聞天的報告是毛、張、王的集體意見，除李德、博古、凱豐以外，周恩來和其他同志都同意張的反報告。張聞天反報告結束后，毛澤東接著發言，也達一個多小時。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單純防御路線，這是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的表現。毛澤東還以過去幾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博古以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來掩飾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錯誤。他比較系統地講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的戰略戰述和今后軍事行動的方向。毛澤東這種具有強有說服力的發言，受到與會者極大多數同志的衷心擁護，李德、博古則垂頭喪氣。在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家對博古批判了兩天，一個接著一個發言，措詞非常激烈。會議的第三天，討論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進行組織調整。張聞天果斷地提出，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建議遭到凱豐的反對，凱豐說：毛澤東不懂馬列主義，只讀《孫子兵法》，不能當政治局常委。張聞天望著因在戰爭中負傷的王稼祥、聶榮臻說：“同志們，大家可聽聽躺在擔架上的兩位同志的意見。毛澤東究竟懂不懂馬列主義？究竟能不能當政治局常委？”王稼祥非常惱火，大聲地說：“同志們，到時候了，把博古李德轟下臺。”聶榮臻也說：“博古、李德必須讓位，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朱德一向以穩重著稱，這時也忍不住起來說：要追究臨時中央領導錯誤地排斥毛澤東、依靠李德丟掉根據地、多少紅軍戰士遭到犧牲的責任。周恩來當場建議，原先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組成的軍事三人團，立即停止工作。會議在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作出了決定：1、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2、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各黨支部討論。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4、取消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的決定，使毛澤東進入黨的領導核心，改變了長時間被孤立的痛苦磨練。張聞天根據在遵義會議上發言的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議指出：“軍事上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役中所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御的戰略、戰術原則。這樣，通過黨的決議進一步實事求是樹立起毛澤東軍事指揮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的強大輿論，而推行錯誤軍事指揮的李德和博古被撤消了領導職務。這表明中國共產黨以此為起點，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張聞天后來在回顧遵義會議時說：“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功績，當然屬于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重新分工，張聞天代替博古任總書記，在黨內“負總的責任”。張聞天受命于危難之際，是他本人所處地位和歷史發展的需要所決定的。
遵義會議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樣毛澤東也就直接參加了軍事指揮工作，長征勝利從而也有了保證。
紅軍撤離遵義以后，在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根據形勢變化，采取了高度靈活機動的運動戰方針。三天內攻克桐梓，占領婁山關，再取遵義，擊潰黔軍王家烈部隊8個團，消滅吳奇偉2個師，俘虜約3000人，繳大批槍枝彈藥。張聞天在這一系列勝利中，更為信任和佩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就在遵義成立了一個前敵司令部，請毛澤東到前方擔任前敵總指揮。3月4日，中共中央軍委簽發命令：為加強和統一作戰起見，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新的建制和任命，實際上是張聞天把前線機動靈活的指揮戰役的權力交給朱德和毛澤東。
關于是否攻打“打鼓新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引起爭論。散會后，張聞天與毛澤東、周恩來促膝長談。張聞天和周恩來都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不攻打“打鼓新場”，并以中共中央軍委的名義給紅軍一、三、五軍團發出了《關于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事實證明，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紅軍避免了可能造成的重大損失。3月12日，張聞天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張聞天明確地說：“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場’爭論已經說明，對于紅軍與敵作戰的軍事指揮必須臨機決斷，如經常召開中央會議來討論決定，這對于軍事指揮十分不利”，須成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指揮軍事，成員為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的提議得到與會同志的一致同意。這樣，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的領導地位終于得到進一步確立，而這與張聞天的不懈努力是分不開的。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四、英明果斷反對分裂
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和紅四方面軍前鋒部隊在夾金山、達維之間勝利會師。兩軍會師是長征史上的一件大事，極大地增強了紅軍的力量，這一帶紅軍達到10余萬，為以后發展開創新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兩軍會合后，應向哪里發展，卻產生了不同意見。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確定的方針是：北進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進而占領川陜甘。張國燾則主張西進西康、青海、新疆，這些地區經濟落后、文化落后；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在長江，打到武漢去”。圍繞這個問題，雙方開展了激烈斗爭。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俄界會議，雙方進行了尖銳、復雜的較量。張聞天和毛澤東又密切配合，和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團結在一起，終于戰勝了野心家張國燾的錯誤路線。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為了統一思想，解決雙方分歧，決定在兩河口開會，商議、決定一、四方面軍今后的戰略方針。為了把這次會議開好，24日，張聞天寫了一篇《奪取松潘，赤化川陜甘！》一文，在《前進報》第一期上發表。文章說明一、四方面軍會合的勝利意義，指出敵人正在封鎖一、四方面軍所在地松潘、理番、樊功一帶，并逼迫我軍到西康、青海高原地區，因此，在這里長久停留或西進西康、青海，對紅軍是極不利的。關鍵的戰役是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突破敵人北面的防線。這樣就否定了張國燾錯誤的主張，并且還不指名地批評張國燾“避免戰爭”的“逃跑主義傾向，號召必須同這種逃跑主義的傾向作斗爭。毛澤東在會議發言中提出：一、中國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這是向前發展的方針，要對四方面軍同志作解釋，因為他們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有可能實現向北發展。二、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御，不是跑，而是進攻，因為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進來的，我們應當過山城戰勝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選好向北發展。三、我須高度機動，這就有個走路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與我打野戰，我有二十個團以上，是夠的。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五、責成常委、軍委解決統一指揮問題。根據會議的一致意見，張聞天撰寫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顯然，張聞天和毛澤東的意見是一致的，一個在會前，一個在會議期間，都各自作出了貢獻。這些主張也得到了周恩來的同意和支持。張國燾在會上也不得不表示同意。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但是張國燾回去后，認為自己軍隊人數多，又千方百計向中央伸手要權。毛澤東、張聞天兩人商議多次。張聞天從團結北上的全局出發，主動表示讓出自己擔任的黨中央總書記的職位。可是，毛澤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據在當時擔任中央隊的秘書長劉英回憶說：毛澤東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由此可見，張聞天是顧全大局的，考慮問題以革命利益為先，不計個人榮辱進退。張聞天與毛澤東對張國燾的野心看得十分透徹，為了黨的利益，根據當時的形勢，盡量考慮張國燾的要求，但軍權不能讓他全部抓去。黨的總書記職務讓張國燾當了，那對黨、對革命必然會增添麻煩，蒙受危害。因此主張張聞天繼續當黨的總書記的職務，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對張聞天的信賴。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蘆花召開。張聞天主持會議，經過討論，會議宣布決定“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徐向前、陳昌浩為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和政委，博古為總政治部主任。”當天，軍委即將上述決定通知各兵團首長。但是張國燾表面上暫時作罷，實際上卻提出各種錯誤主張。對此，張聞天和毛澤東共同商議，團結周恩來、朱德等同志一起與張國燾開展說理、勸說等一系列斗爭。
9月9日，張國燾不聽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精辟分析，復電徐向前、陳昌浩并轉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反對北進，堅持自己錯誤的“乘勢南下”的主張，同時，背著中央，電令給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提出“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企圖危害中央。葉劍英看到電報后，即到中共中央駐地將它交給毛澤東。毛澤東感到情況緊急，立即與張聞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認為等待張國燾率部隊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不堪設想的嚴重后果。他們三人當即到紅三軍駐地，和周恩來、王稼祥召開緊急會議，果斷決定中共中央同四方面軍暫時分離，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迅速離開甘南。會后，又作了種種部署，并電斥張國燾主張南下是沒有出路的，是絕路。9月12日，張聞天在俄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討論張國燾分裂錯誤及今后行動方針。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講述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同張國燾在戰略方針上的爭論。他說：我們現在背靠一個可靠的地區是對的，但不應靠前面沒有出路、后面沒有戰略退路、沒有糧食、沒有群眾的地方。“所以，我們應當到甘肅才對，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張聞天在總結發言時，對毛澤東的報告作了補充。他明確指出：“和張國燾斗爭的性質是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一條是右傾的軍閥主義──張國燾主義”。“在紅軍建設上，不要黨的領導，紅軍變成個人統治的軍隊。對干部的培養，是要擁護他個人。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現了軍閥主義傾向，這是很明顯的。”但是，張聞天和毛澤東還是主張爭取張國燾，張聞天說：“就是現在，只要還有一線可能，我們還要爭取他。”會議在張聞天主持下，通過《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堅持向川康藏邊境退卻方針是錯誤的。中央同張國燾分歧實際上是政治形勢分析存在著原則上分歧，并號召四方面軍的同志團結在中央周圍，與張國燾的錯誤主張開展堅決斗爭。長征途中，張聞天和毛澤東等同志同張國燾展開堅決的斗爭，使黨和紅軍又一次脫離了生死攸關的險境。
1937年11月底，王明從莫斯科經過新疆到達延安。1937年12月增補王明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在王明離開莫斯科回國前，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曾叮囑王明：“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可是，王明回國后，把這些囑咐拋到九霄云外。他提出了與中共中央相背的右傾投降主義思想觀點。他以“欽差大臣”自居，在擔任中共長江局書記時，多次違背黨的組織紀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名義發表談話和宣言，甚至企圖在武漢建立第二個中央，凌駕于張聞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之上，以自己為中心，兜售自己的右傾觀點。為了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派遣任弼時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8月，在蘇聯治傷養病的王稼祥回國，把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帶回延安。9月，王稼祥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傳達：“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季米特洛夫還特別關照王稼祥轉告王明“不要競爭了”。共產國際指示明確肯定了毛澤東擔任黨的總書記。可毛澤東沒有同意，仍要求張聞天繼續當下去。張聞天考慮到當時王明回國后的實際情況，遂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暫時沒有將這個問題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討論。
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張聞天主持大會，并在會上作了組織報告，全會進一步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后來，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明確指出：“六中全會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實質上推翻了王明路線。”六中全會結束以后，張聞天主要抓宣傳教育工作，主動把黨的領導工作轉給毛澤東，把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遷到毛澤東住處。張聞天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我當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問題均由毛澤東決定......。”劉英回憶，毛主席是大事抓得緊而不愛管具體事的人。所以一般的日常工作還是由聞天處理，中央秘書局也跟著聞天。后來，張聞天曾多次提出把總書記的名義辭掉，但都沒有成功。直到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改組書記處，推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張聞天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委員會主席委員，才不再任黨的總書記職務。
張聞天和毛澤東緊密合作，為確立以毛澤東為領導的黨的正確路線，徹底摒棄和排除幾次“左”傾錯誤，為推動我國民主革命進程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五、共同確定統一戰線
長征勝利，紅軍落腳在陜北以后，也是中國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到來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因此，中共中央有必要對整個形勢作出分析，制定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自1935年2月17日始，中共中央在駐地陜西安定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即通常所稱的瓦窯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張聞天和毛澤東又一次通力合作，和周恩來、王稼祥、劉少奇、張浩等同志一起，批評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瓦窯堡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張浩從蘇聯回到陜北，向中共中央口頭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人民陣線的決議精神。會議主要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在會上，張聞天就政治形勢與策略問題作了報告，并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決議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最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明確指出：“在目前來說，‘左’的關門主義，是黨內主要危險。”顯然，這是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對國內外形勢進行了科學的分析，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關于軍事戰略方針的報告。他分析了當時形勢的特點，提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獨占中國。1936年的軍事部署是：“正確估計敵我力量，準備直接對日作戰，擴大紅軍，發展游擊隊及開展白軍工作。”號召全黨學習軍事，一切服從戰爭。毛澤東起草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準備直接對日作戰”、“擴大紅軍”的方針，確定紅一方面軍行動部署的基礎應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決議還提出了當時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
張聞天在發言中完全同意毛澤東積極防御，誘敵深入、大踏步進退、集中兵力于主要方面、戰略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等作戰原則，并誠摯地聯系自己思想認識過程，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要吸取歷史教訓，“教育我們同志，使同志們能靈活運用。”
會議在開展討論政治問題時，對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可能抗日的問題，產生了爭論。毛澤東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的危亡關鍵時刻，不僅工人和農民、小資產階級要求抗日，民族資產階級也會有要求抗日的可能，應當聯合抗日。并且從中國國情出發，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在亡國滅種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變的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這一理論。雙方爭論非常激烈。張聞天和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會議最后，張聞天作總結，明確地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會議決定了三件事：一是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二是東征（同時與東北軍互不侵犯）；三是派劉少奇去北方局。
毛澤東對張聞天主持的瓦窯堡會議十分滿意。12月19日，毛澤東致彭德懷的電報中說：“政治局會議開了三天，關于總的政治問題（形勢與任務）討論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討論，可惜你沒有來參加。”同日24時，毛澤東又在致林彪、彭德懷、葉劍英、程子華電報中說：“政治局已開了三天會，很好的討論了當前的形勢、力量與任務。”
瓦窯堡會議是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后來，毛澤東還根據會議決議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著名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瓦窯堡會議和報告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左”傾錯誤觀點，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后來中國共產黨在新環境中能夠具有清醒的頭腦，在蔣介石的無窮欺騙和很多次的武裝襲擊中，不受騙、不上當，使革命力量不遭受損失。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改變了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但是，當時正處在紅軍長征途中，所以只能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及急待解決的中央領導機構問題作出決議。長征勝利結束，紅軍落腳陜北，中共中央才獲得可能去有系統地闡明黨的政治策略上的問題。瓦窯堡會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就是這樣性質會議和報告。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進行工作。而這次會議能夠開得成功，主要是體現了毛澤東的思想精神，而張聞天以黨總書記的身份主持了這次會議，積極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無疑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張聞天與毛澤東密切配合，由于果斷地采取一是轉變白區工作方針和聯合地方實力派（首先是東北軍）等一系列具體步驟，二是組織各條戰線實行政策策略的轉變，加強了統一戰線的工作，三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適時地把“反蔣抗日”改變為“逼蔣抗日”以至“聯蔣抗日”的方針，四是把“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改變為統一戰線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并開始了同國民黨再次合作的接觸和談判。瓦窯堡會議決議為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作出了巨大貢獻。
六、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上午，張聞天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從對西安事變矛盾性質與發展趨向的正確分析出發，提出我黨處理事變的根本戰略方針是“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要轉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臺”。對蔣的處置，張聞天明確主張“對妥協派（指蔣介石）應盡量爭取”，“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在19日的會議上，張聞天贊成處理西安事變“分兩手”的策略，并把這兩手概括為“和平調解”和“防御戰”，確定為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途徑，還明確表示，不能采取蘇聯的立場。會后形成的兩個重要文件（分別由張聞天和毛澤東起草），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綱領和具體方案。21日，中央書記處的電報進而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關鍵一著：“放蔣”，即在六項條件下“恢復蔣介石之自由”。在“放蔣”、“扣張”后西北上空戰云密布的復雜驚險局面中，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采取正確對策。一方面，用各種辦法策動各方調停，維護國內和平；另一方面，令紅軍出陜南，與張、楊方面團結一致“真正地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而且，張聞天還親臨十分險惡的西安，與周恩來、博古、彭德懷、任弼時、王稼祥、楊尚昆等共商對策；同時，與在后方的毛澤東、朱德等電報往來商量，最終決定改變打起來也不參加的方針為“（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爭取最后的和平的方針。
中共中央的決策使友軍深為感動。三方最高軍事會議終于作出了堅決促進和談成功的決定。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提出“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等五項國策，表示在此前提下中共愿作出四項保證。此后，國共兩黨正式重開合作談判。張聞天同毛澤東一起領導了持續半年、跌宕起伏的談判。張聞天不僅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或常委會議討論談判的原則、條件和具體方案，而且在談判開始前和進行中，還根據形勢的變化和談判的情況，就談判的立場、方針、內容、策略、條件（例如紅軍改編后的編制、人數、組織領導、指揮系統、人事安排、經費、防地、作戰方針等）給前方的周恩來等及時去電作出明確具體的指示。其間，許多電報絕大部分系“洛毛”簽發。談判結果，不僅達成陜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設總指揮部的協議，還達成將長江南北的紅軍改編為新四軍，在南京出版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在南京、武漢等大城市設立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釋放政治犯等協議。
談判取得的成果，在紅軍、蘇區方面，保證了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在國共兩黨關系方面，共產黨既取得了公開合法地位又保持了獨立性。這就為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和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不斷發展壯大，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張聞天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他一生對黨和人民、對中華民族作出的又一次重大歷史貢獻。
在黨中央總書記的任上，張聞天非常尊重毛澤東。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張聞天和毛澤東，一個作為總書記，一個作為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密切合作，相互配合，他們的關系也是合乎原則的。特別是張聞天在中央很多文件或電報上都與毛澤東聯名簽署。據檔案記載，從1935年10月長征到達陜北開始，至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有洛甫或張聞天署名的電報為451件，其“洛、毛”或“毛、洛”聯名的多達286件，占總數的64％。
張聞天不居功不爭權，不獨斷專行，不擺領導架子。但他堅持獨立思考，按原則辦事，認為毛澤東錯的東西也照樣批評。在西安事變時，張聞天曾在會上當面批評“審蔣”的口號不妥。1936年1月31日在延安召開軍事會議時，他曾在書面發言中批評毛澤東瓦窯堡會議上關于軍事戰略問題報告中的一個提法，說“將保衛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放在戰略任務的第二項是不適當的”，把“打通蘇聯作為戰略方針之首要任務也是不對的。”在他主持的中央會議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毛澤東的意見也不止一次。可毛澤東當時還是尊重張聞天總書記的地位，而且對張聞天的民主作風也是滿意的，并一再向人談及說，洛甫這個人講民主，開會讓人暢所欲言，作總結時能把我的意見總結進去，我送他一個雅號，叫做“開明君主”，因而劉英就被稱為“娘娘”。他因管軍事，又自封為“毛大帥”。于是“明君”、“娘娘”、“大帥”，就在少數領導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稱呼了一陣。足以說明當時毛澤東與張聞天之間親密無間和生動愉快的關系。
（作者系原張聞天故居管理所所長、川沙縣文化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