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和紅二、四方面軍在甘肅靜寧、會寧地區勝利會師了。它標志著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長征的勝利不僅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而且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在長征中，在黨和紅軍面臨滅頂危險的重大轉折關頭，張聞天堅持真理，一心為公，為長征勝利和黨的事業作出了重大歷史貢獻。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根據所學知識對校友張聞天在長征中所作出貢獻的認識談談心得。

　　一、尋求真理，探索革命道路

　　2015年是河海大學建校100周年。在這100年的發展歷程中，河海大學經歷了風風雨雨，經過一代一代人的傳承，為我國的水利高等教育事業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00年前，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水利凋敝，江河泛濫。當時黃河、長江、淮河、海河、珠江等流域發生系列大洪水，災害頻發，黎庶沉淪。社會各界治水救民的呼聲日益高漲。在當時我國嚴重缺乏水利建設人才，無法完成治水重任。時任北洋政府農商部總裁兼全國水利局總裁的清末狀元、教育家、實業家張謇多方呼吁、四處活動，于1915年在南京創辦了河海工程專科學校，河海工程專科學校成為我國第一所培養水利專門人才的高等學校，培養出汪胡楨、須愷、許心武等一大批水利專家，還培育出沈澤民、張聞天、曹銳等無產階級革命家。

　　1917年，17歲的張聞天懷著科學救國的愿望，考入中國第一所培養水利專門學?！雍９こ虒ｉT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他在學校認真學習科學知識的同時，還積極接觸馬克思主義。張聞天在學校結識了比他高一屆的學長沈澤民（茅盾的胞弟），由于他們志趣相投，很快成了親密的朋友，他們一起參加了五四運動，一起成為《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的主要撰稿人，1919年8月19日、20日、21日，他在《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連載的《社會問題》一文。這是他認真學習、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生動記錄。在這篇文章中，張聞天鮮明地宣傳要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分析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并得出了中國革命不同于歐洲舊式革命，要靠工農起來徹底推翻封建統治的結論。在文章的結束部分還全文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十條綱領”，他是南京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張聞天反抗舊制度、舊道德的意志更加堅決，他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1919年9月離開深愛的“河海”，離開中國革命發源地之一的南京去國外學習。因此，張聞天尋求真理，探索革命道路是從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邁出了第一步。

　　張聞天1925年入黨后，被黨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回國后即參加革命活動。1933年1月從上海到達江西瑞金，繼續擔任中央常委、兼任中央宣傳部長、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1934年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10月隨軍開始長征。長征是張聞天革命一生的高峰。

　　二、紅軍為什么要長征

　　中央紅軍所在的中央蘇區，在鼎盛時期的面積為8.4萬平方公里，比現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區還大，相當于兩個半海南島；人口450 多萬，是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中央紅軍的人數也達到13萬。以中央蘇區為依托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先后擁有13個蘇區，總面積達40余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000萬。這么大一個中央蘇區和“紅色中國”，怎么幾乎喪失殆盡呢？從黨的領導方面而言，這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占據統治地位的“左”傾教條主義推行錯誤的政治和軍事路線的結果。由博古負總責的中央領導，面對國民黨反動集團調集50萬重兵發動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不僅將毛澤東排斥出黨政軍領導崗位，還拋棄前四次反“圍剿”戰爭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指揮下取得勝利所采用的戰略戰術，在許多方面聽憑所謂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錯誤軍事指揮，歷經一年的消耗，中央紅軍遭受重創，中央蘇區愈益縮小，最后不得不實行戰略轉移。周恩來總結這段歷史說：萬里長征，就因為在江西打敗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擋不住，不得不退出江西。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直接原因。第五次反“圍剿”在中央蘇區的失敗，無疑要歸咎于錯誤路線。但導致這個結果后怎么辦？在當時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死守，與中央蘇區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繼續死守是條死路，所以在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頭，作出戰略轉移的決定才是挽救中央紅軍正確選擇。

　　三、張聞天為中國工農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遵義會議召開提供了理論和組織貢獻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這是一個關系到黨和紅軍，關系到中國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按理應該在黨和紅軍領導人中進行充分的討論和政治動員。但是，一些準備工作，自廣昌失守以后，只是在最高“三人團”中秘密進行。卻忽略了對全黨全軍的政治動員、思想教育。1934年9月29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上發表了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返奈恼拢瑥睦碚撋蠈t軍戰略大轉移重大意義作出分析和解釋。公開透露了紅軍準備轉移的信號。文章首先回答了紅軍必須進行戰略大轉移的必要性。他從總結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入手，指出“我們黨的總的進攻路線，決不能解釋成為只要采取進攻的斗爭方式，就可使我們得到勝利。這種見解，實際上是把革命當做只是一種向上的，直線式的，不斷勝利的行動，或是一次的、短時期的、在一個戰線上的英勇的決斗與突擊。這種對于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會想出種種‘抽象的公式’或‘教條式的藥方’來限制自己的活動”。張聞天作新的解釋：“我們依照當時的環境而決定采取進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卻的斗爭方式，一切這些斗爭方式的運用，都是為了實現黨的進攻路線。”他明確指出：“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而不是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完成。在這種決戰中，我們可以在某些區域得到空前的偉大的勝利，在有些區域則可能遭受部分的挫折。”張聞天文章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實際上否定了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的觀點，提出并闡明了靈活運用各種斗爭方式，尤其是遇到困難和挫折時，要善于運用退卻、縮短戰線、轉移地區的斗爭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為今后爭取勝利的觀點。張聞天的辯證思維和遠見卓識，使黨和紅軍為之耳目一新，為主力紅軍突圍西征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

　　對遵義會議產生重大推動和促進作用的是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四人，其中張聞天尤為關鍵。長征初期，“三人行”構筑了遵義會議的“物質基礎”。長征出發后，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這一“三人行”，揭開了日后一出驚天動地歷史話劇的序幕。這三人同行的相處中，毛澤東的觀點深刻影響了張、王，組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團”。當時，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的書記處書記相當于政治局常委，職務是最高的，用張聞天自己的話來說“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遵義會議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遵義會議從根本解決了軍事路線之亂。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遵義會議擴大了主要軍事領導人，有利于發揚黨內民主、統一全軍的思想。

　　通道會議改變了紅軍長征行軍方向。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使得土地革命戰爭受到了極端嚴重的損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不能戰勝敵人反而喪失了根據地削弱了紅軍的結果”。1934年12月，紅軍在湘江戰役中遭受慘重損失，8.6萬余人減少到3萬余人。引起黨和紅軍中許多人的不滿。張聞天指出：湘江戰役通過四道封鎖線后，紅軍損失慘重，敵人發現了我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正在調集大量兵力展開包圍。此時毛澤東明確向張聞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計劃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而應改為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他們二人的這次談話是通道會議的一個重要背景。在湖南西北通道的縣城舉行的通道會議上，李德、博古仍讓部隊北行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被人們視為黨內地位僅次于博古的二號人物張聞天帶頭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正是由于毛澤東的主張被會議采納，改變了紅軍長征路線向貴州進軍，逐漸扭轉了危局。使紅軍避免了與兵員數倍于己的敵人正面交鋒的危險，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成為可能。

　　通道轉兵進入貴州后，張聞天把自己通過會議形式更換領導的想法首先告訴了王稼祥：“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毛澤東打仗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出來吧！”王稼祥把張聞天的這些話告訴了彭德懷，然后又轉告給了毛澤東。大家都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耿飚曾說過，如果沒有張聞天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來，遵義會議就不可能開。他不提出來，也沒有別人敢提。過去蘇區多少同志因為提不同意見挨整呀。如果誰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來，我們紅軍就不可能勝利到達陜北，也就不可能有后來的發展。如果不是張聞天首先提出這個問題，遵義會議就只能是按照黎平會議的決定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而不是從組織上讓毛澤東進入常委參與軍事指揮，問題還是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要解決當時最為急迫的組織問題和軍事路線問題。會上，張聞天作了反對中央領導單純軍事防御路線的報告，為會議確定思想基調。會上，博古作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后，張聞天旗幟鮮明、全面系統地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途中“左”傾的錯誤軍事領導，博古對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應負主要的責任”。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御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然后，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深刻地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接著王稼祥發言，支持張聞天的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并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會議結束時，推選毛澤東為常委，從此進了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張聞天在會議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會議指定起草會議決議，在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決定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氨容^一致的意見”推舉為取代博古、擔任黨的總書記?！皳慰倳?，是得到大家擁護的”。至此，張聞天在政治舞臺上的角色變為領導全黨的領袖。

　　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等為遵義會議成功舉行建立了豐功偉績。無論從醞釀到召開，還是從貫徹到落實，在遵義會議整個過程中，張聞天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張聞天是促成遵義會議成功召開并使其落實的臺前幕后第一主角。

　　在遵義會議后，張聞天代表黨中央同各方面聯系和處理重大組織問題。他以中央書記處名義或總書記身份出面管理和負責處理當時的重要組織關系和組織問題。在接任總書記后，他便很快布置開會討論，向全黨傳達遵義會議精神。隨后又向蘇區中央局、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發去他起草的傳達遵義會議的《決議大綱》；主持會議通過發布了中央決定和指示，接受并處理各地發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再電告在前方的毛澤東、周恩來。毛澤東的幾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張聞天建議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討論決定的。二渡赤水再占遵義后，張聞天提議成立前敵司令部，決定由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同意毛澤東成立三人軍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到達陜北后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四、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堅決斗爭，維護了黨內團結，使紅軍勝利會師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實現了遵義會議決定的北上過長江、直接與紅四方面軍配合作戰的戰略方針。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戰略方針問題又尖銳地擺在中央面前。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確定的方針是北進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再占領川陜甘；張國燾卻要西進西康、青海、新疆，到“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區域發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長江，打到武漢去”。對張國燾的錯誤方針，張聞天先是與其他中央領導人一起，通過電訊聯系同張磋商，交換意見。接著寫了《奪取松潘，赤化川陜甘！》一文，指出按張國燾的方針行事，“對于紅軍極不利”，他還批評了“避免戰爭”的“逃跑主義傾向”，指出應同這種傾向作堅決斗爭。1935年6月，張聞天主持兩河口會議并發言，再次肯定北上的戰略方針“是前進的，唯一正確的”，同時堅決否定“西進”的錯誤方針。他還特別強調在組織上“應統一”，申明了北上方針及措施。

　　張國燾表面贊成北上方針，同意打松潘，但行動上卻拖延遲滯，貽誤戰機。并以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加強紅軍總司令部等問題為由，向中央討價還價。為顧全團結北上的大局，中央一面對張國燾的錯誤提出批評，一面委曲求全，盡量照顧張國燾在“組織問題”上的要求。張聞天甚至主動向毛澤東表示，自愿讓出自己擔任的黨中央總書記職位，來換取張國燾共同北上。

　　在蘆花會議上，張國燾擔任了軍委總政委。他才勉強執行軍委為補救延誤戰機而發布的松潘戰役第二步計劃。沙窩會議后，紅一、四方面軍分左、右兩路繼續北上。張聞天帶領中共中央機關隨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的右路軍行動。張國燾卻不顧反對，停止向右路軍靠攏，并電令中央和右路軍南下。在對張國燾一再勸告無效后，張聞天與毛澤東、周恩來等舉行中央常委緊急會議，果斷決定中央和四方面軍暫時分離，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速出甘南。隨后，立即開始了秘密脫險行動。張聞天親自向李維漢布置任務，并交待他絕對保密。1935年9月10日凌晨，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部離開危險區。張聞天策馬前后照應，親自向干部講明當時險境，又親自與彭德懷一起布置三軍團部隊在山上警戒。當日，張聞天發布中共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重申“南下是絕路”，“只有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是唯一正確的”；號召左路軍廣大指戰員“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造川陜甘新蘇區去”。

　　張聞天在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危急關頭處變不驚，臨危不懼，從容以對，同毛澤東、彭德懷等中央和軍隊的領導同志團結一致，緊密配合，成功地化解了危機，使黨和紅軍又一次擺脫生死攸關的險境，充分表明了他是個稱職的總書記。在隨后主持的俄界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上，張聞天作總結發言，深刻闡明了同張國燾斗爭的性質，預言了張國燾“組織第二黨”的結局，并主張“只要還有一線可能，我們還要爭取他”。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紅一方面軍和陜甘紅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兩地勝利會師，舉世聞名的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五、張聞天的精神遺產

　　在這個中國革命的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不但勝利完成了長征，而且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毛澤東逐步成為紅軍實際軍事統帥過程中，作為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兢兢業業，盡心盡責，起到了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當時實行比較嚴格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張聞天負責完成了涉及有關全局的政治形勢和策略方針的報告和決議的起草工作，他一直堅持集體領導，遇事總要征求大家的意見，經過討論后再由他作結論。張聞天堅持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在絕大多數場合他都采納毛澤東的意見，因此毛澤東曾說張聞天是“明君”，開明之君。

　　毛澤東與張聞天都是領導長征勝利，改變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命運的當之無愧的主角。長征途中毛澤東突出顯示了軍事戰略家的才能，張聞天這位中共中央總書記則從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出發，緊緊抓住了事關全局的黨的政治戰略轉變這件大事，推動和主持了一系列會議的召開，履行了一個政治戰略家的職責。特別是張聞天敢于堅持真理的精神，對長征的勝利作出了特殊的歷史貢獻。

　?。▌㈨樝的暇┖雍４髮W檔案館聲響檔案室主任；姚光夫系河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