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的勝利與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在遵義會議前，中共有過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實際當權者是李立三）、王明、博古幾任總負責人，但都沒有形成穩定的、能夠團結全黨進行勝利斗爭的領導集體。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是在遵義會議實現偉大歷史轉折中開始建立，在領導長征取得勝利的過程中逐步鞏固，并最終確立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的。而正因為正確的領導取代了錯誤的領導，中央紅軍才能勝利到達陜北，紅軍三大主力才能勝利會師，震驚世界的長征才能以我們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終。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長征中形成而又領導長征取得勝利的歷史，飽含著豐富的經驗，值得研究總結。

　　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遵義會議

　　實現偉大歷史轉折中建立

　　l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個偉大轉折。遵義會議在危急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它的主要功績：一是批判和否定了“左”傾軍事路線和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指明不能粉碎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犯了單純防御路線的錯誤，違反了中國國內戰爭中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這就首先在當時最為重要的革命戰爭問題上，克服了王明“左”傾路線；二是變換了黨中央的領導：取消原來的最高“三人團”，毛澤東當選為常委，指定洛甫（即張聞天）起草決議，常委中再作適當分工。這就在實際上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

　　共產黨的領導集體是在斗爭中逐步形成的。遵義會議后建立的毛洛合作領導黨和紅軍的格局，也是在從反“圍剿”到西征突圍一系列矛盾斗爭中逐步形成的。

　　第一，在五次反“圍剿”中，因在一些事關重大的問題上意見分歧，“博洛矛盾”不斷加深，洛與毛的看法趨于接近，逐漸形成“毛洛合作”局面，這是以后形成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關鍵。

　　早在1932年秋冬，張聞天就已經在文藝和宣傳戰線上比較自覺地開始反對“左”傾錯誤。1933年春，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以后，洛甫和博古等一起進行了錯誤的反對所謂“羅明路線”的斗爭，但很快就同博古在政治上產生了分歧。在對聯合中間勢力的“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和政策上，“左”傾領導集團的兩位主要人物進行了論爭。在五次反“圍剿”中，博洛矛盾進一步發展和加深。十九路軍發動的福建事變，為紅軍粉碎五次“圍剿”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墒遣┕藕屠畹虏扇￡P門主義態度，沒有抓住這個重要關鍵。張聞天著文從反傾向斗爭高度予以批評，并主張軍事上應該“積極配合”，明確反對紅軍西調而主張東進援助十九路軍聯合反蔣抗日。廣昌戰役前，張聞天和毛澤東都反對組織這次拼消耗的戰役。廣昌戰役失敗后，張聞天在中革軍委會上批評博古“不該同敵人死拼”，引起激烈爭論以至不歡而散。二蘇大會（“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簡稱）后，張聞天在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上同毛澤東配合合作得很好。他不僅在主編的《斗爭》上首次發表毛澤東的長岡鄉調査和才溪鄉調査，而且學習毛澤東的方法調査研究了區蘇維埃的工作，同毛澤東聯名出版了《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長征出發前，張聞天和毛澤東同住云山古寺，兩人坦誠交談，感情融洽，思想一致。這時，張聞天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已經明確提出“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在署名社論中已經明確論述中國革命戰爭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批判執行“左”傾軍事路線的機械論者的種種錯誤，闡明靈活運用各種斗爭方式（包括轉移地區）以保存有生力量爭取勝利的觀點。長征出發前，在張聞天接受毛澤東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原則基礎之上的“毛洛合作”已經相當緊密了。

　　第二，在長征之初，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組成的“中央隊三人團”奠定了遵義會議勝利的基礎。

　　毛、張、王“中央隊三人團”是由毛澤東和張聞天一起對最高“三人團”要把他們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表示異議后留在總部而形成的。“博洛矛盾”和“毛洛合作”在黨內高層領導中本來就已經不是秘密，“中央隊三人團”的出現，更成為張聞天和王稼祥在組織上從“左”傾集團中分化出來的一個標志。毛、張、王三人一起行軍、一起宿營。在這種特定條件下，毛澤東結合前后五次反“圍剿”勝利和失敗的實踐主動地系統闡述他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原則，張聞天和王稼祥服膺并系統地接受毛澤東的思想觀點。這樣，毛、張、王“中央隊三人團”必然地成了反對錯誤軍事領導的決定性的主要力量，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第三，在湘江戰役失敗后，毛澤東、張聞天抓住最高“三人團”無法再領導下去的時機，通過爭論取得了斗爭的初步勝利。

　　過了老山界以后，毛澤東、張聞天不失時機地開始了對錯誤軍事領導的批評。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西征突圍以來的挫折，已經證明毛澤東一、二、三次反“圍剿”的戰略戰術原則是正確的，李德、博古的那一套是錯誤的。同時，也已經證明，在“博洛矛盾中，洛甫的主張是正確的，而博古的主張和做法是錯誤的。這樣，在爭論中毛、張、王三人占據了主動，而李德、博古則陷入了被動。但毛澤東、張聞天并沒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失敗原因的討論上，而是集中在紅軍的戰略方向問題上，這就抓住了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最為急迫的問題，極有利于在政治局內爭取多數。于是，在通道會議上，毛澤東否定博古、李德繼續進軍湘西而改向貴州進軍的主張得到通過。接著，周恩來又主持黎平會議，通過激烈爭論，再次否定去湘西的方針而決定進軍川黔邊區，并決定到達遵義地區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五次反“圍剿”和西征突圍以來軍事路線上的是非問題。會后兩天，張聞天在黃平同王稼祥談話，提出要由毛澤東出來指揮軍事。而王稼祥先前已經有過把李德、博古轟下去的意見。王把張的提議首先在紅軍主要將領中加以傳播，得到贊成。此后，猴場會議決定強渡烏江，襲占遵義。在行軍途中，又實際上停止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至此，召開遵義會議的條件已經成熟。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實際上也已經明確了。

　　第四，在遵義會議上，政治局多數以毛澤東和張聞天為中堅和核心，同“左”傾錯誤領導展開了斗爭并取得了勝利。

　　遵義會議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在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和周恩來作副報告以后，第一個站出來講話的，不是別人，而是張聞天。他作了反對中央領導單純防御軍事路線的報告（通稱“反報告”），旗幟鮮明而又有系統地批評了五次反“圍剿”和西征突圍以來軍事領導的“左”傾錯誤。張聞天作“反報告”拿著一份提綱，這個提綱是毛、張、王的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的觀點為主導的。這時由張聞天在會上講出來，分量很重。因為張聞天是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書記處書記，還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僅次于博古。他首先站出來作“反報告”，就為徹底否定單純軍事防御路線和“左”傾的中央領導定下了基調。毛澤東緊接著作了一個多小時的重要發言，深刻地分析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王稼祥發言也有力地支持了張聞天和毛澤東。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以及王稼樣的發言，得到周恩來、朱德和其他與會大多數同志的贊同。遵義會議的勝利是政治局和各軍團領導同志團結斗爭的結果，而“中央隊三人團”，特別是毛澤東、張聞天的配合合作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遵義會議對變換中央領導作出了決定，但由于時間局促，新的領導集體的建立、健全還有待于會后“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遵義會議后一天（1月18日），政治局對常委分工首先作出一項決定：毛澤東作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從此，毛澤東重新回到軍隊的領導崗位。在土城戰斗失利，紅軍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結途中，2月5日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替代博古，在黨內負總責。張聞天就任后，在短短幾天里，連續召開中央會議（即扎西會議），討論通過《遵義會議決議》，作出中央紅軍回兵黔北和縮編部隊的決定，對中央蘇區和二、六軍團的戰略問題和組織問題作出決定，對四方面軍及時電告中央紅軍戰略方向的改變，并于2月10日召集軍委縱隊干部會議親自作了《遵義會議決議》的傳達報告。在二渡赤水再占遵義后，經張聞天提議，成立前敵司令部，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由此授予了毛澤東在前方的指揮權。此后為要不要進攻打鼓新場發生了爭論。事后，張聞天采納毛澤東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并通過成立新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全權指揮軍事，成員為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毛澤東進入最高軍事指揮機構，遵義會議變換領導的使命全部完成。此后，毛澤東逐步成為實際上的中央紅軍的軍事統帥。

　　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領導中央紅軍

　　取得長征勝利中得到鞏固

　　遵義會議后建立起來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并不是一開始就十分鞏固的。土城戰斗失利后，博古曾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毛澤東堅持不能進攻打鼓新場，還被政治局會議撤了剛任命的前敵總指揮的職務。毛澤東、張聞天的權威是在正確指揮軍事行動，又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和進行黨內斗爭的過程中樹立起來的，他們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權是在粉碎敵人圍追堵截，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的勝利過程中得到鞏固的。

　　第一，“四渡赤水”的勝利和會理會議的召開，鞏固了毛澤東軍事領導的地位。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打運動戰，聲東擊西，迂回穿插，于1月29日、2月20日前后、3月l6日至l7日、3月21日至22日四次渡過赤水河。接著3月底南渡烏江，佯攻貴陽。調出滇軍后，又奔襲云南，威逼昆明。然后揮師北上，于5月3日至9日搶渡金沙江，跳出了幾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實踐證明了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原則和軍事指揮的高明?？墒牵诿珴蓶|指揮四渡赤水、兜大圈子機動作戰時，軍中領導干部并不都理解、信服，反映意見頗多，林彪甚至建議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在跳出包圍圈后，5月12日張聞天在會理城外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了對毛澤東軍事指揮的懷疑和動揺。通過會理會議，毛澤東用運動戰擺脫重兵包圍的方針得到確認，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地位逐步鞏固起來。

　　第二，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對張國燾的團結和斗爭，鞏固了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領導地位，并為今后三大主力的會師打下了基礎。

　　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黨中央和軍委領導為兩個方面軍的團結做了許多工作除了舉行會師大會，號召互相學習，要求四方面軍學習遵義會議決議等以外，決定周恩來的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擔任；組織前敵總指揮部，由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吸收四方面軍6名干部為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其中兩人進政治局）；一、四方面軍重編為左、右兩路軍北上。原一方面軍的五軍團、九軍團與原四方面軍的九、三十一、三十三軍編人左路軍，朱德、劉伯承同張國燾一起隨左路軍行動。這就為日后反對張國燾分裂黨準備了內部的條件。對于紅軍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徳等始終堅持北上的正確方針，反對張國燾南下的退卻、逃跑方針。從兩河口會議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對張國燾做了大量的說服教育和思想斗爭。對于張國燾攻擊遵義會議為調和主義，而進行軍事示威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工作的無理行動，則堅決加以抵制。面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張聞天主持常委會作出決定，將統一領導的權力集中于常委會和黨中央書記，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部并主編《斗爭》，各部有事與書記張聞天商量，張還兼管組織部，主編《干部必讀》。在這之前已經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委。毛澤東、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對犯錯誤的同志采取了團結的方針，一、四方面軍會師以后，對張國燾破壞團結的錯誤主張又堅決進行了抵制，所以，遵義會議后建立起來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在警覺到張國燾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圖時，果斷地一致作出率領右路軍中原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的決定，及時脫離了險境。

　　第三，中央紅軍落腳陜北，結束長征，為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全黨全軍領導地位的完全確立打下了堅實基礎。

　　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領一、三軍團脫離險境后，在俄界即決定將北上紅軍縮編為陜甘支隊，以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由毛、彭和周恩來、林彪、王稼祥組成“五人團”指揮軍事到達哈達鋪后，及時決定把陜北作為中央紅軍的落腳點。這樣，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中央紅軍于l0月到達陜北，11月初在甘泉地區同紅十五軍團會合，形成一支可觀的武裝力量，并且有了一塊較大的根據地，結束了一年來無后方流動作戰的狀況，勝利完成了長征。陜北是長征的落腳點，又是打開革命新局面的出發點和指揮部。領導中央紅軍取得長征勝利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把自己的領導地位鞏固地建立在這一支紅軍和這一塊根據地之上，從而為日后戰勝張國燾分裂活動，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確立第一代領導集體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奠定了不可動揺的基礎。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是第一代領導集體

　　對全黨全軍領導地位完全確立的標志

　　中央紅軍落腳陜北固然為第一代領導集體確立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打下了基礎，但同時應該看到，事實上，由于種種原因，在落腳陜北之時，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還沒有能夠實現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特別嚴重的是，張國燾不僅掌握著對四方面軍的指揮權，而且從l935年9月底起憑恃通電密碼和總政委頭銜直接指揮著長征途中的二、六軍團；10月5日又公開打出分裂旗號，宣布另立“中央”，自封黨中央主席，通過決議要開除毛、周、博、張中央委員及黨籍并下令通緝。所以，第一代領導集體對全黨全軍的統一領導，是經過一年多艱苦復雜的斗爭，直到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才真正實現的。

　　對于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致電張國燾嚴肅批評他“另立中央妨礙統一”的“政治錯誤”，勸誡他“自動取消”。并由林育英（張浩）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進行批評教育，還通過來德做團結爭取工作。在組織關系方面，則在堅持合法的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前提下，采取變通辦法，四方面軍方面成立西南局，直屬共產國際代表團，暫與中央發生橫的關系。爭論的問題可提交共產國際解決。與此同時，提出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最終應來陜甘，在北方建立、壯大根據地。毛澤東、張聞天與林育英商定的這一方案，立足于團結，既堅持了原則，又作出了一定的妥協，無論在共產國際面前，還是在全黨全軍面前，都取得了主動。而張國燾執迷不悟，繼續堅持其另立的“中央”，與黨中央分庭抗禮，這就在政治上和道義上陷入了被動和孤立。

　　促使矛盾發生根本變化的還是實踐的檢驗。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以后，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毛澤東、張聞天密切合作，把握歷史的關鍵，貫徹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卓有成效地及時領導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戰略轉變，陜甘邊區根據地得到擴大和鞏固，紅軍得到發展和壯大。在這一年間，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領導做了許多大事：從瓦窯堡會議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經過1936年春的晉西會議，到八九月的政治局會議，把人民共和國的口號轉變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把抗日反蔣方針轉變為逼蔣抗日以至聯蔣抗日方針，完成了從內戰到抗戰的戰略轉變；從初到陜北時調整對富農的政策開始，調整了各種政策，團結了各種可以團結的力量；和東北軍、西北軍實行了聯合抗日，同各地方實力派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統戰聯系，同國民黨就聯合抗日條件的秘密談判逐步進行；紅軍于1936年春過黃河進行了東征，勝利回師后又進行了西征，擴大、鞏固了根據地，發展壯大了紅軍，并在全國人民中傳揚了紅軍和共產黨的聲威；派劉少奇到處在華北抗日斗爭前線的北方局領導白區工作，建立了中央與北方、東北、華中、西南各地黨組織的聯系，同上海救亡團體、愛國人士和地下黨的關系也恢復和建立起來；由于林育英從共產國際被派回到陜北，及時了解并貫徹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恢復了黨中央同共產國際的聯系，第一代領導集體得到共產國際的承認、支持和指導。總之，取得巨大成績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已經被共產國際認定為中國黨的最高領導集體，已經被國民黨南京政府確認為代表共產黨的談判對手，已經得到東北軍、西北軍和各地方實力派的重視，已經得到全國各界人士的關心和支持。這些事實說明第一代領導集體以他自己創造的業績確立了無法動揺的領導地位。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張國燾推行“南下”方針使四方面軍遭到嚴重損失。到1936年2月下旬，南下時的八萬部隊，只剩下四萬人。南下失敗，張國燾又變計“西進”，企圖在康川青邊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并于5月初在甘孜建立“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致使幾萬紅軍被困在人煙稀少、糧食缺乏的西康一隅，難以生存。實踐證明了黨中央“南下是絕路”的預言，證明了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和逃跑方針是完全錯誤的。

　　黨中央領導下發展革命新局面的勝利，張國燾分裂、逃跑的失敗，是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完全確立第一代領導集體對全黨全軍領導地位的決定性因素但把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還經過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爭。

　　二、六軍團已北渡金沙江，將同四方面軍會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張國燾已經無法繼續維持他另立的“中央”了。在毛澤東、張聞天、林育英等通過電報反復說服教育下，在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幫助和敦促下，張國燾不得不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并勉強同意北上。但張國燾仍不愿放棄其脫離中央以自成局面的打算，到9月中旬又對北上與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的方針產生動搖。在朱德將張國燾不愿北上、堅持西進等情況緊急致電中央后，毛澤東、張聞天、林育英等連續致電張國燾和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制止張國燾的動揺，力促迅速實現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由于黨中央的耐心說服和明令禁止，朱德、任弼時、賀龍、劉伯承等的反對，四方面軍其他領導人的抵制和廣大指戰員的不滿，加之在蘭州以西渡黃河困難，張國燾才不得不放棄西進的計劃而繼續北上。

　　10月9日，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會寧城會師。10月22日，紅二軍團在會寧東北的將臺堡，23日紅六軍團在興隆鎮，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舉世聞名的長征以三大主力在會寧、將臺堡等地的大會師而宣告勝利結束。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完全確立。

　　第一代領導核心的最初格局及其歷史貢獻

　　眾所周知，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勝利，到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長達四十余年。四十余年間，第一代領導集體是相對穩定的，同時也有一些變動。本文評述的長征時期，正處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階段。所以，通過遵義會議建立起來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還沒有完全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其核心的最初的格局，是實際上的軍事統帥毛澤東同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的合作。毛洛合作領導全黨全軍的這種格局，一直持續到l938年9月的六屆六中全會。

　　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將近四年時間里，中央領導核心糾正和克服了“左”傾軍事指揮，領導紅軍沖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戰勝了張國燾的右傾逃跑和分裂，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在l936年l0月，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同時，還領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實現了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繼糾正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后又戰勝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獨立自主地創建了抗日根據地，發展壯大了人民武裝力量，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黨，從而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在中央領導核心中的張聞天，同毛澤東密切合作，領導全黨全軍創造了彪炳史冊的偉大業績。在此過程中，得到張聞天的支持，逐漸形成了毛澤東在領導集體中的核心地位。六屆六中全會后，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又有了新的格局。

　　（作者系原張聞天選集傳記工作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