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間，在北戴河海濱遇到劉英同志，她說起《張聞天選集》可望1985年8月他八十五誕辰時出版，還說：你同聞天交往的歷史比我還長，能給他寫點什么嗎？我當即表示：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事。
聞天同志是我的老師、兄長和戰友。從我們相識到他含冤逝世，我們之間親密的情誼，持續了整整半個世紀。
聞天同志曾到美國勤工儉學。1924年初回國，當年深秋由上海來到重慶，先后在女二師和川東師范任教。肖楚女同志那時也在重慶，他們一道鼓吹“五四”精神，喚起青年覺醒，深得青年的敬愛，當然也招致舊勢力的攻擊。我的四哥暗公是四川黨組織的創建人之一，很器重、愛護聞天同志，組織黨團員支持他，使他感受到集體的力量而愈加勇敢。這時，楚女和聞天同志是我們家的常客。我聽暗公說，楚女同志是發宏論崇議的主角。而聞天同志顯得溫文爾雅。他在主編的《南鴻》周刊上發表的文章卻尖銳潑辣、熱情澎湃。1925年5月中旬，他和楚女同志終于被反動軍閥驅逐出境。在離川前，曾在我家里住過一段時期。他一回到上海，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我去上海的前夕，暗公曾要我到滬后去會見聞天同志，可是那時他已去莫斯科了，未能如愿。
第一次見到聞天同志是1927年初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他比我早到兩年，當時已經兼任英文、俄文翻譯和助教。1927年9月，聞天同志同王稼祥、沈澤民同志畢業后留校擔任教員。我在學習、生活和工作上都得到他兄長般的照拂。第二年夏天，聞天同志就同稼祥、澤民同志等進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去了，但他還來中大兼做一點工作。聞天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的學習和工作，為他打下了比較深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當時，我們對中國革命問題，都接受了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大的決議，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有正確的認識，對革命的前途充滿信心，但也受到六大決議的局限。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和策略，是直到后來接受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才找到了正確的答案。在中大，我們一起參加了反對托洛茨基派的斗爭，聞天同志觀點鮮明，態度堅決。他富有學者的氣質。他以勤奮博學，加上平易近人，為大家所敬佩。
1931年1月，我和聞天同志結伴回國。列車帶著我們橫越西伯利亞，到雙城子后換車，行抵綏芬河邊界，在一個秘密交通站改裝，當夜就由一位蘇聯同志帶領我們越境。我們兩人默默地跟著他走，周圍是白皚皚的雪原，眉毛上都結了霜花。聞天同志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黑夜走路踉蹌不已，那情景至今還記憶猶新。我們翻過了一座大山，就到了祖國邊界的五站了。神秘的旅行繼續進行，抵達上海時正巧是舊歷新年。我們在四馬路一個小旅館住下，按約定的辦法與黨中央聯系。當時正值六屆四中全會之后，上海組織的情況較亂，等了幾天都未見來人聯系，我們非常著急，又不便整天等在旅館里，于是我們就分頭上街，想碰見熟人。真是湊巧，果然在馬路上遇見了一位莫斯科的同學，由他的轉達，當晚就接上了關系，第一個來看我們的就是秦邦憲同志。組織上分配我到全總負責宣傳工作，聞天同志則接替澤民同志擔任中央宣傳部長。“九一八”事變后，聞天同志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代表中央指導江蘇工作。那時我是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他經常出席省委會議，我們見面的機會又多起來。記得1932年夏天，聞天同志用化名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長文，分析中國經濟的性質，論證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力地批判了托派認為中國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因而可以取消民主革命的觀點。在當時進行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從中可以看出聞天同志對中國社會的研究是很有功力的。
1932年秋，我調任中央宣傳部長，在聞天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我們接觸更多了。他很重視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多次同我談到，在文藝與宣傳方面要反對關門主義和機械論，要利用各種各樣的、活潑的、群眾性的宣傳鼓動形式，切莫搞死板的、千篇一律的“黨八股”。
1933年2月，我和聞天同志又在瑞金會面。我在宣傳部，協助聞天同志工作。他強調宣傳鼓動工作要來一個改變，并準備召開一次中央蘇區宣傳工作會議。為此，我寫了《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經聞天同志審閱后，在蘇區《斗爭》上發表了。文章批評了宣傳工作中的“千篇一律”和“黨八股”。這些重要的思想，實際上是聞天同志的。
誠然，從上海到瑞金，臨時中央是聽從共產國際指揮、推行王明“左”傾路線的。聞天同志身處其中，自難逾越歷史的局限。“九一八”事變后，民族矛盾上升，聞天同志開始沒有認識到國內階級關系的重大變化，一度宣傳了所謂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的“左”的觀點。但隨后不久，他的思想就有了變化。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十九路軍將士奮起抵抗日軍，上海各階層人民的抗日熱情十分高漲。聞天同志和我都身歷其境，體會到了階級關系的變動。(⑴⑷)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逐漸體察到“左”傾關門主義的做法，不利于革命力量的發展，提高了對統一戰線重要性的認識。聞天同志首先在他熟悉的文藝、宣傳等問題上突破“左”的束縛，反對“左”的觀點。這時，聞天同志已經顯露了他一生中最可貴的品質，尊重實踐，堅持真理，勇于獨立思考，勇于否定一切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東西。
到中央蘇區后將近兩年時間，聞天同志對“左”的錯誤及其危害的認識逐漸發展和深化。在經濟政策、肅反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上層統一戰線策略、反對五次“圍剿”的戰略戰術等方面，都同博古、李德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爭。在討論廣昌戰役的一次軍委會議上，聞天同志對廣昌戰斗同敵人死拚而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提出嚴肅的批評，引起博古同志的反感，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雙方因此公開爭論起來。我覺得，聞天同志逐步擺脫“左”傾錯誤的影響，是有其發展過程的，是合乎辯證法法則的。這樣，長征前夕他就同毛澤東同志逐漸走到一起，在遵義會議上，他完全轉變到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一邊，思想上完成了一次質的飛躍。遵義會議是黨的偉大轉折。聞天同志在這次會議上所作出的貢獻，是他革命一生中的光輝篇章。
我當時是三軍團政委，與軍團長彭德懷同志一起列席了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我清楚地記得，遵義會議上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通稱“反報告”)是聞天同志作的。他作報告時手里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提綱實際上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為主導的。聞天同志講完之后，澤東同志接著發言，分析了“左”傾軍事路線錯誤的癥結所在。我們這些在前線擔任指揮的同志，都以親身經歷批評“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贊同澤東同志的發言和聞天同志的報告。遵義會議決議是聞天同志受與會同志委托起草的。2月5日，到了“雞鳴三省”這個地方，常委決定聞天同志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這是在當時條件下黨的集體意志作出的選擇。他的任職保證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指揮，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聞天同志非常尊重毛澤東同志。他總是說：“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表現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的磊落胸懷。
聞天同志在長征中的另一個突出貢獻，就是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一道，同張國燾的右傾逃跑主義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歲月汰洗了記憶中的許多往事，但是當年那些驚心動魄的場面，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長征到達懋功，一、四方面軍會合。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決定，集中主力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沙窩會議，又決定組成左、右路軍，分兵兩路過草地北上。張國燾耍兩面派，會上同意，會后又不執行北上方針，仍堅持南下逃跑路線。北上還是南下，斗爭相當激烈。那時以軍委總政治部名義辦了一個油印刊物，名叫《干部必讀》，聞天同志、陳昌浩同志(任右路軍政委)、凱豐同志都是編委，我當時任總政副主任，也是編委之一。當我們到達包座西北的潘州城的時候，聞天同志寫了一篇論北上、南下的文章，照例拿到編委會上集體討論。文章詞句并不尖銳，但觀點很鮮明：北上是正確路線，南下是退卻逃跑。文章還沒有全部念完，有個編委就火冒三丈，強烈反對。聞天同志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但他這篇文章沒有得到發表。
我們過了草地到達班佑以后，發生了張國燾發出密電企圖危害中央的事件。在這個紅軍生死攸關的時刻，聞天同志和毛澤東等領導同志緊急決定，立即率一、三軍團脫離險區。劉英同志對我說過，那天聞天同志策馬前后照應，親自向部隊講明當時危險處境，還親自與彭德懷同志一起布置三軍團部隊在山上警戒。這樣，我們才脫離了險區。
9月12日，在俄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是聞天同志主持的，毛澤東同志作的報告。聞天同志在總結發言中支持毛澤東同志的報告，旗幟鮮明地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闡述了中央盡量爭取張國燾的正確方針。
回想起這一事件，我深感聞天同志對張國燾分裂陰謀的斗爭是堅決的。他同毛澤東同志緊密配合，采取正確的策略，為保存紅一方面軍這支經過千錘百煉的隊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方面軍到達陜北以后，聞天同志主持黨中央常務工作，他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所起的歷史作用，也是值得稱頌的。
記得初到陜北時，我們兵分兩路。我隨毛澤東、彭德懷同志帶部隊進行直羅鎮戰役；聞天同志帶領中央機關到瓦窯堡安家。他這時明確提出“放在中國共產黨前面的中心問題就是經過怎樣一些轉變的環子，怎樣靈活的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聞天同志迅速行動起來，首先，按照毛澤東同志同他商定的意見，對陜北肅反問題負責具體處理，糾正了“左”的錯誤，把劉志丹等同志救了出來。緊接著，又糾正了“加緊反對富農”的過左政策，提出實行聯合富農或中立富農的政策。1935年12月，主持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著名的瓦窯堡會議決議，就是聞天同志起草的。
為了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高潮，聞天同志積極支持毛澤東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發展和壯大自己的力量，增強內部團結。1936年2月，他支持毛澤東同志東征的決策，和毛澤東同志一起東渡黃河，親臨前線；5月又回師西討。經過東征西討，擴大了根據地，壯大了紅軍的聲威。聞天同志還為促成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付出了心血。另方面，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聞天同志協同毛澤東同志制定了聯合東北軍的方針；8月25日，為黨中央主持起草了致中國國民黨書，直接呼吁國民黨停止內戰，組織國共兩黨共同反日的堅固的統一戰線；9月1日，中央書記處又下達《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適時改變了“抗日反蔣”的口號。接著又召開九月政治局會議，通過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正確地估計了在新形勢下“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縮小以至結束其動搖地位，而轉向參加抗日運動的可能”，及時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我參加了這次會議，知道這個決議也是聞天同志起草，經毛澤東同志改定的。西安事變爆發，我在三原、云陽前線。那時黨中央日夜開會，毛澤東同志是這些會議的領導者，而主持會議的則是聞天同志。事變期間，中央的不少電文也是聞天同志的手筆。他是參與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決策的中央領導人之一。
從遵義會議到黨的“七大”，聞天同志是我們黨的重要領導人。他對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民族是立了大功的。但他謙虛謹慎，平等待人，從不計較名位，從不獨斷專行。他總是無情地解剖自己，以期引起黨內同志的警戒。這種虛懷若谷的胸襟，令我非常感動。
尤其可貴的是，他還在實踐中努力彌補自己的不足，克服自己的弱點。延安整風開始時，聞天同志就提出“缺乏實際工作經驗要補課”。1942年1月，他身體力行，主動要求下鄉，親自率領農村調查團到陜北、晉西北，進行了一年又兩個月的調查研究，抗戰勝利以后，又主動要求到東北從事地方工作，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為探討經濟建設方針，作出了卓著的貢獻。這種腳踏實地、追求真知的精神，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全國解放以后，聞天同志從事外交工作，我在中央辦公廳。1955年，他從駐蘇大使調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回國之前，托訪蘇的各種代表團陸續帶回他的書箱，都由我代收。我當時就想，聞天同志當了五年外交官，還是致力于研究學問的啊！
聞天同志書生本色的主要表現，當然是那種正道直行、剛直不阿的品格，是那種上下求索、堅持真理的精神。這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聞天同志7月21日在華東組作了長篇發言。當時會議上的氣氛對彭德懷同志已經不利，但是聞天同志還是作了一個很系統、很完整的發言，從理論上分析“大躍進”的缺點和影響。他還追根窮源，批評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與片面性，認為有了政治思想工作，還要注意經濟規律；強調主觀能動性，還要考慮客觀條件；提倡共產主義風格，還要實行物質獎勵；“好大喜功”也要根據實際可能等等。聞天同志還談到黨內民主問題。毛澤東同志那時號召大家敢于提不同意見，不怕撤職、開除、離婚、坐牢、殺頭。聞天同志贊成提倡這種精神，同時強調“問題的另一方面”：“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可惜這些出自肺腑的忠言沒有被接受，接著，千鈞霹靂就直轟下來。彭德懷同志的信與聞天同志的發言被斥責為“互相呼應，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聞天同志已經被看作是“軍事俱樂部”的“副帥”，眼看著廬山這場政治風暴將他席卷而去。廬山會后，聞天同志離開了外交部領導崗位。他要求換掉高級轎車，說是既然不做工作了，沿用原來的配備就屬浪費。我當即答復，聞天同志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動，他還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嘛！外交部辦公廳專門召集聞天同志的秘書、警衛員、司機、炊事員等工作人員開會，要求他們一如既往為聞天同志服務。
1960年冬，聞天同志到經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他并不因受打擊被排斥而絲毫減輕對黨的事業的責任感。他精心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不斷將研究心得寫成文稿，送給毛澤東同志。我印象特別深的是，1962年聞天同志到南方調查后寫的《關于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提出了很好的政策建議。每當我接到他的文稿，都仿佛觸摸到他那顆憂國憂民的心，油然生出一種敬意。他在這一時期還寫了許多筆記，集中探討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他強調發展生產力，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他把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任務，他認為要重視改善人民的生活，物質利益對群眾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量。當然，物質利益和思想教育是分不開的，他強調價值規律和其他經濟規律的作用，認為一切生產計劃，都不應違背經濟規律，應該用經濟方法去領導經濟，他主張按比例的漸進，反對盲目冒進，他反對在生產中大搞群眾運動，認為應該由廠長、工程師、專家集中管理，等等。這些都是醫治“左”傾病癥的良方。可惜在當時只能是“旁觀者清”而已。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被關起來了。從此同聞天同志不通音問，連他1976年冤死江南，我都木然不知，以至不能遙對南天，一灑悲悼之淚。粉碎“四人幫”之后，我才陸續聽到聞天同志在十年動亂中的遭遇。黨內同志都傳頌他在“六十一人案”的問題上不推諉，不含糊，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獨自承擔責任。聞天同志平反昭雪之后，我又讀到他在肇慶被監護期間所寫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黨內斗爭要正確進行》等文章，知道聞天同志在年老力衰、失去自由的困境中，仍然一刻也沒有忘記他為之奮斗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事業。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針對著“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分析產生的原因，探討怎樣正確處理政治和經濟、黨和國家、領袖和群眾的關系和黨內斗爭，尋求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在肇慶遺稿里，我看到聞天同志對“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段曲折歷史進行的認真的思考和總結。他在肇慶寫下的這批文稿，充實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同時也生動地體現了聞天同志的崇高品格。他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而又有遠見卓識；他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子，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真正是畢生奮斗，堅持真理，竭忠盡智。聞天同志無愧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緬懷聞天同志革命的一生，我覺得，聞天同志是共產黨人的楷模，他光輝的革命業績、卓越的理論貢獻、崇高的道德品質，是我們黨、我們民族的光榮和驕傲。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聞天同志的業績和品德將永遠鼓舞我們，給我們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愿和全黨同志、全軍戰友、全國人民一起，向聞天同志學習。
一九八五年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