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4年10月16日踏上長征之路，到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我作為紅一方面軍三十個女戰士之一，走完了二萬五千里征程，跋涉了三百六十九天。這是永生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回想起來，無數悲壯的場面、驚險的經歷，歷歷在目。長征途中種種復雜的斗爭，也深深刻在我的腦際。長征精神，對于我自己是一種永不枯竭的鼓舞力量。對于親身經歷這一舉世無雙的偉大征程的老戰士來說，長征是個講不厭、說不完的題目。在這里，我將個人在長征中經歷的事情就回憶所及記錄下來，作為對半個世紀前這一壯舉的紀念，并期望對今天的青年有所啟迪，對歷史研究有些許助益。
“特別任務”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江西于都，考慮著該怎樣完成第二次擴紅任務。突然，毛澤東出現在我面前。那時，他到贛南省委來巡視，住地離于都縣委近。我經常去請示、匯報工作。毛主席神情嚴肅地對我說：“劉英同志，告訴你，馬上回瑞金，有特別任務！”
我不知道“特別任務”是什么，就說：“擴紅任務還沒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羅邁沒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隨便回去要挨批哩！”
羅邁就是李維漢同志，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是出名的“鐵的紀律”。他親自抓擴大紅軍的工作，我是他任命的于都擴紅突擊隊隊長。
毛主席見我不肯走，也沒有再說什么，帶著警衛員先走了。
我心里正在嘀咕，毛主席又折了回來，他對我說：“劉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別任務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他把“特別任務”幾個字說得很重，露出神秘的神色，可那時我怎么也沒有意識到“特別任務”就是突圍，就是撤離蘇區。
過不多時，電話鈴響了，是羅邁來的電話，通知我快回瑞金。我說：“于都擴紅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呢！”他說：“任務沒有完成不要緊，現在有特別任務，你快回來。”
我模糊地意識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發生了，急忙收拾好行李，騎上馬，帶著警衛員回瑞金。
于都到瑞金一百八十里，一天就趕到了。到那里我才知道，所謂“特別任務”就是要突圍，要從根據地打出去。聽人說，張聞天在《紅色中華》上寫了社論，好像是在做大轉移的動員，因為文章中說我們要依據當時的環境來決定斗爭方式，必要時要采取退卻、轉移的辦法，以保持軍隊的有生力量。還說，國內戰爭是長期的，不是幾年就能完成的，等等。我顧不得找報紙看，立即到少共中央局（我那時是組織部部長），得到凱豐留給我的一封信。信上說，他到部隊去了，少共中央局的事要我安排。凱豐的信上寫明，少共中央局機關誰走、誰留，走的人中哪些人有馬、有警衛員。走的人每人可以帶二十斤行李。那時還沒有長征這個名詞，走的叫上前方，留的叫在后方。少共中央局的干部中，張愛萍（少先隊總隊長）已經先到部隊去了，胡耀邦（秘書長）、賴大超（兒童團書記），還有幾個年輕同志都在跟紅軍一起突圍的名單上面。我立即通知他們做好準備。走的同志接到了通知，哪些人留下堅持游擊戰，也就明白了。陳丕顯同志當年才十七歲，大家都親切地叫他“阿丕”，準備調任贛南團省委書記。他很想隨大家一起走，但名單確定他留下。阿丕向我表示，他希望走。
我去見羅邁，替阿丕請求。羅邁聽了，臉一板，說：“凱豐的條子呢？”我連忙拿出來，他叫“燒了”，說這是中央決定的，誰也不能改變。
那時，羅邁管組織，高級干部的走和留都是由最高“三人團”（博古、恩來、李德）討論（羅邁一起參加）決定的。中層干部由各單位負責人根據規定的人數提出名單報給羅邁。
我為阿丕請求碰壁，回來只能勸慰他：“前方和后方是一樣的，你年紀小，又是本地人，便于隱蔽，留下堅持吧。我們將來還會見面的！”就這樣，陳丕顯留下，堅持贛南游擊戰。一別十五年，直到解放后才在上海見面，這時阿丕已經是蘇南區黨委書記了。
安排好工作，我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同稼祥同志在準備擔架呢。
他見到我，挺高興，說：“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丟了！”我說：“你怎么不早告訴我？光講‘特別任務’！”他說：“軍事秘密，不便明說。”我問他身體可吃得消，因為毛主席九月在于都患瘧疾，很嚴重，剛剛恢復，身體相當虛弱。他說：“你看，我們設計了擔架哩。我和稼祥，一個病號，一個彩號，抬著走。”他同稼祥頗為得意地向我介紹他們的“杰作”。這種擔架，竹子抬桿，長長的，爬山方便，抬起來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蓋，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曬。他還打趣說：“劉英，你要坐擔架試試嗎？”我笑著說：“我又不是病號，又不是傷員，我騎著馬跑，神氣哩！”
夜過于都河
就在回到瑞金之后的第三天，我們踏上了征途。
出發前，羅邁找到我，讓我在“紅章”縱隊當巡視員，跟司令部一起走，管無線電臺，做政治工作。那時除野戰軍團外，軍委機關編成一個縱隊，叫“紅星”縱隊；黨中央和政府機關、后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等編成一個縱隊，叫“紅章”縱隊，司令員是羅邁。
按照干部配備，我當時有馬，還有一個警衛員。隨身帶的東西就是毯子、換洗衣服和大約夠吃十天的口糧，都放在馬鞍子上。腰間皮帶上別一支小手槍，掛一個白搪瓷缸子。我騎在馬上隨著隊伍向于都前進。周圍是一片熟悉的景物。這一年里，我已經在瑞金到于都這條路上來往幾趟，紅色土壤里青青的秧苗，已經變成成熟的稻谷，可是我們現在不得不離開這塊土地了。
于都河上，工兵已經架好了浮橋。我們的隊伍，在夜色的掩護下，陸續從浮橋上通過，向西前進。
“紅章”縱隊是一支少見的龐雜的隊伍。這里有賀誠同志領導的第二梯隊，主要是野戰醫院，還包括休養連。這個特殊連隊里有徐特立、謝覺哉、董必武等老同志，鄧大姐患肺結核吐血，只能在擔架上被抬著走，還有不少女同志和體弱的同志也都在這個連里。第三梯隊是葉季壯擔任司令，負責后勤部、供給部，搬運所有的家產，從兵工廠的機床到剛造出來的炮彈，從印刷鈔票和書報的機器到辦公桌椅，從發電機、電臺到成捆成捆的電線，還有各種文件、檔案，以及對紅軍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金庫——用馱子或挑子裝起來的金銀財寶。雖然有一些牲口，但搬運任務主要是由幾千名新兵運輸員和招募的挑夫承擔。
這真是一次大搬家。但出發的時候組織得不錯，行動緩慢，然而有秩序。因為是在根據地的地面上走，所以也沒有什么損失。
過了于都河之后兩三天，我才看到毛主席。原來他在于都還同留下堅持工作的干部開了會。
過了于都河之后的一段時間里，隊伍比較平穩，似乎離開了“圍剿”進攻的敵人，可以去我們想去的地方了，雖然我們的目的地在哪里并不怎么明確。
我問毛主席：“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別任務’的吧？”
毛主席這才告訴我，他來于都主要的任務是察看地形，選擇突圍的路線。現在我們利用枯水期，在選定的地點架了五座浮橋，安然地過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選定的路線。
我又問毛主席：“我們走到哪里去呢？”
他說：“不知道。”
我說：“也是軍事秘密吧！”
他正色道：“確實不知道。”
那時部隊的一切行動由最高“三人團”決策，他們開頭大約是想到湖南西部，同在湘鄂川邊區的二、六軍團會師，但具體怎么走，連他們心里都不是很有數。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艱難的行軍
隊伍逐漸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前方部隊開路，后面部隊保衛，中央縱隊好像坐在轎子中間，一路西行。雖然并不直接同敵人交火，但這么龐雜、笨重的隊伍，行動起來困難重重，隊伍前后距離拉得很長。
羅邁為了及時掌握整個縱隊的情況，又把我從電臺調回，組織一個突擊隊，十幾個人，叫我當隊長，檢查整個縱隊情況，向他匯報。為時不久，葉季壯的第三梯隊需要干部，羅邁又派我去那里擔任政治部主任。
第三梯隊的艱苦困難，不亞于前方作戰部隊。秋雨綿綿，地上都是爛泥巴。肩挑背扛，都是重家伙。一個人挑著擔子走已經不容易，幾個人抬著輜重，要想合上腳步更是困難。因為要躲敵機，行軍都在夜里，又不準打火把，有時一個晚上只挪上五六里地。吃的不好，在雨地里淋著，又沒有好覺睡，人怎么受得了呢？人困得很，停下來就睡著了。羅邁為了防瞌睡，困了就往嘴里放辣椒。有時部隊一段一段接不上，原來都站在地上睡著了。可怕的是有些體弱的病號，睡著了就再也醒不過來。更多的人是腳漚爛了，用破布包起來，一踏著地就疼得難忍，不能走路。離開根據地又越來越遠，有的挑夫開小差溜了，老實的也流著淚請求讓他們回去。臨時雇來的伕子，不能走遠。他們說，再走遠，回去就會被認為參加了紅軍，抓起來就沒命了。我努力鼓勵，燃起他們的熱情，對紅軍新兵運輸員還可以，對伕子卻沒有多少效果。這樣第三梯隊政治部又有一個擴伕子的任務，走一段換一批。但行軍緩慢，疲憊不堪，嚴重減員的局面沒有改變。
長征出發后，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一起行軍，稱為中央隊“三人團”，以同最高“三人團”相區別。中央隊跟我們行軍靠近，宿營地常常相距不遠，我得空就到他們那里去，看望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同志，有時也向他們作些反映。我每次去談情況，毛、張、王三人都聽得很仔細。聽了我匯報的情況，他們嘆息、搖頭，感到問題嚴重。
真正改變這種局面，是在遵義會議以后。遵義會議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否定了“大搬家”，改變了領導，整個隊伍實行大整編。領導這次整編的是陳云同志。我參加了具體的工作。陳云同志氣魄大，組織能力強，細致而又果斷，長征途中好多次渡河都是他在渡口指揮。
這次整編把“紅章”縱隊的編制撤掉了。龐大的挑夫隊伍解散，一些重家伙有的埋起來，有的干脆扔了。凡是能戰斗的人，都調到前方去。迫擊炮、炮彈、槍械分給各戰斗部隊。余下的人成立一個隊，主要管資材、供給和檔案，有一批挑子和馱子，帶著文件檔案和金銀財寶，由楊立三當隊長，毛澤民當副隊長，我當指導員。經過這次大整編，隊伍精干，行動靈活，再不像先前那樣拖泥帶水了。
撥開了烏云
過了不久，我被調到地方工作部。當時地方工作部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眾工作、能說會寫的同志，男同志有賈拓夫、吳亮平、潘漢年、謝唯俊、王觀瀾等，女同志有蔡暢大姐、阿金（金維映）。部長是羅邁（李維漢）。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眾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財，發動群眾擁護紅軍。還有一項做得較多的工作是安置傷病員。傷得比較厲害，沒有辦法跟著走的，就同老鄉商量，給一筆錢，留下來，住到老鄉家里養傷。后來，地方工作部的任務又加了一項，叫作“撒種子”。就是在打土豪，發動群眾的過程中，發現積極分子，秘密發展他們入黨，讓他們在本地開展工作。
在地方工作部時，印象最深的事是在扎西聽聞天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傳達會議是在2月10日開的，剛過了舊歷年。會場臨時搭了個木板臺子，連標語之類的布置都沒有。參加會議的營以上干部隨便坐在長凳子上，聚精會神地聽傳達。
聞天告訴大家，上月攻克遵義以后在那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反對敵人五次“圍剿”及西征作了總結。他說，我們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我們在軍事領導、作戰指揮方面犯了錯誤。敵人采用的是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我們應該用決戰防御（即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打敵人的弱處，在運動戰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個擊破敵人，這樣來粉碎“圍剿”。用華夫（李德）的“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作戰，使我們不能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在蘇區邊界上到處造堡壘，以堡壘對堡壘，跟敵人拼消耗、拼子彈、拼人力，結果使中央蘇區不能粉碎“圍剿”。
聞天指出，決戰防御的戰略當然首先要求尋找有利時機與敵人決戰以轉入反攻和進攻，但是，在不利的條件下則要退卻，避免戰斗，以保持紅軍的有生力量。為了尋找有利時機，就是放棄一部分或大部分蘇區的土地也是應該的。由此，他講到這次退出中央蘇區還遲了。七、八、九三個月，我們消耗了不少力量。其實，在廣昌戰役后，就應該退出中央蘇區，保存有生力量。而十月開始西征的時候，我們思想上又沒有明確轉移是為了打仗，不是避難搬家。結果來了個大搬家，壇壇罐罐全帶上，后方機關龐大，戰斗部隊只能變成掩護隊。
我們從聞天的報告中得知，遵義會議批評了李德、博古的錯誤，作出了改變領導的決定，毛澤東同志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團”，由周恩來和朱德指揮軍事。關于黨中央的組織領導問題，遵義會議決定由常委分工解決。2月5日，在“雞鳴三省”這個村子里，常委分工又決定由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習慣稱為總書記）。當時還有人在背后鼓搗，叫博古不要交權。所謂“交權”，就是把幾副裝有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挑子交出來。博古沒有聽，他說，應該服從集體的決定。這樣他就把權交給了聞天。那幾副挑子，就跟聞天走了。以后博古也逐漸覺悟過來，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他在“七大”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檢討比較深刻。博古有捷才，善辯，是個能干的同志。不幸抗戰勝利后在黑茶山飛機失事中和王若飛、葉挺等一起遭到了意外。
聞天作傳達時，會場上不時引起議論。大家深受“左”傾路線之苦，本來就有不少不滿和牢騷，現在中央的決定講出了大家的心里話，好像撥開了烏云，看到了晴朗的藍天。我本來只知道聞天理論強，聽了傳達，才知道他對戰略問題也有研究。后來聞天告訴我，這方面主要得益于毛主席。他同毛主席在長征前曾在云石山一個小廟里同住過一段時間，長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關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他聽了毛主席的許多精彩議論。
聞天傳達報告之后，是自由發言，誰要講就上臺去講。批評“左”傾路線的發言十分踴躍。
那天聽傳達時，潘漢年跟我坐在一起。他搗搗我膀子，叫我上臺揭發羅邁。我知道潘漢年心里有怨氣，因為羅邁把他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了他的職。事情是這樣的——在中央蘇區，潘漢年是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1934年四五月間，他被抽出來，擔任楊殷縣擴紅突擊隊隊長。當時在各縣任突擊隊隊長的還有王首道、陸定一、金維映等同志。楊殷縣是邊縣，紅白來往，擴紅困難大。潘漢年向羅邁反映情況，說到不少壯丁跑到白區去了，完全是實情。羅邁聽了就說他右傾，把他的隊長給撤了。潘漢年在經過于都時來看我，對我說：“劉英，我已經被撤職了，你可要小心啊！”他告訴我，心里很頹喪，他憤憤地說：“這樣的情況不反映行嗎？反映了就說我右傾機會主義?!”剛才聽了遵義會議傳達，內中也批評到羅邁的“左”傾錯誤，他感到精神解放，舒暢，所以要我替他講羅邁。
我站起來，走上臺去。但我并沒有講羅邁（我當時覺得羅邁嚴厲還是為工作，再說潘漢年的事我也不是直接了解全面情況的人），而是點名道姓批評了凱豐同志。凱豐曾經是我的頂頭上司，我了解他。我揭發凱豐在團內總是宣傳博古為首的中央領導五次反“圍剿”如何如何正確，遵義會議上又最頑固，不接受批評，強調客觀困難，總是說五次“圍剿”是蔣介石親自指揮，又有德國顧問，又有一百萬大軍，好像反“圍剿”失敗不是戰略方針和軍事指揮的錯誤。
我批評之后，凱豐接著上臺講話，說：“劉英同志批評正確，我接受。我用那樣的思想去影響同志，是不對的。”態度很誠懇。
扎西傳達以后，干部們心里都豁亮了。在毛主席正確指揮下，主動靈活地同敵人周旋，完全改變了原先的被動局面。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二占遵義以后
2月底，紅軍二占遵義城。第二天吃過早飯，鄧小平同志邀我們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去逛街呀！”我們一幫子青年男女有說有笑地跟上小平同志一道到了遵義街上。
我同小平同志是1933年到了中央蘇區之后才認識的。他是樂天派，再大的困難也不在乎。長征這一路上，艱苦得很，只要同小平同志他們在一起，就來勁。他態度隨和，善于聯系群眾，誰都愿意跟他在一起。聊起天來，天南海北，無所不談。
我們這一伙青年干部，在遵義街上逛，挺神氣的。剛打了勝仗，大家情緒高。遵義街上，貼了紅紅綠綠的標語，一派喜慶景象。正走著，迎面遇到了聞天。聞天跟我們點頭打招呼，喊我。我就過街走到聞天跟前。他說：“到我那兒去聊聊，好嗎？”我說：“好啊！”就跟他到了中央隊的住地。
第一次占領遵義的時候，朱德、恩來等紅軍將領住在黔軍一個師長新造的豪華住宅里。遵義會議就在那里召開的。中央隊毛、張、王住的是一個黔軍旅長的房子，挺講究的一座二層磚樓。二占遵義后，聞天還是同毛主席住在一起。這回住的是平房，是一個大戶人家的院落，相當寬敞。
我到了他們的住地，不見毛主席，忙問：“毛主席呢？”聞天說：“他到前方去了。”
聞天招呼我進屋坐下。早春季節，天氣陰冷。屋子里生了一盆炭火，暖烘烘的。聞天吩咐警衛員彭健，去煮一點醪糟給我吃。
我們一向談話比較隨便，可這次談著談著就冷場了。我預感到聞天有什么要緊的話要對我說。我們吃著甜中帶點酸味的醪糟，沉默著。聞天終于開口了，他表示我們互相都了解，他希望不僅做一般的同志……表達得比較含蓄。當時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我對聞天向來懷著一種“敬愛”的感情，但從沒有往“戀愛”兩個字上想過。從“敬愛”到“戀愛”，其間有一大段距離。長征開始，每天累得要死，有時連綁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事實上也沒有工夫想到“戀愛”兩個字。我當時很生硬地直接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結婚！”
這么一說，這個話題只好擱到一邊去了。談到戰爭、工作，氣氛又恢復了常態。聞天要留我吃飯，我說：“羅邁抓得可緊了，出來久了怕不好。”這樣，他就讓彭健送我回去了。
說實在的，我的話雖然說得很絕，但我的內心卻怎么也平靜不下來，一幕幕往事都涌上腦際。剛到中央蘇區不久，是他來一個電話，喊著我的俄文名字“尤克娜”要打我的“土豪”；在中央蘇區那座小樓的客堂間打乒乓球，總要喊：“劉英，來一盤！”第一次到于都擴紅，虧得收到他寫給我們的長信，使我們沒有在“肅反”中亂來;第二次擴紅，毛主席在于都打擺子，高燒不退，他立刻派傅連障星夜趕來于都，把毛主席的病治好了……這些事情，當時一點也不在意，這時回想起來，覺得聞天確實可親可愛。不能否認，敬愛的感情確實在向戀愛轉化。我不斷警告自己，把愛情的種子深深埋藏起來，現在可不是講戀愛、結婚的時候。這時婚后懷孕，對于女同志來說，簡直是一種災難。孩子生下來，又沒法帶，對于做母親的感情上無異是一種酷刑。我看得多了。賀子珍懷了孩子，誰也沒告訴，跟著隊伍走，在長征路上生了，孩子只能撇在老鄉家里。廖似光（凱豐愛人）在路上生了孩子，也只能撇下（這些孩子后來沒有一個找到的）。劉群先（博古愛人）說得俏皮：“行軍中騾馬比老公好！”這句笑話，說得很實在。我認準了：在征途上，要做工作，就不能結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別想工作。我不能選擇后者。
調任中央隊秘書長
遵義會議后，大約4月間，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寫來的一張條子。李富春當時是政治部代主任，地方工作部歸他分管。條子上寫道：調劉英同志到中央隊代替鄧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報到。
我感到非常突然，騎馬奔到總政治部，跟富春說：“我是做群眾工作的，中央隊秘書長我干不了。”
富春笑呵呵地說：“劉英同志謙虛起來了嘛！不要緊，到那里自有人會幫助你嘛！”我性格直爽，平時有什么說什么，分配的工作再難也不推辭，有點湖南妹子的潑辣勁，所以富春笑我謙虛。后一句話當然是影射聞天了。我知道富春和蔡大姐兩口子也覺得我跟聞天合適。
我只得拿起條子到中央隊去報到。恰好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主席問我：“你知道誰提議你來的？”
我說：“李富春唄！”
他說：“是我提議你來的。在后梯隊太累，你一個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這兒有個女同志就行。”
我說：“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們兩個一迭聲說：“你做得了。”他們向我解釋，前方要加強，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調他到前方去，讓他更好地發揮作用。
正這么談著，聞天回來了，他也說：“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衛隊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這方面有經驗。再一個就是管我們這些人的生活。還有，開會時做個記錄。”
就這樣，我當了中央隊秘書長。
朱老總、恩來同志常來開會。一般的會，碰個頭，議論一番，也不做記錄，正式開會才做記錄。
在中央蘇區的時候，寫文件做記錄是用毛筆、土紙。長征路上一般都是用鉛筆，鋼筆那時是稀有的寶貝。聞天有一支鋼筆，開會要做記錄了，有時他就把鋼筆給我。會后，他總是將記錄審查一遍，將記得不確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將記錄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箱里還有他的日記本，長征途中他每天都記。他很細致，筆又勤，一些有意思的瑣事也扼要記在日記上。這些日記本一直帶到延安，可惜后來丟了。
在一起工作，相互了解更多了。聞天處處關心我。他沒有給我另外配警衛員，就在他的警衛員中分一個照顧我。行軍時常常走到一起，騎著馬并轡而行。一次夜行軍，警衛員彭健搞了一個小馬燈。我說：“黑夜里行軍，小馬燈倒是挺亮的。”聞天立即接過去說：“這是流螢（劉英的諧音）嘛！”說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毛主席生活隨便，愛說笑。頭發長得老長，叫他理發他不理，說要打了勝仗才理呢。洗臉、洗腳用一塊毛巾，我說：“打下了城市再發一條給你，這樣多不衛生啊！”他說：“你以為上面比下面干凈嗎？你看，鼻子和嘴這才臟呢！”他的生活習慣是地道的中國方式。長征中有一次在一個教堂里搞到了煉乳、可可、白糖，聞天、稼祥和我都高興得什么似的，趕快煮了喝。我端了一茶缸子到毛主席面前，他聞到那味兒就皺眉頭，趕忙推開，連說：“我不喝洋茶，不喝洋茶！要喝，還是中國的土茶好。”他對中國的歷史、小說熟極了，閑扯起來滔滔不絕，津津有味。《紅樓夢》尤其讀得熟。有一回他問我：“你知道‘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句話是誰說的？”我說：“黛玉的‘葬花詞’我背得，這句話哪個知道。”他得意地說：“就是這位蘇州姑娘說的啊！”他又問我：“《紅樓夢》里你最喜歡哪一個？”我說：“當然是林妹妹了。”他連連搖頭，說：“《紅樓夢》里最招人喜歡的是賈寶玉。他鄙視仕途經濟，反抗舊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我到了中央隊以后，我同聞天，就成了他經常打趣的材料。他在我面前念過一首打油詩，說洛甫四腳朝天滾下山。原來經過湖南時，有一次聞天騎在馬上打瞌睡，從山上跌下來，馬沒有跌死，人沒有受傷。他念給我聽，講聞天當時狼狽的樣子。有時隨口念幾句詩詞開我們玩笑。
我默默地感受著聞天的愛和毛主席他們的關心，但我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不能結婚。我同聞天保持著距離，雖然，從心里說，那時候已經由敬他而變為愛他了。
我當秘書長，也有碰釘子的時候。中央隊每次宿營號房子，住下來以后檢查紀律，都是我的事。那時跟著中央隊走的有一個外國人，就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遵義會議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撤掉了李德的指揮權。李德不服氣，常常借故發作。
有一天，我去檢查紀律，看見李德正在房東家里吃雞、喝酒，喝得酒氣熏天。這是紀律所不容許的。我就走到他面前，批評他。翻譯也不在，我俄語說得不好，他中文也聽不懂，但意思他是明白的，是我一個小個子女紅軍，批評他一個大個子外國顧問。不知是他的歐洲人的優越感還是大男子主義作祟，還是一肚子怒氣找到了發泄的機會，總之，他一下子暴跳如雷了，不但不接受批評，還嘰哩咕嚕罵起人來。
我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說他不應該隨便動群眾的東西，要他老實遵守紀律。
李德一點不買賬，拔出槍來，朝天放了兩槍。
我們兩個人怒目對視了一下。我轉身就走，去報告王稼祥同志。稼祥聽了非常生氣，跟我一起跑去，用俄語將李德訓斥了一通，語氣非常嚴厲。李德這時一句話也不講，直聽稼祥數落到完。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走路與打仗的爭論
二占遵義以后，聞天請毛主席擔任前敵總指揮。到打鼓新場，開會討論下一步怎樣行動，大家主張攻打打鼓新場，毛主席不贊成，以辭去前敵總指揮之職力爭。聞天主持會議，鑒于以前負責人專斷不好，他看大家爭得不可開交，也不表態，就來了個民主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將毛主席前敵總指揮的職務表決掉了。當晚，毛主席又同周恩來、朱德商量，在恩來、朱德支持下，說服大家，結果還是沒有進攻打鼓新場。實踐證明毛主席這個意見是對的。
聞天也認識到這件事處理失當，由此更覺得軍事領導要改變辦法。戰場情況瞬息萬變，必須臨機決斷，靠開中央會議來決定會貽誤戰機，而且他自己對打仗也不熟悉，自認是外行，覺得過多地參與軍事指揮不合適，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議，決定成立軍事三人小組統一指揮。這個三人小組的成員是：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
這段曲折，是聞天在延安時同我談的。他還說，從此以后，長征的軍事行動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揮下進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動，牽著蔣介石的鼻子走，紅軍跳出了包圍圈。實踐證明毛主席的指揮是正確的，而且完全稱得上是英明的。毛主席自己也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
但是，在當時，毛主席既沒有后來那樣的絕對權威，大家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也還沒有完全領會，所以上上下下雖然服從命令聽指揮，但對四渡赤水這一段也有不同意見，主要是圍繞著走路還是打仗。
在三人小組里，稼祥對毛主席的辦法就有意見。他向聞天反映，說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稼祥要求開會討論這個問題。軍隊里意見也不少，說只走路不打仗，部隊沒有打垮倒要拖垮了。聞天到三軍團去，德懷同志把部隊的情緒向聞天說了。聞天作風是很民主的，他說，有意見拿到會上討論。一軍團林彪還給三人小組寫信，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
到了會理，聞天和毛主席商議后就召集會議。參加會議的沒有多少人，就是三人小組毛、周、王，朱和一、三軍團司令員和政委林、聶、彭、楊。
會理會議的情形我記得比較清楚。會議是在城外臨時搭起的一個草棚子里開的，因為怕有飛機來轟炸掃射，所以采取這樣的措施。軍團來的負責人就住在這個草棚子里，就地打鋪，地上鋪了臥草。喝水、吃飯都由我帶警衛員送去。
會議由聞天主持。他先請稼祥講，稼祥說還是你先講吧。這樣，聞天就簡略地把他聽到的各處反映，對軍事指揮上的不同意見提出來，請大家討論。彭德懷把意見倒了出來，林彪也講了。在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會上這些意見，毛主席聽了大發脾氣，批評彭德懷右傾，說林的信是彭鼓動起來的。我印象中會上爭得面紅耳赤，搞得很僵。
會議從5月12日開起，一共開了兩三天。我記得第一天會議下來，聞天叫我邀林、彭到瓦房子里來同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那里已經用門板擱好了鋪。我想，聞天的意思是可以緩和氣氛，便于談心溝通思想。
我走進草棚子里，他們正談得熱鬧。聽到林彪說：“老彭，還是你行，前方還是你來指揮。”彭德懷說：“我不干。”
我說：“請兩位司令員住到那邊去。”
彭總對我拱拱手，說：“謝謝你，過天有了繳獲，一定多貢獻點，慰勞你。”
我說：“快不要謝我，又不是我要你們去，是洛甫要你們住過去。”他們連說：“不用了，不用了，我們在這里挺自在的。”
我回去對聞天說他們不愿搬過來，也就算了。
聞天當時是書記。按照他的作風，聽到各種意見都向毛主席反映，在會上提出來讓大家討論。經過討論甚至爭論，他再做結論。聞天的信條，是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那時確實是毛主席手中有真理，他的意見高明、正確，所以聞天總是支持毛主席。會理會議也是如此。最后聞天做結論，肯定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是正確的，批評了林彪和彭德懷，決定部隊繼續北進，到川西北創建新蘇區。
本來，革命隊伍中發生爭論是正常的事，正確的意見、方針，也要通過討論以至爭論，通過實踐，使人了解其正確，才能得到貫徹執行。會理會議開過了，爭了一通，聞天做了結論，認識統一了，就完了。當時戰事緊張，涉及個人之間的誤會，都沒有當一回事。彭德懷同林彪寫信等事全然無關，他并且是反對林彪的提議的，這點我是親耳聽到，但他在會上會后都沒有申辯，他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態度。聞天更沒有覺得自己有什么事。但到1941年在一次小范圍的談話中，有人批評會理會議前聞天曾挑撥軍隊領導同志反對三人團。聞天感到非常委屈，當晚回家后寫了一封申明信，后來沒有發出。聞天內向，不善于和別人隨便談心，溝通思想，這樣，往往產生隔閡和誤解。到1943年在學習兩條路線、總結歷史經驗時，我對聞天說，會理會議可是個重要的事，你這一次把事情講清楚為好。聞天這才接受我的意見。他趁許多人都在延安的機會作了一番調查。在整風筆記里，對會理會議作了澄清。我當時正式擔任聞天的政治秘書，整風筆記這一部分還是我幫他謄抄的。
他在筆記中明確寫道，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完全是誤會；會理會議上，我的報告大綱是同毛、王商量過的。我當時批評下面的右傾很厲害，是帶勉強性的。會理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同當時干部中離心傾向及一些動搖情緒作斗爭是必要的。但我以為斗爭方式還是過火的。不必用機會主義大帽子去壓他們。
1943年底，聞天寫完這篇五萬多字的筆記之后，首先送給毛主席看。我清楚地記得，毛主席到我們窯洞來送還筆記的情景。他真誠而高興地對聞天說：“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聞天聽了心情舒坦，認為毛主席終究是了解他的，誤會也可以從此消除了。
到了兩河口
紅軍渡過金沙江以后，已經把國民黨圍追堵截的大軍甩掉了。軍事方面進展比較順利。劉伯承同彝族頭領歃血為盟，部隊安然過了彝族區。以后又飛奪瀘定橋，紅軍從瀘定橋和安順場渡口渡過大渡河，蔣介石想讓紅軍當第二個石達開的迷夢破滅了。
過大雪山，是紅軍從敵人圍追堵截的包圍圈中跳出來以后碰到的自然界的第一個大障礙。上山之前，就交代大家，山上空氣稀薄，一定要快走。上山沿路，還有宣傳隊唱快板：“……裹腳要用布和棕，不緊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頂莫停留，堅持一下就勝利了。”人到困難臨頭都會想辦法的。我發明了拽著騾子尾巴上山的辦法，省力許多。不少女同志也是這么辦的，蔡暢、劉群先都是拽著馬尾巴上的山。
過雪山出問題主要是在山頂上。山頂上空氣稀薄，呼吸困難，有的人就挺不住，憋死了。蔡大姐的一個小衛生員殷桃，就在山頂上犧牲了。我們看著她臉色慘白，嘴唇烏紫，呼吸憋不過來，想要救她，但一點辦法也沒有。
下山容易得多，膽子大的干脆坐下來，像滑滑梯一樣滑下去。下了山，大家又似乎忘記了疲勞和危險，交流起經驗來。人在困難中，覺得非常之難；過來之后，又好像不怎么樣；過了一段時間再回想起來，又會感到真不容易，甚至搞不清自己怎么有那股勁征服困難的。
尤其讓人高興的是，翻過大雪山，到了達維，我們遇上了李先念同志率領的紅三十軍，知道紅四方面軍都在這一地區。中央紅軍從頭年10月中旬出發，一直想同二、六軍團會合，未能如愿。過了大渡河以后，就抱有同四方面軍會合的希望，如今總算碰上了，而且，看起來四方面軍人數多，裝備好，給養也足。6月14日到達維的當晚，兩支兄弟部隊聯歡，氣氛歡樂融洽。
第二天，我們就向懋功方向進發，走了大約一個星期，到了兩河口，終于同四方面軍總部會合。
同四方面軍會合以后，總的氣氛還是不錯的。我們有一年多斷了聯系，但是經過九死一生的戰斗，同志們見面后很自然地交換情況，交流經驗。四方面軍慷慨，給一方面軍送糧食、送衣服、撥部隊，還給中央領導同志每人送一套粗呢制服。毛主席關照大家要多多了解四方面軍的情況，做好團結工作。我記得毛主席就同聞天說過，要他注意做陳昌浩、傅鐘、張琴秋等同志的工作，他們和聞天是莫斯科中山大學時的同學。
陳昌浩也來看聞天，暢敘舊情，講到莫斯科學習的情況，感嘆一晃已經多年了。可是談到四方面軍的現有兵力、裝備、今后的行動打算，陳昌浩就言辭閃爍，不肯吐露真情了。陳昌浩當時才二十多歲，為人精明能干。
聞天對如何維持好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的有利形勢，搞好團結，是很費思索的。他從各方面體察了解情況，經常與毛主席和恩來同志商量，感覺到張國燾在會師后的思想狀況不利于紅軍與革命的發展。主要是：自恃兵強馬壯，瞧不起一方面軍，輕視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和軍委的統一領導；保守退卻思想濃重，害怕損失實力，想在這一帶按兵不動，并有退向川西北、過草原的打算，缺乏創立新蘇區的觀念。
聞天與毛主席等商量，多次發電報給張國燾，主張向北轉移，去川陜甘創建新的蘇區根據地。但張國燾猶豫不決，敵人又在進逼，這樣中央就邀請張國燾從茂縣急來懋功面商。為了把這次會議開好，統一認識，根據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聞天于6月24日在兩河口住的一座關帝廟里，很快寫下了《奪取松潘，赤化川陜甘！》一文，并立即在油印的《前進報》上發表，紅一軍團政治部6月25日又翻印給干部學習。
聞天在文章中首先分析一、四方面軍會合這一偉大勝利的意義，指出這一會合“使過去在兩個戰線上分開行動的兩大主力現在完全放到黨中央與軍委的統一指揮之下”，“造成了實現我們在川陜甘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的可能”。
文章明確地指出了當前帶有戰略意義的戰役任務——奪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區：“為了實現我們在川陜甘建立蘇區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我們現在必須集中我們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敵人北面的防線，將紅軍主力轉入川陜甘的廣大地區內尋求在運動戰中大量的消滅敵人。因此奪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區，消滅胡宗南的部隊，目前成為整個野戰軍與四方面軍創立川陜甘新蘇區的最重要的關鍵，也是目前我們紅軍的緊急任務。”文章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與自我犧牲精神，克服一切糧食、道路、山地、河流的困難”，奪取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第一次共同作戰的完全勝利。
6月26日開始的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是在一座喇嘛廟里開的。會開了三天，集中討論戰略方針問題，主要是圍繞要不要打松潘的問題來討論，從戰略上說這是牽涉到向北還是向南的問題，從戰役部署上說牽涉到誰當打松潘的先鋒的問題。
我擔任這次會議的記錄，記得會議由聞天主持，恩來作的報告。在討論時，張國燾明里不好反對打松潘，實際上又不愿當先鋒。他怕四方面軍同胡宗南碰，要保持實力。張國燾這個人長得挺富態，講起話來半天一句，繞圈子，臉上看不出春夏秋冬。毛主席很耐心，同他慢條斯理講道理，說得他沒有辦法。最后他同意中央的決策，并同意由四方面軍負責打松潘。
聞天最后作了總結性發言，記錄還在，講的基本上就是上面說的那篇文章的精神。
兩河口會議是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會議通過了一個正式文件——《中央政治局決定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其中明確規定：“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兩河口會議以后，我們在黑水蘆花一帶休整了一段時間。打松潘的任務交給了張國燾，追兵已經被我們甩掉，群眾工作也沒有對象。因為這一帶的藏民不了解我們，以他們對付漢人軍隊的老辦法，把糧食藏到山里，人也都跑到山里去了。部隊沒有吃的了，開頭想到山里向藏民做工作搞糧食，但藏民根本不讓你接近。他們躲在山上樹林里，槍法準得很，一槍一個，紅軍犧牲不少。紅軍也有到山里打野豬、牦牛的，同樣被藏民打死。幸好這時青稞麥已經成熟了，為了生存，為了保持部隊有生力量，朱總司令和張聞天等領導帶頭，紅軍上上下下一起動手割青稞麥。青稞麥產量高，但很粗糙，割下以后大家就一起搓麥子，手都搓破了。麥粒子無法加工，只是放在鍋里煮一煮，就這么連皮吃下去。那時沒有東西吃，只能吃這個，不吃要餓死啊！可是，吃進去又不消化，常常拉出來還是一團一團的麥粒子。我的胃病就是從這時鬧起來的。
在毛兒蓋
兩河口會議雖然對北上赤化川陜甘的戰略方針和奪取松潘的戰役部署都作了正式決定，但張國燾并沒有真正執行。他只是做做樣子，派三十軍包圍了松潘，但并不進攻。待到胡宗南的援兵一到，三十軍就立即撤了下來，白白喪失了戰機，影響了北上戰略方針的及早實現。
我仍然隨著中央隊行軍。在毛兒蓋一帶，中央同四方面軍張國燾、陳昌浩之間，電報和人員往來頻繁，北上還是西進、南下的爭論，一直繼續著。行軍路線迂回曲折，走了不知多少回頭路。毛澤東、張聞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樣使一、四方面軍團結一致，統一行動，認為關鍵就在張國燾。恩來同志發高燒，病中仍為此事煩心。我聽到毛主席和聞天反復商量，談得很具體。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么安排好，表示贊同。這樣，7月18日就以中央軍委名義發布命令，任命張國燾為總政委。
毛主席、聞天等還多次到四方面軍那邊去，耐心地做張國燾等人的工作，一談就是半天。
有一次，毛主席去找張國燾談話，把我帶去了。一見面，毛主席就說：“我給你帶水來了！”張國燾一下沒轉過來：“什么水啊？”毛主席笑著說：“《紅樓夢》里的寶二爺不是說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嗎？”張國燾這才恍然大悟，也不由得笑起來。毛主席同張國燾都是一大代表，相識很早，但一向并不投機，現在意見又有分歧，所以毛主席一開始就說笑話，想制造一個比較親切的談話氣氛。張國燾講話轉彎抹角，不像毛主席那樣痛快、風趣。那時，他想提四方面軍的一些人進中委和政治局，可是他不直接講，總是說，對工農干部，我是很重視他們的啊，他們打仗勇敢，有經驗。毛主席也跟他扯，摸清他的意圖，再同聞天、恩來等商量怎么妥善解決。
昌浩、傅鐘也來，記得一次聽聞天跟毛主席講，傅鐘拿了一個名單來，上面寫著四方面軍哪些人進中委，哪些人進政治局，說是張國燾提出的名單。毛主席的意見，中委可以増加幾個，政治局不能增那么多。聞天也同意。又同他們來回商量，基本上取得一致以后，才拿到會上討論。
8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開會，我已經離開中央隊了，接替我當秘書長的是蕭向榮。那時成立了一個中央三隊，凱豐任隊長，蔡暢和我都調去了，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到四方面軍中間去做政治工作。沙窩會議討論的兩個問題：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與任務問題和組織問題，醞釀的過程我知道一些。從會議記錄來看，在討論吸收四方面軍干部參加中央工作的人選問題上，張國燾又討價還價，磨了一陣。其實會上提出的名單在會前早已反復商量過，張國燾也是同意了的。
聞天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名單，是提升三個正式中央委員，三個候補中央委員，兩位同志進政治局。張國燾不滿意，陰陽怪氣地說：“在堅決提拔工農干部上還可以多提幾個人嘛！”
毛主席把他軟頂回去，說：“四方面軍中有很好的干部，我們現在提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黨章規定，本來政治局不能決定中委，現在是在特殊情況之下才這樣做的。其他干部不進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工作。”
張國燾迂回曲折地從另一方面要價：“本來我們的意見，要提這幾個同志都到政治局的，這樣可以提拔工農干部，他們有實際經驗，又可以學習領導工作。”
這樣磨來爭去，為了團結，最后又向張國燾作了些讓步。毛主席、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同志確實是從大局出發，盡了一切可能來爭取同張國燾搞好團結的。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七天七夜
在毛兒蓋，中央決定組織左路軍和右路軍經草地北上，黨中央隨右路軍行動。8月20日毛兒蓋會議之后，右路軍就出發過草地了。
在過草地之前，大家做點準備，主要是搞吃的東西。記得前方部隊給中央送來了一頭牦牛，警衛隊把它宰了。牛皮和內臟煮出來大家吃了，牛肉每人分一點，曬牛肉干當干糧。毛主席吩咐首先要照顧休養連。警衛隊隊長就一份一份分好送去。賀子珍當時在休養連，給她的比給徐、謝、董等幾位老同志的稍微多了些。這事不知怎么讓毛主席知道了，他很生氣，把我找去，問：“這是怎么回事？賀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們多呢？”我說：“這事不是我管的，是鄒隊長分的。”他說：“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給這幾位老同志補上。”
我找到警衛隊長，他很為難，說：“啊呀，現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洛甫同志等幾位的了，這可怎么辦呢？”我說：“毛主席說了要補，可不敢不補啊！”于是就從他們幾位領導人的份子里割點下來，補給了幾位老人。毛主席這才放了心。
進了草地，茫茫一片，看不到一點人煙。開頭有吃的東西，還好一點，后來沒有吃的了，野菜幾乎被前面過去的戰斗部隊摘完了，熬湯的鹽也沒有，人就沒有力氣了。風一陣，雨一陣，也受不了。一不小心，陷到泥沼里，就糟了。沒有力氣爬出來，想救也救不了。眼看著有的同志陷下去、陷下去，沒了頂，泥水里泛著泡泡，就完了。我同蔡暢同志走一路，兩人相互鼓勵，相互攙扶，晚上宿營，用兩條床單搭個小篷，躲避風雨。兩人依偎在一起，覺得暖和一點。在毛兒蓋，我向陳昌浩要了塊麻袋布似的粗呢子，縫了一件上衣，這時候起了大作用。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犧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來走，周圍不斷見到同伴的尸體。長征的一路上我沒有犯過病，但第六天開始，也瀉肚子了。那時也顧不得害羞，隨時蹲下來就拉，系好褲帶又趕快趕隊伍。一直拉了兩天，我咬著牙挺過來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個渺無人煙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莊，看到了群眾，看到了牛羊和炊煙，看到了田里有大蘿卜，真是高興極了。過草地犧牲最大。這七個晝夜是長征中最艱難的日子。到班佑，我覺得仿佛是從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間。
脫險
過了草地，我們有吃有喝，體力也逐漸恢復。在巴西一帶正等待著左路軍北上的消息，一天半夜三更，突然凱豐來喊：“起來，起來！馬上出發！”大家問：“出什么事啦？”“到哪兒去啊！”凱豐說：“都不要問，快走！”我們中央三隊很快集合起來。凱豐又對大家說：“不要出聲，不打火把，一個跟著一個，跟我走！”一口氣急行軍十來里路，過了一個山口，才停下來喘口氣。
這時，有幾個人騎著馬向我們這邊跑過來。大家定睛看時，是聞天來了，后面跟著幾個警衛員。大家高興地招呼他。
聞天跟我們說：現在張國燾要搞分裂，我們不得不離開這里，我們當然還是要想辦法爭取不分裂。但是，現在情況非常緊急，三十軍發覺我們突然行動，李特帶了隊伍來追，陳賡、宋任窮他們的干部團在那邊山頭頂著，你們快往北邊走吧。說完，就同我們分開了。
那是9月10日，天蒙蒙亮的時候。
干部團的同志回來以后，許多消息傳開了，說同三十軍的追兵還干了幾家伙，機關槍也張了嘴。雙方僵持住了，三十軍也不打了。他們喊了許多造謠的口號，什么中央紅軍右傾機會主義、什么想到蘇聯吃面包，等等。還傳說，張國燾發電報給當時在右路軍的陳昌浩，要他脅迫中央南下，中央的處境十分危險，才果斷地決定：右路軍中一方面軍的隊伍連夜北上。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開會。我當時不知道，那是到張國燾繼續搞分裂另立“中央”、1936年1月公布俄界會議作的《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之后才知道的。
俄界會議決定，成立陜甘支隊，繼續北上。這時，羅邁把大家召集起來，宣布中央三隊分散，各人分別到哪些單位。我又回到中央隊，當警衛隊指導員。中央隊秘書長早已由吳亮平接替蕭向榮擔任了。
找到了落腳點
大約是9月21日的上午，我們到了哈達鋪。這是甘肅南部的一個小城鎮。在兩天之前，先頭部隊攻占哈達鋪的時候，在當地的郵局得到了不少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大公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他們翻讀著這些報紙，談得眉飛色舞。原來，從這些報紙登載的消息，他們確切地知道：陜北有蘇區根據地，有紅軍，有游擊隊。這真是喜從天降。
自從夜渡于都河以來，中央一直想找到一個落腳點，創立新的根據地。究竟上哪兒，誰也不明確。開頭想到湖南西部，沒有成功。后來想跟二、六軍團會合，又遭重大挫折。黎平會議曾決定以黔北為中心建立根據地，遵義會議根據當時情況又予改變，有在川西發展的設想。在懋功與四方面軍會合，跟張國燾爭論，就是反對他的南下西進在川康落腳，而堅持北上向東建立根據地。原想在川陜甘創建根據地，現在得知陜北有一塊紅軍的地盤，很自然的，就決定到陜北落腳了。
聞天在9月22日寫了一篇“讀報筆記”，題目是《發展著的陜甘蘇維埃革命運動》。將天津《大公報》上所披露的陜北蘇區根據地和紅軍的情況扼要摘引并作了分析。在這篇文章里，他告訴大家：一、陜北二十三縣，無一縣沒有紅軍或游擊隊的活動，其中延安、延長、保安、安塞、安靖及靖邊等五六個縣是劉志丹領導的蘇區根據地，劉志丹的紅二十六軍主力部隊有三個師一萬多支槍，下面還有十四個游擊支隊。二、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有精兵三千，于7月中旬從甘南勝利突圍，轉移到了陜甘交界處活動。三、甘南之東部也有紅軍游擊隊的活動。文章得出結論：“紅軍與赤色游擊隊在陜甘兩省內正在普遍的發展著。”并據此提出前進的方向和任務：“同二十五、二十六軍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并給在這個地區開展著的游擊運動以幫助、組織、領導”，完成8月20日毛兒蓋會議提出的“聯系存在于陜甘邊之蘇維埃游擊區域，成為一片的蘇區”的任務。
文章署名洛甫，登在9月28日出版的《前進報》（中央前敵委員會與陜甘支隊政治部出版）第三期上。這一期《前進報》上還同時登載了博古的文章《陜西蘇維埃運動的發展與我們支隊的任務》，同樣提出了建立蘇區根據地的任務。
9月28日在通渭的榜羅鎮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正式決定將陜北作為落腳點，到陜北去保衛與擴大蘇區根據地。
至此，戰略轉移的任務就要完成，從萬般艱難中走出來的中央紅軍面前出現了光明。輾轉征戰、流離顛沛近一年，眼看就要有“家”了，怎能不高興。第二天到通渭城，開干部會，毛主席詩興大發，講話時即席吟誦了后來十分出名的詩篇：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
過不多久，我們就同陜北紅軍取得了聯系。1935年10月19日傍晚，我們穿過頭道川，到達吳起鎮。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取得了勝利。
陜北，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新的革命征程的出發點。我們從陜北出發，又經過十四年的奮斗，終于贏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在天安門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