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②同志關于五次“圍剿”的報告及××同志的副報告之后，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同志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一、黨中央關于敵人五次“圍剿”的決議中，曾經清楚地指出五次“圍剿”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反動對于蘇維埃革命運動的更加殘酷的進攻，但同時指出了在這一劇烈的階級決戰中帝國主義國民黨內部的弱點與革命形勢的新的緊張化。這造成了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有新的有利于我們的變動，得出了“在五次‘圍剿’中間我們有著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決戰勝利的一切條件”的正確結論（1933年7月24日中央決議）。而××同志在他的報告中過分估計了客觀的困難，把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原因歸罪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同時對于目前的革命形勢卻又估計不足。這必然會得出客觀上五次“圍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機會主義的結論。

　　二、黨中央根據于自己的正確估計，定出了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任務。一年半反對“圍剿”的困苦斗爭，證明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特別中央蘇區的黨在中央直接領導之下，在動員廣大工農群眾參加革命戰爭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績。擴大紅軍運動成為群眾的熱潮。動員工農積極分子武裝上前線，達到十萬人以上，使紅軍大大的擴大了。模范赤少隊開始成為紅軍的現存后備軍，赤少隊的群眾武裝組織有了極大地發展。黨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口號之下解決了前方紅軍財政上的糧食上的與一切其他物質上的需要。蘇區內部階級斗爭的深入，蘇維埃的經濟建設，以及蘇維埃政府與群眾關系的徹底改善，更大大地發揚了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熱情與積極性。一切這些造成了徹底粉碎五次“圍剿”的有利條件。而××同志在他的報告中對于這些順利的條件，顯然是估計不足的。這種估計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觀上我們沒有法子粉碎“圍剿”的結論。

　　三、應該指出在我們工作中還有許多嚴重的弱點，黨對于白區廣大工農群眾反帝反國民黨與日常斗爭的領導依然沒有顯著的進步，游擊戰爭的發展，與瓦解白軍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蘇區紅軍在統一戰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應與配合還是不夠。這些弱點無疑要影響到反對五次“圍剿”的行動，成為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決不應該以為這些弱點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報告與結論中卻夸張這些工作的弱點，對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基本上是錯誤的估計，卻又不認識與不承認。這就使我們沒有法子了解我們紅軍主力不能不離開中央蘇區與我們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這就掩蓋了我們在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路線所產生的惡果。紅軍的英勇善戰，模范的后方工作，廣大群眾的擁護，如果我們不能在軍事領導上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則戰爭的決定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這里。

　　四、國民黨蔣介石以及他的帝國主義的軍事顧問等經過歷次“圍剿”失敗之后，知道用“長驅直入”的戰略戰術同我們在蘇區內作戰是極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圍剿”中采用了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材，緊縮我們的蘇區，最后尋求我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的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他的目的，使我們主力紅軍受到部分損失并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應該指出，這一路線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國國內戰爭的階段上，在我們還沒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動，白軍士兵的嘩變的配合，在我們紅軍數量上還是非常不夠。在我們的蘇區還只是中國的一小部分，在我們還沒有飛機大炮等特種兵器，在我們還處于內線作戰的環境，當著敵人向我們進攻與舉行“圍剿”時，我們的戰略路線當然是決戰防御，即是我們的防御不是單純的防御，而是為了尋求決戰的防御，為了轉入反攻與進攻的防御。單純防御可以相當削弱敵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時期內保持土地，但最終的粉碎“圍剿”與保衛蘇區是不可能的，最后勝利的前途是沒有的。只有從防御轉入反攻（戰役的與戰略的）以至進攻，取得決戰的勝利，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我們才能粉碎“圍剿”，保衛蘇區，并發展蘇維埃革命運動。

　　在這一戰略路線之下，當我們還沒有發現或造成敵人的弱點時，我們對于進攻的敵人不應該即刻與之進行無勝利把握的決戰，我們應該以次要的力量，如游擊隊、群眾武裝、獨立營團、部分主力紅軍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誘敵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運動防御鉗制敵人，而主力則進退至適當距離，或轉移到敵人側翼后方隱蔽集結，以尋求有利時機突擊敵人。在內線作戰下，當敵人以絕對優勢兵力向我們前進時，紅軍的退卻與隱蔽，足以疲勞敵人，消耗敵人，迷惑敵人，使敵人驕矜懈怠，發生過失與暴露弱點，這就創造了轉入反攻取得決戰勝利的條件，要最審慎的分析與判斷敵情，以便適時的恰當的部署戰斗。不要由于敵人向我們挑釁與佯攻，而不必要的調動我們的力量與投入戰斗，使我們疲于奔命，失去在一定方向取得決戰勝利的機會。為了求得勝利，當敵人按照其計劃前進時，我們在突擊方向用不著去阻止他，應該待他進至適當距離，然后包圍消滅之（即誘敵深入）。為了求得勝利，就是暫時放棄一部分蘇區的土地，甚至主力暫時離開蘇區根據地，都是在所不辭的。因為我們知道，只要我們能夠消滅敵人，粉碎敵人的“圍剿”，我們不但能夠恢復放棄的土地，而且還能夠擴大蘇維埃領土。一切這些，都為著使紅軍能夠經常主動的有利的去戰勝敵人的進攻與“圍剿”，而避免一切被動的與不利的結果。

　　然而，在五次戰爭中，對于這些原則卻通通是違反的。共產國際去年2月來電說得很對：“我們覺得似乎在目前這一時期，中區③軍事指揮所采用的計劃和步驟，差不多可以說，常常是由敵人逼迫而產生的，敵人向我們挑撥，使我們常常不必要的改組我們的力量。因此，我們的力量由于繼續不斷的變動，就不能積極參加作戰。我們覺得應該在那些我們已經獲得了某些勝利的地方擊敗敵人，不要企圖在全部戰線上同時擊敗敵人。”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對于共產國際的這種指示是無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2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紅軍退出蘇區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處于被動地位的單純防御路線，并不是也不能企圖在全部戰線同時擊敗敵人，而是企圖在全部戰線同時阻止敵人。××同志過去提出過的“全線出擊”的口號，在五次戰爭則變為全線抵御，而在戰略上則二者都是錯誤的。“不放棄蘇區寸土”的口號，在政治上是正確的，而機械的應用到軍事上尤其在戰略上則是完全的錯誤，而適足成為單純防御路線的掩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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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為了求得決戰的勝利，在決戰方面集中優勢兵力是絕對必要的。在目前敵我力量的對比上敵人的兵力是絕對優勢，他們常常拿多于我們數倍以至十數倍的兵力向我們進攻。然而這對于我們不是可怕的。由于敵人是處于外線，戰略上采取包圍與分進合擊的方針，這就造成了我們各個擊破敵人的機會，使我們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下能夠收到戰役的外線作戰（局部外線）的利益。即是以我軍的一部鉗制敵人的一路或數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圍敵之一路而消滅之，用這種辦法去各個擊破敵人，粉碎敵人的“圍剿”。在戰略的內線作戰情況之下，只有集中優勢兵力尋求戰役的外線作戰取得勝利，才能使紅軍經常握住主動權，敵人則迫使他陷入被動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個計劃。

　　但是過去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為了抵御各方面敵人的前進，差不多經常分散（主要是一、三軍團的分散）兵力。這種分兵主義的結果，就使我們經常處于被動地位，就使我們的兵力處處薄弱，而便利于敵人對我們各個擊破。五次戰爭中許多次的戰役（如洵口戰役、團村戰役、建寧戰役、溫坊戰役等）都由于我們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偉大的勝利。對于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紅軍的中心任務是阻止敵人前進，與企圖以短促突擊消滅部分的敵人，而不是爭取主動權，不是爭取決戰的勝利。其結果就是紅軍消滅敵人的數量極少，而蘇區也終于受敵人蹂躪。

　　七、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是我們工農紅軍的特長。共產國際在敵人五次“圍剿”開始時（前年10月來電）即向我們指出：“我們的行動不應該采取陣地戰的方式，而應該在敵人的兩翼采取運動戰”。去年2月來電又重復地說：“很明顯的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的隊伍在運動戰中已經獲得了許多偉大的勝利，但不能在強攻敵人的堡壘地帶的作戰中獲得勝利。”國際這些指示是完全正確的。在五次“圍剿”敵人堡壘主義之下，我們雖不能象在一、二、三、四次戰爭中當敵人“長驅直入”時取得大規模運動戰的機會，然而運動戰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實上已經多次的證明了（洵口、團村、將軍殿、建寧、湖坊、溫坊各役，特別是十九路軍事變時）。然而，五次戰爭中由于對于堡壘主義的恐懼所產生的單純防御路線與華夫④同志的短促突擊理論，卻使我們從運動戰轉變到陣地戰，而這種陣地戰的方式僅對于敵人有利，而對于現時的工農紅軍是極端不利的。

　　強攻敵人的堡壘，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之下是應該拒絕的，只有在堡壘不堅固或孤立的情形之下，在為了打擊敵人增援隊或為了調動敵人的情形之下才容許攻擊堡壘。五次戰爭中常常輕易的強攻堡壘，其沒有任何效果，是不足為怪的，因為這是以戰斗當兒戲。

　　對于五次戰爭中運動戰的可能估計不足，因而把敵人五次“圍剿”與過去一、二、三、四“圍剿”絕然地分開，因而絕然否認過去運動戰的經驗，絕然否認誘敵進來給以消滅的戰法，并且不得不在實際上拒絕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這在單純防御與短促突擊的領導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對敵人堡壘主義的過分估計與對運動戰的可能估計不足，便產生了勝利只能起始于戰術上的理論，以為只有戰術上的勝利才能轉變為戰役上的勝利，然后由戰役上的勝利才能引起戰略上有利于我們的變化（華夫同志文章及××、××兩同志給林彪、彭德懷兩同志的信）。以為在堡壘主義下只能有許多小的勝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勝利”（見××同志政治局發言及××同志《紅星》報文章），以為只有分兵抵御與短促突擊才能對付堡壘主義。所有這些革命戰爭中機會主義戰略戰術的理論與實際，在五次戰爭中是完全破產了。

　　我們不否認堡壘主義造成了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新的困難（而他們最初卻以“左”的空談輕視堡壘主義，見××同志《紅星》報文章），不否認而且應準備紅軍的技術條件（飛機大炮），特別是堡壘內的工農士兵暴動，以戰勝將來敵人更堅固的堡壘，但就在現時條件之下，堡壘主義也是能夠粉碎的。堡壘主義疲勞了敵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養成了敵人對于堡壘的依賴性，使他們脫離堡壘即失去勝利的信心。同時敵人無法不脫離堡壘向我們前進，又無法在全國范圍內遍筑足以限制紅軍行動的堡壘。一切這些，造成了使我們能夠克服堡壘主義的困難的條件。因此，我們紅軍粉碎堡壘主義的方法依然是依靠運動戰，依靠堡壘線前后左右發展游擊戰爭，以配合紅軍的行動，以及依靠深入的白軍士兵運動。所謂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即是在堡壘線內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紅軍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作運動戰。只要我們靈活的、藝術的、出奇制勝的運用運動戰戰略戰術的原則，我們就一定能夠粉碎堡壘主義。并且只有正確的戰略方針，才能正確的領導戰役，并正確的運用戰術以粉碎堡壘主義與粉碎“圍剿”。單純防御與短促突擊，勝利主要不依靠于戰略戰役的正確領導，而僅僅依靠于戰術，實際上只是對堡壘主義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壘主義。

　　九、在持久戰與速決戰問題上，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的了解也是錯誤的。必須明白中國國內戰爭不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而是長期的持久的戰爭，蘇維埃革命就在不斷粉碎敵人的“圍剿”中發展與鞏固起來的。因此在有利的條件下，我們完全應該從防御轉入反攻與進攻，消滅敵人粉碎“圍剿”（如一、二、三、四次戰爭及五次戰爭廣昌戰役以前）。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暫時的退卻，以保持我們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條件下轉入反攻與進攻（如五次戰爭廣昌戰役以后），這是第一個基本原則。但同時必須了解另一個原則，即為了進行長期的持久戰，對于每一次“圍剿”與每一個戰役，必須極力爭取戰局之速決。因為在現時敵我力量的對比上，對于一次“圍剿”與一個戰役采取持久戰的方略，對于我們是極端不利的。當著敵人以持久戰來對付我們的時候（如五次“圍剿”），我們必須運用正確的戰略方針，打破敵人這種計劃。在我們可能支持的時間之內取得決定的勝利，以粉碎敵人的“圍剿”。拿我們人力財力以及軍火的補充的數量，同國民黨所有的去比較（即所謂同敵人消耗，見××同志《紅星》文章），這種持久戰的了解是根本錯誤的。在這些方面，現時我們正處在絕對的劣勢。這種數目字的比較，只能證明相反的結論，即持久戰對于我們是沒有勝利前途的。

　　正因為要進行長期國內戰爭的持久戰，同時對于每一“圍剿”與每一戰役卻要進行速決戰，所以我們特別要謹慎決定我們的戰略戰役計劃。五次戰爭中單純防御戰略是根本錯誤的，在這種錯誤戰略之下進行的許多拼命主義的戰斗（如丁毛山、三溪圩、平寮、廣昌等戰役），同樣是錯誤的，紅軍一定要避免那種沒有勝利把握的戰斗。就是作戰的決定當時是正確的，但當形勢變化不利于我們時，我們即應拒絕這種戰斗。玩弄暴動是極大的罪惡，玩弄戰斗同樣是罪惡。

　　正因為要進行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所以我們一定要給與紅軍以必須的休養兵力與教育訓練的時間，這是爭取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以為五次戰爭中沒有休息訓練的可能的說法是不對的，那只是單純防御短促突擊主義者必然的結論。以為紅軍行動積極化便是使他經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應注重休息訓練也是不對的，須知沒有必要的休息訓練就不能好好的打勝仗。紅軍的編制一定要適合現時國內戰爭的環境，主力還未充實就去建立許多新的師團單位是不對的，應該于充實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單位。拿全無教育訓練又無戰斗經驗的新兵師團單獨作戰是不對的，應該使新兵師團中有老兵骨干，并盡可能在初期使他們在老的兵團指揮之下訓練出戰斗經驗來。那種不必要的笨重的與上重下輕的組織與裝備是不對的，應該是盡可能的輕裝。必須充實連隊與加強師以下的領導。

　　正因為要進行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必須反對那種把保持有生力量與保衛蘇區互相對立起來的理論。為了進行勝利的戰斗，紅軍的英勇犧牲是完全必要的，這是階級武裝的特質，是革命戰爭勝利的基礎，這種犧牲是換得了勝利。這種犧牲是有代價的，但這不能適用于無代價的拼命主義的戰斗，須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們才能真正的保衛蘇區。沒有堅強的紅軍，蘇區即無法保存。有了堅強的紅軍，即使蘇區暫時遭到部分的損失，也終究能夠恢復，并且新的蘇區也只有依靠紅軍才能創造起來。

　　在戰爭持久戰的原則之下，要反對當敵人的“圍剿”被我們用反攻戰斗粉碎了之后可能發生的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由于疲勞情緒與過分估計敵人力量所產生的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使我們懈怠消極，使我們停頓不動，使我們不能由反攻轉入進攻，消滅更多敵人，發展更大蘇區，擴大紅軍力量，使我們不能在敵人新的“圍剿”到來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圍剿”的充分條件。另一種是由于對自己勝利過分估計與對敵人力量估計不足所產生的冒險主義。這種冒險主義使我們的進攻得不到勝利（如無把握的及在當時無必要的進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使反攻中已經得到的勝利歸于減削或拋棄，使紅軍有生力量過分犧牲，使擴大紅軍擴大蘇區爭取戰略地區的發展與鞏固的任務放棄不顧。這同樣使我們不能在敵人新的“圍剿”到來之前取得繼續粉碎他的充分條件。因此反對這兩種錯誤傾向是黨在戰略的進攻問題上即在敵人兩個“圍剿”之間的嚴重的任務。

　　在戰役速決戰的原則之下，要反對根源于恐慌情緒的倉猝應戰，或對于戰略上初戰的不慎重，或對敵人戰略計劃企圖先發制敵，一戰不勝就認為沒有辦法，或借口速決戰而不作充分準備，即對于敵人的“圍剿”不作必要的與盡可能支持的時期內的一切準備等等機會主義的傾向。速決戰是要求具備一切必要條件（戰略的優勝，戰役領導的正確，運動戰不失時機，集中兵力等等）去消滅敵人部隊，只有消滅了敵人部隊才能使戰局速決，才能使敵人的進攻與“圍剿”歸于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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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利用反革命內部的每一沖突，從積極方面擴大他們內部的裂痕，使我們轉入反攻與進攻，是我們粉碎敵人“圍剿”的重要戰略之一。福建十九路軍事變是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重要關鍵，黨中央當時采取了利用國民黨內部這一矛盾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同十九路軍訂立了停戰協定，來推動十九路軍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然而，當時的××同志等卻在“左”的空談之下，在戰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針，根本不了解政治上軍事上同時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是粉碎五次“圍剿”的重要關鍵之一。相反的，以為紅軍繼續在東線行動打擊進攻十九路軍的蔣介石部隊的側后方，是等于幫助了十九路軍。因此把紅軍主力西調，勞而無功地去攻擊永豐地域的堡壘，失去了這一寶貴的機會。根本不了解十九路軍人民政府當時的存在對于我們是有利益的，在軍事上突擊蔣介石的側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軍的行動。這正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為了粉碎五次“圍剿”。這并不是因為十九路軍是革命的軍隊，相反的，這不過是反革命內部的一個派別，這個派別企圖用更多的欺騙與武斷宣傳，甚至“社會主義”之類的名詞來維持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我們在實際行動中表現給在十九路軍欺騙下的工農士兵群眾看，我們幫助任何派別反日反蔣的斗爭，我們才能更容易的揭破十九路軍軍閥的欺騙，在共同反日反蔣的戰爭中爭取他們到我們方面來。只有我們軍事上采取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的方針，才能使我們在當時這一重要關鍵上，不失去消滅蔣介石主力的機會，這種有利條件是過去歷次戰爭中所沒有的。然而，我們軍事上沒有去利用，這對于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原是不足為怪的。因為他們的目的原來不過為了抵御敵人的前進，至于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與沖突使自己轉入反攻與進攻，在他們看來是冒險的行動。

　　十一、在戰略轉變與實行突圍的問題上同樣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首先應該說的：當我們看到在中央蘇區繼續在內線作戰取得決定的勝利已經極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沒有可能時（1934年5月至7月間，即廣昌戰役以后），我們應毫不遲疑的轉變我們的戰略方針，實行戰略上的退卻，以保持我們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在廣大無堡壘地區尋求有利時期轉入反攻，粉碎“圍剿”，創造新蘇區與保衛老蘇區。國際6月25日來電曾經這樣指出：“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并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后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惶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只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在討論國際十三次全會和五中全會的決議案時，關于斗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的情形，及紅軍靈活的策略，必須進行解釋的工作，說明這種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來鞏固和擴大自己，以待機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在這一重要關節上，我們的戰略方針，顯然也是錯誤的。在“五六七三個月戰略計劃”上根本沒有提出這一問題。在“八九十三個月戰略計劃”上，雖是提出了這一問題，而且開始了退出蘇區的直接準備，然而新計劃的基本原則依然同當時應取的戰略方針相反，“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區，來求得戰役上大的勝利”，“發展游擊戰爭，加強輔助方向的活動，來求得戰略上情況的變更”，依然是新計劃基本原則的第一節二條。關于有生力量的保持問題，完全忽視，而這正是決定退出蘇區的戰略方針的基礎。這一戰役時機上的錯誤，再加上陣地戰的發揚，給了紅軍以很大的損害。這種一方面預備突圍，一方面只又“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區”的矛盾態度，正是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到了轉變開關頭必然的驚惶失措的表現。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突圍的行動，在華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惶失措地逃跑的以及搬家式地行動。正因為如此，所以這種巨大的轉變不但沒有依照國際指示，在干部中與紅色指戰員中進行解釋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議論，把數百萬人的群眾行動的政治目標，認為不是重要的問題。在主力紅軍方面，從蘇區轉移到白區去，從陣地戰戰場轉移到運動戰戰場上去，不給以必要的休養兵力與整頓訓練，而只是倉猝的出動。關于為什么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的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因此在軍事上特別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紅軍戰士的熱忱與積極性，這不能不是嚴重的錯誤。龐大的軍委縱隊及各軍團后方部的組織，使行軍作戰受到極大的困難，使所有戰斗部隊都成了掩護隊，使行動遲緩，失去到達原定地區的先機。這是根本忘記了紅軍的戰略轉變，將遇到敵人嚴重的反對，忘記了紅軍在長途運動中，將要同所有追堵截擊的敵人作許多艱苦的決斗，才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所有這些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錯誤，特別戰略方針不放在爭取于必要與有利時機同敵人決戰的原則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經常處于被動地位，經常遭受敵人打擊而不能有力地打擊敵人。就使得三個月的突圍戰役，差不多處處成為掩護戰，而沒有主動的放手的攻擊戰。就使得口頭上雖經常說“備戰”，而實際上除掩護戰外，卻經常是“避戰”。就使得紅軍士氣不發揚，過分疲勞，得不到片刻休息，因而減員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確口號在實際上變成××同志等的避戰主義的掩蓋，而不準備于必要與有利時機爭取真正反攻的勝利，就使得以紅軍戰略轉變迫使敵人轉變其進攻中央蘇區的整個計劃，以保衛中央蘇區，以粉碎五次“圍剿”以建立湖南根據地，乃至高度保持紅軍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務都不能完成。所有這些，都是在基本的戰略方針上采取了避戰主義的必然的結果。這種戰略避戰主義，是從一種錯誤觀點出發，即是說紅軍一定要到達了指定地區（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舉行反攻消滅敵人，否則是不可能的。對追擊敵人（如周薛兩縱隊），就在他們分離時與疲弊時也是不敢作戰的。而這種錯誤觀點的來源，則在于不明了當前的環境，是不容許我們這樣簡單地輕巧地徑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對追擊敵人的力量的過分估計。殊不知，這種簡單輕巧與徑直的干法，在短距離的環境不嚴重的與小部隊的行動，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數千里的在五次“圍剿”環境中的主力紅軍的巨大的戰略的轉移，則是不可能的。對不必要的與敵人無隙可乘的那種戰斗是應該避免的，而對必要的與敵人有隙可乘的戰斗則是不應該避免的。此次突圍行動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其主要原因正在這里。這一原則上的錯誤，一直發展到突圍戰役的最后階段。當紅軍到了湘黔邊境，在當時不利的敵我情況下，卻還是機械的要向二、六軍團地區前進，而不知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紅軍到了烏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況變化提出在川黔邊轉入反攻消滅蔣介石追擊部隊的任務，而只看見消滅小部黔敵以及消滅所謂土匪的任務。雖則最后兩次錯誤都因政治局大多數同志的堅決反對而糾正了，而在華夫同志等則適足表現其戰略問題上一貫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單純防御路線發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顧一切的拼命主義，或者是逃跑主義，此外決不能有別的東西。

　　十二、政治局擴大會認為一切事實證明，我們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圖拿黨的正確的路線來為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做辯護（如××同志的報告，華夫同志的發言）是勞而無功的。

　　政治局擴大會更認為這種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一種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他的來源是由于對于敵人的力量估計不足，是由于對客觀的困難，特別是持久戰堡壘主義的困難，有了過分的估計，是由于對于自己主觀的力量特別是蘇區與紅軍的力量估計不足，是由于對于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反對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的斗爭是反對黨內具體的右傾主義的斗爭。這種斗爭在全黨內應該開展與深入下去。一切把這一斗爭轉變為無原則的個人糾紛的企圖，必須受到嚴厲的打擊。

　　十三、此外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同志特別是華夫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于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在轉變戰略戰術的名義之下，把過去革命戰爭中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完全拋棄，并目之為游擊主義，雖是軍委內部大多數同志曾經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然而這對于華夫同志與××同志是徒然的。一切這些造成了軍委內部極不正常的現象。

　　與此同時，政治局更認為，過去書記處與政治局自己對于軍委的領導是非常不夠的。書記處與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擴大紅軍，與保障紅軍的物質供給方面，因此在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偉大的成績。然而，對于戰略戰術方面則極少注意，而把這一責任放在極少數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與華夫同志。我們沒有清楚的了解戰爭的指揮問題關系于戰爭勝負的全局。戰爭指揮的錯誤，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績化為烏有。政治局對于這一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自己應該承認的，書記處的所有同志在這方面應該負更多的責任，因為有些重要的決定或戰略計劃是經過書記處批準的。

　　然而，政治局擴大會特別指出××同志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于華夫同志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的去糾正，而且積極擁護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同志在這一方面應該負主要的責任，而××同志在他的結論中對于絕大多數同志的批評與自己的錯誤是沒有承認的。必須指出這種錯誤對于××同志不是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而是部分的嚴重的政治錯誤。但這一錯誤如果堅持下去，發展下去，則必然會走到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

　　政治局擴大會認為，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的領導方式。

　　十四、最后政治局擴大會認為，雖是由于我們過去在軍事上的錯誤領導，使我們沒有能夠在中央蘇區內粉碎五次“圍剿”，使我們主力紅軍不能不退出蘇區，并遭受到了部分的損失，然而我們英勇的紅軍主力依然存在著。我們有著優良的群眾條件，我們有著黨的正確的領導，我們有著物質上地形上比較良好的地區，我們有著全國廣大群眾的擁護與紅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的勝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確的作戰指揮。我們相信，這些困難在我們全體同志與紅色指戰員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時，敵人方面的困難是大大的增加了，我們活動的地區遠遠的離開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據地，蔣介石幾年經營的堡壘地帶的依靠是沒有了。軍閥內部的矛盾與不統一有了進一步的增加。我們主要敵人蔣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圍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與國民黨的賣國政策，全國國民經濟的空前的崩潰，使全國民眾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而更加同情與擁護蘇維埃革命運動以至直接為蘇維埃政權而斗爭。這些都是我們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發揚全國蘇維埃運動的有利條件。

　　必須指出，目前的環境在黨與紅軍面前提出了嚴重的任務，這就是因為帝國主義與反革命國民黨軍閥任何時候都不會放松我們。我們現在是在敵人新的圍攻的前面，中央紅軍現在是在云貴川地區。這里沒有現存的蘇區，而需要我們重新去創造，我們的勝利要在自己艱苦奮戰中取得，新蘇區的創造不是不經過血戰可以成功的。當前的中心問題是怎樣戰勝川滇黔蔣這些敵人的軍隊。為了戰勝這些敵人，紅軍的行動必須有高度的機動性，革命戰爭的基本原則是確定了，為了完成作戰任務必須靈活的使用這些原則。紅軍運動戰的特長在五次戰爭中是被長期的陣地戰相當的減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紅軍各級指揮員具有高度的運動戰戰術。因此從陣地戰戰術（短促突擊）到運動戰戰術的堅決的迅速的轉變，是嚴重的工作。對戰斗員尤其是新戰士，則須進行必要的技術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須適應目前運動戰的需要，以保證每一個戰斗任務的完成。紅軍更要從作戰中休養與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擴大自己。紅軍必須嚴肅自己的紀律，對廣大勞苦工農群眾的聯系必須更加密切與打成一片。極大地加強對地方居民的工作，紅軍應該是蘇維埃的宣傳者與組織者。目前的環境要求黨與紅軍的領導者用一切努力，具體切實地解決這些基本的問題。

　　白區黨的工作必須建立與加強。對白區群眾斗爭的領導方式必須有徹底的轉變。瓦解白軍工作必須真正的開始。廣泛的發展游擊戰爭是黨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之一。在中央蘇區，湘贛，湘鄂贛蘇區與閩浙贛蘇區，黨必須堅持對游擊戰爭的領導，轉變過去的工作方式來適合于新的環境。最后同二、六軍團及四方面軍必須取得更密切地聯系，并加強對于他們的領導，以求得全國紅軍的一致行動與互相配合。

　　政治局擴大會相信放在我們面前的這些嚴重的任務，我們是能夠完成的。完成這些任務是以后革命戰爭的新的勝利的保障。新的革命戰爭的勝利，將使我們中央紅軍在云貴川三省廣大的地區中創造出新的蘇區根據地，將使我們恢復老蘇區，將使全國各地的紅軍與蘇區打成聯系的一片，并將使全國工農群眾的斗爭轉變到勝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擴大會相信，中國蘇維埃革命有著他雄厚的歷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滅的，他是不能戰勝的。中央蘇區、湘鄂贛蘇區、湘贛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變為游擊區，不過是整個蘇維埃革命運動中部分的挫折。這種挫折絲毫也不足以使我們對于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前途表示張惶失措，實際上帝國主義國民黨就是想暫時停止蘇維埃革命運動的發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的勝利，中央紅軍在云貴川三省內的活躍，以及全國工農群眾的革命斗爭，證明整個中國蘇維埃革命正在前進中。

　　政治局擴大會指出，過去黨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對于我們黨的整個路線說來，不過是部分的錯誤。這種錯誤也不足以使我們悲觀失望。黨勇敢地揭發了這種錯誤，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了如何更好地來領導革命戰爭到徹底的勝利。黨揭發了這種錯誤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

　　政治局擴大會號召全黨同志以布爾什維克的堅定性反對一切張惶失措與悲觀失望的右傾機會主義，首先反對單純防御路線。政治局擴大會更號召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斗到底，勝利必然是我們的。

　　【選編說明】

　　這是張聞天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起草的決議。他在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前后毅然摒棄“左”傾錯誤，轉到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一邊，同當時中央的一部分同志一起支持毛澤東，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在毛澤東的幫助下，他在會上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又稱“反報告”），并受會議委托，在會議討論的基礎上，特別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并結合他個人轉變過程中的思想認識，起草了這個決議。這份重要歷史文獻的重大歷史價值至少有以下四點：

　　第一，它對中央紅軍指揮機關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路線錯誤作了全面系統地總結，成為我黨實現軍事路線根本轉變的綱領性文件。它在全黨全軍中的貫徹，為紅軍的長征勝利奠定了思想的基礎。

　　第二，它對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作了第一次系統地概括。它所論述的這些作戰原則，體現了毛澤東為代表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思想的基本原則，因而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第三，它是中國共產黨沖破教條主義束縛，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一個光輝體現。它的形成宣告了黨內占統治地位教條主義的破產和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其意義尤為深遠。

　　第四，它也是張聞天本人擺脫“左”傾教條主義，轉變到正確路線上來的一個標志，是他思想變化的一個重大界碑。決議的形成固然是以毛澤東為主導的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但是張聞天能夠起草并主持通過這個文件，不僅完全出于他的自覺，而且決議本身也融合了他本人的若干關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思想。

　　決議在批判錯誤軍事路線的同時卻對中央錯誤的政治路線作了肯定，這是因為會議當時需要集中力量解決作為關鍵也是最為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而沒有也不可能解決錯誤的政治路線問題。盡管決議中包含有當時這些不可避免的時代的痕跡，但它終究是我黨我軍歷史上少有的燦爛的篇章，張聞天起草了這一決議是他對中國革命作出的一個重大歷史貢獻。

　　【注】

　　①本決議過去所見的版本，均在題下注：“1935年1月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據查證，會議結束日期是1月17日。在1月8日所據不明情況下，《張聞天選集》1985年出版時，將其改為“1月17日”。隨后1988年中央檔案局館根據新發現的版本查明“1月8日”為“2月8日”之誤，它是決議形成文字后在云南扎西舉行會議通過的日期。但鑒于此決議的基本內容是會議通過的，故本書仍標用“1月17日”。

　　②在會上作報告的是博古（即秦邦憲），作副報告的是周恩來。在決議現存決議的各種版本中，這里和下文許多地方的姓名以“××”和“×××”隱去。本書保存了這些版本的原樣。

　　③即中央蘇區。

　　④即時任紅軍軍事顧問的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