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1900——1976），上海浦東人，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共產黨在一個較長時間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張聞天在上海的活動大致有這樣幾個階段：

　　（一）早期活動

　　1900年8月30日，張聞天出生在上海浦東祝橋鎮施灣鄉鄧三村張家宅。他自幼勤奮好學，在養正小學、南匯一高讀書時都名列前茅。1915年他就近考入設在寶山縣吳淞的江蘇省立水產學校。兩年后他離開家鄉考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19年在南京參加五四運動，站到了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前列。

　　青年時期的張聞天當過編輯（21歲從東京返回上海任中華書局“新文化叢書”編輯；22歲到美國舊金山半工半讀，任《大同晨報》編輯；24歲從舊金山返回上海任中華書局編輯）、教師；愛好文學，擅長寫作和翻譯。他很早就接觸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問題，并在成長過程中閱讀過大量西方近代進步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位熱情戰士。他從19歲參加五四運動至25歲在五卅運動中加入中國共產黨的6年時間里，在當時國內外有影響的報刊以及他所主編的刊物上，共發表了80余篇、40多萬字各種體裁的作品：長篇小說《旅途》、三幕話劇《青春的夢》等等；

　　還有近60萬字的譯作，他翻譯了美國著名通俗歷史學家房龍早年最具影響的著作“人類的故事”（翻譯后改名為“西洋史大綱”），全文25萬字，通篇文章譯得十分熨帖、流暢。

　　張聞天以多彩的創作、豐富的翻譯和深刻的評論投入當時文化戰線上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學家。

　　（二）在白色恐怖下的臨時中央

　　張聞天在上海臨時中央工作近二年時間。

　　1925年6月張聞天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畢業留校任教，1928年入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并參與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工作。

　　1931年2月張聞天與楊尚昆一起由莫斯科冒著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秘密回國，于大雪紛飛中在2月7日正月初一到達上海。回國后張聞天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常委，主要工作有：主編黨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報》、《斗爭》，根據黨的決議撰寫社論、文章，主管宣傳，鼓動工作，指導過江西省委、湘鄂西蘇區和共青團的工作、管理同共產國際聯絡的電臺。

　　因為顧順章、向忠發的叛變，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在上海的處境日益困難。9月份，國民黨反動政府向各地發出密令：懸賞通緝共黨要人瞿秋白、周恩來，賞金各為兩萬元；張聞天、沈澤民、陳紹禹、羅登賢、秦邦憲，賞金各為一萬元。

　　為了工作和領導人的安全，黨中央采取了各種措施。1932年初，中央決定由秘書長黃玠然為張聞天設立一個工作機關，同時規定此機關也為陳云、康生碰頭開會的地方。這個秘密工作機關就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平和里27號，是一座單幢三層樓的房子，此處屬公共租界。

　　在這個秘密機關里，張聞天每天同博古、陳云、康生交換情況、商談工作，然后再到三樓看文件、寫文章，直到晚飯后才回“家”。當時，他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一大早進來埋頭工作到黃昏。

　　實踐是最好的老師。“左”傾路線的到處碰壁，實際工作的不斷受挫，黨內許多同志的不滿，全國各階層反日救亡運動的高漲······，不能不促使張聞天思考臨時中央的那一套是否切合實際？是否能夠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一些與當時斗爭實際相符的、反對“左”傾的思想，開始在張聞天的頭腦中產生了，從“左”傾到反對“左”傾的轉變從具體工作中開始了，他寫文章批判取消派，論述中國社會的性質，發表了一部分捍衛黨的基本綱領和批評“左”的錯誤的重要文章。

　　10月下旬，因叛徒告密，平和里27號突然遭到搜查。根據組織安排，張聞天在摩律斯新村（今重北公寓）一個中央機關匿居一個多月，這段時間他寫出了兩篇反對“左”傾錯誤的重要文章：《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用“歌特”的化名發表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報《斗爭》上。他首先提出反對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宣傳工作中的“黨八股，”在他最熟悉的領域開始了反對“左”傾的斗爭。

　　12月底，張聞天頭帶禮帽，身穿長袍，化裝成一個富商，在一名地下交通員護送下，登上駛向汕頭的海輪。抵達汕頭后，又坐船到大埔，再由大埔秘密坐船前往福建、廣東交界的游擊區。上岸后即由武裝交通隊護送，經上杭，過長汀，順利地到達瑞金。沒幾天，陳云、博古等也先后到達。臨時中央政治局總算安全撤離到了中央蘇區。

　　（三）解放后四次到上海

　　因為政務繁忙，張聞天解放后到上海來過四次。

　　第一次：

　　1951年3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發布任命張聞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特命全權大使的消息。

　　2月28日——3月底，利用上任前空隙，到上海、杭州、廣州等地考察，首先去的就是上海。在上海參觀了一些工廠和企業，停留期間把一直在家鄉農村勞動的長女維英從老家接到浦西駐地會面，對女兒所提希望在上海安排一適當工作的要求表示：“你還是在農村好，種種地，照顧好母親和孩子，不是很好嗎？”

　　第二次：

　　1958年4月，響應毛澤東關于干部到下面“走馬看花”，實地考察的號召，到上海、杭州、紹興調查。這次調查歷時二十五天，共參觀考察了四十個工、農、商業企業和科研單位，并同三地的外事部門和一些基層負責同志座談十三次。

　　4月5日——8日：在上海分別約談各涉外部門負責人談話，聽取匯報。在聽取匯報和座談過程中，不斷提出詢問，并解答下面同志所提問題，有時還就全局工作發表意見。8日參觀上海紡織工業比先進展覽會。

　　4月8日、9日在上海先后發出致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并報毛澤東主席的2份報告。第一份反映蘇聯駐上海領事館工作方向的變化；第二份建議加強對外宣傳統一領導。

　　4月9日——11日，接連考察了上海電機廠等七個國營企業，宏音無線電廠等四個公私合營工廠，以及出口陳列館和蓬萊區委。

　　4月12日，到家鄉浦東南匯農村考察。這是闊別33年后第一次回鄉。上午偕夫人劉英乘車先到頻臨東海的白龍港，視察海軍岸炮陣地，觀看解放后新修的防波堤，接著來到離家鄉十來里的江鎮鄉，同在鄉政府值班的文書談話，了解當地情況。隨后到老家張家宅，受到父老鄉親的熱烈歡迎。午后找縣里負責人座談，隨后到勤豐農業合作社作調查，組織干部群眾座談。座談會涉及內容廣泛。會后還訪問了兩個社員家庭。

　　4月13日，就上海外貿局局長齊維禮建議在我國舉辦國際博覽會一事報告周恩來、陳毅并報毛澤東。報告認為齊的建議“是一個好方法”，建議來年在上海舉辦一次國際博覽會，使當時一部分工業產品從國內市場轉向國外市場；同時使得國內許多廠礦獲得一次“觀摩和學習新技術產品的機會”。

　　4月13日-14日，繼續在上海參觀調查工廠、農村。

　　（4月16日——24日，到杭州、紹興調查、參觀）。

　　4月25日——29日，繼續在上海調查、參觀。在25日發出致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并報毛主席的信，建議改變保留少數外商作為點綴的方針。26日匯報參觀考察的感受。

　　4月28日，在上海外事處全體干部會上講話，說明外交工作總的目的是爭取和平環境，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第三次：

　　1959年3月30日——4月1日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曾參觀上海輕工業研究所和上海益民食品一廠。

　　4月2日——5日，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全會檢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通過了《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關于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的方案》。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提倡“海瑞精神”，“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張聞天在小組會上發言，表示贊同毛澤東的意見，但是認為光講一面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風氣，使人敢于講話而不害怕。發言還強調實事求是，舉外交部的煉鋼為例，認為到處砸鍋煉鋼是得不償失。發言舉廣西有礦石沒有汽車，有汽車沒有汽油和零件，礦石還是運不出來為例，說明經濟工作不講綜合平衡不行。會議期間對身邊秘書說，現在做計劃的同志方法不對頭，不是根據調查研究所得實事求是地定指標，而是根據上面的一句話。原因就是不敢提意見。

　　4月9日乘火車離開上海返回北京。

　　第四次：

　　1962年4月至6月，已是戴罪之身的張聞天獲準到江蘇、上海、浙江、湖南三省一市進行了二個多月的社會調查，重點是各地剛恢復的集市貿易情況。（圖冊189頁圖353）

　　這次南方調查，可謂處境特殊。雖說七千人大會后國內政治環境同廬山會議后已經大不一樣，但張聞天畢竟沒有甄別平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黨集團成員”這兩頂帽子仍然戴在頭上，給調查帶來不少困難。

　　這次調查輕車簡從，隨行的有夫人劉英、秘書王政云、經濟所的張天心。4月18日從北京出發，到了徐州、淮陰、揚州、高郵、鎮江、常州、宜興、無錫、蘇州、太倉，一路了解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的情況。

　　5月27日，到達上海，住余慶路190號招待所。上海的態度與江蘇各地相比，可以說冷到極點，這種冷遇反映的是上海市委主要負責人柯慶施的態度。

　　張聞天提出，請市委農村工作部談農民的口糧情況，可是5月30日下午，來的卻是川沙縣的一位副縣長張震言。原來市里把這事推給了川沙。張聞天最關心的是目前的群眾生活，詳細詢問了糧食產量、口糧標準。從交談中，張聞天知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浦東地區也有游擊活動，張震言也是浦東人，兩人越談越投機，談了一個下午，張聞天留副縣長吃了晚飯再走。

　　6月1日，張聞天回家鄉進行調查。他穿著一身灰卡其布中山裝，一雙布鞋，一口浦東官話，同家鄉父老見面。迎接他的是縣、公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干部。四級干部都準備好了稿子，張聞天建議大家還是隨便談談，于是圍繞家鄉變化、農副業生產、群眾生活，公社企業等情況，有問有答，談了一個上午。下午，張聞天回老家施灣公社張家宅，與家鄉父老互道思念之情，家鄉人民的熱情，使他更感到一名老共產黨員責任的重大。

　　6月4日離開上海去湖南。第四次調查在上海8天時間。

　　二個多月的調查結束后，張聞天給黨中央報送開放全國市場報告（圖冊192頁 圖362），這份報告后來被簡稱為“集市貿易意見書”，在這份意見書中，張聞天首先對集市貿易的發展趨勢作出估計；怎樣突破人為限制和障礙，進一步實行發展集市貿易的方針？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這些建議，體現了張聞天對市場作用的重視，他對擴大、發展集鎮市場的經濟意義與政治意義的論述是非常深刻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夫人劉英曾擔心弄不好又要引火燒身。張聞天堅持要送，說這是影響人民生活的大問題，我是共產黨員，既然看到了問題該建議的還是要建議。后來事情的發展果不出劉英的預感。報告送出不到三個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再次強調階級斗爭，斷言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將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張聞天出席了第一天的小組會議后即被通知接受審查。停止參加中央一切活動，從此也不讓再閱讀文件。這篇報告不但沒有被采納，反倒成了他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罪證，從而進一步挨整。

　　到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遭到批斗后張聞天被遣送廣東肇慶。1971年林彪集團垮臺，隨后他打報告申請要求回北京養病，未能獲準，再次申請時，他就提出“以上海為養老地點”，又未獲準，這才最后落腳到了無錫。雖然從今天看，那時“四人幫”直接控制的上海對他來說，其政治環境未見得比無錫有利，然而他所提出的“上海養老”要求，卻多少表現出他對這座與其一生有著難舍難分情結的城市的深戀之情。

　　作為一個從上海浦東走出去的領袖人物，張聞天對上海有著特殊的情感。他在這塊土地上出生、成長、戰斗；他在這塊土地上感受人民的喜悅、疾苦；同樣這位老革命家令家鄉人民感到無比自豪！張聞天永遠是阿拉上海人的驕傲！

　　本文參考書目：程中原《張聞天傳》

　　張培森《張聞天年譜》

　　201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