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英同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姐。近十年來，她應約在《人民日報》、《望》周刊等報刊上，相繼發表了不少文章，回憶自己的革命經歷，回憶她和張聞天同志幾十年風雨同舟、命運與共的歷程，得到各方面的好評。現在中共黨史出版社結集出版，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大姐回憶文章提及的許多事情是我和他們共同經歷的，自然地引起我對往事的回憶和對聞天同志的懷念。
我認識劉英同志，是在她結束留蘇生活回到中央蘇區以后。同張聞天同志認識，則早在1927年底我到莫斯科學習時。他曾在重慶從事新文化運動，得到我四哥楊公的支持和幫助，還在我家里住過；李伯釗又是他的學生，所以我同聞天同志的關系比較親近。1931年初，我們兩人一起被派回國。從上海；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直到長征出發前不久我被派到三軍團當政委，不少時間我在聞天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
聞天同志喜歡研究問題，堅持獨立思考。他善于從錯誤和挫折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糾正錯誤。他在上海就提出反對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到中央蘇區后在一系列重要問題上同博古等同志發生分歧，他被排擠到人民委員會。在同毛主席合作共事的過程中，逐步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確主張。長征出發前我們在《紅色中華》上讀到張聞天寫的署名社論。這篇社論中的許多新思想，如關于中國革命戰爭的長期性，關于保存有生力量以爭取勝利，關于靈活運用各種斗爭方式特別是退卻和必要時轉移地區的方式，是聞天同志在接受毛主席軍事戰略思想的基礎上，堅持獨立思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血的教訓的結果。
聞天同志不居功，不爭權，謙虛謹慎，嚴于律己。遵義會議實現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聞天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央蘇區時期，聞天同志就多次公開批評博古等人的“左”傾錯誤，同博古等人進行爭論；在長征途中，他又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同“左”傾錯誤領導進行反復斗爭，并首先把要變換軍事領導的問題提了出來；在遵義會議上，聞天同志第一個站出來，系統地批評“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所以，遵義會議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由聞天（洛甫）同志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的總負責人。但聞天同志再三推辭。。本文是楊尚昆同志為劉英同志著《我和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一書所寫的序言，標題為編者所擬。這個問題被擱置起來，直到二十來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才擔任了黨中央的總負責人（當時口頭上都稱“總書記”）。
聞天同志受命于危難之時，很好地完成了歷史賦予的重托。他立即主持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并迅速傳達貫徹到紅軍各部隊和各地蘇區，實現了戰略方針的轉變。同時，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由于作為黨中央總負責人的張聞天同紅軍實際上的統帥毛澤東密切合作，領導黨和紅軍沖破了敵人的圍追堵截，戰勝了張國衰的右傾分裂，跨過了千山萬水，取得了長征的勝利。到達陜北以后，聞天同志主持召開了瓦窯堡會議，作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定；積極支持毛澤東同志過黃河東征的決策，擴大和鞏固根據地；根據形勢的發展，及時采取了“逼蔣抗日”的策略。為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聞天同志也作出巨大的努力。此后，張聞天和毛澤東一起指導了我黨同國民黨進行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談判；抗日戰爭爆發后，及時召集洛川會議，規定了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原則，確定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和紅軍在敵后進行山地游擊戰為主的作戰方針。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聞天同志在黨中央“總書記”的崗位上克盡職守，作出了貢獻。
聞天同志能上能下，善于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遵義會議之后，一切重大政治問題，他都與毛澤東同志預先商量，然后作出處理。1938年王稼祥同志回國后，他就主動提出總負責人的職務應讓毛澤東同志擔任。特別使我敬佩的是，毛澤東同志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指出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黨中央所犯錯誤是路線錯誤后，聞天同志在當天會上就誠懇表示應該徹底清算這一時期的路線錯誤，提出為了克服主觀主義，要“補課”，去搞調查研究和做實際工作。1942年春節前，他就帶領調查團向晉西北出發。我和富春同志去送他，在晨濤中握別，他情緒飽滿，完全是一種去迎接新的生活的姿態。他深入晉西北和陜北農村，調查研究，搞了一年多，寫出不少有實際材料、有理論分析的調研報告。抗日戰爭勝利后，他主動要求到東北做地方工作。他當省委書記，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理論來解決東北革命和建設中的實際問題。他向中央提出了關于五種經濟成分和經濟建設方針的報告，為黨中央、毛主席采納，成為新中國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至今還有參考價值。新中國誕生以后，他到了外交戰線，又悉心研究國際形勢和我國的外交戰略策略，較早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的主要趨勢是和平而不是戰爭，新的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民族主義還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樣適用于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等論點。黨中央和毛主席對聞天同志的意見是重視的。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毛主席還在聞天同志《關于若干國際問題的意，見》上寫了“很可以一看”的批語。聞天同志真是干一行愛一行，干什么鉆研什么，在每一個崗位上都做出了杰出的成績。
聞天同志政治上的堅定性是同他對真理的不倦追求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不顧個人的得失，作長篇發言，明確支持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從理論上和政治上追根探源，深刻分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聞天同志因此受到錯誤打擊，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每寫出一篇文章就送到我那里，由我印出來分送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1962年七干人大會后，聞天同志在劉英同志陪同下，到江蘇、上海、浙江、湖南就流通和市場問題作了調查，回到北京后不久，就給毛澤東同志送了關于進一步開放市場、發展集市貿易的調查報告。聞天同志的這些富有創見的報告、文稿在當時不可能得到重視，大多沒有下文，有些還惹來新的麻煩，但他不管這一切，仍然換而不舍地做下去。“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嚴重迫害，后來又被遣送到廣東肇慶，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條件下，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結合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寫下了批判“左”傾錯誤。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不少理論文章，為黨和人民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他上下求索，竭忠盡智，為黨為人民真正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劉英大姐在莫斯科留學時就認識了聞天同志。她是經過大革命洗禮的女革命家，到中央蘇區后是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干部，遵義會議后不久擔任中央隊秘書長。她同聞天同志在革命斗爭中相互了解，情投意合，在長征到達陜北以后終于結為夫妻。在聞天同志離開中央以后，特別是在聞天同志遭受錯誤打擊、含冤受屈的17年漫長歲月里，她始終陪伴著聞天同志，堅貞不渝，相儒以沫。我從劉英大姐在這本書中記述的她與聞天同志命運與共的歷程中，不僅看到了聞天同志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功績，而且也看到了劉英同志這樣的一代中國革命女性的崇高品格。
由于劉英大姐的特殊經歷，書中還記錄了許多黨史上鮮為人知的重要史料；對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博古、鄧小平、彭德懷、王稼祥、胡耀邦以至張國意等人的音容笑貌、個性特征，也有真實生動的描寫，這是從別的書里難以讀到的。
我樂于向讀者推薦劉英大姐的這本好書，希望讀者從中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