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張聞天曾犯過“左”傾錯誤，但他經過各種實際斗爭的磨練，能夠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并從“左”傾教條主義中分化出來，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在中國共產黨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和毛澤東等一起，確保了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期間的一次講話中說道：“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洛甫就是張聞天，他曾犯過“左”傾錯誤，但他經過各種實際斗爭的磨練，在毛澤東的影響下，終于在長征途中同“左”傾教條主義決裂，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和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轉折。

　　一、在斗爭實踐中逐漸省悟

　　張聞天同博古（秦邦憲）都曾在蘇聯留學，思想比較接近。1931年秋，實際負責黨中央工作的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博古被推舉擔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在此期間，張聞天作為中央政治局三名常委之一，與博古合作共事，在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面，并沒有什么原則分歧。但隨著“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實踐中不斷碰壁，張聞天和博古的思想認識逐步有了許多不同。特別是1933年1月，張聞天隨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瑞金后，在紅軍反“圍剿”斗爭和其他實際工作中，張聞天越來越多地看到“左”傾的危害，同博古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他們在政治上的分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統一戰線策略的認識不同。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占領山海關，向華北入侵的形勢下，中共發表了關于共同抗日三條件的宣言，表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愿與任何部隊訂立共同作戰協定。這一宣言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博古認為，宣言是對國民黨軍隊的士兵群眾和下層軍官說的，至于上層軍官，宣言只是個宣傳口號，是用來揭露國民黨的造謠誣蔑的。張聞天的理解卻是：我們的宣言是宣傳，也是行動的號召，既是對下層官兵，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圍繞“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博洛進行了爭論，但博古沒有采納張聞天的意見。

　　第二，對聯合十九路軍的認識和態度不同。1933年六七月間，蔣介石坐鎮廬山，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彭德懷統率的紅軍在對國民黨十九路軍作戰中節節勝利，十九路軍陷入窘境。蔡廷鍇等十九路軍將領原就和蔣介石不和，此時聽從身邊進步人士的勸說，決定“聯共反蔣抗日”，并主動派代表秘密前往紅軍駐地商談。博古對此疑慮重重，認為他們此舉是緩兵之計，因此，十九路軍代表到瑞金談判時，他避而不見。張聞天卻十分重視這次談判，認為同十九路軍停戰而合作抗日，對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對整個反蔣反日斗爭，都有重大意義。張聞天當時是具體指導談判、簽約的領導人之一，他熱情接待了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談判進行了近一個月，雙方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等發動了“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了聯共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簡稱“福建人民政府”）。此時的博古還對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關門主義方針。張聞天在11月21日的《斗爭》上發表文章，鮮明地批評了博古的“左”傾幼稚，明確提出了“進行上層統一戰線”的主張。但博古他們卻采取“完全不配合”來應對“福建事變”。“福建事變”之際，正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受挫之時，這一事變使國民黨的包圍圈出現了一個大缺口，如果那時紅軍和十九路軍聯合，不僅蔣介石的“圍剿”將破產，而且可以對南京政府形成威脅。可惜十九路軍在遭到蔣介石重兵“討伐”，派參謀長尹時中于1934年1月9日到瑞金求援時，博古等遲遲不肯答復，致使維持了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終于1月13日解體，紅軍失去了一次與十九路軍聯合作戰、粉碎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的絕好機會。

　　第三，廣昌戰役使“博洛矛盾”激化。廣昌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1934年3月，敵人集中11個師向廣昌作堡壘式推進。一直倚重軍事顧問李德的博古，這次仍然聽從李德的意見，決定堅守廣昌，與敵決戰。毛澤東、張聞天等堅決反對，博古等根本不聽，調集紅軍9個師的主力部隊，與兵力和武器裝備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拼陣地戰、消耗戰，使紅軍兵力損失巨大，不得不在4月28日放棄廣昌。廣昌戰役失敗后，在中革軍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張聞天向博古等提出了批評。博古不但不接受，反給張聞天亂扣右傾帽子，博洛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

　　在博洛矛盾加深之際，毛洛逐漸走到了一起。張聞天和毛澤東的合作開始于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后。六屆五中全會后，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聞天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連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從1934年２月起，張聞天的辦公地點和住處，搬到了沙洲壩，同毛澤東在一起辦公，住地也緊靠在一起。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后，沒有按照博古等人的意圖排擠毛澤東，相反，同毛澤東進行了好幾次長談，對他十分尊重，毛洛關系逐漸密切起來。從三件事能看出“毛洛關系”發展的脈絡。一是張聞天與毛澤東合著《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1934年１月起，張聞天在他主編的《斗爭》上發表了毛澤東的《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1934年4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出版。二是張聞天與毛澤東對廣昌戰役的態度完全一致。在一次軍委會上，毛澤東支持張聞天，反對博古等的錯誤指揮。三是長征出發前毛澤東和張聞天對中央錯誤領導的認識基本形成一致。在共同的居住地云山古寺，他倆通過坦誠地交談，相互傾吐對黨內錯誤領導的不滿和即將失去中央蘇區的憂憤。到此時，可以說毛洛在不少重大問題上的看法基本一致了。

　　1934年9月29日，在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張聞天發表了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早在廣昌戰役失敗后的５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已作出紅軍戰略大轉移的決策，向共產國際報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對于這一重大的戰略轉變，中央在干部與指戰員中沒有進行解釋，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討論，何時撤何處去，始終秘而不宣。直到９月下旬，中央才要張聞天寫一篇社論，從理論上對紅軍戰略大轉移作出解釋，來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這篇社論較早提出了關于中國革命戰爭的若干重要戰略思想，批評了“只要進攻”的直線式戰略，提出“依照當時的具體環境而決定采取進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卻”的戰略思想；從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高度強調了革命戰爭的長期性；闡明了戰略轉移的目的是為了保持“紅軍主力的有生力量。”這些戰略思想已為紅軍長征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在我黨的軍史和黨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價值。

　　二、在關鍵節點勇于堅持真理

　　長征開始時，中央紅軍采取了“大搬家”的方式，大量輜重物資依靠大批民工肩扛手抬，紅軍主力在周圍掩護，行動遲緩，處處被動挨打。尤其是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之戰，紅軍損失慘重，人員從出發時的８萬多銳減至3萬多。此時，蔣介石已識破了紅軍想前往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遂調集重兵在前面布下口袋陣，只等紅軍前往，以便圍而殲之。而李德、博古卻不顧戰局的變化，仍然堅持原來的進軍方向和路線，這無異于自投羅網。形勢萬分危急，革命前景堪憂。

　　長征出發后，張聞天就一直和毛澤東、王稼祥在一起，一路開懷暢談，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軍事指揮上的一系列失當之處，在毛澤東觀點的基礎上，三人的思想更趨一致，并開始在政治局內公開批評中央的錯誤軍事指揮。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省通道縣舉行的中央領導人緊急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軍的主張，否決了李德繼續向湘西進軍的方針。12月15日，在黎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激烈爭論，在毛澤東、張聞天的堅持下，正式確定了紅軍向川黔邊地區發展的戰略方針。1935年1月1日，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進一步批評了李德、博古要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發布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并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

　　在這一斗爭過程中，張聞天深深意識到，如不從根本上變換紅軍的軍事領導權，錯誤指揮仍難避免。因此，在一次行軍途中，他直截了當地對王稼祥說：這仗這樣打，看來不行，還是要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他的這一主張，經過王稼祥的聯絡，得到了紅軍許多高級將領的一致贊同。

　　張聞天和其他同志的這一系列努力，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做好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1935年1月15日，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召開。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會議由博古主持并作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了客觀的困難，用客觀原因掩蓋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他沒有把失敗原因推給客觀，而是對軍事戰略和戰術進行回顧和總結，并主動承擔了責任。

　　這時，張聞天首先站了出來，旗幟鮮明而又系統地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和深刻教訓，有力地批駁了博古在報告中把失敗歸因于客觀方面的論調。由于這個報告的調子與博古的主報告截然不同，所以被后人稱為“反報告”。這個“反報告”的提綱實際上是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三人的看法，以毛澤東的觀點為主，由張聞天執筆。此時由張聞天發言，分量很重，因為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是人民委會員主席。在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中，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僅次于博古而與周恩來相當。張聞天的反報告為遵義會議定下了基調，同時也成為他與“左”傾錯誤決裂的標志。

　　隨后，毛澤東作了一個多小時的長篇發言。王稼祥、朱德等也先后發言，除個別同志外，大家一致贊同張聞天和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博古的總結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會議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是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遵義會議在1月17日結束時作出了以下決定：

　　（一）毛澤東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至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

　　（四）取消以博古、李德為主要成員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毛澤東從此重新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指定洛甫起草決議，意味著將解除博古黨中央負總責的職務而由洛甫接替。由于張聞天再三推辭，時間也很急促，對黨中央總負責人的變換，遵義會議未能作出明確決定。1935年２月5日，紅軍中央縱隊到達云南、貴州、四川交界處一個叫作“雞鳴三省”地方，這天晚間中央常委開會討論分工，作出決定，由張聞天擔任黨中央總書記，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為此，黨中央發表了一個撤銷博古職務的聲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從此，開始了“毛洛合作”（即黨中央總書記洛甫和紅軍實際上的最高統帥毛澤東的合作）領導全黨全軍進行長征的歷史新篇章。

　　三、在肩負重任中決然前行

　　張聞天接任黨的總負責人職位，可說是奉命于危難之際。那時，紅軍遭受了一連串的重大挫折，仍然處于優勢敵人的圍追堵截之中，遵義會議雖然批判和取消了原來的錯誤軍事指導方針，但以后的路究竟怎么走？怎樣才能帶領全黨全軍走出困境，打開一片新天地？嚴峻的考驗擺在張聞天等領導人面前。他接過這副重擔后，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華，同毛澤東密切配合，團結中央政治局和軍委負責同志，按照遵義會議的精神，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決策部署。

　　一是起草并傳達貫徹《遵義會議決議》。在遵義會議召開后的20多天時間里，他利用行軍作戰間隙，以他在會上所作的反報告為基礎，同時吸收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等其他同志的發言內容，并根據形勢發展的新變化和作出的新決策，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這份重要的歷史性文獻。《決議》記述了遵義會議的過程和內容，匯總了會議的主要成果，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和戰略轉移中重大挫折的沉重教訓，指出“左傾”錯誤軍事領導是造成這一后果的根本原因，同時以很大篇幅總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紅軍集體創造，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正確戰略戰術原則。這份《決議》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光輝文獻，為指導紅軍實現戰略思想的重大轉折、粉碎敵人的圍追堵截，取得長征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決議》在２月８日政治局會議上通過后，張聞天立即于10日在扎西召開軍委縱隊營、科以上干部會議進行傳達。為了盡快向各級干部傳達，他又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大綱》，印發紅軍各單位，并通過電報發給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以及留守的中央軍區。這樣，在２個月時間內，遵義會議的精神就傳達到了全黨全軍。

　　二是支持毛澤東行使軍事指揮權。1935年2月28日，紅軍第二次占領遵義以后，張聞天提議成立一個前敵司令部，請毛澤東擔任前敵總指揮。3月12日，張聞天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成立新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至此，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中的領導地位基本形成。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四渡赤水，跳出包圍圈，甩掉了圍追堵截的敵人，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但毛澤東這種高度機動靈活、不斷迂回穿插的戰略戰術，一開始并不為所有人理解，部分干部戰士對于不斷行軍走路帶來的勞累產生了埋怨情緒，林彪等個別人甚至由此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產生了懷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35年5月12日，張聞天在會理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張聞天嚴厲地批評林彪等人對毛澤東的錯誤態度，毛澤東也在會上駁斥了林彪所謂“不走弓弦，走弓背路”的謬論。會理會議開了兩三天，最后由張聞天作結論，他肯定了從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正確的軍事指揮，批評了林彪反對機動作戰、在部隊中叫苦甚至企圖更換軍事領導人的錯誤。通過會理會議，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三是依靠集體領導制定正確的長征方針。長征開始時確定的向湘西轉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方針，因敵情的變化而無法實施，紅軍何去何從，是亟待解決的緊迫問題。遵義會議確定了北渡長江“赤化四川”的方針，但在實施過程中，因戰局的千變萬化，仍需根據主客觀的條件作出相應的決策。張聞天就任后，把這件事作為最緊迫的一項工作來推動落實。遵義會議結束后，1月19日，紅軍撤離遵義，向赤水方向前進，以便渡江入川，不料遭到川軍頑強抵抗而失利。２月6日、7日，張聞天在行軍途中連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避開敵人已加強的長江防線，轉向敵兵力比較空虛的黔北，“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并在2月16日發布的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中進一步明確：“決計停止向北發展，而最后決定在云貴川三省地區創立根據地。”５月初，經過四渡赤水和佯攻貴陽、昆明的機動作戰，敵人兵力被調動分散，紅軍乘勢渡過金沙江，實際上實現了遵義會議確定的渡江北上的戰略目標。在這樣的戰場態勢下，張聞天于5月12日在會理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作出了繼續北進，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的計劃。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戰略方針問題又尖銳地擺到了面前。張聞天決定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在此之前，他寫了《奪取松潘，赤化川陜甘》的文章，發表在《前進報》上，他在文中贊揚了兩個主力部隊會師的偉大意義，同時客觀分析了下一步是原地“長久停留”還是“西進”或“北進”的利弊，最后明確提出了北上，“在川陜甘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這篇文章是紅軍長征史上最早系統闡述北上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地戰略方針的重要文獻，它為隨后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的會議上，一致通過了“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從此，紅軍確定了長征的最終落腳地，行動有了更明確的方向。

　　四是領導開展反對張國燾分裂活動的斗爭。張國燾素有野心，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他就對抗中央北進的方針，提出西進西康、青海或南下川南的主張，這顯然是畏敵避戰的逃跑主義。張聞天寫的《奪取松潘，赤化川陜甘》一文就是針對他這一主張的。在兩河口會議上，經過其他同志的充分說理，他雖然勉強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針，但當他得知一方面軍經過長途征戰僅有3萬人不到時，其個人野心就急劇膨脹。他自恃資格老，四方面軍又有8萬多人，就不斷違抗中央指示，并伸手向中央要權。張聞天和中央其他同志一起，以極大的耐心和忍讓對其進行有理有節的爭取和斗爭。兩河口會議后，中央任命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但他仍不滿足，沒過幾天，就違背兩河口會議決定，制造事端，要挾中央。張聞天從團結北上的大局出發，主動表示愿意讓出自己擔任的黨中央總書記的職位，毛澤東不同意，經商量，周恩來把總政委的職務讓給了張國燾。張國燾隨即又提出了一個要求安排四方面軍十幾個人進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名單。為此，張聞天于8月4日在沙窩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一方面，再次肯定并堅持了中央的北上方針，抵制了張國燾的“西進”“南下”主張；另一方面，也在可能范圍內盡量采納了他的干部任命要求。沙窩會議后，為有利于兩個方面軍配合北上，中央決定將一、四方面軍組成左右兩路：右路軍由一方面軍的一軍、三軍和四方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左路軍由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和一方面軍的五軍、三十二軍組成，由朱德、張國燾率領。但張國燾又一次玩弄兩面手法，會上贊成《沙窩會議決議》，會后繼續對抗中央的北上計劃，在中央一再電令催促其北上的情況下，張國燾竟于9月9日密電陳昌浩，背著中央令陳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此電被葉劍英看到，他覺察出張國燾企圖分裂紅軍和危害中央的陰謀，立即告訴毛澤東。毛澤東感到情況危急，隨即和張聞天等商量對策，張聞天臨危不亂，于9月10日凌晨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率領右路軍中的一、三軍離開了危險地區。9月12日，張聞天在俄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討論張國燾的分裂錯誤和紅軍今后的行動方針，確定由張聞天起草《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會上，還決定將北上的紅軍縮編為工農紅軍陜甘支隊，繼續迅速北上。經過一個多月的戰斗和行軍，終于在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跋涉，縱橫轉戰11省，至此勝利完成了長征。此后張聞天與毛澤東團結全黨、全軍同志，包括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戰士，借助共產國際的影響，繼續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開展堅決而有策略的斗爭，最終粉碎了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圖謀，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四方面軍也在和二方面軍會合后一起北上，于1936年10月9日到達會寧，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完成了中國工農紅軍全軍的長征。

　　綜觀遵義會議前后的張聞天，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張聞天曾經犯過“左傾”錯誤，但他能夠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方針，在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關頭，和毛澤東等一起，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其間，他體現出來的那種敢于修正錯誤，顧全大局，以黨的利益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堅強黨性、高貴品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值得我們每個黨員學習。

　　參考資料：

　　１、《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第149、167、169、170、173、175、179、183、184頁

　　２、《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第497頁

　　3、《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程中原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4頁、５頁、8頁、４４頁、52頁、53頁、6９頁

　　4、《張聞天文集》（一），中共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2月修訂，第358、360、377頁

　　5、《毛澤東張聞天與長征勝利》，程中原著，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6月第１版，第36頁、43頁

　　（作者系張聞天舊居主任，文博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