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實以1927年4月11日夜青幫誘捕汪壽華為起始，翌日上午反動軍隊實施了對上海工糾隊武裝的全部繳械，同日還攻破大小機關八十余所，拘捕共產黨一二等干部三百余人，第三天又有寶山路血案發生。上海一時血雨腥風，由此粵、閩、浙、江等反革命分子紛起迫害共產黨人與革命群眾，中國共產黨被步步推向生死存亡的懸崖邊緣。對此影響全局的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危機決策失當，幾乎導致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滿盤皆輸，教訓深刻。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遭到搜捕和屠殺

陳獨秀在赴漢前夕多策并舉

勉強形成應對危機的預案

北伐軍攻克武漢后，中共中央委員開始向武漢遷移，進而組建了臨時中央委員會。但是，總書記陳獨秀堅持坐鎮滬上，并指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一度擁有上海與武漢這兩個領導中心。然而，隨著蔣介石親信白崇禧所率領東路軍開進上海，特別是在南昌已充分暴露其反共面目的蔣介石到滬，國民黨右派勢力紛紛聚集，帝國主義、上海資產階級趁機拉攏，形勢朝著不利于共產黨的方向迅速逆轉，逼迫中共中央必須做出應對決策。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曾建議到上海去討論有關蔣介石的問題，但因臨時中央抵觸而作罷。為此，陳獨秀先后提出兩個對策以避免同蔣的沖突：其一，是爭取“左傾”的薛岳部對付右派軍隊。然而，蔣介石到滬后聽白崇禧匯報第1師師長薛岳“有左傾跡象”，立時將其調離上海中心城區。共產黨努力爭取來接防的劉峙第2師，蔣索性將此兩部調往滬寧線，改由原孫傳芳部隊第26師駐滬。其二，通過擴大反帝運動來遲滯蔣介石的反共攻勢。陳獨秀提出：“反英運動要擴大，可逼蔣對民眾的進攻減少。”進而具體布置了反英運動的三項工作：一是開展“民眾的宣傳”，二是實現“英廠罷工”，三是抵制英貨，并提出“收回租界”的口號。此方案基于如下政治理念：打倒列強除軍閥是國民革命的任務目標，在抗擊外敵任務吃重的情況下會自然增強內部的團結，從而緩解國共的沖突。然而，蔣介石集團為爭奪北伐勝利果實寧愿與帝國主義媾和，共產國際亦發來電報制止沖擊租界，此計不成。

形勢迫使共產黨人奮袂而起。陳獨秀預見到“將來的糾紛問題，為糾察隊的武裝解除問題，如果我們不馬上動作，將來就將純全為國共爭斗，完全失掉聯合戰線。所以我意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抵抗，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斗”。在3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上海區委會議上，陳獨秀在綜合分析蔣介石在贛州殺害共產黨人，以及英美炮擊南京城的南京事件后進一步指出：“現在帝國主義與新軍閥已經進攻了……所以中央與區委已決定準備防御戰爭。”中共中央與上海區委主要從軍事與群眾兩方面準備。在軍事準備方面，加緊上海工人糾察隊的建設。陳獨秀提出“糾察會要組干部會，要調得力者百余人為干部，糾察隊中心”，加緊編制與訓練。在群眾工作方面，則“作深入群眾的宣傳”，“做到一下命[令]即可發動的地步”。上海區委積極行動起來，命令“如果蔣介石來繳糾察隊的械，所有工人都罷工，到華界來援助繳蔣軍隊的械”。

在準備“防御戰爭”的同時，中共中央并未放棄拉攏國民黨當權派、爭取局勢緩和的努力。1927年4月1日，當時公認的“左派”領袖汪精衛抵滬，成為共產黨與國民黨右派雙方爭取的對象，三天后汪、陳宣言發表，共產黨方面旨在以此緩解國共緊張關系，實則是放棄原不可實行的沖擊租界方案，以及打倒國民黨右派的決心，來換取國民黨“決無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的一紙承諾。隨后，陳獨秀于4月6日登船離滬，10日來到漢口。當天，在陳獨秀缺席的情況下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通過羅易提出的《關于上海工作的決議》，尖銳地指出在上海工人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建立民主政權之際，“當時，蔣介石及其將領采取了破壞革命群眾運動的措施（鎮壓市民會議，解除糾察隊武裝等等）。這樣，國民運動內部的反動資產階級分子同各被壓迫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沖突，因蔣介石占領了上海而尖銳化起來”。面對反革命聯盟的合力絞殺，無產階級要使上海擺脫失敗，根本不足“是由于缺乏堅定、敏銳和有階級覺悟的領導”。“我們的任務是立即采取措施加強上海無產階級的領導。”“當前的任務是要保存上海無產階級的實力和審慎地指導他們對反動派進行斗爭。”“必須以一個載有明確要求的政綱去開展群眾鼓動工作。”暴露蔣介石的真面目，擴大國民革命陣線，“使真正的國民黨隊伍從蔣介石將領的軍隊中分化出來”。決議還特別指出：“在進行群眾鼓動的時候，必須建立秘密組織，以期在反動派實行突然襲擊時，不致使整個運動遭到破壞或瓦解。”但是，當時已沒有了付諸實施的時間。第二天蔣介石密令“清黨”，入夜，上海幫會流氓搶先行動。

1927年3月爆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

黨內出現較大的意見分歧

僅憑力量有限的上海工糾隊武裝，設想以數十萬眾的赤手空拳群眾來對抗全副武裝的國民黨右派軍隊，勝算幾成就是中共中央與上海區委也并不樂觀。更何況對手招術陰毒，青洪幫流氓打上門來，制造工糾隊內訌的假象，反動軍隊以此為借口發動，從4點起交火到上午9點，僅用5個小時即將上海共14處工糾隊各個擊破，全部繳械。喪失工人武裝，此后工人群眾運動于事無補，特別是4月13日群眾游行在寶山路、鴻賓路口遭到開槍射擊。在白色恐怖下，工人群眾開始崩潰，15日正午一律復工。

在這種情況下，受中共中央委派的陳延年、李立三、維經斯基4月16日抵滬，當天即召開特委會議，傳達在武漢的中央對上海問題的決定。在討論“武漢以后對于全國政策的方針”時，周恩來等發言還是不由得觸及中央問題。周恩來指出：“在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動后有右傾錯誤……軍事上，武漢方面對于老蔣無積極對付的方策，而主張先北伐，并怕老蔣軍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點，是很不好的。”羅亦農雖有意保持克制，但也覺得“武漢方面對于上海的觀察不見清楚，關系也不見靈密”。當時議定“應乘資產階級政權未穩固前打他，才有勝利希望”，建議“武漢方面第一、第七軍必可開拔南下”。

兩天后召開的特委會，竟成為抨擊黨中央的意見總匯。李立三指出：“上海工作已到嚴重時期，一方面雖為客觀環境所造成，但主觀上也有錯誤，不但是上海黨的錯誤而是整個黨的錯誤，這是很對的，這實是我們黨的根本錯誤……上海這次運動的失敗原因，第一，沒有堅決認定對于大資產階級的策略；第二，沒有擴大無產階級的領導影響于小資產階級。此二大錯誤，自中央以至于滬區都負責任。”維經斯基亦承認：“我們對于資產階級的認識是我們的中心問題……蔣介石，我們以前認為[是]國內資產階級的傾向，這只是部分的觀察；我們沒認清這點，所以我們策略常常動搖，這是無疑的，是國際中央與中國中央的指導上的錯誤。”羅亦農直言不諱：“上海在無此會議前，大家都覺此次運動之錯誤，但此錯誤是整個黨的錯誤。”趙世炎更是強調：“現在的上海是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我們整個的黨要認清這個錯誤。”對于“說上海黨有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傾向”的批評，不予同意。周恩來共總結了五點，第一點便是：“中央政策動搖，指導無方，對于前次廣東與上海都如此，中央對于爭領導權沒有決心。”第二點是：“暴動后中央與區委組特委，特委的政策有錯誤，起頭是模糊，后來是妥協。”對于五點錯誤，“滬區可以承認，并可由中央懲辦與指正。唯中央的錯誤，應有根本解決的辦[法]”。并積極建言要即將召開的中共五大“應提出上海與廣東兩次的錯誤，中央完全承認才能指導全國”。

維經斯基

中共五大與新一屆中央集體

對國民黨右派武力反共終無正解

可能聽到反對之聲，陳獨秀有“無期限推遲”中共五大之意。不過，“五大”還是在1927年4月下旬在武漢召開了。無論如何，陳獨秀的消極態度妨礙了大會對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討論。他的長篇報告盡管談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然而，“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得到極大的鞏固”一類的評價大有問題。雖然承認對敵人的估計不足，但將其轉化為階級話語：“這是一個與小資產階級的相互關系問題。”既而又拈出鮑羅廷“上海不能做為革命基地”的觀點，似有轉移大家視線之嫌。檢討“四一二”勢必牽連三二〇事件，陳獨秀如此解釋：“我們的力量不足以鎮壓蔣介石。因此黨中央堅決主張采取退守——讓步的策略。”

陳獨秀的報告引起與會代表的極大反彈。瞿秋白適時向與會代表散發了寫成于同年2月的《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小冊子圍繞無產階級領導權與黨內的右傾問題，重點批判了“二次革命論”。在小組討論時，張太雷直言：“蔣之所以敢如此，我們大家固有責任，但主要負責是我黨領導者不得辭其咎。”并痛批彭述之的辯護：“合作固然必要，但……不能因為合作，就把黨的政策右傾，如不要搞農民運動，農民運動過火，工人不準武裝，一切遷就國民黨以圖合法生存等等。”

中共五大主題早在1926年底1927年初就在蘇聯確定了，共產國際代表團羅易等人更是受命：中共五大的一切決議應完全以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全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為依據。盡管如此，羅易、維經斯基、鮑羅廷等人對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充分發表了意見。羅易認為無產階級在上海短暫取得領導權后歸于失敗，是因為“資產階級脫離了運動，小資產階級跟著資產階級走，結果無產階級陷于孤立”。“這不僅是我們在上海事件中的錯誤，也是三二〇事件開始后整個時期中的錯誤……是黨的歷史性錯誤。”進而尖銳地批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仍存在著對蔣介石的幻想”，等等。關于下一步如何應對，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以來，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共中央就存在著深入廣出的分歧，即便是廣出還有著北伐、東征、南伐與西北學說的紛爭。但是，共產國際代表與陳獨秀在暫時放棄上海方面卻是出奇的一致。羅易認定：“不能選擇上海作為對帝國主義發動直接進攻的地點，這是一個策略問題。”鮑羅廷強調：“我們的軍隊無法對付上海帝國主義的高級軍事技術和大量的軍隊。”維經斯基也反對意氣用事，實即反對立即東征。陳獨秀則認為：“未來的革命基地應當設在隴海鐵路和京漢鐵路的交點上。”

中共五大最終通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寫入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內容，分析上海失敗原因基本襲用羅易觀點。羅易在大會上的講話曲終奏雅，聲稱中共五大“批判右傾，譴責失敗主義理論和警告投降主義傾向”，有利于中國共產黨“為迎接偉大斗爭的到來作好準備”。實者不然。大會否定了陳獨秀主張的“先擴大、后深入”策略，但土地革命政策制定卻因為顧忌地主家庭出身的軍官而受到共產國際掣肘。更為缺憾的是，陳獨秀在主報告中提到“現時我們沒有群眾的軍事力量”，意識到“只限于做政治工作，我們就不會取得任何成果”，但這些思想精華在大會的議決案中卻毫無體現。至于毛澤東組織武裝農民的主張，遭陳獨秀拒絕，根本就沒提交大會討論。

如此抓不住問題的關鍵，中共五大后政治危局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日益緊迫。中共五大結束當天，楊森就進占宜昌，通電反共、討伐武漢，夏斗寅很快就被拉下了水。形勢逼人也教育人。5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代表召開聯席會議，張國燾斷然拒絕鮑羅廷提出的“所謂共產黨對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政策的指責”，“他要求派遣工人和農民到軍隊中去，并把他們武裝起來”。14日，中共中央常委會第二次會議討論北方工作，已議及組建“工農義勇軍”問題。然而，面對上海傳來的兇險消息，中共中央常委會16日召開第四次會議，雖認識到“上海為軍事行動問題”，不過手中無兵，企圖借力打力，終不可靠。上海近乎全面淪陷。

中共五大會址

決策評估與歷史教訓

中共中央應對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危機決策失誤，根源應追究到共產國際主導下的國共合作機制。如此合作方式曾在世界一戰后的土耳其試驗過，土耳其民族英雄凱末爾在民族革命告成后，轉而背棄蘇俄、屠戮共產黨，可謂殷鑒不遠。然而，對于中國國民黨，聯共（布）與共產國際抱有過多的好感，認定可以再試一回而不致重蹈覆轍，仍將扶持重點特別是軍事援助放在國民黨一邊。中國共產黨無多選擇，卻也相信類似土耳其共產黨的慘劇即便發生也要在國民革命勝利之后，屆時自身會有回旋余地。也正因為此，當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明顯從“左傾”轉向反共之際，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均予容忍。為減少國共摩擦的內耗，轉而贊助北伐，不料這正壯大了蔣介石的軍事實力，特別是到滬后又與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結成反共同盟。凡此注定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與蔣介石集團發生沖突既不可避免，又幾無勝算的可能。盡管如此，中共中央如果危機決策得當，共產黨決不至于要付出血的慘重代價，在寧漢合流之際才緊急召開八七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其中危機決策的利弊得失主要可從決策者個人、決策組織、決策的外部環境三方面加以檢討。

應對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危機的關鍵決策人，陳獨秀理應承擔起對此事件的主要政治責任。他在上海制訂的預案并不頂事。以其直率、暴躁的個性，對國民黨右派的反共行動實施反擊原本更切近他的行為模式，然而，“二次革命論”理念促其妥協右傾。雖然他一度也曾主張退出國民黨，但這同樣沒有切中國共糾紛的脈搏。圍繞革命領導權的爭奪，生死相搏是必然趨勢。從三二〇事件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陳獨秀對蔣介石必然叛變革命的動向，對做好武裝斗爭的軍事準備，均缺乏政治直覺與先知預判。

按列寧原則建立起來的中共黨組織，同時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進行運作，為此多受聯共（布）與共產國際的遙制。即以中共五大主題而論，共產國際早早地為中國革命確立了非資前途、指示中國共產黨把握民主革命的領導權等，共產國際代表團雖然直面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但糾結于以階級理論解釋危機，極大地左右了中共中央的危機決策。直至共產國際執委五月來信、聯共（布）中央政治局5月30日緊急指示，這才促動羅易倡導“建立一支由我們領導的真正的革命軍隊”，那已是6月9日。在共產國際的掣肘下，中共五大沒能集中全黨智慧，對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來的危局做出正確決策，反而貽誤時機。

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構成中共中央危機決策的重要外部環境因素。國民黨右派與中共中央互相知根知底，相較之下，共產黨對蔣斗爭意志不夠堅決，危機預案操作性不強。同時，還應看到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倡導無產階級領導權，對國民黨的加速右傾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羅易將五月緊急指示出示給汪精衛最終導致武漢國民黨中央決定“分共”。不注重合作方的集團利益，這既誘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同時也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最后一根稻草”。

歷史告訴我們，必須處理好群眾路線與人民軍隊建設的辯證關系。人民群眾不折不扣地是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然而，民國政治邏輯建筑于軍事角力之上，中國共產黨早期明顯存在著重群眾而輕軍事的問題。如果說這方面不足一定程度上可歸咎于聯共（布）的話，那么，在國民黨右派掌握軍事權柄、日益反共的情況下，共產黨人建立自己武裝的工作還是不夠緊迫就不能諉過于人。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勝利，擁有了一支兩三千人的工人武裝可謂難能可貴，但是缺乏訓練，無法跟國民黨軍隊對抗。在經受如此重大挫跌后，中共中央還是沒有聚焦軍事工作，而是“押寶”于武漢國民黨中央，致使大革命功敗垂成，令人扼腕嘆息。基于這些經驗教訓開啟的全新革命實踐，正應驗了后來淬煉成一代偉人毛澤東的那句名言：“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二處處長，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