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20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在上海宣告成立。

發生于1927年后的左翼文化運動以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體系、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為主要目的，注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際應用及發展，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一環。這場運動產生了多個革命文化理論宣傳團體，其中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是兩大核心和支柱。“應該說，‘左聯’之外，在文化、思想方面影響最大的，是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沒有‘社聯’的努力，馬克思主義思想是不可能在中國迅速普及的”。作為左翼文化運動的親歷者，夏衍的表述足以說明社聯在這段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從現有研究來看，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闡釋及運用，是學界從事社聯理論貢獻研究的重點關注內容，但尚未見到關于社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間交集關系的專門研究成果，學界對此還留有充足的闡釋空間和研究張力。社聯的理論宣傳態度極為鮮明，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文化主力軍，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間存在緊密的內在聯系。本文基于社聯的文化理論傳播工作，就這一歷史個案對左翼文化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展開討論。

01

領導新社會科學運動：推動了

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形成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在其指導下，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逐步發展起來。早在五四時期，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以及以《共產黨宣言》為代表的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就已陸續得到傳播，但并未形成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體系。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得益于先進知識分子對革命形勢的客觀反思，中國思想文化界興起了一場以介紹和闡發馬克思主義學說為中心的新社會科學運動。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這場運動又一次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而系統的傳播。

在一部分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和傾向馬克思主義的留學回國青年看來，面對1927年后國家和社會的蕭敗，思想理論家的主要任務是把握唯物辯證法這一“正確而有實踐性”的方法來“分析中國現實的社會以達到真理，以建立指導行動的理論”，且理論重心在于“認識使得這個社會發生這么樣的矛盾的本質，究竟潛存著于什么地方”。因此，他們以創造社為基地，“從事于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推闡工作”，掀起了一個翻譯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運動熱潮，力圖從文化上探索破解中國革命困境的途徑。按照創造社成員王獨清的說法，“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給予一般民眾許多教訓，前進的知識分子便露出了一個對過去革命檢討的企圖。不過要達到這層目的，卻非先有一個基本理論的建立不可。這樣一來，便產生了一個文化運動”。半個世紀后，當事人馮乃超的思想觀點更為成熟：“1927年蔣介石叛變了革命，我們認為，這暴露了中國共產黨在幼年期的弱點，主要是缺乏理論指導。因此覺得，有趕緊向中國的讀者——知識階級，介紹馬列主義理論和展開宣傳工作的必要。”從這層意義上講，新社會科學運動是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基于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體系，對中國革命作出深刻思考的文化產物。

新社會科學運動在中國興起的主要標志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書籍的大量翻譯和出版，出現了所謂的“新書業的黃金時代”。1929年，中共黨員李一氓統計了馬克思恩格斯傳記、著作以及馬克思主義論著在中國的翻譯情況，共40種書目。時人君素更在其文章中列出了當年翻譯出版的160多種社會科學書目，其中包括大量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的書籍。魯迅評論指出：“看大概的情形……從去年（即1929年——引者注）以來……出版界的趨勢，已經轉向社會科學了。”據何茲全先生回憶：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的新書店，如雨后春筍，出現很多，都是出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書”。敵對勢力也不禁作出描繪：“‘辯證唯物論’這個名詞，近年來已成為中國思想界一個最流行的時髦名詞了。治社會科學的人，無論懂與不懂，總喜歡生吞活剝的把這個時髦商標貼在自己的貨色上，以求兜攬顧客。”由此可見，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哲學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幾乎成了當時社會科學的代名詞，反映出新社會科學運動影響下的學術思想趨向。

在新社會科學運動的發展過程中，社聯先驅貢獻了重要力量。朱鏡我、吳亮平、杜國庠、李一氓、楊賢江、柯柏年、熊得山、沈志遠等學問較高的盟員先后翻譯或編譯了《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史的一元論》《馬克思論文選譯》《辯證法的邏輯》《唯物史觀經濟史》《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論著，由上海江南、心弦、南強等書局出版，為進步社會科學家研究中國社會問題帶來了科學的思想理論武器。

鄧初民與1940年出版的《新政治學大綱》

社聯成立時明確提出，要“有系統地領導中國的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發展，擴大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在聯盟的大力推動下，新社會科學運動得以迅速推進，為構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作出了開拓性努力。其盟員積極從事思想理論研究和學術文化創作，相關理論著述在具體內容上由純理論的敘述轉向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將其歷史唯物論運用于國內外現實社會問題的剖析，進而闡明相關理論，賦予了社會科學與中國的社會實際、人們的生活實際密切結合的優秀品質，由此推動新社會科學運動逐漸向高水平發展。以鄧初民為例，作為中國學者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開端，20世紀30年代他的兩部著作——《政治學大綱》和《政治學》，為建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前者是作者運用馬克思的觀點考察、介紹政治史和政治學的著作，后者是作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內容的學術成果。再如，楊賢江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運用于教育史的研究，編著了《教育史ABC》，這是根據社會發展形態敘述教育發展史的開山之作。他的另一部著作——《新教育大綱》，也非簡單轉述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教育思想，而是用其基本原理及相關理論分析中外教育實際，以此闡述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

此外，張如心撰寫的《蘇俄哲學潮流概論》《辯證法學說概論》《哲學概論》，柯柏年編寫的《社會問題大綱》《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杜國庠、柯柏年等人合編的《經濟學辭典》《新術語辭典》，以及以朱鏡我、吳亮平為代表的聯盟內的理論骨干和魯迅、郭沫若等文化戰士聯合編撰的《社會科學講座》，都是內容充實、水平較高、影響較大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著作，覆蓋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主要學科，在學科體系、學術概念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基礎。

作為文化界的一支統一戰線隊伍，社聯自誕生之日起，就呼吁一切馬克思主義思想者“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來光大和發揮這個偉大的革命的理論，來促進中國工農革命的勝利”。在實際工作中，社聯緊緊團結黨內外的社會科學家，最大范圍地凝聚了一批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研究范式的學者群體，聯盟更成為當時吸納流亡或漂浮到上海的中小知識青年最重要的機構之一，從而形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論者群體，包括中共文化理論工作者和“信仰和傾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科學者”。他們以社聯為組織依托，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圍繞中國現實社會問題，出版了諸多重要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現象研究的有機結合，初步形成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體系，為中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02

參與思想論戰：提供了堅持

中國社會性質科學論斷的理論依據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處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是否繼續革命，中國的出路到底何在，成為擺在社會各界和各種政治勢力面前的尖銳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內，此時關于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方向等問題的認識也不一致。要回答此類問題，須對中國社會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因此各派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把問題的解決轉向對中國社會的分析，由此產生了關于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分期、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等問題的爭論，它們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事件。

左翼文化運動時期社會科學領域最重要的思想交鋒，非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莫屬。它不僅是學術論爭，還是一場政治斗爭，各階級、各黨派的知識分子從自身階級派系的利益出發，站在各自的角度闡述其對歷史和現實的審視。中國共產黨方面，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探討在黨成立之后便已有之，黨的二大文件首次使用“半殖民地”的表述方式，并認識到中國社會具有封建性。1928年召開的中共六大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肯定“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主義革命”。這一科學論斷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卻遭到來自從“左”到右各方面的攻擊，同時也得到一批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擁護和捍衛，因而論戰實質上是圍繞著六大決議而展開。

論戰中，以社聯盟員為主體的“新思潮派”著重從經濟結構角度分析中國社會現狀，圍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進行了科學的論證和系統的理論闡述。王學文指出，中國經濟“實在處于國內封建的（半封建的）勢力和國外帝國主義二重勢力壓迫之下”，“實在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個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經濟”；劉蘇華指出，中國經濟的具體形態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經濟”，中國的社會“尚是個帶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會”；錢亦石認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當前橫阻中國經濟自由獨立發展的兩大障礙，只有將其掃平，中國經濟才能脫離“窒息”的危險。就革命對象、性質等問題，朱鏡我（谷蔭）還表示，中國的革命對象，“很明顯的，是在驅逐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徹底鏟除封建殘余勢力”，革命性質，“毫無疑問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李一氓也強調，中國勞動問題是殖民地的勞動問題，其解決方案只有是“打倒帝國主義”，此亦為解決“中國問題”的總方案。

1965年，何干之（前排左一）與學者在吳玉章家中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社聯中后期盟員何干之，他在《中國經濟讀本》中通過分析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原因和方法、帝國主義入侵后中國社會的變化、中國封建勢力在城市和農村的狀況等重大問題，論證了中國經濟的“真相”是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爾后，他結合中國封建社會階段發展的過程，在《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力證當前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現階段革命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回答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他還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對論戰的演變歷程進行系統梳理，總結了“新思潮派”的觀點，使其關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中國社會現狀的觀點愈加明確。何干之的分析“全面系統地說明了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論斷“在更大的范圍內得以傳播”，其著述被看成是當時理論界對中國社會性質認識的最高水平。

通過引證大量的歷史和現實材料，社聯盟員的論證不同程度地凸顯了“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并逐步向“兩半”概念靠近直至正式形成，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論斷提供了更為嚴密的歷史依據和科學的理論基礎，同時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做出正確評價，強調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揭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這正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歷史與現狀做出學理性分析的成果，有助于廣大革命群眾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關于中國革命的根本主張，擴大宣傳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基本綱領。同時，馬克思主義觀察和分析中國現實國情的理論力量也在這場論戰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示，論戰各方都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起了助推作用。

土地革命十年是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關鍵期，可謂“道路十年”。左翼文化運動盡管發生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國民黨統治區域，但它與中國共產黨在紅色蘇維埃區域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遙相呼應，因而“左翼十年”本質上也是尋求革命出路的十年。發生于該時期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它從總體上確認了中國社會的本來面貌，為黨奠定了正確認識中國革命任務、性質，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基礎和歷史根據。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講，“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左翼文化力量及其同路人為此作出了特殊貢獻，其中社聯盟員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研究成果堅持了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正確觀點，并使這一觀點建立在更加科學的基礎上，從而揭示中國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必然，間接影響和促進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探索的認識和毛澤東思想的形成。

1938年3月，毛澤東在向抗大學員發表的一次演講中，以認識中國社會性質的重要性為主題，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以及中國革命性質與任務做出明晰闡發。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專門論述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講話，可視為這場論戰的收官之作，也是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之作。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與黨內優秀知識分子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結合密不可分。可以說，在解決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社聯盟員在論戰中對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科學回答，實際上成為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來源。特別是何干之的研究，有力闡釋和呼應了毛澤東早年關于階級結構、革命對象和依靠力量的思考，其“新的民主革命”的理論成就“在中國共產黨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起著有益的探索作用”。此后，毛澤東發表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文章，吸收了論戰的許多重要觀點并加以補充，推動論戰的理論成果和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為最終構建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打下牢固基礎。

03

掌握革命群眾：

以大眾化宣傳推進理論武裝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種群體性實踐。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創刊撰文、講課辦學等路徑，領導了由精英化理論向群眾性意志轉化的大眾化過程，使科學理論說服群眾、武裝群眾，進而轉化為推動中國革命事業的強大物質力量。馬克思曾言：“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而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同人民群眾的生活實踐及社會實際結合起來，運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化語言、方式來闡述理論，是“掌握群眾”的必然要求。

左翼文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工作的成功范例。作為這場運動中傳播、解釋馬克思主義的主力文化方面軍，社聯一經成立，就將“研究并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使它普及于一般”作為一項革命任務，確定其工作重點之一是以大眾化的方式向一般群眾介紹馬克思主義。在前期工作中，聯盟根據黨中央關于“編印發行畫報畫冊及通俗小冊子”，以“適合于一般工農群眾的興趣”的指示，計劃出版數種小叢書，其中工農小叢書決定在1930年內全部編就，但由于國民黨的阻撓，該計劃未能完全實現。1933年，社聯明確提出“工農教育工作”，強調“擴大馬列主義的宣傳，到廣大的工農勞苦大眾中去，爭取廣泛的工農勞苦大眾對馬列主義的認識”是聯盟目前最主要的任務。為提高工農大眾的文化理論水平，激發工農大眾的革命積極性，聯盟下的工農教育委員會發表通告指出，根據“把馬列主義底社會科學的理論，深入到工農大眾里去”的使命，擬編印若干工農讀物，特向全體盟員征稿，要求文字通俗，“竭力避免術語的應用”，“多舉實例來驗證理論”。

不難發現，為掌握工農大眾，社聯大力倡導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但從實際開展情況看，此項工作的影響甚微，“工農教育的活動在整個組織上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工農教育的成績在全部工作上，卻是最軟弱的一部分”。不過，社聯盟員以此為契機，掀起了社會科學理論大眾化的宣傳浪潮，在面向青年群體的實踐中，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核心，將大眾化的理論宣傳工作推上新臺階。這股潮流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十分引人注目，得到了一系列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響應。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知識青年是國共兩黨都加以爭取的對象，也正是那時候，中共在青年群體中的號召力與日俱增，廣大青年知識分子雖無法公開表示對中共的支持，卻仍然樂于接受左翼文化的熏陶，“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間大部分傾向馬克思主義，國民黨反動派辦了宣傳‘三民主義’的書刊，卻很少人予以理會，而只要帶點‘赤色’的書刊，卻大受歡迎”。知識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認同與接受，奠定了理論大眾化的群眾基礎。

《大眾哲學》

社聯中后期，盟員艾思奇、柳湜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進入進步文化人士李公樸主持的《申報》流通圖書館讀書指導部工作，在“讀書指導”專欄上，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通俗語言輔導青年自學，引導他們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話語體系，并就讀者生活中的各種疑難問題做公開解答。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即是該專欄文章的結集。作為一部成熟的大眾化哲學讀物，《大眾哲學》的推出，成功打開了哲學大眾化的窗口，掀起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通俗化運動的第一個高潮，社會科學“面向大眾”的實際活動由此大力展開。不久后，由艾思奇、柳湜擔任編輯的《讀書生活》半月刊繼承了讀書指導部的優良傳統，與知識青年聯系較為密切，也屬同樣性質。

基于讀者意識，社聯時期艾思奇所著的《大眾哲學》準確把握了廣大讀者的社會心理和思維習慣，將艱澀的哲學理論大眾化、通俗化，拉近了理論與群眾之間的距離，使其轉化為激勵民眾振作起來，投身于改造社會的革命實踐的思想信仰和物質力量，讓越來越多的青年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上認識了中國的前途命運和歷史走向，這即是以大眾化宣傳推進理論武裝的深刻寫照。20世紀三四十年代，許多國統區的學生和進步青年正是因為閱讀了《大眾哲學》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自覺投身革命洪流，奔赴延安。

同時，作者在書中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何以可能大眾化的探討以及對唯物論辯證法的大眾化闡發，給當時戰斗在左翼文化理論戰線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帶來深刻啟發。在其影響和推動下，沈志遠、陳唯實、胡繩等社聯盟員積極參與哲學大眾化運動，創作出《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通俗辯證法講話》《新哲學的人生觀》等大眾化哲學社會科學讀物，以通俗的語言、日常的事例、生動的形式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受廣大青年讀者歡迎。

顯然，相較于工農教育工作，社聯在以知識青年為對象的大眾化實踐中取得了更大成效，但兩者都積累了以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踐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經驗，即通過大眾化的理論傳播推進革命群眾的理論武裝，從而掌握群眾。特別是對青年群體的大眾化工作，把社會上的進步知識分子吸引到革命文化運動方面來，團結在黨領導的左翼文化團體周圍，逐漸融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中。

社聯對大眾化理論宣傳的堅持，推動大眾化浪潮在20世紀30年代愈發高漲。1935年10月公布的《中國社會科學者聯盟綱領草案》指明了中國大眾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科學的迫切要求，明確提出“要進行社會科學的通俗化與大眾化的工作”，更加突出了大眾化的理論宣傳方向。在“新綱領”的指導和推動下，大眾化的社會科學理論宣傳運動進一步蓬勃開展，即使在1936年春社聯解散后，這場運動“仍在‘社聯’盟員和其他進步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一直堅持開展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上海淪陷后，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部分左翼知識分子來到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或已在社聯時期加入），開啟了從自由知識分子到黨內知識分子的新征程。經過整風運動，新到延安的文化界人士在個人思想意識、價值取向等方面實現了由“舊我”到“新我”的自覺轉變，成為與工農相結合，為工農大眾服務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這種身份轉換促使文化人在創作中旗幟鮮明地突出理論研究的問題導向，更好地將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哲學基礎與工農大眾的生產生活實際聯系起來，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上海時期面向工農大眾宣傳力度不足的缺陷，促進了延安時期革命群眾的理論武裝。

04

結語

大力傳播和應用馬克思主義，并與思想理論界的謬論作堅決斗爭，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運動一以貫之的主題。作為這場運動中傳播革命理論和進步思想的主力軍，社聯從學術體系構建、革命道路探索、革命群眾掌握三方面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做出了重要的階段性探索，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路線提供了歷史的、科學的理論依據，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拓展了群眾基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上留下了光輝業績。如果說以毛澤東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土地革命時期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核心力量，那么活動于國民黨統治區域的以社聯為代表的左翼文化群體及其戰友則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輔助力量。兩股力量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動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