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云間潮涌》到《海上繁華》，再到《東方璀璨》，三卷《上海簡史》為上海簡筆勾勒從新石器時期到當代的整個歷史概貌。

一條主線：

重視商業，重視開放

上觀新聞：第一次拿到《上海簡史》時，其實挺讓人意外的，以為會是皇皇巨著，沒想到是很輕巧的三冊書。要把上海的歷史，尤其是上海的復雜性、多元化，用盡量精簡的文字說清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熊月之（《上海簡史》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上海的歷史曲折多變，上海的文化豐富深邃。曲折多變的歷史，需要有多種方式的呈現；豐富深邃的文化，同樣需要多種角度的闡釋。上海這座城市有自己獨特的特點、獨特的魅力，有它獨特的、值得我們深深思考的東西。怎么把這些“獨特”呈現出來？三卷本既各有側重，又牢牢抓住核心本質，這樣就能寫得簡要。

三冊書是這樣劃分的：第一卷《云間潮涌（751—1843）》，講述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區歷史，重點闡述上海的資源稟賦、人文特點與開放傳統；第二卷《海上繁華（1843—1949）》，講述近代的上海地區歷史，重點闡述上海何以由一個普通沿海縣城，在百余年間躍升為國內最大城市與國際著名都市；第三卷《東方璀璨（1949—2019）》，講述新中國成立以來至2019年的上海地區歷史，重點闡述上海在不同國際國內環境下如何持續發展，如何彰顯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如何成為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

雖然分工不同，但有一條主線貫穿三冊——縱觀上海的歷史，要總結其人文特點，概括地說，就是重視商業、重視開放。從公元751年上海建制以來，一千多年的歷史中，上海有三次開放的高潮：一是宋元時期，在海上絲綢貿易的帶動下，上海地區不但得到開放，而且迅速興起；二是近代的被動（迫）開放，即1843年上海開埠通商至1949年上海解放；三是從1990年開始的浦東開發開放至今。在這三個高峰時期，上海都得到了飛躍性的發展，讓上海成為今天的上海，也奠定了上海“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云間潮涌：

資源稟賦下的重商傳統

上觀新聞：您如何評價上海的資源稟賦？

熊月之：從歷史地理的視角俯瞰江南地區，整個太湖平原就像一個碟子，上海處在這個碟子的東半部分，因而整個地形呈現東高西低的走勢。這樣的地理環境對上海地區具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先民們需要應對海水倒灌和河流淤塞這兩大難題，同時也開發了適宜此地的物產：鹽、棉、布。

上海一度是非常重要的產鹽區，尤其是宋元時期，在全國影響頗大。制鹽業的發達促使一批以集散海鹽為主的市鎮興起。今天的上海市區在成陸時形成了海拔略高的貝殼沙地，這里田高岸陡，汲水較難，不太適合種植水稻，但很適宜種棉花，一畝棉抵得上三畝糧，因而上海地區廣泛地種植棉花。元代黃道婆把海南的棉種以及紡紗技術傳到了上海，發起了所謂的“棉花革命”，棉花成了一個重要的產業，由此改變了整個上海的經濟結構，那時的上海縣成了著名的棉花產區。明代上海更是有“衣被天下”之稱，是當時整個中國的棉紡織業中心。

當時上海的經濟發展情況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從賦稅角度去考察。在明代，江南田地僅占全國的6%，稅糧卻占全國近22%。也就是說，江南以1/16的田地繳納了1/5的稅糧，而以蘇松兩府尤重，大概以1/57的田地承擔了全國將近1/7的稅糧。可見明清之際，上海的經濟在全國是名列前茅的。

上觀新聞：這樣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是如何形塑上海的？

熊月之：鹽、棉、布都和市場緊密聯系，所以，上海和其他城市很不一樣的地方，就在于重商的傳統。上海特別的自然稟賦使得這個地方的人們一半以上與海運、商業貿易有關系，因而相對見多識廣、頭腦靈活、重商開放。大家耳熟能詳的徐光啟特別開放開明，細究緣由，他的祖上是商人，有一定的經濟條件，這樣他的父親和他才能夠安心讀書，不必擔憂生活問題。

上觀新聞：在上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對外貿易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熊月之：非常重要的角色。上海最早的貿易港是吳淞江邊的青龍鎮。青龍鎮港闊水深，逐漸發展成為“海商之所湊集”的通商大埠。這一時期，隨著江南經濟地位的日益提高，江南市場與國際市場聯系日益加強，對出海港口的需求也日益迫切。發達的國內及國際貿易與人員往來，使青龍鎮成為“人煙浩穰，海舶輻輳”的樞紐，極大地提升了上海地區的發展水平。

宋代以后，隨著吳淞江的淤塞，黃浦江取代了吳淞江，成為整個江南地區重要的一條河流，也是上海地區最重要的河流。上海港隨之崛起。上海特有的沙船成為北洋航線，也就是山東半島、天津、東北等北方地區和南方沿海地區之間的貿易航線的主要船只。尤其在清朝，隨著清政府開放海禁，在上海設立了江海關，上海港迅速發展，成為整個長三角的貿易中心。特別是道光以后，運河堵塞，劉家港衰弱，上海由此奠定了大港的地位。其實，從18世紀后期開始，上海已正式取代蘇州，成為江南最大的商品集中和轉運中心。唐宋以來，江南作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必須有一個具備相當規模及輻射能力的重要港口，并以此集聚本地市場，維系與海內外的經濟貿易、對外交流來往。清代以后，上海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到了近代開埠以后，上海自然而然地得以迅速發展。

上觀新聞：經濟上的開放，必然帶來文化上的交融。

熊月之：是的，商業發達不僅推動了市鎮的興建與繁華，也催發了文化的繁榮，涌現很多著名學者、著名學派。比如松江畫派，其代表人物董其昌就是上海縣人。書法上有云間書派，詩詞有云間詩派、云間詞派、嘉定文派等，清代則有以王鳴盛、錢大昕為代表的考據學派。

除了上面提到的徐光啟，上海還有很多學者也很關注西方的思想。徐光啟曾說，欲求超勝，必先會通。就是說，想要超過他們，先要把他們的思想和中國的傳統文化融會貫通，這樣才能實現超越。徐光啟的思想其實是當時上海很多學者對待外來思想的普遍態度和看法。而正是因為有大量持這樣觀點的學者，才能形成一種社會文化思潮，才使晚清之后外來思想有可能在上海落地生根。

海上繁華：

開放之下的商業精神

上觀新聞：開放和重商通常是一體的，重商的時代必然是開放的時代，而開放是描述上海最常用的一個詞。您剛才提到上海有過幾次開放高峰，它們有何異同？

熊月之：近代上海的開放對古代上海的開放有繼承性，但也有不同。近代上海的開放與宋元以來的開放，所處的世界大環境不同。宋元時期主要是國家鼓勵對外貿易，當時的中國經濟發展程度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海上絲綢之路發達。而近代上海的開放，世界大環境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大航海時代疊加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此時的中國已然落后于西方。近代上海的開放與古代的開放——無論是宋元時期的國家鼓勵的開放，還是明清時期的有限開放——有所不同，那就是不依賴于皇帝或者中央政府的意志，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

上觀新聞：遺憾的是，近代上海城市開放的制度性保障都不是中國自己制定的，租界對上海而言是一種難言的痛。

熊月之：關于租界，其兩面性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租界是根據中國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設立的。但另一方面，從商業維度看，通商是中國人內在的需求，我們生產的茶葉、絲綢之類的商品需要與海外進行貿易。租界和上海近代的繁榮不是一個線性的簡單的因果關系，而需要綜合考慮。近代上海的繁榮發展，是上海充分吸收西方工業化成果，在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下的順勢而為，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貢獻。近代上海更多的是中國人自己的公司和資本，比如當時外灘、南京路四大公司都是中國最好的百貨公司。有很多公司雖然掛著外國的牌子，但其實是中國資本，掛外國牌子是為了少繳稅。再從人口上看，當時上海的人口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占到98%，甚至99%。1942年，在上海的外國人口最高達到15.1萬人，也只占了當時上海總人口的3.85%。

因為開放，中國人跟外國人相處，學到了很多。當時很多商業大王、民族資本，都是在上海發展起來的，這使得上海在1949年以后成了中國的工業中心、科技重鎮。這就是徐光啟講的，欲求超勝，必先會通。今天的上海人依然秉持著這樣的精神。這就是一種文化自信，就是上海開明睿智的地方。

東方璀璨：

高起點、寬領域、全方位發展

上觀新聞：是什么推動了上海第三次開放高峰的到來？

熊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確定上海的工業發展方針是“維持利用，積極改造”。那時候的上海，城市居住區特別少，住房困難、交通擁擠、環境污染這三大城市病困擾著上海。為適應上海城市發展需要，1958年，經上海市申請，由中央政府、華東局與江蘇省協調，陸續從江蘇省劃出10個縣，交上海市管轄。上海原來面積只有600多平方千米，自此變成了6300多平方千米。境域擴大了，上海持續數年的國民經濟調整也取得了明顯成效。

但總的來說，在1978年全國改革開放之后至1990年之前，上海作為計劃經濟的大本營、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國有企業的集中之地，實際上充當了全國改革的“后衛”而非“前鋒”的角色——改革滯后、開放不足，發展速度低于全國平均水準。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上海馬上從后面走到了前沿，大踏步前進，今天才會成為全中國改革開放的領頭羊、排頭兵。

上觀新聞：上海的這次開放與以往兩次有何不同？

熊月之：既不同于古代宋元的貿易開放，亦不同于近代開埠的開放，這是上海尋求全方位發展的主動的開放，有創新，也有繼承。

浦東開發開放之初就明確提出了要“堅持遵循高起點、寬領域、全方位開放”思路，其開發開放不僅僅是項目、土地、資金等經濟功能的開發，更是社會功能的全方位開發，包括城市建設、城鄉社區發展，發展改善民生，提升社會服務品質。整個20世紀90年代，上海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勇氣，在多個領域進行改革探索和制度創新。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提出以搞活企業為中心環節，綜合配套推進企業、市場、政府和社會保障體制的“四位一體”改革模式；在開發區建設方面，率先建立和健全了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制度，成為推進開發區建設的重要動力和制度基礎；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抓手，推動國企改革從讓利放權階段向制度構建的縱深階段推進；在政府管理方面，率先在浦東試行“小政府、大社會”的政府管理模式，初步構建公共服務政府雛形。這些改革探索和制度創新，體現了上海作為國家改革開放前沿地區的作用和使命，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有益經驗，也為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和推進浦東開發開放戰略的順利實施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上海這次開放最大的特點是制度先行。一個城市的開放性通過制度來保障，這是非常重要的。

上觀新聞：浦東也因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象征。

熊月之：從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到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得益于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相結合，浦東雄辯地證明了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以浦東開發開放為契機，曾經老舊的上海得以煥發新生，從“后衛”再次回歸“前鋒”，奮力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我們編寫《上海簡史》（三卷）這套書，旨在全面系統、簡明扼要地梳理上海歷史。雖然這套書意在簡明扼要，但里面運用的資料一定是可信的，所有呈現出來的史料都是經得起考證的。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城市建設應該既包括硬件建設，也包括軟件建設；既包括經濟方面的建設，也包括文化方面的建設。“為人民”同樣也是，我們既要提供硬件給人民，也要提供軟件給人民，提供文化營養給人民。我們要讓人民了解上海、熱愛上海，包括老上海人，也包括新上海人，還包括那些只是到上海來旅游的，或者僅僅是對上海有興趣的人。我希望這套《上海簡史》是他們了解上海最便捷、最可靠的入門書籍。

《上海簡史》（三卷）

熊月之 主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