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深情地說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從孫中山先生第一個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以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為實現這個目標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巨大犧牲。”這段話回溯了中國人追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旅程，也表達了對孫中山先生的深切懷念。
第一個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
為什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人最偉大的夢想？這是由中華民族曾經面對的現實生活所決定的。中華民族曾經創造出燦爛的古代文明，在很長時間內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過巨大貢獻，但在近代卻大大落后了。西方列強倚仗著在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后發展起來的經濟和軍事優勢，向中國發動多次侵略戰爭，像主子那樣君臨中國大地，為所欲為，把中華民族看作任由他們宰割的“劣等民族”。腐朽沒落的清政府依然統治著中國，廣大人民掙扎在死亡線上。為了改變被凌辱欺壓的狀況，中國人民進行了前仆后繼的反抗，一些先進的思想家也開始思考。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前夜寫了一本《盛世危言》，他已經感覺到需要發出一些“危言”了，但還要在前面加上“盛世”兩字，仿佛只要采取一些局部的改良措施，就可以把中國從危機中拯救出來。這本書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積極作用，但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也就是當甲午戰爭還在進行中時，孫中山在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就鮮明地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他在這個《章程》中，一開始就毫不含糊地寫道：“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茍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他用強烈的語言指出西方列強企圖瓜分和滅亡中國的野心：“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這是令人驚心動魄的控訴，是催人奮起的呼號！
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戰士。他在揭露中國面對的深重危機時，沒有一絲一毫的悲嘆，而是充滿著一個戰士所具有的那種勇氣和熱情。1897年，他在英國發表的文章中寫道：“人們都承認中國的現況和未來的情勢，是很難令人滿意的。但是我敢于設想，歐洲人并沒有充分認識到腐敗勢力所造成的中國在國際間的恥辱和危險的程度，也沒有認識到中國潛在的恢復力量和她的自力更生的各種可能性。”他響亮地宣告：“全體人民正準備著要迎接一個變革。”
1905年，他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講時說：“中國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們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各國賢豪皆羨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們生在中國，正是英雄用武之時。”“于今因游學志士見各國種種的文明，漸覺得自己的太舊了，故改革的風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進步日速。如此看來，將來我中國的國力能凌駕全球，也是不可預料的。”面對一百多年前處在衰敗不堪境地的舊中國，能夠充滿自豪地說出這些話來，又是何等的識見，充分表現出中華民族追尋偉大夢想的底氣與自信。
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怎樣才能夠振興中華？孫中山有一個突出的特點：他是個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他有一句十分有名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如果同他的前輩和同輩人相比，孫中山是真能從世界潮流的眼光來看中國問題的，而其他人大抵只是以中國的眼光來看世界。這同孫中山所處的環境和他的經歷相關，更同他的好學深思有關。
孫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張。在他看來，民族獨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不僅是中國現實生活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是世界潮流發展的必然趨向，是誰也阻擋不了的。他用大量世界歷史事實，說明這三大主張是世界潮流發展的必然趨勢。革命，在他看來也是世界潮流所決定的。他曾經充滿信心地說過：“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革命是沒有不成功的。”“世界潮流無可遏抑，革命是順應世界潮流的行為，所向無敵。”
當然，即便是合乎世界潮流的事情，在發展中也未必都一帆風順，中間會有曲折，也可能遭受一段時間的嚴重失敗，但這決不妨礙歷史潮流發展的總趨勢。孫中山說過一段形象的譬喻：“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么樣都阻止不住的。”
為什么孫中山在他一生的革命經歷中，盡管遭受過無數次的巨大挫折和失敗，盡管受到過一些人的嘲笑和諷刺，但是他始終充滿信心，頑強不屈，從來沒有消極過，沒有灰心或退卻過呢？原因就在于他始終從世界潮流的高度，有一種經過深思熟慮后產生的頑強的歷史使命感，深信自己從事的一切都是“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因而是“斷無不成”的。所以，暫時的挫敗，他人的流言，本身的安危，在他看來都算不了什么。這就是一個“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所具有的品格。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也是倡導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先驅。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是孫中山夢寐以求的奮斗目標，也是振興中華的必要條件。孫中山認為，建設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設，即不必破壞，更不必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政體后，孫中山曾以為可以集中力量進行建設了。在這以后的一年左右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考慮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具體設想上。
為了開發生產力，他認為首先開展大規模的鐵路建設是關鍵，還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對外實行開放政策，說：“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物質上文明，外國費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結果。我們采來就用，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幾年后，他又寫出一本《實業計劃》。那時候，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西方國家有大量工業設備在戰后閑置無用，還急于向外投資，孫中山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他寫道：“蓋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在書中，他更詳細地勾畫出一幅想象中的現代化中國的藍圖，雖然其中有不少空想的成分，但畢竟反映出孫中山對中國實行現代化建設的渴望，也提出了不少很有價值的見解。
既然孫中山這樣熱切地期待中國的現代化，為什么他一生中的主要活動是革命而不是建設？問題不難回答。孫中山是一個熱愛和平的人。如果能依靠和平的手段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那是他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只有當這條路根本走不通了，他才不能不斷然下定決心走上革命的道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他們為了維護在中國的反動統治，不惜采用一切最殘忍、最兇暴的手段摧殘和扼殺社會進步和人民反抗。不推翻他們在中國的統治，什么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都談不上。這使革命不能不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孫中山一生的經歷便是證明。他在下決心革命前還想嘗試一下向李鴻章上書，呼吁他進行改革，但李鴻章連見也不見他，他才到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投身革命。他所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歷史進步打開了閘門。但辛亥革命后的前進道路并不平坦。民國一成立，他把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并且接受了全國鐵路總辦的任命。而正當他赴日本考察鐵路的時候，袁世凱派人暗殺了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并派北洋軍南下鎮壓國民黨人執政的各省，這迫使他義無反顧地進行“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凱恢復帝制和張勛復辟等，迫使他不得不投身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
五四運動后不久，他在上海作了一篇《改造中國之第一步》的演講，他說：“我們既經要改造中國，須造成一燦爛莊嚴的中華民國。象工程師建筑偉大房屋一般，須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層越高，打地基須越深，所挖出的陳土須遠遠搬開。”這“地底的陳土”是什么？他當時指出的是舊官僚、武人和政客。幾年后，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他又明確地提出要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歷史證明：革命和現代化不是對立的。前者正是為后者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社會主義的親密朋友
孫中山是廣東一家貧苦農民的兒子。這使他自幼對貧苦農民就懷有深切的同情。他的哥哥到海外打工，后來成為夏威夷的農場主。這使他有可能在12歲就到國外，接受了系統的現代教育，為他后來的革命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在發動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后，孫中山被迫流亡海外。他有一段自述：“倫敦脫險后，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并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孫中山真誠地把他的民生主義看作就是社會主義。1903年，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所詢社會主義，乃弟所極思不能須臾忘者。”“歐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時必有大沖突，以趨劑于平均，可斷言也。”可見他熱烈地同情社會主義，渴望能消除“貧富不均”的“罪業”。民國成立初期，他談民生主義的重點轉到“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上來，主要依靠國家的力量來發展實業。這以后幾年，孫中山一直處在極為困難的奮斗中。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統治代替了清朝政府；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和兩次“護法運動”都失敗了，特別是陳炯明的叛變，給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他奮斗也苦悶。正在這個時候，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隨后取得的一系列勝利，給了孫中山很大的鼓舞。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同孫中山多次會見，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問題。孫中山十分興奮，并親自介紹李大釗參加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主持下，國民黨進行了改組，實行了第一次國共合作。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對三民主義作了重新解釋。不幸的是，正當中國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時，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了，按實足年齡計算只有58歲。今天，當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大踏步前進時，對孫中山這位振興中華的偉大先驅為中國作出的卓越貢獻，不能不懷著衷心感激的心情，永遠銘記他、懷念他。
（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