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統一戰線工作經過改革開放初期的撥亂反正，積極恢復了同舟共濟、肝膽相照的優良傳統，努力開拓了大團結大聯合的新領域，陸續豐富了適合新形勢的工作方法，已經成為凝聚人心、發展經濟、振興上海的重要力量。進入20世紀90年代，民主黨派工作的地位與作用愈加凸顯。
上海歷來是民主黨派成員集中之地，也是許多重要活動的發源地。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初期上海八個民主黨派成員總數為3萬余名，約占全國民主黨派成員總數的10％，擔任中央委員以上的人數在各省（直轄市）中是最多的，并有多人任中央主席、副主席，反映了上海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工作在全國的地位與影響。
一、中共上海市委全方位地建設多黨合作基礎平臺
1989年中共中央制訂《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首次用參政黨這個概念來界定民主黨派的性質與地位，并闡述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以合作取代對抗，用協商代替爭斗，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多黨共存并發展的政治生態。因而這一時期，民主黨派工作的重點從恢復轉向發展，肩負了承上啟下跨世紀的重任。中共中央統戰部起草的《九十年代統一戰線部門工作綱要》對民主黨派工作明確了三項任務：新老交替、自身建設、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中共上海市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思想上統一到中央的決策，組織上研究新情況、制訂新措施，物質上創造條件改善民主黨派的辦公條件，全方位地推進落實文件精神。
（一）細化中央政策，研究制訂各種制度、辦法
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領導親自參加重要活動，結交重要朋友。市委提出發揮統戰部的黨委職能部門作用，加強歸口管理，有效地發揮了統戰系統的整體優勢，在發揮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作用方面，上海取得了新的經驗，新的進展。結合上海“三年大變樣”的社會發展目標，民主黨派聯合調研、結合反腐倡廉糾風，發揮特約人員的作用很有開拓性。
在各級黨組織的共同努力下，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上海日趨規范化、制度化，具體表現在五項工作：
一是堅持政治協商，不斷增強各民主黨派同中共中央及中共上海市委的共識和一致性。堅持“民主協商會”、“情況通報會”、“雙月座談會”、“小范圍高層次談心會”、“對口聯系會”等各種行之有效的協商形式，向黨外代表人士宣傳黨和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通報重要情況，協商達成共識。1992至2002年的十年中市委共舉行座談會58次，民主協商會19次。
二是鼓勵民主黨派為上海“三年大變樣”和“新三年大變樣”獻計獻策。幫助參政黨提高參政議政質量，并在參政中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參政議政以政協為大舞臺。統戰部推動、引導民主黨派立足參政黨的基本職能，發揮自身優勢，圍繞改革開放和建設中的重大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咨詢服務等工作。1997年至2002年間各參政黨以及工商聯共形成調研報告116份，集體撰寫上海市或全國提案和議案870份，個人撰寫市或者全國提案和議案2839份，在市或全國大會發言 106 人次。
三是繼續做好特約人員的工作，充分發揮民主監督作用。90年代后期市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關聘請特約人員共35名，全市總人數 70名。還從制度化與社會化方面作出努力，讓特約人員更廣泛接觸群眾。
四是幫助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組織建設的重點是領導班子建設和工作班子建設，選配好旗幟型人物和主持工作型骨干，幫助引進德才兼備具有代表性的人才。思想建設方面協助他們組織好中心組學習與黨派各級組織的學習，引導他們學習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機關建設方面著重協助黨派建立健全五個工作機制（反映社會政治信息的機制、自我教育機制、發揮群體優勢的機制、培養人才的機制、民主黨派機關工作的機制）。
五是樹立服務觀念，為參政黨辦實事，如解決辦公場所、人員編制、用車、住房困難等實際問題。同時，執政黨自身工作也在不斷制度化、規范化，把民主黨派工作的原則細化為“到位而不越位，支持而不代替，幫助而不包辦，關心而不干涉”。
在建章立制方面，如1994年把發揮區縣和大口黨委的作用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建立了區縣和大口統戰部長聯席會議制度，擬制了“上海企業統戰工作條例”、“關于加強區縣統戰工作的若干意見（草案）”，轉發了委辦區縣局統戰工作的經驗50余篇，把統戰工作列入區縣領導崗位責任制。1996年起，根據八個民主黨派的特點和優勢，確定了相應的政府職能部門與之建立對口聯系，定期溝通，加強了情況通報與意見反饋。如市科委與九三學社市委，市教委與民盟市委，市衛生局與農工黨市委、市臺辦與臺盟市委等建立了對口聯系。1999年擬定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勸說黨外代表人士留在黨外工作的意見》等文件，加強了黨外干部工作制度化、規范化建設。2001年市委組織部、市委統戰部聯合制定下發了《2001—2005年上海市培養選拔黨外干部擔任政府和司法機關領導職務工作規劃》，明確規定了指導思想、目標任務、主要措施以及組織領導。
（二）全力抓好黨派市級換屆，推動“世紀交接”
民主黨派的社會影響，主要來自代表人物的作用，上海在這方面優勢明顯。如民盟的蘇步青、談家楨、民建的陳銘珊、民進的柯靈、致公黨的董寅初、農工黨的陳灝珠、九三學社的楊槱、工商聯的劉靖基以及無黨派的巴金等人，不僅是杰出的社會活動家，也是在各自領域頗有建樹的學者、專家、企業家，其中有6人擔任民主黨派中央名譽主席（或副主席）。改革開放以來他們以“老牛明知夕陽短，不須揚鞭自奮蹄”的精神，帶領廣大黨派成員投入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成績卓著。但到了 90年代中期，這些代表人物年齡偏大，后繼乏人的矛盾已經亟待解決。據1995年上海市委統戰部的分析，當時在全國政協擔任副主席的4位非中共人士以及民主黨派中央的6位副主席中，有8位到1997年換屆時要有人替代。民主黨派上海市委主委中的 50％、常務副主委中 75％、秘書長88％要有人替代。
中共上海市委認為，90年代是黨外代表人士繼往開來，實現新老交替的關鍵時期，努力培養一批堅持正確方向，能與共產黨長期合作的新一代代表人物是個既具有戰略意義，又十分緊迫的任務。著眼點和著力點是以人物工作為總抓手，做團結穩定工作為總要求，以堅持黨的領導，鞏固政權建設為總目標，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上海愛國統一戰線，為促進本市經濟和社會發展實現新一輪“三年大變樣”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而貢獻積極力量。
上海市委強調，培養安排黨外干部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事安排，而且關系到堅持和發展多黨合作政治協商這一基本政治制度。市委決定實施“八個一”工程，即物色培養1000名各級政治安排的后備人選， 100名擔任局級政府實職的后備干部，100名進入民主黨派領導班子的后備人選，100名少數民族和宗教代表人士；聯系100名海外高層次代表人士，100名經濟界（包括國有企業與新經濟組織）黨外代表人士， 100名教、科文、衛界黨外人士，100名方方面面有影響、有本事的黨外人士等的計劃，對黨外干部的物色、選拔、培養、考察、安排、使用等各個環節作了詳細的設計。
1995年初，本市擔任政府及司法機關領導職務的副處級以上黨外干部有195名，到年底已經增長為246名，其中副市長1名，局級干部 28名，全市19個區縣政府領導班子中有黨外副區（縣）長17名，區長助理1名。數量明顯增長的黨外干部隊伍，為民主黨派換屆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換屆以后的民主黨派市委領導班子，年齡明顯降低、學歷有所提高、成員的互補性和代表性都得到增強。
如，民革市委1992年6月換屆后，市委領導班子平均年齡64．13 歲。1997年7月換屆后領導班子平均年齡是53．7歲，最大59歲，最小48歲。2002年7月換屆后領導班子的知識結構和專家、學者比例有明顯提高。
民建市委2002年與1992年相比，班子成員的最高年齡和最低年齡都下降12歲，平均年齡下降11．6歲。大學本科以上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上升24．4％。
農工黨市委領導班子兩次換屆后平均年齡51．6歲，比1992年下降8．6歲，并優化了知識和專業結構。
九三學社1992年市委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是64．1歲，到2002年下降為57歲。
臺盟市委領導班子平均年齡從1992年的66歲下降到2002年的 54．8歲，成員中既有專業領域中的專家學者，又有長期從事行政領導的骨干，結構更具代表性。
換屆中，幾位德高望重的民主黨派老領導主動讓賢，促進了新老交替順利進行。2002年5月至7月的換屆中，全市八個民主黨派正副主委共有32人退下，占上屆班子總數的40．5％。新進班子成員28人，占實際規模的39．4％。
（三）幫助改善民主黨派市級機關的辦公條件和人員待遇
上海市民主黨派大廈是上海市統戰系統的重大實事工程，是統一戰線的標志性建筑。1990年上海市委批準同意建造。大廈設計建造過程中，廣泛征求民主黨派領導的意見，充分發揮黨派成員中專家的作用，各黨派市委都派出一名副主委參加籌建領導小組，并由工程技術專家、民革市委主委徐以枋任副組長，由當時分工聯系民主黨派工作的市委統戰部副部長趙定玉任組長，決定設計建造中的重要問題。該大廈地處中心城區，共征用土地3762平方米，動遷了1個車間、2個倉庫、3 家商店和29戶居民。主樓地下1層地面21層，高103米，建筑面積 19943平方米，是一幢綜合性的、設施比較先進，使用功能比較齊全的智能化高層建筑。建筑獲得上海市優質工程“白玉蘭”獎和全國優質工程“魯班”獎。1996年12月，市委統戰部在上海市民主黨派大廈舉行落成慶典儀式，大廈竣工啟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為大廈題名。當時進駐了各民主黨派市委機關、統戰性社會團體及市社會主義學院共13個單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劉延東、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民進中央主席雷潔瓊等先后到大廈現場視察，一致認為這幢大廈的建造，真正體現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對統一戰線對多黨合作的重視。大廈建成啟用后，市委統戰部又陸續協調，幫助解決了服務中心增加編制的問題、建設停車庫問題、收回裙房增加辦公面積問題。此后，各區的民主黨派辦公用房也相繼得到改善。
與此同時，市委統戰部先后請示市委、協調市編委和民主黨派市級機關，幫助解決了黨派市、區二級機關干部的編制平衡問題，逐年增加了由市財政撥款的黨派機關辦公經費（區縣參照執行），并在當時的困難情況下，想方設法參建住宅房，用以解決部分黨派機關干部的住房困難。還參照中央的做法，對4名年過7旬、長期負責日常工作的民主黨派市委專職副主委由副局級提為正局級或享受正局級待遇。
二、民主黨派全面開展參政議政，參與上海快速發展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以后，上海進一步改革開放加速經濟發展，努力實現鄧小平對上海工作提出的“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要求。民主黨派工作在“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號召下，出現了全新的面貌。
（一）民主黨派成員充實到人大、政府和司法機關議大事、任實職、辦實事
據1994年統計，上海市擔任政府及司法機關領導職務的副處級以上黨外干部僅195人（其中包括副市長1名，局級干部21名，處級173 名）。到1998年，全市副處級以上黨外領導干部的總數就猛增為1800 多名，擔任局級領導職務的有104名，其中在市政府委、辦、局和司法部門任職的15人，在區縣人大、政府、政協任職的45人，在高校、研究所任職的44人。到2002年，在政府及司法機關擔任副處級以上職務的人數上升為246名，其中副市長1名，局級干部28名。
1992至2002年間，民主黨派成員中有3人先后任上海市副市長，即九三學社的謝麗娟、農工黨的左煥琛以及民進的嚴雋琪，均成為旗幟性的黨外人士。謝麗娟曾在1988年阻擊上海甲肝大流行中發揮了組織領導作用，贏得社會口碑。左煥琛主持創建了“社區衛生中心”，從體制方面推進了公共醫療衛生改革。嚴雋琪是信息工作專家、“上海市優秀學科帶頭人”，擔任副市長不久又被調往北京，在更高的層面發揮民主黨派負責人的旗幟作用。致公黨俞云波被任命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民盟李昌道擔任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在當時都被認為是干部使用方面的突破，社會影響較大。
在人大任職的民主黨派成員，經常以自身的專業造詣提出關乎國計民生的議案，促使人大完善法規，政府采取措施，從而使社會得到發展。如，加強藥品管理問題。1994年7月在全國人大八屆八次會議上，民建成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常委、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副會長）孫廷芳針對我國醫藥工業遭到新的沖擊，醫藥市場假冒偽劣藥品泛濫，人民健康受到嚴重危害、甚至被奪去生命的嚴重情況，大聲疾呼“遵法律、順民意、懲治假冒偽劣藥品必須緊抓不懈”，并提出了5項具體措施：醫藥行業的體制要理順；醫藥制品必須由國家專營；價格體系要完善，禁止搞價格競爭；對廣告宣傳要加強監督和管理；懲治假冒偽劣藥品執法要嚴正。同年9月，國務院發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藥品管理的緊急通知》。同年12月，孫廷芳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呼吁，政府要嚴厲地責成各級部門的配合，齊抓共管，來貫徹國務院《緊急通知》，把打擊假冒偽劣作為興國力、扶正氣來抓。此次發言在中央電視臺、中央廣播電臺播出后，正在北京出席全國醫藥管理局長會議的相關領導們紛紛支持和響應。
又如，加強產品管理，制定質量法問題。2000年3月，在全國人大九屆三次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鄭健齡針對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損害消費者利益，敗壞國家聲譽的情況，領銜提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大對假冒偽劣產品的治理力度，盡快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質量法”的建議》，對原來的法律條款分別從偽劣產品的范疇、偽劣產品的存放運輸、證據認定、產品包裝、處罰程序和力度等方面提出具體修改意見。議案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列入當年的法律修改計劃，2001年正式頒布了新的“產品質量法”，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專欄還就此特邀鄭健齡作為嘉賓錄制了專題節目。
全國人大常委、民革上海市委主委厲無畏每年多次參加人大組織的視察、調研活動，了解到我國存在個人收入呈“倒金字塔”結構的情況，為此他撰寫了多篇建言獻策材料。2001年他帶領民革市委有關專家承接了上海市政府向社會公開招標的決策咨詢重大課題《勞動價值理論與收入分配研究》，提出要促成中等收入層增長的“兩頭小中間大”的理想的“橄欖形”分配結構。建議政府繼續采取各種政策措施“抓兩端促中間”，用戰略眼光策劃做大中等收入隊伍的每一個步驟；真正把按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的分配作為按要素分配的主要突破口；努力把按勞分配作為改善普通勞動者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徑，切實把強化收入再分配作為分配中實現社會公平和總體目標的主要措施。
致公黨市委主委俞云波在全國人大九屆五次會議上的發言《誠實守信是道德建設的當務之急》引發社會共鳴。俞云波從中央“以德治國”的要求出發，針對社會上老百姓最關心的誠信失范問題，列舉出司法活動中的假書證、假憑證、假鑒定；經濟活動中的假賬、假冒商標、假發票、假審計報告；體育界的黑哨；學術界的剽竊現象，指出“這些種種失范已經成為中國當前的一大社會公害。”并指出“權力的異化是權力的一種腐敗”，指出“不講誠信、弄虛作假的腐敗已經嚴重影響到黨和政府的形象，已經影響到政策形成的科學性與正確性，影響到施政的效果”。針對干部隊伍中的誠信問題、建議“國家干部、公務員在執行公務中要對上級講真話報實情。地方對中央更要如此，這要作為政治紀律”，建議“誠信要作為考核干部的內容之一。”俞云波的發言引起了江澤民、李瑞環等中央領導的關注，也在委員中引起共鳴。不久，《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等12家媒體轉載報道了俞云波的發言。
（二）政協提案和大會發言成為參政議政重要載體
人民政協是民主黨派的重要舞臺，也是執政黨與參政黨（以及無黨派）合作共事的重要平臺，提案是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重要形式。在上海市政協委員中，民主黨派、無黨派成員的比例保持在總數60％以上。根據上海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市政協委員的總名額還陸續擴大，用來充實一批新的代表性人士，第九屆市政協委員就由720名增加到760名。
提案分集體提案和個人提案兩種類別，都涉及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市民生活、反腐倡廉和法制建設等方面。以經濟界人士為主體的民建，自然對經濟建設尤為關注。有“提案大王”美譽的王洪昌，是全國政協常委、民建市委常務副主委，他長期致力于“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專題調研，他的《關于加強稅收征管與推進財稅改革若干問題的建議》、《對治理“三角債”、清舊債、堵新欠的若干建議》等受到國務院、民建中央和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視。他執筆的
《對國有大中型企業解困與發展工作若干問題的建議》的調研報告，被上海經濟研究中心列入上海決策咨詢研究熱點課題。1993年至1997 年，他以個人名義向全國政協提交提案117件，向市政協提交提案41 件。根據他的建議，《經濟日報》在1996年4月，發起一場大討論，提出“既要講經營之道，更要講為人之道”，參與者們廣泛交流政治思想、職業道德、社會公德，不僅提高了企業家的經營水平，更促進了良好的社會風氣，推進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還開創了全國性報紙根據政協委員提案發起大討論的記錄。
教育方面，民盟和民進有自身的人才優勢，經常提出重量級提案。如2001年，民盟市委在全國政協八屆四次會議上就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中，辦學管理體制、合作對象選擇、專業設置、質量監控等方面的不足，提出七點建議：一、教育主管部門要進一步增強開放意識；二、制定合作辦學的管理辦法，對合作雙方的權利義務作出明確的規定；三、慎重選擇合作對象，確保辦學質量；四、慎重設置專業，以適應近五到十年重點發展行業對人才的需求；五、定期認定境外、國外大學頒發的學歷文憑和學位；六、政府對中外合作辦學的學費不必管得過細，只須限定最高額；七、要在政策上鼓勵本市高校有優勢有特色的專業到國外、尤其是到西方國家合作辦學。該提案獲全國政協優秀提案。民進市委也在十年間提出了45件關于教育方面的提案，內容廣泛，涉及深化上海高教體制改革、加強農村基礎教育、改革現有教師人事管理制度、加強青少年網絡道德教育、依托社區開展0—3歲嬰幼兒家庭教育等等，幾乎覆蓋了上海教育界存在的種種問題，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議，大部分建議被有關部門采納。
針對大批農民工子女進城失學的現象，1998年九三學社上海市主委謝麗娟向全國政協遞交《關于制止民工子弟成為21世紀新文盲》的提案，要求國家有關部門修改政策和法規，重視和保障進城民工子弟受教育的權利。該提案得到國家教育部回應，聯合發文要求以流出地為主解決民工子弟的義務教育問題。此后幾年謝麗娟委員針對文件在實際操作中的難點，跟蹤調研，提出跟蹤提案。這些建議，促進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改善外來民工子弟義務教育的現狀。
致公黨市委在1999年市政協大會上提出《關于疏浚蘇州河底泥的分析及建議》，分析了蘇州河底泥分布特征和蘇州河底泥對上復水體的影響，對如何處置作出具體建議。提案很快得到市蘇州河整治辦公室領導重視，親自到致公黨市委與有關專家討論如何落實。2003年3 月，該提案的建議內容，被列為當年上海市重大市政建設項目的第一號工程。
民主黨派敏銳地呼吁，要警惕經濟發展中的隱患與弊端。1995年 3月，在全國政協八屆三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市委副主委顧宗棠，全國政協常委、民建市委主委陳銘珊，全國政協常委、民建市委常務副主委王洪昌根據當時國有企業存在的一些腐敗問題，提交了《關于重視加強企業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問題的建議》，提出：嚴厲治標、重在治本，加強對干部的監督。建立嚴格的約束機制。實行獎懲辦法。加強審計，嚴肅財經紀律。把好企業領導出國考察審核關等建議。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答復中稱：提案列舉的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方面的問題的確不同程度地存在，所提建議具有可操作性，很有參考價值。該提案被全國政協評為優秀提案。
上海市政協的提案委員會推動了提案的辦理和落實：
1998年、1999年市政協九屆一次、二次會議期間，民革市委、民盟市委、民建市委、臺盟市委和部分委員針對上海養殖業畜禽糞便污染、不合理使用化肥農藥造成水源、環境污染和大氣質量下降等問題提出 20多件提案。1999年4月，提案委員會組織提案者和承辦單位座談討論辦理落實有關“治理農村環境問題”的提案情況。1999年，政協副主席帶領部分委員到南匯縣航頭鎮、泥城鎮、康橋鎮等地，跟蹤了解農村環境整治情況，推動提案的辦理落實。
八屆、九屆市政協（1993．2—2002．2）期間，各民主黨派、市工商聯以及黃關從等十多名委員就加快上海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問題提出提案90多件，提案委員會先后開展跟蹤調查、推動辦理活動約10次。 1999年5月，市政協副主席帶領委員分別跟蹤了解辦理情況。由于政協的提案前瞻性較強，市科委吸納了市政協提案的有關建議，會同市計委、市財政局、市國資辦等單位研究制定了《上海市科技創新基金運作方案》和《上海市科技創新投資管理暫行規定》。
這個時期內，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市政協委員，關心下崗待業的再就業，就妥善安置企業結構調整中的富余人員；下崗人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廣開就業，為下崗人員再就業創造條件；加快落實“再就業工程”；建立勞務中介網絡，培育、健全、規范勞務市場；加強下崗待業人員再就業的技能培訓等問題，提出130多件提案。提案委員會組織跟蹤視察活動近10次。如市勞動局成立了再就業工程調研小組，1995年提出下崗待業人員再就業的9條政策和具體措施，1996年又聯合市經委、市財政局、市社保局、市工商局、市總工會、市婦聯發布關于深入開展再就業工程的8條意見，要求全社會關心下崗待業人員的再就業。 1997年5月，市政協副主席帶領市政協委員到市勞動服務公司信息管理中心跟蹤了解“再就業”培訓，建立勞動服務信息網絡等提案的辦理情況。2000年10月，市政協組織民建市委、臺盟市委及部分委員跟蹤視察上海市職業培訓中心，聽取市勞動局和社會保障局介紹有關“再就業”和“協保”方面的提案辦理情況。委員們對拓展上海市勞動力市場、提高勞動者技能素質，采取措施創造就業崗位取得的成效給予充分肯定。黨派、團體、專門委員會提案數量由市政協第七屆委員會的221 件，發展至第八屆的638件和第九屆的676件。
（三）開展專題調研聚焦熱點、重點問題
專題調研通常由黨派市委職能部門負責，集中了本黨人才資源，一些特別重要的選題，往往由主委或副主委親自擔任課題負責人。經過各級統戰部門的協調，被調查單位一般都積極配合提供幫助。調研報告則往往轉化為各黨派市委的議案或提案，不僅提升了建議的“含金量”，也幫助民主黨派工作進一步由務虛轉向務實，能緊緊把握社會發展的脈絡，并就國計民生的重大課題發表意見。
如1994年臺盟市委完成《上海臺商投資情況跟蹤及其對策研究》，經過對1984年上海建立首家臺資企業以來十年期間，臺商在滬的投資規模、方式、地區分布、回報、項目技術水準、生產質量等開展調查分析，歸納出臺商在滬投資碰到“缺乏對臺商的配套管理、政出多門、臺商投訴無路”、“金融、稅收政策的執行上存在脫節之處”等七大類問題。次年的市政協會議上，臺盟市委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根據上海的情況，分行業、分項目對臺商進行招商”等7條對策和建議。建議被有關部門采納。2002年又承接了《“漸進式臺獨”的主要表現及我們的對策研究》這樣的重要調研課題。
1998、1999年，民盟市委先后在上海市和全國政協會議上作大會發言并提出提案，呼吁盡快建設上海深水港，促進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早日形成。在此之前，民盟市委主委張圣坤兩次率盟內專家赴南匯，就深水港開發建設的前景和前期規劃進行考察調研。
九三學社市委2002年提出《上海市岸線與灘涂資源可持續利用研究》。報告指出，現存的外圍岸線資源供不應求，制約著本市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提高上海國際大都市綜合競爭力，應實現岸線與灘涂的可持續利用。報告提出6條對策建議，獲得市科委主持召開的專家組認可。該課題2004年獲得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研究成果獎。
民建市委在開發建設北外灘問題上投入了大量精力。2001年根據國家“十五”發展計劃綱要，民建市委向市政協大會遞交了《關于創建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北外灘航運商貿服務區的建議》之后，又聯合民建虹口區委成立專題課題組，在5個月內按照如何規劃、定位、市政配套、環境交通、房產開發、服務設施、商業布局等專題，先后走訪有關單位和政府部門，發放1200份調查問卷，邀請企業和航運機構專家學者召開了 10次專題研討會。在歸納匯總了136份專家的書面建議并多次征求了10多位專家意見后，完成了“關于開發建設北外灘國際航運商貿區的若干建議”調查報告和“北外灘航運商貿區規劃開發問卷調查統計分析報告”等14篇近5萬字的調研論文集，對北外灘建設要強化統一領導、注意資源整合，要合理布局、營造濱江特色等6個方面提出36條具體建議，得到市城市規劃管理局領導的高度重視，認為調查報告內容翔實豐富，圍繞主題，有充分的調查資料，又有從各個角度闡釋的分報告，尤其采用“德爾菲法”形成的專題統計分析報告作為總報告的支撐，很有新意。報告不僅有結論性意見和發展目標，同時也提出實現目標，政府可采用的方案以及相關的措施、機制、政策的建議，體現了可操作性。 2002年，北外灘建設進入實質啟動階段，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和虹口區政府繼續邀請民建參加規劃研討審定和獻計獻策。
組織系列調研也能促進建議的深度。如農工黨市委十年間，針對醫衛、教育、科技、經濟、環境、人口等方面的調研，形成28篇調研報告，還開展了城市外來務工人員、政府公共政策、人口問題的三個系列調研。
八屆、九屆市政協（1993．2—2002．2）期間，市政協的經濟委員會舉辦專題論壇、專題研討和大型專題座談會20余次。開展專題調研33 項，組織考察、視察、報告會和各種活動近100項，為促進上海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促進黨政部門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積極建言獻策，發揮了有效的作用。調研課題大多是黨政部門關心的熱點、重點問題。如完善上海組織協調機制和快速反應能力、建立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迎接“入世”、提高國有經濟控制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政企分開和富余人員的分流，發展國有小企業等等。市政協經濟委員會履行民主監督職能，先后多次組織委員參加全市財政、稅收、物價大檢查和安全生產視察、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執行情況、上海主副食物價情況等組織明察暗訪。
（四）發動基層成員收集反映社情民意
從部分黨派成員的個人行為，到發動全體成員的組織行為，是這個時期社情民意工作的特點。各黨派市委紛紛設立了信息類刊物（如民革《信息簡匯》）加強指導促進交流。數量多，范圍廣，一事一議，是各黨派收集社情民意的特點，從中可直觀廣大民主黨派成員對改革開放的熱切期盼、對社會發展的拳拳之心。
有的關注發展方向，提出預見性辦法，如民進會員艾小白提出“盡快建立我國納米技術研究中心”。他認為，納米技術是明天最能產生突破性進展的領域，21世紀人類面臨的人口、糧食、能源、資源、環境五大危機可望由納米科技的發展而得到解決或緩解。組建國家納米科學和納米工程中心是順應潮流，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該建議受到朱镕基總理的批示，并得到落實。
有的關注社會熱點，如民盟提出“教育也要打假”。指出假教育現象充斥社會：假證書、假文憑、假職稱、假學位，以及假課程、假內容等。強調教育是求真的事業，假教育敗壞了社會風氣、會危害世世代代。提出打假的措施，呼吁不要把提高學歷、攻讀學位搞成一窩蜂。
有的糾正不良傾向，如九三學社呼吁“切忌盲目從國外引進人才”。肯定了“洋人才”確實給我們一些行業和企業帶來了新的理念、觀念和做法，但切忌“一窩蜂”引進。質疑了北京某著名大學以每月 100萬的高薪從美國聘請一名年已70歲的洋教授，且聘期僅三個月的做法。
民主黨派成員中的專家提出專業問題，可以幫助政府防患于未然。 1997年，民盟成員、嘉定縣環境保護局高級工程師熊云旦撰寫的一篇有關市郊中小河流污染嚴重，必須加快治理步伐的報告，被《解放日報》內參轉發，引起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重視，并作了重要批示。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在他的報告上批示：“通過治理，一方面解決農村有機肥料的利用，另一方面也治污染，改善環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姜春云批示：“應當通過實現全民綜治環保，特別是肥料的管理、使用、解決這一緊迫問題。”國務委員宋健的批示是：“九五期間，除抓重點任務外，對提高全民的環境保護水平，也要有所考慮和部署。這類問題，只靠重點工程解決不了。要考慮制定全民環保守則之類的指導性規定。”國家水利部部長和國家環保局局長委托專人來滬聽取他們對市郊中小河流治理保護的意見。之后，上海市委市府領導、嘉定區委領導相繼作出批示，嘉定區率先作為上海市清理河流疏浚河流的試點。不久，徐匡迪市長及三位副市長親自參加“疏浚河流”現場會，為大力整治河流提出新的要求。
有些社情民意切入口很小很具體，單從標題來看，就能夠知道反映的都是老百姓的心里話，如民建《不要把黨政領導稱為“老板”》、民革《在上海中心城區多建幾塊“綠肺”》、民盟《變廢為寶，妥善處理餐余食物》、民進《人民廣場應使用無拼縫的國旗》、九三學社《盡快治理上海文化名鎮朱家角河道的污染》、致公黨《關于離退休僑胞問題》、農工黨《對外學術交流中要注意保密》、臺盟《奧運會報道應注意“一個中國”原則》等等。
許多社情民意來自民主黨派的普通成員，來自他們對社會發展的密切關注以及對國家命運人民生活前景的熱切期盼，看到自己提出的問題引起政府重視，提出的建議被合理采納，激發了他們的參政黨責任感，參政議政不再僅僅是政治精英們的使命，對于提高參政黨整體素質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擔任“四大員”，履行民主監督職責
特約“四大員”的形成，是在社會主義民主不斷擴大、法制建設不斷加強的需求下而產生的，這些特約人員都以民主黨派成員身份（少數為無黨派人士）直接參與國家行政和法律監督工作。
1990年起，根據中央文件“聘請一批符合條件和有專門知識的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擔任特約監察員、檢察員、審計員和教育督導員”的規定，上海市監察委員會、市檢察院、市政府審計局和教育督導室，依照各自工作的特點，在市委領導下由市委統戰部牽頭與各民主黨派市委和有關方面共同醞釀推薦。到2002年年底，先后3屆（個別5 屆）聘請，前后187人次。各區縣也相繼聘請，到2002年，區縣級特約四員達500人。
1998年12月，市委統戰部總結了前八年工作，制定了《上海市推薦、聘任特約監察員、檢察員、審計員和教育督導員工作條例》，明確這項工作是發揮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作用的重要措施，是建立健全我國監督機制的一項創舉，是黨和政府加強與人民群眾聯系的有效渠道。具體規定了特約“四大員”的“職責和權利”、“任職條件”、“任免程序”以及期限。
如民盟鄭惠強受政協推薦，先后擔任了市公用事業局、市電話局和市公安局的特約監督員，還兩次受邀擔任評議代表，參加市公用事業、環衛系統的行風評議工作。他參加市公用事業行業的行風評議工作，被任命為出租汽車行業評議組副組長，先后召開了14個座談會，走訪 40多家企業，進行了“五個100”的調查（訪問百名司機、百名乘客、百名管理人員、乘百輛車、抽查百輛車），還明察暗訪了機場、碼頭、車站等出租車營運情況。在履行監督員職責中，注意了解社情民意，反映群眾意見，再通過提案形式，提出意見和建議，多年來提交了“對反腐倡廉的三點建議”、“對拓寬監督渠道、懲治腐敗的若干建議”、“關于居民參與當地建筑工地環境衛生監督建議”等，個人獲上海市優秀提案獎。
在市委統戰部牽頭下，特約四員們分別在1994年6月、1995年11 月、1996年9月和1999年9月，舉辦了4次面向公眾的社會咨詢活動，每次都接待來訪咨詢數百人次，其中有受理舉報的、申訴的，反映某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正之風的，基層干部違反財經紀律和人事關系問題等等。特約四員們對有些問題當場作出答復，有些則立案受理，活動結束后對舉報案件跟蹤督促，基本做到“件件有落實，事事有回音”，對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發揮了作用。
特約“四大員”工作并非民主監督的全部內容，從實踐上看，民主監督主要是通過政治協商與參政議政的途徑來實現。它體現在高層次的協商會、通報會、座談會等形式中，也體現在參政議政過程中，幫助執政黨在制定有關方針政策中能更好地兼顧各方面群眾的利益，更體現在每年召開的“兩會”上。每年“兩會”上提交的大量議案提案，都是就某些重大問題經過調查論證提出的，其中不少發揮了民主監督的作用。如1993年，臺盟市委提出建議，要求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領導親自批閱民主黨派提案，后被采納。1994年，以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張叔英領銜的6位政協委員聯名建議“在全國政協期間中央領導同志參加政協委員討論”。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對該建議的推薦意見為“建議很重要，具有重大意義和價值。它有利于密切黨政領導部門和全國政協之間的關系，促進雙方的工作；有利于密切中央領導同志和廣大政協委員之間的聯系，有助于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該提案被采納后，自1995年起，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為首的中央領導同志參加全國政協大會的分組討論成為每年政協大會的一項重要內容。
民主黨派不僅通過提案表達意見，要求政府相關部門答復，還可采用追蹤提案的形式，監督有關部門落實情況，并完善自己的方案。如 1997年，九三學社市委向市政協提交《關于解決秸稈焚燒、污染大氣問題的緊急建議案》，建議遏制焚燒秸稈引起的大氣污染，探索秸稈的綜合利用，推進秸稈產品科研成果的產業化，引起委員們和媒體關注。 1998年，九三學社市委再次提出追蹤案，市政協組織了跟蹤調研活動。
1998年年底市農委等有關部門制定了上海秸稈綜合利用的規劃，副市長馮國勤與郊區各區縣政府簽訂秸稈焚燒責任書，市環保部門嚴格執法，僅2001年就執法400多次。其他有關部門還積極拓寬秸稈的綜合利用，促使秸稈建筑板材早日推向市場。
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在談到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時，曾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方，稱“西方的政黨制度是‘打橄欖球’，一定要把對方壓倒。我們的政黨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黨派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共事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為了保持社會的和諧。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揮，這個指揮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都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勝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這個主旋律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說法深入淺出地幫助黨派成員理解民主監督、開展民主監督。 2000年11月，市政協召開民主監督研討會，就“新時期民主監督的理論和實踐”、“提高民主監督的力度和實效”等發言。市政協主席王力平指出，九屆市政協成立以來，進一步拓展了民主監督的形式，把民主監督貫穿于政協履行職能的全過程，與政治協商、參政議政有機結合，使民主監督工作有了新的進展。希望大家努力從認真落實民主監督的內容、完善開拓民主監督的形式、建立健全民主監督的制度等方面著手，進一步加強政協的民主監督工作。
（六）積極開展發揮自身特長的社會活動，推動國計民生
傳承歷史與保持特色，使得各民主黨派的活動能夠揚長避短，呈現優勢。如，民進開展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大討論，并創辦學校、智力支邊。 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于深化教育、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為此，民進上海市委把全面推進素質教育作為全會2000年的主要課題，發動全會開展大學習大研討。民進市委向各區縣委、直屬委員會、總支、支部發出通知，要求上海民進全體會員關心、支持上海的教育事業，為推進素質教育建言獻策。民進市委常委會專題研討，認為經濟的競爭關鍵是人才的競爭，而人才的競爭歸根到底是教育的競爭。素質教育是以德育為核心，關鍵是教孩子如何做人，做一個正直的人。要培養孩子的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就要使孩子有個性，而不能成為應付考試的機器。教育是個系統工程，民進作為以教育、出版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參政黨，要為推進實施素質教育多做實事多做貢獻。2000年6 月初，民進上海市委與上海市教育學會、聯合時報聯合舉辦素質教育大型研討會，分別安排素質教育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探討。又在進華中學觀摩了德語展示、數學小課題和陶瓷釉上彩等公開課，研討了如何開發學生的特長和潛能等問題。研討活動結束后，《聯合時報》發表了專版，《上海民進》和《民進申江月報》都出版了素質教育專輯，共發表了52篇報道和論文。民進市委還舉行了以素質教育為主題的“議政日”活動、師德專場報告會，各區縣委、各直屬基層組織也開展了各有特色的研討活動。
民革市委在十年間與各基層組織的民革黨員接待海外、港臺來訪親友共12500余人次，其中來自臺灣的親友6800余次。2001年5月和8月，先后接待了臺灣退役將領參訪團和黃埔將軍大陸參訪團共48 人。來訪者對大陸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表示敬佩，也有部分團員不了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接待人員給予正面回答，歡迎他們多看看多走走，增進共識有利統一大業。
農工黨努力促進醫療衛生改革。1992年起，農工民主黨市委與市衛生局建立對口聯系座談會制度。衛生局黨委每次都通報近期衛生改革情況，使農工黨市委能夠知情出力，增強參政議政的效果。農工黨市委在會前都要召集有關方面的黨員專題座談，盡可能多地聽取和收集醫衛熱點問題，將有針對性、建設性的意見提供給市衛生局領導。如 2000年9月的座談會上，市衛生局詳細介紹了深化醫衛改革的十大舉措，農工黨市委則提出了涉及醫院、醫療、醫保等方面的24條意見和建議。此前農工黨市委連續召集黨內各級醫院院長、區縣衛生局局長和有關專家學者參加的三個小型座談會。聽取了不同層次、不同界別的黨員對醫衛改革的意見。衛生局對這些意見非常重視，會后以簡報形式下發各所屬單位。2001年和2002年，兩家再次圍繞醫保制度出臺后的問題探討交流，促進了上海衛生事業的健康發展。
從1996年起，中共上海市科技工作委員會和上海市科委每年召開民主黨派對口聯系會，邀請九三學社市委主要領導以及九三學社科委的工委委員參加，通報了《上海科技與西部開發》、《關于技術產權交易情況》、《關于創業投資運作情況》等。1999年，九三學社中央“科技創新與政策法制建設”研討會在上海召開。研究會收到全國九三學社成員的論文50余篇。此項調研成果經整理成為九三學社上海市委1999年的專題調研報告《科技創新的法制保障》。海外聯誼始終是致公黨上海市委的重點工作，著重做好“傳統僑團和未建交國家社團”的工作，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和特長。十年中，致公黨市委接待海外華僑社團和洪門人士906人次，基層組織以及黨員個人共接待海外親友10516人次。通過廣泛聯誼、在引資、引智方面取得成效，先后引進資金、設備和各種捐贈計總金額5．3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項目落實在上海；還引進美國、澳大利亞、英國、比利時等國家的華裔和外國專家、學者70多人次，在上海十多所高等院校講學、交流學術。
三、以“跨世紀”為時間節點，民主黨派向“高素質的參政黨”目標不斷前行
1993年12月，江澤民與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的新老領導人座談時，首提搞好政治交接，黨派的自身建設提到重要地位。民主黨派把思想建設作為隊伍建設的關鍵，把提高干部隊伍素質、培養后備隊伍作為隊伍建設的重點，把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規范機關工作秩序作為隊伍建設的抓手。
（一）加強學習研究、探索參政議政的最佳方法途徑
各民主黨派紛紛列出學習計劃，設置組織機構，在解放思想的號召下探索新問題，尋找新辦法。
民革市委編輯出版《民革黨員與新中國》和《民革黨員在新中國》兩本書，在基層組織宣講，激勵和鼓舞民革黨員繼承和發揚民革老一輩的優良傳統和高尚風范，提高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自覺性，不斷提高履行參政黨職能的水平。
1994年，農工黨上海市委在市政協提出一號提案《關于進一步加強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工作的十點建議》，認為上海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工作與上海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要求還不適應，與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對民主黨派的要求和期望還不相適應，應本著改革的創新精神，加大改革力度，使上海在這方面的工作在全國領先一步。提出要為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提供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進一步拓展民主黨派參與政府工作的渠道；參政議政工作要增強科學性、權威性和可靠性；要實行目標管理等具體措施。《解放日報》在第一版以《農工民主黨市委提出政協會議第一號提案》報道，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會同統戰部、宣傳部、財政局及政協辦公廳專門研究答復，其中大部分意見被采納并實施。該提案獲評1994年市政協優秀提案。
1999年11月18日，為紀念《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中共中央〔1989〕14號文件）頒發10周年，民革市委與中共上海市房地局委員會聯合舉辦“參政黨的理論與實踐研討會”。2000年，民革市委舉行“新世紀統一戰線工作”理論研討會。這個研究小組的研究文章有46篇被《中國統一戰線》、《團結報》、《光明日報》、《上海統戰理論研究》等報刊錄用，多篇獲得各級獎項。
1998年12月，民進市委成立了統戰理論研究小組，成員中有教授4人，學者3人，博士1人。鄧偉志、余源培等的論文多次在全國和上海市獲獎，如《試論統一戰線的任務》被中央社會主義學院評為全國統戰理論優秀論文特別獎。2002年10月，王慧敏代表民進上海市委出席民進中央在長沙召開的民進建設高素質參政黨理論研討會，作了《高素質參政黨內涵的新世紀解讀》的論文宣講。同年12月，民進市委舉行“以十六大精神為指導，建設高素質參政黨”理論研討會，會議的共識是：建設高素質參政黨是新世紀、新任務對參政黨提出的新要求，必須與時俱進，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貢獻。會議編印了《新時期參政黨建設研討會論文集》。
（二）抓緊培養鍛煉干部，貯備跨世紀人才
農工黨緊抓后備干部隊伍建設。1993年區縣、直屬單位換屆時就要求各級領導班子成員年齡結構須與建立跨世紀后備干部隊伍相銜接，并脫產輪訓了新進班子成員和擬引進安排領導職務的新人。此后逐步建立“后備干部人才庫”，舉辦中青年干部學習班。
致公黨市委堅持按“民主集中制”原則辦事，注意健全各種工作機制。1999年修訂了原有的各類會議議事規則，規范了決策程序。十年中舉辦10期干部學習班、培訓班，330人參加學習。同時選送180名中青年干部到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中央和上海市的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民建市委十分重視區級組織的每一次換屆，要求借此機會培養骨干、吸收進領導班子，促進年輕化、知識化，結構合理。1999年民建市委常委會要求各級組織的主要領導必須親自動手，下大力氣，加緊物色、培養后備干部。2000年5月，民建市委制定了近兩年目標。考慮推薦培養對象一般應為：經濟理論研究和教學人員，大中型企業負責人，國家公務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學科帶頭人等的中青年會員，而且必須具備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相當于國家公務員副處級以上職級或副高以上職稱。同年7月又制訂了實施方案。從1993年至2002年底，民建市委與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聯合舉辦18期中青年會員讀書班，參加會員474人，90％以上學員已經在民建的各級組織中擔任職務，或被推薦為市、區政協委員，或當選為市、區人大代表，或被推上政府實職崗位。
其他各民主黨派同樣把后備干部的培養選拔使用列入重要議事日程，抓措施抓落實。
（三）努力增強自身素質，塑造公眾形象
民進市委從1997年換屆后，把自身學習作為每月一次的主委會議的第一議程。1999年2月，民進市委正副主委和秘書長舉行了一次領導班子談心會，圍繞如何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的問題開展談心和自我批評，交流思想達成諒解，統一認識增進了團結。2002年10月根據民進中央關于加強民主集中制、改進領導作風的精神，制訂了貫徹意見，規定了領導班子的民主生活會制度和述職制度。
臺盟市委為在滬臺商、臺生排憂解難近200件，接待境外臺胞158 批609人次，幫助臺商牽線搭橋60余件，引進臺資近4億，組織撰寫介紹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情況和臺情研究方面文章近500篇。
為了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各黨派市委在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的協調下，于1995年10月27日聯合召開了上海市各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建設工作經驗交流會。1996年11月13日，又聯合召開上海市各民主黨派思想建設工作經驗交流會，2000年12月28日，再次聯合舉辦上海市民主黨派機關建設工作經驗交流會。
大力開展社會服務。民主黨派成員文化程度高，因此舉辦各類學校培養、培訓人才成為常規動作。據1998—2002年間的不完全統計，社會辦學共計216所，培訓188380人次。此外，他們以自身優勢為基礎開展了各具特點的自選動作。
農工黨市委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除舉辦各類咨詢服務、扶貧助學、參與抗洪救災等行動外，主辦了各類醫療咨詢活動，開辦專家門診、醫療服務基地，開設醫療服務熱線，送醫下鄉到貧困地區、革命老區，使眾多人民群眾受益。
九三學社市委成立了“醫藥服務中心”，每年組織醫務專家為社會提供義診。開展科普宣傳，講解克隆技術、微納米技術、紅外技術，宣傳“綠色居住環境與綠色交通”，這些在當時都是前沿課題。2000年還組織社員中的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率領上海十多所高校的100多名博士共聚浦東新區張江高科技園區，實地了解上海市政府“聚焦張江”，發展上海高新科技產業的戰略舉措。名譽主委楊槱代表出席的院士表示愿盡全力為張江招商引“智”。不久在九三社員的牽線搭橋下，上海海運學院將“仿真研究所”設在張江園區內。
民盟市委響應民盟中央號召，1994年起與民盟寧夏區委結對支援，以落實國務院“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5年和1997年，兩次發動全市盟員，為寧夏六盤山地區中小學生和教師捐贈御寒衣服、毛線、教學書籍、電腦設備、電視機、收錄機、打字機、風琴等大批物資，又募集了 10萬元教育扶貧資金，定期獎勵成績優秀且生活困難的教師和學生。
1998年12月，國家民委表彰民盟上海市委為民族團結進步單位。
民建會員創辦社會公益事業成績顯著。上海博愛醫院是上海首家綜合性民營醫院，建立有提供私人醫生、24小時特需醫療保健服務、體格檢查的“博愛健康俱樂部”特許服務體系。民建大銘敬老院、上海陽光中醫醫院、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浦東分院等都彌補了社會需求的不足。民建南江助學金、國強（碩士、博士）興學基金都為家庭困難的優秀學生幫了一臂之力。
中國共產黨是愛國統一戰線的領導核心，也是多黨合作、民主協商政治體制的主導方。寓領導于民主協商之中的廣納群言、廣求善策，加強和改善了黨的領導，才能夠團結和帶領廣大民主黨派成員共同致力于上海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這是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根本保證。上海保持了寬松穩定、團結和諧的政治環境，讓多黨合作有了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堅持了求同存異、體諒包容的原則，能夠正確處理新形勢下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與此同時，新世紀新形勢也帶來民主黨派工作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三個字：“新、高、少”。所謂新指成員新，領導班子新。全市 4萬多名民主黨派成員，90％是1978年以后加入民主黨派的，其中36％是1990年以后加入的，絕大部分民主黨派市委領導班子成員都屬于這種情況。所謂高，就是層次高，文化程度高。民主黨派成員中擔任各黨派中央副主席8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08名；全國政協委員45人，全國人大代表9人，市政協委員245人，市人大代表56人。碩士、博士、教授、院士人數可觀。所謂“少”，就是與老一代民主黨派領導人相比，新一代與中共合作共事的實踐少，經受政治風浪的考驗少。因此，需要把握求同存異、廣泛吸納、自我教育、規范有序等原則，讓新世紀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煥發新的活力。
（撰稿人：吳幼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