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至2003年初，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以下簡稱市政協）第八、九屆的任期。這十年是人民政協事業的重要發展時期。1994年3月，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作了部分修改，其中對人民政協職能，增加寫上了“組織參加本會的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參政議政”。特別是1995年1月，中共中央轉發了《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對人民政協履行職能作了全面闡述。

　　市政協根據中央對人民政協事業的新部署，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領導下，按照全國政協提出的“人民政協的主要工作就是履行職能”的要求，準確把握新時期人民政協的性質、地位、任務，加強履行職能的經常化、規范化、制度化。

　　一、認真組織政協例會，切實履行職能

　　會議是人民政協的組織名稱，也是人民政協活動的主要形式和履行職能的主要形式。市政協從組織好政協各類例會入手，切實開展履行職能的活動。

　　（一）認真組織全體會議

　　政協全體會議是人民政協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最高層次形式。一般為一年一次，全體政協委員都參加。主要議程是：聽取和審議市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聽取和審議市政協常委會提案工作報告；列席市人民代表大會有關會議；選舉市政協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通過全會決議。市政協的全體會議會期一般一周左右。為了保證會議嚴格履行民主程序，保證政協委員行使民主權利，把全會開得生動活潑、富有成效，市政協精心組織、積極探索，努力提高全體會議履職實效。

　　一是組織全會前的政協委員知情考察。在市政協八屆二次會議召開前一個多月，市政協組織了委員集中視察，這是特地為開好全會作知情準備。455位政協委員分11路分別了解“現代企業制度試行”、“浦東新區開發和管理”、“上海科技成果開發及產業化”、“發展農業政策和菜籃子工程”、“市內交通整治”、“廉政建設”、“商業服務，海陸空港、文化市場建設”、“落實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中小學生新課程教材試點”及“消防安全工作”等情況。委員們冒著嚴寒，風塵仆仆，穿行在大街小巷，走訪149家單位和部門，聽取有關委辦局情況介紹23次，前后歷時一個月。委員們聽介紹，明察暗訪，座談交流，了解真實情況，為在市政協八屆二次會議上參政議政作了充分的準備。以后，年末集中視察成了慣例，每次全會前市政協都組織類似知情活動。

　　二是將政協全會召開日期提前。以往政協全會一般安排在每年4 月中下旬。此時，全年差不多過了三分之一。一年之計在于春，為充分體現“對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要在決策之前在政協進行協商”的要求，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從市政協八屆一次會議開始，政協全會一般安排在一、二月間進行，以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政協委員參與討論大政方針和重要問題的民主權利。

　　三是在全會的分組討論、大會發言、提案等原有議政形式的基礎上，增加聯組討論的議政形式，就是以幾個小組聯合討論的形式，選擇若干社會的“熱點”，改革發展的“難點”，邀請市黨政領導與委員直接座談討論。這種議政形式雖然在七屆市政協全會上做過嘗試，但委員參與面不大，黨政領導來的也不多，社會影響面也不廣。八屆市政協作了改進，并將此列入了全會的議程。1994年2月20日，市政協八屆二次會議舉行聯組討論，共分5個專題。專題之一“率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專題之二“市場供應、物價和上海保障制度”，專題之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專題之四“城市建設規劃和道路交通管理”，專題之五“本市教育衛生的改革和發展”。時任市委副書記陳至立和時任副市長徐匡迪、孟建柱、龔學平、夏克強、謝麗娟及時任市委宣傳部部長金炳華等黨政領導按照分工參加相關專題的聯組討論，直接與委員對話交流。當時雖然天氣寒冷，但各個聯組討論會場卻熱氣騰騰，委員們競相發言，直抒己見，氣氛熱烈……黨政領導頻頻點頭，并不時就有些問題當場解答，臺上臺下交流交融的場面久久留在每一位現場參與者的心頭。這種融協商監督議政為一體的聯組討論，深受委員們歡迎，不僅以后每次全會都延續下來，還被全國政協及兄弟省市政協借鑒運用。

　　為方便政協委員了解黨政部門辦理公務情況，提出更有針對性的提案，八屆市政協還在全會期間舉辦了5次現場咨詢，由市委市政府有關職能部門的負責人在全會會場定點接受委員咨詢，解答委員提問。九屆市政協在全會期間也舉辦了1次現場咨詢。

　　八屆市政協共舉行了五次全體會議。這五次全會中，除開閉幕會議和列席市人代會有關會議外，共安排了15次分組會議；4次聯組討論，共28個專題；8次大會發言，收到大會發言稿380份，前后安排132 人次作大會口頭發言。九屆市政協共舉行五次全體會議。這五次全會中，除開閉幕會議和列席市人代會有關會議外，共安排18次分組討論；5次聯組討論，共21個專題；6次大會發言，收到大會發言稿471份，前后安排了109人次作大會口頭發言。

　　（二）認真組織常委會會議

　　市政協常委會會議是政協全會休會期間履行職能的最高組織形式。市政協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及常委出席會議，市政協專委會主任及其他有關人員視情況列席有關會議。市政協常委會議討論決定市政協日常會務中的重大問題，審議提交政協全會的重要文件，討論決定市政協年度工作計劃，協商討論決定政協委員分配名額及人選，協商討論市委市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重要工作和相關報告等。

　　為充分發揮常委會會議在履行職能方面的作用，市政協不斷完善常委會會議制度。在常委會會議的內容安排上，更加突出常委會會議協商議政的功能，除討論決定市政協的重大問題外，更多地安排市黨政領導及職能部門負責人就經濟社會發展某個專題來介紹情況，并聽取常委的意見建議；或安排審議討論市政協就經濟社會發展某個領域的工作提出的建議案。八屆市政協共召開常委會會議32次，其中安排協商議政內容的會議有14次；九屆市政協共召開常委會會議33次，其中安排協商議政內容的會議有12次。特別是市政協八屆三次常委會會議，打破了一年只討論一次政府工作報告的慣例，首次安排聽取和討論市政府半年工作報告。1993年8月24日上午，市政協常委會組成人員列席了市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擴大會議，聽取市政府半年工作報告。 24日下午，市政協常委會會議分組討論；25日全天，在分組討論的基礎上，市政協常委會會議舉行大會發言，市領導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到會聽取委員們的意見建議。以后從常委擴大到全體政協委員，一起聽取討論政府半年工作報告，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在常委會會議的時間安排上也作了改進。除全會安排的常委會會議外，市政協根據政協委員居住集中、不安排會議住宿的情況，從1994 年起，把原來每季度召開一次的常委會議改為每兩個月召開一次，會期也從一般兩天改為一天或半天，以適應上海改革發展進入快車道、工作快節奏的特點。

　　（三）認真組織主席會議

　　市政協主席會議由市政協主席、副主席及秘書長組成，主要協商討論決定市政協常委會重要日常工作，學習討論中共中央、全國政協和中共上海市委重要文件、重要指示、重要會議精神，也視情協商討論地方大政方針和重要工作，并以主席會議名義提出意見建議。20世紀80 年代初，本市房地產作為一個產業剛起步興起時，在1983年召開的市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九三學社上海市委、上海市總工會及部分政協委員分別提出提案，建議在加快發展房地產業時，要重視平價房建設。這些提案被列為重點提案由主席會議成員帶隊，多次進行跟蹤調研視察。在跟蹤調研中，越來越感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因此，主席會議成員邊調研，邊深化提案，形成了《關于加快本市平價房建設的建議》。建議認為，房地產業越發展，越要重視平價房建設。建議提出，市政府要正確引導、政策傾斜；要合理規劃，確保平價房建設用地，不得挪用、擠占或移作他用；要多渠道籌措資金，投入平價房建設，并在信貸、稅收、市政設施配套上給予優惠；要在土地供應、資金投放、貼息貸款和稅收方面有相應政策，調動平價房建設單位的積極性；要加強領導，建立平價房建設的管理機構，保證平價房建設順利推進。1993年8月28日市政協主席擴大會議討論了這個建議案，大家一致同意以主席會議建議案名義正式向市政府提交，于是就產生了上海市政協成立以來的第一份建議案，充分發揮了主席會議參政議政的功能。

　　從1994年起，市政協根據上海的實際，把原來每兩月召開一次的主席會議調整為每個月召開一次，以適應城市工作生活快節奏的要求。八屆市政協共舉行58次主席會議，九屆市政協共舉行52次主席會議。

　　二、積極運用各種載體，開展經常性履職活動

　　在政協全體會議、常委會會議閉幕期間，除參加一些學習報告會外，大部分政協委員參加履職活動比較少，所以曾經在政協委員中流傳著這樣的一句話“政協委員一年僅參加一次全會，當一次委員；政協常委一年參加四次常委會議，當四次委員”。反映了政協委員希望多參加經常性履職活動的愿望。市政協按照履職經常化、制度化的要求，改變了由部分委員參加專門委員會的做法，把全體政協委員都編入市政協各專門委員會，并以此為平臺，運用各種載體，組織政協委員開展經常性履職活動。

　　（一）運用提案履行職能

　　市政協提案是市政協委員和參加市政協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市政協各專門委員會向市政協提出、并經市政協提案審查委員會或提案委員會審查立案后，由承辦單位辦理的書面意見和建議。因此，提案是政協委員履職的重要形式，提案工作也是政協一項經常性的工作。每次全會是政協委員提交提案最集中的時段，雖然《提案工作條例》明確：提案可以在全體會議期間提出，也可以在閉會期間提出，但全年的提案中95％以上都是在全會期間提交的。自1995年市政協八屆三次會議以來，市政協改變直接將提案交市政府各委辦局辦理的狀況，實行提案由市政府系統歸口辦理。每年全會后，由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市政協辦公廳聯合召開市人大代表書面意見和市政協委員提案辦理工作會議，布置落實辦理工作，由一位分管副市長動員和交辦。

　　1993年至2003年初，市政協經審查立案的提案共11516件。其中，經濟方面的2595件，占23％；城市建設和管理方面的3180件，占 27％；教育科技文化體育方面的2518件，占22％；民主法制建設和社會保障、社區建設、反腐倡廉、統戰工作等方面的3223件，占28％。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很重視政協提案辦理工作。1993年時任市委書記吳邦國、市長黃菊在臺盟上海市委提出的《建議市黨政主要領導親自閱批民主黨派提案》的提案上批示“同意臺盟上海市委的意見。今后凡各民主黨派的重要提案，除送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批閱外，一些重要內容亦可分別列入市委書記辦公會議或市長辦公會議專題研究辦理。”市領導不但要求各委辦局重視政協提案辦理，還親自協調辦理提案，關心提案辦理結果。2000年市政協委員陳先國、沈原梓、廖駿德等提出了拓寬武寧路橋的提案。提案認為，建于1956年的武寧路橋僅15米寬，1967年改造后才達到24米。隨著滬寧高速公路的建成，相應的道路也作了改建，橋北武寧路六快二慢，橋南武寧南路長壽路六快二慢，但武寧路橋仍是1967年的老樣子，成了名副其實的交通瓶頸。該提案引起了市政府領導的重視，時任上海市市長徐匡迪等還專程到武寧路橋，實地察看橋面車輛的擁堵狀況，并當即召開現場會，把武寧路橋改造列為當年市政府實事工程。經過建設者一年多的努力，一座寬40米、來往8車道、造型別致壯觀的大橋，成了市區連接滬寧高速公路的快速通道。

　　市政協委員尹達新是一位中學校長，每當他看到在學校操場上升降國旗時，一種神圣、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但又為國旗上有一道拼縫而缺憾。在1998年2月召開的市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尹達新委員提交了“建議生產和使用沒有拼縫的國旗”提案。這份提案得到市政府的重視，督促上海旗篷廠組織技術攻關，拿下無縫國旗。經過半年多的努力，第一批無縫國旗成功生產后，立即被送往中南海、外交部等重要國家機關使用，反響很好。當年9月29日市政府在人民廣場舉行無拼縫國旗交接儀式，市政府領導特意請人轉告對尹達新委員和上海旗篷廠廣大職工的謝意。次年4月，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也為此修改國旗制作標準，規定“國旗面不允許有拼縫”。

　　廣大政協委員情系百姓，積極運用提案來維護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20世紀末企業拖欠退休職工醫療費問題矛盾突出，有的一拖欠就是幾年，甚至人已病故，醫藥費還未報銷。每逢報銷日，退休老人拿著一大沓報銷醫藥費的單據起早趕往單位排隊，生怕去晚了排在后面報銷不了。1999年，市總工會在市政協九屆二次會議上提出了《清欠退休職工醫療費問題的建議》的提案。市政府很重視這個提案，要求市財政局、市醫療保險局每年安排一定的資金，用于幫助困難企業、困難職工的醫療費清欠，特別是勞模、80歲以上老人、孤老、一老養一老以及已去世職工要重點照顧。同時市政府加快推進和完善城鎮企業職工養

　　老保險制度，從根本上解決拖欠職工醫療費問題。

　　1997年，本市由于燃氣供氣量不足，一度采用燃氣兩步計價方法，即規定每戶家庭只能使用一定量的燃氣，超額后另行計價。市政協委員吳復民、張尚達、蔡根發、呂健康等在1998年市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提出提案，認為目前燃氣兩步計價不盡合理，建議細化兩步計價方法，按每戶家庭人口數分為大戶和小戶，分別確定符合實際的用氣定額和定價標準，同時兩步定價應視為臨時措施。從長遠著眼，要鼓勵企業降低成本多產氣，盡快實現單一計價并滿足群眾需求。市建委采納了提案的建議，當年7月對多人口的家庭增加了用氣定額。兩年后，取消了燃氣兩步計價，用氣全部放開。

　　隨著浦東的開發開放，南浦大橋、楊浦大橋、延安東路隧道等陸續建成。由于這些工程資金是采用融資、借貸等方式投入的，建成后采用了收取過江費的形式還貸。但到了20世紀末期，收取過江費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浦東、浦西更緊密地融合，制約了浦東的發展。在2000年市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鄭華耀等多位政協委員提交了關于取消過江費的提案，并在大會發言中再次提出這個建議，得到社會各方的呼應。此提案的辦理被列入“快車道”，市計委同市建委、市物價局、市財政局、市政局和久事公司多次研究，并報市政府批準，當年5月1日起，車輛通行越江大橋和隧道再也不用繳費了。此舉無論對企業發展和居民生活，都帶來極大好處。當年，浦東房地產市場房價大幅上揚，浦東絕大部分企業生產成本大幅下降。

　　市政協還對一些事關上海改革發展的重要提案，運用提案跟蹤調研形式，推動提案辦理落實。八屆、九屆市政協的10年間，市政協組織提案辦理協調座談、跟蹤調研，推動提案辦理等活動260多次。其中：有關加快上海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面的提案，市政協先后10 余次對此類提案跟蹤調研視察，推動辦理落實；有關下崗待業人員再就業方面，市政協組織跟蹤視察活動近10次，推動辦理落實；有關規范管理民用飲用水市場方面的提案，經過市政協七、八次的提案跟蹤調研視察活動，促成了《上海市飲用純水和飲用凈水標準》的出臺。

　　（二）開展專題調研獻計獻策

　　市政協的專題調研也是政協經常性履職的重要形式。八、九屆政協期間，市政協圍繞全市工作的重點、改革發展的難點和群眾關心的熱點，組織市政協各專門委員會開展專題調研，為上海的發展建言立論，獻計獻策。

　　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跨入了改革開放的快車道。作為一個老工業基地的城市，如何使企業走出一條適應市場經濟的改革之路，是深化改革的一個重點、難點。1994年5月，市政協組織了由市政協經濟委員會、科技委員會和社會科學界別的20多位專家、學者組成的調研組，開展了關于上海率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專題調研。調研組走訪了市委、市政府有關委辦局和研究院所等10余個部門和單位，與21家企業約230人次進行座談，組織10次約250人次參加的專題座談會，向有關企業發放500份調查問卷征詢意見，召開了3次大型研討會，歷時3個多月，形成了《關于上海率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調研報告》。該調研報告認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首先要統一思想、統一政策、統一領導。建議報告加快政企分離，將資產管理、行業管理的職能從政府行政主管部門分離出來；確立企業法人治理機制為核心，推進企業制度創新。報告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社會配套體系，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供保障。該調研報告為本市深化國企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決策依據，獲得了1995年上海市決策咨詢成果三等獎。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很支持政協充分發揮人才庫、智囊團的優勢，有時還給政協的專題調研直接出題目，交任務。1998年4月，市政協九屆一次會議閉幕不久，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黃菊來到政協，聽取委員對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建議，在商討中，黃菊也談了目前上海改革發展中的一些難點，并提出了“關于產業結構優化”、“關于所有制結構調整”、“關于經濟活動和組織協調機制及其效率”、“關于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建設”等四個課題，希望市政協組織開展專題調研，為上海“奮戰1999年迎接新世紀”出謀獻策。市政協組織政協委員和經濟學、社會學專家學者共100人組成的4個課題組展開調研。課題組先后走訪了市經委、市計委、市外經貿委、市外資委、市科委、市商委、市統計局、市工商局、市體改委、市稅務局、市勞動人才市場等部門和單位共 50多次，召開專題座談會60次，歷時5個多月，形成了《關于優化本市產業結構的若干意見建議》、《關于優化本市所有制結構的若干建議》、《關于轉變本市組織協調機制、增強快速反應能力的若干建議》和《關于完善本市勞動力市場與人才市場的若干建議》4個調研報告及《上海產業發展的現狀分析》、《國內外產業結構變動研究》、《上海與國內有關城市所有制結構改革的對比分析》、《在上海完善所有制中充分發揮個體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上海郊區多種所有制結構情況分析》、《上海市勞動力市場與人才市場的現狀和問題》、《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與人才市場的機制和運作》7個分報告。在這些調研報告中，政協委員提出了不少很好的建議。比如：在《關于優化本市產業結構的若干建議》中提出，要內外開放，構筑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人才高地，要注意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速度的相互協調。在《關于轉變本市組織協調機制、增強快速反應能力的若干建議》中提出，要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完善調控管理體系。在《關于完善本市勞動力市場與人才市場的若干建議》中提出，要建立風險開發機制，鼓勵人才自主就業和創新，構筑人才創新體系等等。中共上海市委很重視市政協這些調研成果，在當年年末討論下一年工作思路的市委常委會和市委務虛工作會議上，請市政協作了專題匯報。

　　市政協還主動選擇一些黨政部門未來得及考慮的宏觀性、超前性課題開展調研，為黨政部門日后的決策提供依據。2000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了開發大西北的戰略。作為東部沿海城市的上海，堅決貫徹中央戰略部署。市政協先行一步，當年3月就組織部分委員分為五路，分赴四川、甘肅、青海、寧夏、陜西五省考察，為上海參與西部大開發作調研。經過考察，委員們認為，西部地區地域遼闊、資源豐富，人口密度低，旅游資源得天獨厚，有些地方具有一定技術基礎，特別是當地廣大干部群眾盼望加快發展的愿望強烈；但也存在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較差、經濟實力較弱，消費水平較低等不利因素。在考察基礎上，市政協課題組又組織若干專題的研討會，邀請一些專家學者共同“會診”分析。課題組認為，上海參與西部大開發，首先要把握四個關系：熱情參與與穩步求進的關系，行政行為與市場行為的關系，突出重點與逐步展開的關系，參與開發和自身發展的關系。并提出了一些具有針對性的建議，為本市制定《上海市服務參與西部大開發的實施意見》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和依據。

　　從1993年至2002年，市政協就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環境建設及政協工作等開展專題調研100多項。為推動專題調研成果的轉化，市政協還將其中若干重要課題提交常委會會議、主席會議審議后以常委會會議、主席會議建議案的名義提出。在這十年里，市政協共提交常委會建議案20件，主席會議建議案6件。市政府收到建議案后基本都復函，給予建議案辦理情況的答復。

　　（三）組織視察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政協委員視察是市政協組織委員就全市中心工作及人民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分若干專題到現場察看，了解情況，與被視察單位和部門座談，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和建議。這也是政協經常性履職的形式。市政協每年一般組織兩次由全體委員都參加的視察活動，首先選好視察專題，在各專委會報題的基礎上，由主席會議進行討論審議，選準切入口后確定，以充分發揮政協的優勢。從1993年至2003年，市政協共組織了19次委員集中視察，涉及專題內容有：有關深化國企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完善要素市場等經濟建設方面的；有關加強社區建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社會綜合治理等社會建設方面的；有關深化科教體制改革、發展科教事業方面的；有關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促進文化事業改革發展方面的；有關推進醫衛體事業改革和發展方面的；有關推進城市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管理方面的；有關加強市場管理、打假治劣方面的；有關“三農工作、菜籃子”工程方面的，還有黨風廉政建設和落實民族宗教政策及“ＡＰＥＣ”會議、全運會、加入ＷＴＯ等重大活動、重大事項的籌備和應對工作等，共180多個專題。廣大政協委員非常珍惜視察的機會，踴躍報名參加視察活動。雖然一般安排一名委員參加一個專題的視察，有的委員報名參加多個專題的視察，要求多看看，了解更多情況。每次視察報告的委員有四五百人，分十余個專題，每路有40余名委員參加。這十年，前后參加視察的委員達9000多人次。委員們還積極、認真負責地參加市政協組織的每一次視察。有的委員把“功課”做在視察前，事先去踩點暗訪，了解真實情況。廣大委員在視察中，不但當“啄木鳥”，查問題、找不足，更當“報春鳥”，一起幫助出主意，為改進工作提建議。十年中在市政協組織的委員集中視察中，委員們提出各類意見建議1500多條。

　　為提高視察的質量，更好地取得視察效果，市政協也不斷改進視察方法，在視察時采取點面結合、明察和暗訪結合等多種形式，盡可能地全面了解真實情況，以更好地發揮好民主監督的作用。

　　市政協組織的委員集中視察得到市委市政府的有力支持，不但在視察前安排有關委辦局負責人來介紹情況、提供方便；在視察中有的分管領導還帶領相關委辦局負責人一起來參加視察情況通報會，直接聽取政協委員們的意見。

　　三、努力探索，不斷拓展新的履職渠道

　　在這一時期，市政協按照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對政協工作的新要求，根據本市工作大局的實際情況，在繼承歷屆政協工作優良傳統的基礎上，積極探索，不斷拓展新的履行職能的渠道和方法。

　　（一）開展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

　　根據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的倡導，從八屆市政協起，開始摸索開展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初期還是停留在一般工作簡報的層面上，對政協委員在參加政協活動中提出的一些尖銳批評意見，以《政協委員意見建議》、《政協委員反映》的形式報送市委、市政府領導。九屆市政協逐步健全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機制，制定了《上海市政協關于加強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的若干意見》，形成了上聯全國政協辦公廳、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下聯各區縣政協的工作網絡，創辦了《社情民意》、《建言》等反映民意的專刊。通過定期向政協委員寄發《社情民意征詢表》，開通語音信箱和電子郵件信箱、訪談等形式了解和收集社情民意，并定期對委員來信來訪中的一些熱點和傾向性問題進行歸納分析，同時還注意在委員提案以及其他會議、專題調研、視察中收集社情民意，將其中一些較為典型的苗子性、前瞻性的意見歸納、提升，使反映社情民意工作與政協其他活動有機結合起來。從1992年至2003年初，市政協共收集到社情民意900余件，編發《政協委員意見建議》13 期、《政協委員反映》75期，《社情民意》430期，每期一事一報，直接送分管市領導和有關部門，成為政協委員與黨政領導之間的“直通快車”，有效地發揮了監督議政的作用，并促使一些問題得到及時解決。

　　2001年6月，某市政協委員反映了一條常見又不見怪的現象。他說，隨著民營企業的發展，老板的稱呼不但蔓延到了國資企業，還蔓延到一些黨政機關。有不少單位的人把本系統本單位的領導稱為老板，有的還按職務排列順序稱為“大老板”、“二老板”……這位委員認為，黨政領導的形象是代表黨和人民政權的形象，而老板是私有經濟的形象。如果黨政領導心安理得接受老板的稱呼，豈不是在人民群眾心中顛倒了人民公仆的位置，讓人產生“黨和國家賦予的權力蛻化成個人占有”的想法，從而滋生以權謀權的腐敗現象。他建議各級黨政機關及所屬部門要講正氣，明確規定不準稱領導為老板，紀檢和組織部門要進行監督和宣傳，維護黨政機關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形象。此反映得到市領導的重視，時任市長的徐匡迪批示“這個意見很好，可在市政府全體會上講一下，還是稱同志為好”。

　　2002年2月，市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在部分“在滬臺胞企業家座談會”上了解并反映了相關的社情民意。參加這次座談會的臺胞企業家大多是20世紀90年代來滬投資生產經營的。十余年來，上海不斷完善的投資環境和人才優勢，使他們對在上海進一步發展充滿信心。但隨著企業規模的壯大，也碰到新情況新問題，如交通、簽證和子女就學等。他們提出，適當延長在滬臺商的簽證期，改兩年一次為五年一次；推行春節期間的滬臺“包機直航”，并由浦東機場降落改在虹橋機場降落；進一步放寬地方政府對外資額度的審批，調整原需要審批的標準；盡快解決來滬投資經營和工作的臺胞子女及在臺資企業工作的非滬籍人口子女的就學問題。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反映，市規劃局在其廠房附近正在勘察設計建造高速公路，希望能距離其公司已安裝的0．04微米機器廠房400米以上，以保證機器能正常運轉。這些反映得到市領導的高度重視，市委市政府領導都作了批示，要求有關部門逐條閱研。根據市領導的指示，市外資委牽頭，召集了市臺辦、市教委、市公安局、市規劃局、民航華東管理局、張江高科技園區辦公室等單位負責人共同協商，逐條研究臺胞企業家提出的意見建議，對本市能解決的當場決定辦理；對一些超越本市管理權限的和目前暫時無條件解決的，一是積極向國務院有關部門反映，爭取得到理解和支持，二是努力創造條件，爭取早日解決。

　　（二）組織專題協商會討論重大民生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本市正全面深化改革，前后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中不少是關系民生的大事。市政協按照“協商在決策之前”的要求，特別對一些關系群眾切身問題的改革方案，進行協商討論。于是一種新的履職形式“專題協商討論會”應運而生。專題議政會一般由分管市領導帶領委辦局負責人到政協，介紹改革方案的情況，并聽取政協委員的意見建議。有的改革措施需要在實施中不斷完善，每次修改前都到政協來協商討論。如醫療保險制度事關家家戶戶，其改革方案須不斷調整，不斷完善，從1995年改革方案醞釀出臺，到2002年不斷完善，市政府分管領導及有關負責人前后到政協來協商討論有9次之多。其中，時任副市長左煥琛、楊曉渡前后來協商4次；時任市政府副秘書長周慕堯來協商1次；時任市政府副秘書長周太彤來協商4次。政協委員一次次地認真參加協商討論，并坦誠直言。委員們提出，要合理制定個人自付段的標準，政策要向老年人傾斜；對傳染病病人、突發事故受傷人員等特殊情況的醫療要區別對待；要深化醫院體制改革，加強醫藥管理等，為完善方案提供了很多積極的建議。

　　從1992年至2003年初，市政協舉行的專題議政會有近70次。其中，有關公用事業費的調價和行業體制改革方面的有18次；住房制度改革及相關問題方面的有10次；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方面的有10次；城市建設、市政管理及環境保護方面的9次；政府工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機構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有20多次。

　　（三）運用論壇集百家之長

　　運用論壇形式，廣邀各方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共同為上海改革發展獻計謀策。這既是參政議政的深化，又是凸顯政協“團結民主”主題的特點。八屆市政協對此進行了嘗試；經過九屆政協的不斷探索和完善，舉辦論壇也已成為政協履職的一種形式。

　　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支撐。面向新世紀，上海高等教育如何培養出適應上海改革發展的可用之才，是上海高校面臨的急需解決的迫切任務。1997年3月，市政協聯合市教委、市教育發展基金會和市教科院聯合舉辦“21世紀上海高等教育”論壇。復旦大學校長楊福家、上海交通大學校長翁史烈、北京大學校長陳佳洱，西安交通大學校長蔣德明、浙江大學校長潘云鶴、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國章、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和韓國浦項大學校長張水榮等到會并演講。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比如他們認為，新世紀工程教育有五大趨勢：一是與科研、工業生產一體化趨勢；二是科學技術綜合化趨勢；三是社會理性化趨勢；四是國際化趨勢；五是教育終身化趨勢。他們認為，新世紀教育發展戰略僅考慮科技和社會的發展是不全面的，必須從教育自身的價值及教育適應社會發展的方法論兩個方面作深層次的思考。他們提出，大學教育要面對新挑戰，培養領袖人才，提高科研水準，改革課程學制，加強學術交流；大學低年級學生，首先應是通才教育、人格人品的教育，然后才是專業、交叉專業的教育。他們感到，21世紀人才模式為ＫＡＱ（即知識、能力、素質）模式，但要達到這種模式，有幾條必需的途徑。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各有所長，而當東西文化互相交融，經濟社會的變革將是極其巨大的，甚至是質的飛躍。市政協圍繞人才培養問題，還成功舉辦過“21世紀創新教育”論壇、“人才高地與21世紀上海的發展”論壇等，先后參加論壇的不但有境內外著名大學的專家學者，還有來自美國哈佛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瑞士日內瓦大學、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和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等國外名校的專家學者，共同為上海的人才培育獻計謀略。

　　市政協還把論壇與專題調研結合起來，作為深化調研提高建言質量的重要環節。進入新世紀后，崇明島開發工程被列入本市改革發展的議事日程。2002年3月，有關專委會與民建市委、臺盟市委聯合組成“崇明島發展定位”課題組，通過走訪、咨詢會、研討會和實地考察等形式，深入了解崇明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地理環境情況，有關產業的發展情況，對環境的影響及國內外類似地域的發展情況。在4個多月詳細調研的基礎上，舉辦了“崇明島發展定位”論壇，來自國務院有關部門、國內部分城市及本市相關部門負責人和有關專家學者共提交了22 篇論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朱榮林，中國科學院院士、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占余，交通部規劃研究院顧問龐俊達及復旦大學、同濟大學、國家計委法規司、上海社科院、中共海門市委和中共崇明縣委等單位的代表作了專題發言。這些論文和發言，為以后市政協課題組形成《關于崇明島發展定位的若干建議》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從1992年至2003年初，市政協共舉辦“香港回歸與上海經濟發展”、“干部道德建設”、“增強上海城市綜合競爭力”和“人口與發展”等各類論壇20余次。這些論壇成果，有的直接報送市委、市政府作決策參考，有的融入市政協的專題調研成果之中。

　　（四）參與特邀監督為民所呼

　　特邀監督員工作是在特約監督員工作基礎上發展起來的。20世紀80年代末，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指出的“聘請一批符合條件和專門知識的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擔任特約監察員、檢察員、審計員和教育督導員等”的要求，本市政法、教育系統聘請了一批“四大員”，其中有不少是政協委員。隨著黨風廉政建設和糾正行業不正之風、懲治腐敗工作不斷加強和深化，不斷有更多的政法、行政管理、社會服務行業來政協邀請政協委員擔任該部門該行業的特邀監督員。市政協在實踐中逐步認識到，安排推薦政協委員擔任特邀監督員，也是政協履行民主監督職能的有效“抓手”，為此不斷采取措施推進這項工作。先后制訂了《特邀監督員工作簡則》，把特邀監督員的個體行為升華為組織行為，舉辦了特邀監督員培訓班，提高對特邀監督員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及提升監督活動的質量水平，召開了聘請單位座談會，溝通信息，形成共識；還召開了特邀監督員工作會議，及時總結經驗，推動工作。

　　從1993年2月至1998年2月，八屆市政協安排推薦了111名共 151人次的市政協委員和在滬全國政協委員擔任26個單位和部門的特邀監督員。1998年3月至2002年2月，九屆市政協安排推薦了180 名共257人次的市政協委員和在滬全國政協委員擔任42個單位和部門的特邀監督員。

　　廣大政協委員不負重任、忠于使命，認真履職。有位特邀監督員在醫院看病時，在收費處聽到群眾在嘀咕，收費單據上只有西藥多少錢，中藥多少錢，付了幾百塊錢怎么花的也不清楚……該委員就此向市衛生局提出了這個問題。開始市衛生局感到有點為難，認為這種做法已沿用幾十年了，破規矩有難度，技術上也有些困難。該委員認為，現在電腦普及，技術不是問題，關鍵是思想認識問題，可能還涉及到部門利益。最終市衛生局還是采納了委員的意見，認為只要對群眾有利，規矩再老也要破，困難再大也要改。統一思想后，投資幾十萬，對全市醫院的電腦收費系統進行了改造。2000年1月起，全市各級醫院正式向病人提供收費明細賬單，受到群眾的好評。

　　“鐵肩擔正義，為民解憂愁”，這是12位下崗職工送給一位特邀監督員的一面錦旗。2004年4月，這位委員收到一封群眾來信，反映12 位下崗職工用他們自己的20萬元遣散費，自謀出路辦了一家公司，因經驗不足被人詐騙，血本無歸。該委員接信后去看望他們時，他們情緒都很激動，有的說拿刀去拼了，有的說不如死了算了。該委員當即向他們表示，會盡最大的努力去幫助他們。他以一名警風警紀監督員的身份直接向市公安局領導反映，得到市公安局領導的支持，安排人員追討錢款。同時他又提交了一份《關于對下崗人員自謀出路、自辦企業應予支持保護》的提案，呼吁全社會都要關心支持下崗人員再創業。在這位委員不懈努力和各方支持下，終于追回了大部分被詐騙的錢款。該委員繼續積極向有關部門反映，還幫助這些下崗職工尋找新的就業崗位。類似以上兩位委員這樣認真負責的特邀監督員在政協委員中真不少，有的為了解警風警紀在基層的執行情況，到派出所執了整整一天勤；有的為體驗交通協管員工作生活情況，站在路口當了一天交通協管員，等等。特邀監督員工作成了政協履行民主監督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

　　八、九屆市政協探索的履職新形式，經過不斷完善，大都被沿用至今，有的還被寫入中共中央及上海市委關于政協工作的文件之中，作為制度而確定下來。

　　（撰稿人：孟榮強 劉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