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出席上海大眾汽車公司成立五周年慶祝大會時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東地區的開發，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并強調：“這是我們為深入改革、擴大開放作出的一個重大部署。這對于上海和全國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事情。”《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開發浦東開放浦東》，《人民日報》1990年4月19日第1版。自此，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的帷幕拉開，上海城市發展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天終于到來。

　　在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事關中國改革開放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開發開放浦東后，浦東在短短數年間，便發生令世人驚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上海因此一躍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和窗口。一個偉大而成功的戰略必定需要系統、周密、嚴謹的前期研究和論證。通過對歷史資料的追尋，我們不難發現，關于浦東開發開放的藍圖，在1990年前已基本繪就，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對于浦東開發的研究過程，向前追溯，竟有十年之久，誠可謂“十年磨一劍”。在此過程中，幾屆上海市委、市政府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支持和關心下，本著謹慎、穩妥的原則，持之以恒地關注、思考上海面向未來的發展戰略，將浦東地區的開發視作上海實現突破與突圍的“引擎”，并卓有成效地組織、領導并推動了方方面面的科研力量和有識之士參與浦東開發方案的設計與論證。從自發研究到有組織研究，從單項研究到系統研究，從民間研究到政府組織研究，由國內研究到國內外聯合研究，經歷了一個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反復推敲、集思廣益的過程，為1990年后勢如破竹地推進浦東開發開放作了充分的準備，從而使最終形成的方案能夠經受時間的檢驗和實踐的考驗。

　　回溯浦東開發的前期研究和準備歷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起步研究階段：

    20世紀80年代初至1984年9月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世界新技術革命與中國對策”等大討論的展開，上海逐步興起了對發展之路的討論，關注并思考浦東開發的研究文章隨之增加，直至1984年9月召開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關于浦東開發的研究論文數量已較為可觀，并形成了一定的輿論氛圍。

　　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西方國家對新生的中國政權采取了集體封鎖的政策，上海喪失了原有的外向型、多功能、國際化的地位。在“全國保住上海，上海支援全國”發展模式下，上海逐漸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和貿易中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逐步開始了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全國保上海”的原材料供應鏈不再理所應當。計劃內的農產品和原材料供應出現困難，計劃外的原材料因其價格的自由浮動致成本大幅提高，作為支撐上海經濟“頂梁柱”的工業裝備嚴重老化，長期得不到更新和升級。長期高積累、低投入的發展方式，使上海的工業發展陷入困境。與此同時，上海的城市建設滯后，基礎設施老化，住房緊張、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膨脹病”日益嚴重。上海這個曾經在計劃經濟年代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城市，面對廣東、福建兩省特區城市的迅速發展，無論從經濟體制、經濟結構，還是人們的思想觀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

　　1980年2月，市規劃局辦公室負責行政管理的陳坤龍受到南方城市對外開放的啟示，有感于上海城市建設偏于浦西一隅，跳不出工廠、住宅的包圍與反包圍的惡性循環，設想在浦東建設一個帶狀形新城區，以有效地解決老市區“亂、擠、臟”的困擾。于是，在工作之余，他思考并撰寫了《在浦東新區建設“新市區”》1980年2月23日市建委《基建情況》第41期。一文，不僅分析了浦東在地理位置、交通、用地、發展余地四方面有利條件，還提出了構建“新市區”的六點具體設想，成為迄今為止所能見到的最早的關于開發浦東的建言。隨后，他又以《向浦東廣闊地區發展》《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為題，再一次深化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這兩篇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很大反響。反對者說“異想天開”、不切實際；贊成者說，開了個好頭，上海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確實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觀點，再也不能照老樣子走下去。

　　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沈峻坡的文章《十個第一和五個倒數第一說明了什么？——關于上海發展方向的討論》，文章還分析了這十個全國第一和五個全國倒數第一同時并存的原因，主要是綜合平衡遭到破壞、比例失調突出，導致了上海城市的“畸形狀態”。文章一經發表，立刻引起轟動，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于上海這座城市未來發展的思考和討論。上海該往何處去？上海該如何擺脫困境？上海經濟的增長點在哪里？上海城市發展的新空間在哪里？……上到政府，下至百姓，對上海未來發展的討論越來越熱烈。

　　1981年3月，時任上海城市經濟學會會長的葉進明與專家欣兆生聯合撰文《在浦東沿江建立新的市中心》，提出了“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城市”和“國際貿易港口城市”的論斷，呼吁上海的城市建設要在全市6100平方公里上大做文章，建議在浦東沿黃浦江建設新的市區中心城市，并把上海建設成一個由中心城市和若干個專業經濟城市相結合的群體城市。

　　從1981年到1984年，陳坤龍、王綱懷、陸怡椿、董鑒泓、顧澤南、高柳根、鐘淳昌等上海城市經濟學會成員圍繞著上海城市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浦東的開發，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包括《開發浦東地區建設上海新城——上海城市發展戰略的探索》、《開挖浦東運河——綜合解決上海城市改造問題》、《開發浦東的幾點看法》、《對上海城市發展方向的探討》等，從城市發展戰略的角度，就開發浦東的可行性與必要性，進行了比較研究和論證；根據前人的研究成果，參照國外城市的發展，提出了溝通黃浦江兩岸，緩解岸線不足、港口擁塞的矛盾，疏解老市區、解決市區“膨脹病”的措施與設想，為浦東開發的前期研究貢獻了真知灼見。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為貫徹落實鄧小平在2月24日在與中央有關領導的談話中要求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決定開放由北至南的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5月，中國建筑學會副理事長、華東建筑設計研究院首任院長金甌卜應邀在上海城市總體規劃專家討論會上，分析了上海的城市性質，指出了主要問題和矛盾，在述及上海城市的發展方向和規模問題時，系統論述了開發浦東的十大好處以及如何籌措建設資金等。他認為：“開發浦東是疏解上海中心城臃腫的一條最經濟最方便的捷徑”。

　　由于專家、學者和有識之士對開發浦東建設新市區的議論日益增多，逐漸在理論界和學術界形成共識，引起了上海市經濟研究中心、市科委等政府部門的重視。自1984年起，上海經濟研究中心很快成為整合各方力量，廣泛開展浦東開發開放研究的平臺，并開啟了更有積極意義的探索。

　　二、決策咨詢研究階段：

　　1984年9月至1987年6月1984年9月，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在滬召開，浦東開發成為研討會的議題之一，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響應和討論。此后，浦東開發被納入市政府決策咨詢研究范疇，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1984年8月12日至13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北戴河召開會議，研究上海的改造振興問題。會議著重討論了恢復和提升上海經濟中心功能等問題，決定成立國務院調研組，由國務委員宋平、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干事馬洪帶隊對上海的發展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從9月1日至21日，國務院調研組先后聽取了上海市政府各委辦局關于上海各方面的情況匯報，多次召開了理論界的座談會和專題工作座談會，分頭走訪了部分專家、學者，參觀了部分工廠、項目，進行了深入、廣泛地調研。在此基礎上，9月22日至25日，調研組與上海市政府聯合召開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這是集國內各路專家的智慧幫助上海解決前進中難題的一次會議，實際上也成為進一步解放上海干部思想的動員大會。研討會后，市委、市政府和調研組形成了綜合各方意見的《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提綱》，并上報國務院。1985年2月8日，國務院批轉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國務院改造振興上海調研組《關于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的匯報提綱》。在《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提綱》中，中央對上海提出的戰略目標有“三個突出”：一是突出上海作為國際中心城市，特別是亞太地區中心城市的地位；二是突出多功能作用，上海不僅要發揮傳統工業基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發揮科學技術優勢，向高、精、尖的新興工業發展，從而帶動貿易、金融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三是突出帶動經濟區以至全國經濟起飛的作用。批復還要求：“重點向杭州灣和長江南北兩翼展開，創造條件開發浦東，籌劃新市區的建設”，以實現上海的“開放型、多功能、產業結構合理、科學技術先進、具有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

　　由于《上海城市總體規劃方案》起步制定于20世紀80年代初，而《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提綱》則批準在后，為協調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在國務院批復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提綱一年后，由上海經濟研究中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帶頭，聯合上海城市規劃設計院等單位發起、組織了全市120多位城市建設方面的專家、學者，于1986年2月和3月，先后召開了兩次“上海城市發展戰略研討會”。這兩次研討會本著“敞開思想、端出問題”的精神，根據上海經濟發展的戰略方向、目標和要求，進一步研究了城市建設如何與之相適應，包括老市區怎樣改造，新市區如何選址和建設；要不要擴建衛星城市；城市基礎設施如何擺脫困境，走上良性循環等。會上，大家認為，必須要用建設新區的辦法來支持老市區的改造，并形成了四個可供選擇的方案：

　　“北上”方案——沿長江南翼開發寶鋼、吳淞地區；

　　“南下”方案——在金山區沿杭州灣北翼發展；

　　“西移”方案——向虹橋機場以西拓展；

　　“東進”方案——跨過黃浦江開發浦東，振興上海。

　　其中，“東進”方案的意見較為集中，僅提供的論文就有10多篇。此次會議對于20世紀80年代初起步制定的上海城市總體規劃的修改和完善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并把浦東新區的開發開放納入到城市發展的總體規劃之中加以考慮。

　　大會結束后，為使上海城市發展戰略的研究更具體、更深入，上海市人民政府經濟研究中心根據會議要求，確定了三個課題，分別是：“開發浦東新區為主的城市新區建設”、“以疏解中心城區為目的的衛星城鎮建設”、“解決越江交通為主的市內交通網絡建設”。在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的組織、協調下，這三項課題分別由九三學社上海市委王綱懷、華東師范大學嚴重敏和上海城市經濟學會負責。1987年初，這三項課題先后完成，其中，由九三學社上海市委負責的《浦東新區建設方略》由一篇總報告、八個專題報告和附件、附圖組成，從開發浦東的戰略意義、規劃設想、總體布局、人口擴散、土地利用、過江交通決策分析、黃浦江大橋方案、資金籌集、政策措施等方面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探討，從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等不同角度提出了開發、建設和改造浦東地區的方案和設想。該報告不僅直接地、系統地對浦東新區的開發開放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而且對“南下”和“北上”方案也作了比較研究，使“東進”方案日漸成眾望所歸。

　　在課題進行的過程中，1986年4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上報了在《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提綱》的基礎上進行修訂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匯報提綱》。4月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審議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部出席。經審議，中共中央書記處原則同意《上海城市規劃方案的匯報提綱》和《上海市城市規劃方案》，同時提出了重要的修改補充意見。6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的審議意見。隨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指示精神，將原上報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送審稿）》、《上海市城市規劃方案的匯報提綱》綜合修改成《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修改稿）》。其中增加了“重點開發浦東新區，在陸家嘴形成新的金融、貿易中心，成為上海市中心的延續部分”的內容。7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將《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修改稿）》上報中共中央、國務院。10月13日，國務院批復原則同意《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不僅要求“把上海建設成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經濟、貿易、金融中心之一”，還特別強調：“當前特別要注意有計劃地建設和改造浦東地區。要盡快修建黃浦江大橋及隧道等工程，在浦東發展金融、貿易、科技、文教和商業服務設施，建設新居住區，使浦東地區城為現代化新區”。

　　1986年10月前后，市長江澤民組織召開了一系列浦東開發座談會，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議。在國務院批復《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后，江澤民立即指示有關部門，組織編制分區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修建性詳細規劃以及各類專業規劃，并親自抓了浦東新區總體規劃和開發區詳細規劃編制研究工作。12月，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了浦東開發領導小組，由副市長顧傳訓任組長，并聘請汪道涵同志為顧問，同時交由倪天增副市長組織各委辦進一步研究浦東開發問題。12月11日，副市長倪天增主持召開了由各委、辦及有關區、縣、局負責人參加的浦東開發專題會議，研究和制定浦東新區經濟、科技、社會、文化及內外交通、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綱要。會議分成兩個課題組（即軟件和硬件），一個由市計委、市科委和市經濟研究中心牽頭，負責浦東新區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發展綱要的編寫工作；另一個是由市交通辦、市建委牽頭，負責浦東新區內外交通和市政基礎設施發展綱要的編寫，最后匯成浦東新區發展綱要。

　　課題組一方面進行實地調查，掌握浦東的實際狀況，另一方面，匯集全市的主要研究成果，進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礎上，分成總體設想、工業、農業、第三產業、科技、外貿、文化等專題，以及資金、政策、組織領導等綜合性課題，分別由相關單位負責，作深入的研究并寫出報告。整個研究歷時三個月，最后，由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綜合匯總形成《浦東新區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發展綱要》草案，提供全體會議討論、修改、定稿。《綱要》成稿后，經1987年2月19日倪天增主持召開的各委、辦、局負責人和部分專家、學者會議討論，予以原則通過。《浦東新區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發展綱要》從空間和時間上界定了浦東新區的地域概念，較為客觀地分析了浦東地區開發開放的優勢和劣勢，概括扼要地闡明了開發開放浦東新區的主要指導思想，為浦東新區工、農業的發展提出了改造方針，對新區的第三產業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文化教育、衛生和體育事業的發展提出了明確的方向和要求；同時，對資金的籌措和對政策的制定也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對浦東新區的管理體制，提出了統一管理、獨立經營兩項原則。此外，對浦東新區的港口、鐵路、機場、地鐵、內河航運、越江交通、電力建設提出了具體建議，對煤氣、自來水、污水處理、防洪防澇、水資源保護、郵電通訊以及環境衛生、園林綠化等也提出了較為具體的建設要求。就當時來說，這個《綱要》為浦東新區的開發、開放勾畫了一幅盡可能清晰的藍圖。

　　此外，由市科委浦東地區形態課題組牽頭，由同濟大學和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院合作完成的《現代化浦東地區發展形態的研究》于1987年4月通過專家驗收。該項研究包括20個專題研究報告和一份形態規劃方案圖，可謂龐大的系統工程。在研究過程中，市科委浦東地區形態課題組編制了浦東新區規劃綱要及第二輪六個新區規劃方案，并在此基礎上完成了《現代化浦東地區發展形態的綜合研究報告》及浦東新區規劃方案。該報告系統論述了發展浦東地區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浦東新區的性質、發展目標與內容、規模、現代化浦東地區的發展形態、新區開發階段與步驟、新區開發政策與資金來源，為進一步開展浦東開發的可行性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三、預可行性研究階段：

　　1987年6月至1988年5月決策是行動的開始，重大戰略決策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因此，在作出重大戰略決策前，需要認真開展可行性研究，形成可靠的行動方案。在完成浦東開發的決策咨詢研究工作后，關于浦東開發已經有了清晰的輪廓。為了對已形成的方案進行更為深入、細化地研究，1987年6月，江澤民主持會議，決定成立開發浦東聯合咨詢研究小組，進行預可行性研究。此后，浦東開發的思路逐步形成。

    （一）組建開發浦東聯合咨詢研究小組

　　早在1985年5月，汪道涵訪美期間，國際著名橋梁專家、第一位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的華裔科學家，有“預應力先生”之稱的林同炎教授就向汪道涵建議，用成片土地批租的辦法，盡快把浦東這塊寶地開發出來，建設一個世界一流的新市區，用以加快實現現代化大上海的建設目標。林同炎教授也因此成為倡議開發浦東的海外第一人。1987年5月下旬，林同炎應邀到上海，汪道涵一方面請他在國外幫助組建一個專家小組，為浦東開發出謀劃策當顧問，另一方面又請他一起去北京，向中央領導闡明他對開發浦東新區的設想。林同炎欣然接受了組織專家顧問小組的委托，并一同赴京作了匯報。6月1日，江澤民主持召開市政府第19次常務會議，會議討論了浦東開發問題，強調要在科學調研分析的基礎上，本著積極而又慎重的態度，綜合政治、經濟、技術各方面情況，抓緊進行調研，及早提出開發方案，報送中央。7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準成立了“開發浦東聯合咨詢研究小組”，明確由汪道涵顧問與林同炎建立聯系，分別推動雙方研究人員密切合作。

　　開發浦東聯合咨詢研究小組由高級顧問組、中方研究組、國外顧問研究組和專家咨詢會議組成。高級顧問組由陳國棟、胡立教、汪道涵、李國豪、趙祖康等五位市委、市政府的老領導組成的，由汪涵道任總顧問。中方研究組即上海市政府開發浦東研究小組，由倪天增任組長，市規劃局局長張紹樑任副組長，原世界銀行雇員、世行上海專家小組顧問、同濟大學彭運鶚教授任顧問，成員有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市經濟研究中心綜合處處長於品浩、上海外貿學院國際經濟法教師周漢民、研究土地制度改革的專家俞漢卿、上海城市規劃設計院總體規劃室副主任李佳能、上海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澤浩。國外顧問研究組設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林同炎為主要負責人，T.Y.L國際工程咨詢公司顧問陳乃東任助手，T.Y.L國際工程咨詢公司顧問邁克爾·梅耶和梅爾·萊恩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艾伯特·阿克爾、城建規劃系主任阿倫·維格布斯，世界銀行中國執行董事許乃炯等為組員。作為國外顧問研究小組的負責人，林同炎在浦東開發開放的研究工作中，傾注了極大熱情。他自己出錢，邀請上述專家共同研究，并和陳乃東先生親自動手，前后七易其稿，撰寫了《開發浦東——建設現代化的大上海》計劃。為使研究成果更接“地氣”，開發浦東聯合咨詢研究小組設立了專家咨詢會議，成員主要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以及上海社科系統，市政府有關委、辦，企、事業單位等專業研究機構和基層單位。專家咨詢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對研究組提出的專題報告、階段成果報告和預可行性報告進行討論、評議和鑒定。

    （二）制定《開發浦東咨詢研究提綱》

　　開發浦東聯合咨詢研究小組成立后，立即著手制訂研究提綱，經市政府批準后，于1987年7月正式下達。這份提綱明確了開發浦東咨詢研究應確立高瞻遠矚、改革開放、系統工程、突出重點、穩步前進的基本觀點；在開發戰略的研究方面，明確了浦東開發的戰略目標、戰略方針、戰略重點和戰略措施的研究內容；在政策與立法的研究方面，明確要加強開放度的研究，并將重點放在當時國內尚未形成或尚不完善的法規上，如：土地使用權的有償轉讓、新興產業地位法、知識產權保護法、涉外公司法等；在實施方案的研究方面，包括了資金的籌措與償還、浦東新區的發展規劃、新區管理體制的設置和改革方案、實施步驟中起步條件研究、進一步展開的設想以及基本建成后的新區規模、形態、內涵及特點綜述等內容。

　　與此同時，研究小組將各方面研究浦東開發的材料集中起來，整理提出了15個分專題，委托相關單位組織專家、學者和研究人員再作進一步研究，為聯合咨詢小組提供更扎實的專題研究報告。

    （三）撰寫《開發浦東的預可行性報告》

　　市政府浦東開發研究組作為開發浦東聯合咨詢研究小組的中方研究組，不僅擔負了浦東開發開放的許多具體問題的組織研究任務，還要把聯合咨詢研究小組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匯總起來，代市政府草擬向國務院呈送關于浦東新區開發開放的請示報告。

　　1987年11月初，研究小組在15個分課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到南方城市實地調查研究的收獲，開始撰寫《開發浦東的預可行性報告》。為了使報告更準確、更切合實際，又能符合中央和市領導的意圖，先寫了一個總報告的《大綱》，以便征求市委、市政府領導和專家們的意見。《大綱》包括了緒言、戰略目標和方針、規劃和布局、政策和開放度、立法、組織機構等六個部分。

　　在廣泛聽取了市委、市政府領導和各方面的意見后，研究小組于同年12月，完成了《大綱》第二稿，即《關于開發浦東幾個主要問題的匯報》，這個報告內容包括了發展戰略、目標、方針、改革、開放度、規劃設想、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組織機構，前期開發資金的籌措及請求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等七個方面，并針對最后一條，提出了12項具體內容。這份報告被分發至更大的范圍征求意見，除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外，還送給了開發浦東聯合咨詢研究小組的各位高級顧問，咨詢會議的所有成員以及各委、辦、局的領導，甚至非正式地征求了中央有關部、委、辦的意見。

　　1988年2月，在廣泛聽取意見的基礎上，研究小組撰寫了《關于利用外資開發建設浦東新區的報告》，報告先后在市委常委會上討論了三次，作了五次修改，最后在6月，獲得原則通過。這份報告在戰略構思上，將上海的發展方向定位于國際化、樞紐化與現代化，并指出開發浦東對此起決定性的推動作用，也必使上海的發展產生質的變化；在政策開放度上確立了六條基本原則，并在此基礎上，向中央提出了外貿政策、金融政策、投資政策、房地產政策、人員流動政策、財政政策、價格政策的放寬要求和具體內容；在規劃方案上，將浦東的開發面積定為350平方公里，并確定了“三點一線”（即陸家嘴金融貿易區、花木貿易區和外高橋新港區三個主要功能區，加上聯結這三個功能區的主干道——楊高路兩側的生活服務區）的起步規劃方案；在建設時間上，提出總跨度為20年左右時間分三期建設的建議以及要按照統籌規劃、分期實施，由點到面、穩步展開的原則做到有序發展。此外，報告還提出在浦東新區開發開放的關鍵時刻，用舉辦世博會的辦法來全面推動新區的開發和建設；對浦東開發的資金籌措和運行以及體制、機制、干部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設想。

    （四）召開上海市浦東新區開發國際研討會

　　1988年4月，浦東開發開放的預可行性研究已到了瓜熟蒂落的重要時刻，研究小組全體人員開始精心準備“上海市浦東新區開發國際研討會”。如何使以國內專家為主“背靠背”研究的方案更能符合吸引和利用外資的要求，研究小組迫切需要“面對面”聽取國外專家和實業界的意見。

　　1988年5月2日至4日，“上海市浦東新區開發國際研討會”經市政府批準在西郊賓館召開。出席開幕式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新當選的上海市市長朱镕基、市政府高級顧問汪道涵、趙祖康、李國豪、副市長倪天增等。出席會議的國外專家除了國外顧問組的十名成員外，還有世界銀行中國局、中央有關部、委、辦研究改革開放的專家、本市代表、各委、辦、局負責人等，共計140多人。江澤民在會上闡明了開發浦東的必要性。他說：“上海要加快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建成社會主義時代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經濟貿易中心之一，不開發浦東，只靠老市區改造是不容易實現的。上海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是世界聞名的都市。上海現在作為全國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個開放城市，應該更進一步改革、開放，所以開發浦東，建設國際化、樞紐化、現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區，是這完全符合十三大精神的，我們表示堅決支持，一定要把這件事情辦成。”在這次會上，有40多位中外專家和實業界的朋友發了言，他們充分肯定了開發浦東的前期研究成果，同時在浦東的發展戰略、開放度、開發度、對浦東現有基礎的認識、新老市區的關系、開發資金、新區體制、干部因素等八個方面提出了諸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汪道涵在會議的閉幕詞中將這些意見和建議，歸納為八個方面：

　　一是在開發浦東的戰略上，一致同意開發浦東一定要聯系老市區、成為一個整體來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是在整個上海統一規劃之下，從開放和發展外向型經濟的角度來考慮。要把國際循環和國內循環聯系起來，把地區戰略和全國戰略聯系起來，把出口和進口替代聯系起來，把發展經濟和技術進步緊密地結合起來；二是在開放度方面，會議認為其實質是要使國際資金和國外資本有興趣來投資，同時上海和國內要能與之配合并能接受；三是在開發度方面，浦東350平方公里面積，其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逐步開發；四是關于浦東現有基礎，已不是一塊空地，不能忽略它的工業和其他產業的現狀，要認真研究現有基礎，在考慮如何改造、利用的同時，也要考慮浦西的改造和發展多功能的問題；五是關于新老市的關系，大家認為浦東與老市區是密切聯系著的，老區的改造任務相當繁重，新區開發不宜給老區以更多負擔，另一方面，沒有老區的人才支持，新區也開發不起來，要依靠老區，配合老區的改造與發展；六是關于開發資金，與會專家認為，在當時國際資金出現過剩的有利條件，籌措資金的難度并不大，關鍵是考慮要如何使用并能及時償還；七是關于體制，新區要有新的體制，但要進一步研究與改革中老體制的關聯與交替；八是關于干部問題，大家建議一定要很好選擇，必要時向外招聘，包括招聘專家。

　　此次浦東開發國際研討會的召開，引起了中外媒體的廣泛關注，在國內外掀起了一股開發浦東的熱潮。

　　四、深化研究與論證階段：

　　1988年5月至1990年4月浦東開發事關重大，牽一發而動全身。在浦東開發國際研討會召開后，浦東開發問題被提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為解決浦東開發的遠期目標與近期目標間存在的問題，市委、市政府又展開了深化研究與反復論證。

　　1988年7月21日，市委書記江澤民主持召開浦東開發專題會，聽取市政府浦東開發研究組匯報，要求根據他和朱镕基市長的意見，把研究報告再進行修改，爭取盡快向中央領導作匯報。同時，要著手建立開發浦東的籌備班子，邊做可行性研究邊試點。7月23日，副市長倪天增向朱镕基匯報了有關研究情況，朱镕基指出：浦東是建設新上海的希望，開發浦東要抓大交通和基礎設施，目前主要抓好越江工程。要從整個上海的改造和發展來考慮浦東開發，要以綜合開發的思想來進行浦東開發，要把浦東建設成為上海最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9月30日，江澤民、朱镕基、汪道涵進京向中央領導專門匯報了浦東開發的準備情況，獲得了中央原則同意和一系列具體指示，如：上海不能象深圳那樣搞特區，在浦東主要搞獨資企業，要著重改造老企業，要改善交通、在投資環境上下功夫以及建立浦東開發的籌備機構等。三位領導回到上海后，立即組建成立了開發浦東新區領導小組及辦公室，委派兩位副市長擔任正副組長。1989年初，上海市城建規劃部門遵照朱镕基的指示，把浦東若干重點開發區的局部規劃工作列入工作計劃，加快了工作進度。

　　1989年的六四風波之后，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對中國實施制裁，海外資金紛紛撤離。在此背景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開始思考如何突破西方七國集團的封鎖與制裁，向世界宣示中國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不變、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不動搖。1990年1月21日至2月13日，鄧小平在上海。期間，他提出：“請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動作，在國際上樹立我們更加改革開放的旗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頁。2月13日晚，鄧小平乘專列離開上海返回北京。在前往火車站的途中同朱镕基談及開發浦東時說：“你們搞晚了。但現在搞也快，上海條件比廣東好，你們的起點可以高一點。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動改革開放這件事。膽子要大一點，怕什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頁。3月3日，鄧小平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及形勢時深刻指出：“綜觀全局，不管怎么變化，我們要真正扎扎實實地抓好這十年的建設，不要耽擱”，“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務里打圈子，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比如抓上海，就是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頁。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審時度勢，把浦東開發開放提高到了事關中國經濟發展的“捷徑”與政治的宏觀戰略高度，引起了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

　　1990年2月上旬，新上任的國務委員兼國家計委主任鄒家華、國家計委副主任兼生產委員會主任葉青受中央委派，率領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來上海現場辦公，為浦東開發上馬作統籌安排。鄒家華在滬考察期間指出，上海要加速發展外向型經濟，抓好浦東開發工作，開發浦東首先要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并同上海市市長朱镕基等人詳細探討了浦東開發中有關土地批租、外商投資等一系列問題。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報送了《關于開發浦東的請示》。3月28日至4月8日，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受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的委托，率領國務院特區辦、國家計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經貿部、商業部、中國銀行的負責人到上海對浦東開發問題進行專題研究、論證。上海方面分成特區、投資、財政、外貿、商業、金融六個專題組，向國務院有關部門進行了詳細的匯報。經過緊張工作，大家在浦東開發的規劃設想、政策設計、資金籌措等方面取得了重要共識。經過深入研究和交換意見，國務院工作小組起草了《關于上海浦東開發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4月10日，李鵬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聽取姚依林的匯報，并就浦東開發開放中的若干問題逐個做了研究。4月12日，江澤民主持政治局會議，原則同意國務院提交的浦東開發開放方案。

　　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的前期研究，在1990年之前，尚局限于地方性的發展戰略構想。1990年4月18日，當李鵬總理宣布開發開放浦東以后，這個構想上升為重大的國家戰略，中央“一錘定音”，上海從此成為中國向世界展示改革開放形象的排頭兵。

　　縱觀浦東開發前期研究的過程，可以看到，上海市委、市政府視浦東開發視為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的系統工程，并以全球視野和世界眼光來研究其未來的發展戰略。同時，在對浦東開發開放進行前期研究、決策的過程中，盡最大可能延攬人才，吸納國內、國外各路專家的智慧和力量，通過反反復復、幾上幾下地征求意見，修改方案，最終形成了具有前瞻性、綜合性和操作性的實施方案，為浦東開發開放迅速打開局面，為上海一躍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立下了汗馬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