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我國重要的經濟、科技、文化、教育、金融中心之一，在統一戰線工作方面，也有其光榮的傳統和深厚的社會基礎，尤以人才薈萃、社會聯系廣泛而聞名海內外。上海有8個民主黨派的地方組織，到1992年底，有黨派成員3萬多人，其中80%是中高級知識分子。有各界知識分子86萬人，其中黨外知識分子占70%。有38萬歸僑、僑眷，他們在海外的親友也有38萬人，分布在150多個國家。去臺人員10多萬人，有22萬臺屬。還有6萬余名少數民族成員，近50萬名宗教信仰群眾。廣大的統戰對象分布在上海各個領域，是發展經濟振興上海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文僅根據上海特點，敘述這一時期統一戰線在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重點工作，并不能概括這一時期上海統戰工作全貌。這一時期，政治領域的突出成績是恢復并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的作用愈來愈重要，也為數量龐大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搭建了為國效力振興上海的平臺；經濟領域的突出成績是匯聚了各界人士滿腔熱情服務經濟工作的正能量，尤其表現為大力調動了廣大原工商業者、國有大中型企業中統戰對象的積極性，并開拓了海外統戰工作，促進本市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效果愈來愈明顯。
一、撥亂反正、全面落實各項統戰政策，激發各界人士的積極性
作為“文革”的重災區，上海的統一戰線工作遭到嚴重創傷。因此，撥亂反正、全面落實政策成為上海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最初幾年的重點工作和基礎工作。
1977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決定，恢復重建市委統戰部，由張承宗任部長，各區縣局相繼恢復了專職機構或專職干部，為復查平反落實政策準備了條件。1978年7月和8月，分別為遭“文革”迫害而死的上海市委統戰部原部長陳同生和原副市長、政協副主席金仲華舉行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11月28日，市委統戰部召開全市揭批大會，鄭重為“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黎照寰、沈尹默、顏福慶、劉念義、郭琳爽、應云衛等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伴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海從1979年起開始了撥亂反正全面落實各項統戰政策的工作：
1.政治上平反昭雪和區分對待
上海撥亂反正的任務很重、工作力度很大、成效也很明顯。主要表現在下列方面：
一是平反冤假錯案。247名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在滬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市人委委員、市政協常委，經全面復查，徹底平反，落實了政策。民主黨派成員、原工商業者、歸僑僑眷等，在“文革”中被錯誤審查處理的，都平反糾正。
二是全市16000余名被錯劃的右派分子得到改正，恢復了原來的工資待遇。其中復旦大學著名教授孫大雨的改正問題阻力重重，歷盡爭議最終解決，成為實事求是的一個案例范征夫著：《兩個批示和三件難事》，《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29輯下冊，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2008年出版，第142頁。。
三是落實起義投誠人員政策，全市2541名有關人員獲得中央有關部門和上海市政府頒發的起義投誠人員證明書。其中曾因歷史問題受到錯誤處理的1178人獲得平反，工作與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四是在工商界區別“三小”，把58300多名公私合營時帶進私方人員范疇的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劃歸勞動人民的隊伍。
上海的知識分子集中度很高，其中不乏20世紀三四十年代已經嶄露頭角的知名人士以及五六十年代的留學歸國人員。據統計，“文革”期間全市知識分子被用各種方式審查的有3萬多人，其中高級知識分子有1600多人。1978年以后，經過政治復查，凡屬冤假錯案都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包括新中國成立之后“文革”之前的冤假錯案），推到一切不實之詞。已去世的，分別舉行追悼會或骨灰安放儀式，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當代中國的上海》，《當代中國》（上海卷）中國社會科學院1989年版，第193—194頁。。
2.經濟上退賠補償
首先是發還被抄存款，補發扣減薪金。1979年1月，中共中央批準中共上海市委《關于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若干問題的請示報告》后，上海對落實黨的民族資產階級政策作了研究和討論，發還了他們在“文革”中被查抄的金銀財物、定息和存款，補發了“文革”中被扣發的薪金，恢復了原來的技術或行政領導職務。
其次是全面清退被占私房。據時任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負責落實政策工作的范征夫回憶，全市在“文革”中被占用的私房達50萬平方米（全市需要落實政策的私房面積達124萬平方米），被原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及有關部門重新分配給780個單位和18500多戶人家居住，其中，相當大的比例，分配給部隊干部居住了。市政府在房源十分緊張的情況下，連續三年共計拿出84萬平方米房源，用于落實私房政策。同時，積極向中央領導反映實際困難，中央軍委派出工作組來上海，以黨的大局為重，指導部隊的落實政策工作，給了地方黨委很大支持。曾任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經理、上海市僑聯副主席簡日林的私人花園洋房終于歸還原主，就是部隊堅決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方針的突出事例，在上海及香港都產生了良好影響。
第三是清退被查抄的文物及財物。“文革”期間，全市統一戰線各界人士被抄走文物41萬件、工藝品291萬件、圖書547萬冊、黃金80多萬兩、白銀200多萬兩、銀元240萬枚以及許多珠寶飾品。大批被查抄的圖書、文物、工藝品，經過清理核實，盡可能地做到了物歸原主。部分找不到失主的文物、工藝品，則組織開倉認領。對原物查找無著落的，折價賠償。市財政局向25萬戶居民歸還了“文革”中沒收的價值6億多元的黃金、白銀、美鈔及人民幣，占應還總數的99.3%范征夫著：《推動落實政策促進改革開放》，《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29輯下冊，第154—165頁。。
3.向中央提議允許繼承遺產，并得到中央肯定
上海是民族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1956年清產核資的結果表明，上海公私合營企業中私股投資總額約12億元，占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一半。根據贖買政策享受高薪的人數比例更大，1964年統計，當時全國資本家月薪300元以上的1004人，上海占937人。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總數達到84126名。毫無疑問，上海如何全面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對全國有示范效應楊叔銘著：《中央解決遺產繼承權問題始末》，《世紀》2011年第1期。。
早在1977年7月，上海市委就向中共中央請示，提出退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被查抄的財物。中央批復同意，并指示對其它受干擾破壞的有關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要繼續調查研究，逐步加以解決。
1978年4月，中央統戰部派副部長童小鵬來上海開展專題調研，將落實政策分為查抄財物處理、“高薪”、病假工資和醫療待遇、私房、安排使用等五個問題，先后召開了統戰部門、市屬局、基層企業干部職工和工商界、民主黨派代表人士座談會，廣泛征求意見。取得許多共識，也有一些問題相左，其中最具爭議的就是：資產階級分子如果夫婦已經去世，發還被查抄的巨額存款時子女能不能繼承？
1978年8月24日，上海市委向中央報送了《關于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若干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央為慎重起見，責成中央統戰部到北京、天津、上海和廣州再次廣泛聽取職工干部的意見，大多數工人贊同支持落實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197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了上海市委的《請示報告》（簡稱《八項規定》），但對于工商業者的定息問題，原報告提出“本人已去世的，退還給家屬”，上報后改為“夫婦已去世的，不予發還”，說明解放思想需要一個過程。
1979年9月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聽取中央統戰部的工作匯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張承宗以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華東組組長的身份參加會議。匯報到落實原工商業者的政策子女有繼承權問題時，政治局領導不斷插話，會議氣氛嚴肅活潑。鄧小平提出，港澳到內地投資的資本家就提出子女有沒有繼承權的問題。不允許遺產繼承權，即使老子贊成，兒子也反對。我們應該在法律上作出規定，解決繼承權問題。李先念、耿飚等都同意應該有繼承權。胡耀邦也認為，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要教育工人階級和干部，要有改造社會改造人的遠大眼光和偉大氣魄，贖買、繼承權的問題，是涉及無產階級改造社會、改造人類的問題，要提高我們自己的政治水平。主持會議的華國鋒表示完全同意鄧小平的意見。1979年10月11日，上海市委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這次會議的精神重新作出規定，夫婦已經去世的，子女及其他合法繼承人可以繼承。至此，一個棘手難題終于破解，此后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從法律層面鞏固了這項規定。
那些年有句話常掛在統戰人士嘴邊：沒有三中全會，就沒有我們今天！市政協委員、上海辭書出版社編審徐鑄成聽了落實政策的文件傳達后激動地說：“二十年的經歷（指被劃為右派到改正歷經20年）,我都決定把它拋入東洋大海，在黨這樣的英明決定和關懷下，個人的遭遇算得了什么？俱往矣！”由此可見：撥亂反正，全面落實統戰政策，安撫了人心，夯實了開創新局面的基礎。
二、恢復并發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上海是全國較早成立民主黨派地方組織的地區之一，還曾經是民進、民建、臺盟的中央所在地。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整頓和發展，各民主黨派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領導下，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革”十年動亂中，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受到嚴重破壞，各民主黨派市級機關和區縣機構先后被“封門繳印”，掃地出門，機關干部被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廠接受勞動改造。一大批民主黨派人士受到迫害。民主黨派處于“各掛牌子、合署辦公、有廟無僧、名存實亡”的境地。
197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統戰部《關于愛國民主黨派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重申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提出了恢復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省會市級民主黨派、工商聯的活動。
1977年11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邀請各民主黨派市委負責人共同協商提名上海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第五屆市政協委員候選人，成為“文革”以來中斷了十年之久的黨派政治協商的新起點《中國民主黨派上海地方組織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頁。。
1.民主黨派恢復組織活動，并逐步吸收新成員、充實領導班子
1978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恢復了“文革”以來中斷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和雙月座談會，重申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聽取民主黨派對重大市政問題的意見和建議，從而消除了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顧慮，調動了民主黨派的積極性。
1978年底，各民主黨派的基層組織也都陸續恢復了活動，據1979年底統計，全市7個民主黨派共有成員9022人，比1977年10月市級組織恢復活動時的7384人略有增長（這個數字，在1966年“文革”之前是10789人）。1980年6月底，102名被錯劃為右派的市級民主黨派人士得到改正。同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召開全市統戰工作會議，重申貫徹民主黨派“政治自由、組織獨立、法律平等”的方針，并提出了搞好與民主黨派合作共事，加強民主監督的具體措施，為民主黨派知情和參政議政創造了條件。
1980年上半年全市民主黨派成員達到9710人，中國致公黨于1980年12月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個直屬小組，并迅速發展為上海市支部，至1984年4月正式成立了致公黨上海市委員會。
1980年1月，上海市民主黨派分別召開了“文革”后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主要是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各民主黨派全國代表大會的精神，回顧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分析形勢與任務，動員全體成員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共同奮斗。至此，多黨合作制度在上海已經全面恢復。
1984年恢復了作為民主黨派聯合黨校的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由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楊堤擔任院長，為培養民主黨派成員提供了教育基地。
1987年5月，上海市委統戰部、市社會主義學院、市工業黨委、上海電視臺和《聯合時報》社聯合舉辦了全國第一次民主黨派知識競賽，引起了上海和各地的強烈反響。
1992年底，全市8個民主黨派成員共31000多人，并且領導班子經過1984年、1988年、1992年3次換屆，逐步實現了新老合作和交替林遠主編：《新時期上海統戰工作》，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8頁。。
2.關注民生促進發展，民主黨派發揮自身優勢服務社會
上海的民主黨派人才濟濟，匯集了一大批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企業家，各黨派市級組織的帶頭人均為其中精英，如民革的趙祖康、徐以枋，民盟的蘇步青、談家楨、李國豪、趙超構，民建的劉靖基、劉念智，民進的吳若安、趙憲初，農工黨的周谷城、吳文祺，致公黨的董寅初，九三學社的盧于道、楊槱，臺盟的郭炤烈等。其成員基本為中高級知識分子，還有部分系原工商業經營者，他們的智力優勢不但體現在本職工作中創造出優異成績，還體現在關注民生服務社會。
1984年上海民盟多學科咨詢中心建立，它是民盟市委下屬的具有法人資格、面向社會的咨詢服務專門機構，以靈活多樣、講求實效的精神接受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個人的委托，開展多學科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咨詢服務、智力開發以及科技、經營等活動，幾年間就完成了1200多個咨詢項目，其中大部分落實在鄉鎮企業，業務涉及工、農、經濟、法律、文教、衛生各個領域，服務對象遍及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創造經濟效益約1億元。1990年被評為“上海市十佳咨詢單位”陶人觀主編：《中國民主黨派上海地方組織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頁。。
以經濟界人士為主的民建市委不斷向市政府反映企業經營發展遇到的“瓶頸”，提出解決難題的建議。如1988年他們調查了上海的飲料工業生產與銷售情況，發現有125年歷史的“正廣和”汽水，受到合資企業所產“雪碧”、“芬達”的巨大沖擊，市場占有率急劇下降。
究其原因，主要為享受的政策有差異。民族工業不享受稅收等優惠政策，也不能因原料漲價而提高產品出廠價。商業部門銷售雪碧、芬達的利潤是銷售正廣和的1倍，所以不積極。上海汽水廠運貨車所需要的市區通行證數量，不及對方公司的1/10，影響了銷售網點布局。民建市委向市政府遞交了《引進外資與保護民族工業》的調查報告，建議對國內能生產能滿足市場需要，又不屬于高精尖的產品，應嚴格限制進口。市長朱镕基迅速作出指示，由主管副市長在上海汽水廠召開現場辦公會議，邀請民建代表參加，會議解決了廠方一些具體困難，幫助企業增強市場競爭力陶人觀主編：《中國民主黨派上海地方組織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頁。。
以教育界人士為主的民進市委則把辦學講學作為突破口，并于1982年和1984年先后發文，規范、指導下屬區（縣）委會創辦各類學校。這些學校大體經歷3個階段： 1980年至1984年初，以文化補習為主，如高考復習班。1985年以后以專業培訓為主，有業余藝術進修，以及家電、摩托車修理、財會、英文打字等班級，在校生總數超過1.4萬人。1987年以后重點轉向外語和職業培訓，有托福、英日德語、涉外會計、國際貿易等班級以及推拿、針灸、烹飪、書法、繪畫、舞蹈、圍棋、吉他演奏等專業培訓，至1992年業余學校17所，在校生超過6.8萬人。1983年暑假期間，民進市委首次組織本市師范學校特級教師分成4支隊伍，分赴云南4個地區開展智力支邊，幫助當地學校提高教學水平。這樣的活動此后又組織了多次陶人觀主編：《中國民主黨派上海地方組織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09頁。。
其他民主黨派也根據各自優勢選好發力的領域，提高自身素質擴大社會影響。
3.參政黨地位確立后，政治協商制度逐步完善林遠主編：《新時期上海統戰工作》，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7頁。
1989年1月2日，鄧小平在一位民主黨派成員關于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問題上指示：“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并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執行。”為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等與各個民主黨派的領導人組成小組研討方案，產生了中央統戰部起草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討論稿，經過中央的指示多次修改，征求意見，1990年2月8日，《人民日報》全文公布了這個文件。
中共上海市委在《意見》公開見報之前的2月6日，就舉行常委會，具體部署各級黨組織認真學習。《意見》公布后的兩天內，中共上海市委連續邀請各民主黨派、工商聯負責人談心，就貫徹《意見》以及共同關心的問題溝通思想征求意見。2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又召開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和各委辦、區縣黨組織書記會議，部署貫徹。
3月1日，市政協審議通過了《上海市政協提案工作條例》，新增了各民主黨派可以黨派名義提出提案的規定。7月21日，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提出并向市委報告了從制度上保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常務委員參政、議政的措施。8月7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邀請各民主黨派、工商聯負責人座談，通報《意見》公布以來的工作情況，聽取意見并就推薦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擔任司法部門領導職位等問題進行協商。12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見，并在與民主黨派反復協商的基礎上，制定并通過了《關于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實施意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保證《意見》的貫徹實施。
（1）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經常化、制度化、規范化。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上海市委就恢復并堅持了“雙月座談會”，定期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通報情況，就國計民生、有關領導人選舉等重大問題進行民主協商，《意見》公布后，市委對民主協商會、雙月座談會的形式、內容、召開的時間都做了具體規定，努力細化并完善民主協商制度。從1989年底到1993年9月，市委召開的民主協商會、雙月座談會共有28次。市委領導還多次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小范圍的談心。全市各區縣也先后制定了與民主黨派區縣級組織民主協商的制度。在人大常委會工作中，加強了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比重，還聘請部分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咨詢員。
在市政協工作中，重視民主黨派的提案，凡以民主黨派市委名義提出的提案，規定直接送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批閱，并由市政協提案委員會主任督辦落實。如臺盟市委的建議被市委領導采納，產生了上海改革開放新時期第一張英文報紙《上海英文星報》，民盟市委的兩份提案被采納，催生了浦東發展銀行以及上海市證券管理委員會。
在市政府工作中，制定了《關于加強市政府及有關部門與民主黨派聯系的措施》，從6個方面作出了具體規定：第一，政府的一些重要會議可邀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列席；第二，政府在組織一些檢查評比活動、開展調查研究以及舉行一些重要紀念活動時，可邀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第三，市政府有關文件、資料、簡報要抄送民主黨派市委；第四，市政府每年不定期召開一、兩次座談會，由市長或副市長主持，邀請民主黨派主要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參加，就政府的全面工作或某項工作通報情況，征求意見；第五，為加強組織領導和協商工作，決定由1名副市長具體負責與各民主黨派聯系工作,并由1名副秘書長協助；第六，政府的經濟、教育、科技、文化、新聞出版、監察等部門分別與民主黨派建立對口聯系，并逐步形成制度。
這些規定和措施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無疑為民主黨派知情出力，發揮協商監督的參政議政作用提供了條件，推動了政府及有關部門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2）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政府及部門領導職務人數明顯增加，參政渠道拓寬。
1986年統計，上海的民主黨派成員中有各級人大代表413名，各級政協委員1418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4名，全國政協常委10人，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4人、常委11人，市政協副主席7人、常委58人。農工黨周谷城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劉靖基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謝麗娟任上海市副市長，還有105名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了市、局的領導。
《意見》公布后，中共上海市委將舉薦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擔任國家和政府領導職務的工作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不但做好政治安排，還在安排實職時強調要切實保證他們有職、有權、有責。至1993年9月，全市31000余名民主黨派成員中，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領導職務的3人，全國政協委員51人，全國人大代表11人；市政協委員240人，市人大代表108人；區縣政協委員848人，區縣人大代表235人。《意見》公布前，上海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擔任政府處級以上實職的僅93人。《意見》公布后，1991年底達到173人，1993年達到195人，其中副市長1人，局級20人，處級174人。他們在自己管轄的工作范圍內，都有職有權，發揮了較好的作用。
民主黨派成員參政議政渠道的拓寬，還表現在特約參政方面。根據《意見》規定，從1990年8月起，市、區、縣的監察、檢察、教育、審計等部門陸續聘請了一批精通專業知識、有工作經驗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擔任特約監察員、檢察員、審計員、教育督導員。還有一大批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活躍在基層，擔任黨風監督員、廉政建設查訪員、物價檢查員等。這種特約參政方式靈活，與實職安排起到互補作用。特約參政員在宏觀上提出政策性建議，協助執政黨做好法制建設，使政策、法規日臻完善，微觀上按照已定的法律、法規、政策進行查證、落實、處理，以取信于民，有效地發揮了參政和監督作用。同時，特約參政員本身通過聯系群眾，接觸社會，提高了覺悟，增長了才干，積累了經驗，為民主黨派成員正式進入政府各部門擔任實職領導工作準備了條件。如致公黨上海市委第一副主委俞云波就是先被聘任上海人民檢察院特約檢察員，后于1991年被任命為上海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3）民主黨派參政機制逐步完善，群體參政作用得到加強。
《意見》公布后，各民主黨派市委采取組織生活、干部輪訓班、政策討論會、專題討論會等形式，組織成員學習領會，顯著增強了大家做好參政黨成員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不少黨派成員不再認同“相敬如賓，相安無事”就是多黨合作“最佳狀態”的觀念，積極主動地投入參政議政活動，履行參政黨的職責，表示要與中國共產黨“同心相知、同聲相應、同志相從”。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意識的更新和提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深入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
健全和完善參政黨機制是發揮參政黨作用的基礎，也是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必要條件。
組織機構方面，各民主黨派市委大多設立了教育、科技、文化、醫衛、經濟、法制等專門委員會，分頭負責聯系各自的界別人士，及時匯總整理他們反映的情況、問題、意見、建議，組織研討，形成有針對性的提案或建議，提高了民主黨派參政的質量和水平。
健全組織中也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有計劃地培養了一批中青年干部，逐步充實到領導班子中去。有的民主黨派還建立了對干部培養、考察、使用等一系列制度和規劃，保證了民主黨派干部隊伍的穩定和發展。
在制度建設方面，各民主黨派分別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逐步保證了參政議政的經常化、制度化和規范化，減少了臨時性和隨意性，改變了“兩會（人大和政協會議）前忙一陣，兩會后松半年”的狀況。如民盟市委制定了《專門委員會工作簡則》，九三學社市委制定了政協委員“活動日”制度，民建市委建立了“議政日”活動制度。
各民主黨派為了更好地發揮組織的群體作用，以多種形式建立和加強了信息網絡。如民盟定期出版《區縣民盟參政議政專輯》，密切了基層單位之間的互相交流；九三學社市委通過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信息庫，了解并積累委員們參政議政情況。
有些黨派還根據自身成員的特點，分別與市政協各專門委員會對口結合（如民建與經濟委員會，民盟、民進與教育委員會，農工黨與醫衛委員會），共同選題參與調研，使調查的內容更專業更深入。各民主黨派還合作開展專題調研。1992年的“開發浦東振興上海經濟”這個專題，便是由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通力協作完成的。20世紀90年代上海有9個專題，都由一個黨派牽頭，幾個黨派參加。這種多黨合作、優勢互補的調研，創新了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形式，促進了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廣度和深度，提高了參政議政的質量，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影響日趨加強。
4.人民政協工作重新開展，出現了新的局面
上海的政協工作曾經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影響下，將學習改造當作工作主要內容，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之后，才逐步恢復與發揮了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主要職能，并將主題逐步轉向經濟社會發展和各項重大改革的決策討論。
1984年9月，市政協組織委員為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出謀劃策。1985年，市政協組織近30名委員對上海重要的副食品生產基地崇明島考察調研4天，為該縣制定“七五”期間的經濟發展規劃進行論證。1984年下半年物價改革初步實施后，市民非常關心議論較多。市政協于1985年9月起，組織委員分組調查考察了市場副食品、原材料和輕工業產品的價格及市場，委員提出的加強市場物價的檢察控制、對個體戶加強管理和引導、發揮國營商業平抑物價等意見，大部分經市政府采納實施。為了搞活大中型企業，市政協在1985年組織委員深入輕工系統3個工業公司和10多家企業調查，向市政府提出報告。為了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市政協在1986年和1987年組織經濟、金融界委員和有關人士考察和研討，提出了發揮銀行集聚、融通資金的作用，改革條條管理的金融體制的專題報告和19篇論文。市政協還調查了本市第一家合資企業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就該公司轉虧為盈過程中外銷品核價缺乏自主權等問題向政府主管部門反映，促成有些問題得到解決，幫助該公司擴大了生產規模，提高了產量和質量。
對于精神文明建設，市政協也經過調查考察，提出許多意見和建議。如1985年組織部分委員參與制訂《上海市城市文化發展戰略（草案）》，組織委員對上海雜技團、上海歌劇院、青年話劇團和上海木偶劇團調查，對文藝單位體制改革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看法，引起宣傳、文化部門的重視。1986年，文藝、新聞、出版界的委員經過調查，對國家花上千萬外匯進口《四庫全書》提出批評，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并決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落實付印。
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問題，也是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重要內容。市區發生鐵路道口火車與公共汽車相撞的重大傷亡事故后，市政協委員立即建議研制采用光、電、聲及自動化的多種保護措施，市政府和上海鐵路局十分重視，投資160萬元，在特別繁忙的40個道口安裝了自動報警信號裝置。上海發生陸家嘴輪渡事故和因食不潔毛蚶導致甲肝流行事故時，市政協也及時組織委員與政府部門調查座談，提出專業意見。
為了更好地發揮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作用，市政協改進了提案工作：一是把辦理提案定為一項經常性工作，提案隨時收集、整理、登記、編目、催辦、復文以及接待委員來訪、查詢。二是改變原先被動接受提案的局面，主動組織、主動聯系，及時轉請有關部門研究處理，使提案工作真正成為委員行使民主權利和對兩個文明建設獻計出力的渠道。三是召開見面會、座談會，組織委員考察現場，走訪有關負責人等，幫助提案人與承辦單位溝通情況，增強信任和協作。
三、積極開展經濟領域的統戰工作
經濟領域的統戰工作主要是做海內外工商界有影響有代表性的黨外人士工作，它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方面。1979年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確定，把統戰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軌道上來。上海市委統戰部和統戰系統各部門，從上海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出發，十分重視經濟領域的統戰工作。1988年之前，著重恢復和健全工商聯，撥亂反正，全面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恢復和發揮工商聯的作用，同時調動廣大統戰人士的積極性，為現代化建設服務。1988年以后，進一步解放思想，追求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新局面。
1.原工商業者“脫帽”“加冕”后，決心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
“文革”期間原工商業者普遍受到嚴重沖擊。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中央立即發出了在全國落實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通知。1978年1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開大型座談會。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代表黨中央宣布進一步落實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若干政策的決定，指出黨的贖買政策是有始有終的，共產黨是說話算數的。上海市根據中央精神，成立了落實民族資產階級政策辦公室，認真貫徹執行，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關于查抄處理。“文革”期間全市工商業者被查抄的有48000多戶，涉及金額4.8億元，到1980年6月底，已經發還4.6億元，尚余2千萬元的原因主要是本人死亡、子女配偶為遺產發生糾紛尚未取得協議，或少數人在海外尚未辦妥公證手續。此外還補發被查抄的銀行存款利息1.5億元；補發被扣高薪1.6億元；發還應領未領的定息2000余萬元。加上“文革”期間被“暫列編外”，后改為退休處理的差額補發部分，總共發還原工商業者將近8億元。
關于私房問題。全市在“文革”中被沖擊的原工商業者私房共有5304戶，58700平方米（居住面積），其中原屬自住部分46300平方米，自住有余出租11800平方米，按統籌兼顧原則逐步歸還。
關于安排使用問題。全市在企業工作的原工商業者近2萬人，很多已經下放勞動，經過落實政策，恢復原工程師技術職稱的201人，對非所其長的工作崗位進行調整，工作表現好的同職工一樣受表彰。到1980年，原工商業者中就有6名成為市勞動模范，18名成為區縣局先進工作者。被本單位評為先進工作者的有509人林遠主編：《新時期上海統戰工作》，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8—72頁。。
凡年老退休者，都按照國務院規定辦理。
隨著新時期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和黨的工作重點戰略的轉移，1979年6月18日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宣布，資本家階級在我國的歷史條件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的一部分。同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決定，從1979年7月起，原工商業者在填寫“現在成分”時，是干部就填“干部”，和工人一樣參加生產勞動的就填“工人”。在職的原工商業者，政治上應與干部工人一視同仁，安排使用；可以加入工會；其病假、醫療、退休、死亡以及其它生活福利待遇，分別按干部職工辦法辦理。上海市積極貫徹了這項對民族資產階級最大的政策落實，原工商業者都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感謝黨中央給他們“脫帽”、“加冕”，表示要“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
（1）工商聯恢復活動吸納新人，利用自身優勢發揮了重大作用。
上海市工商聯成立于1951年，在團結教育廣大私營工商業者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動。
從1977年11月份起，市工商聯恢復活動，積極配合有關部門做好工商聯執行委員中平反冤假錯案，以及改正錯劃右派等工作。到1986年7月，22個區縣工商聯全部恢復，20個局成立了工商聯基層工作組。1985年8月，試點吸收新會員。1986年4月，市委統戰部和工商聯召開了“工商聯發展新會員工作研討會”，強化了工商聯會員結構必須改革的共識，推動市區縣各級工商聯相繼發展了一批新會員。到1989年6月，市工商聯已經吸收新會員4004名，包括團體會員130名，工業企業會員724名，其它國營企業會員1386名，國集合營企業104名，集體企業1365名，三資企業81名，個體戶19名，私營企業35名，個人會員87名，雖然仍以原工商業者為重要成分，但已經發展為包括各種經濟成分的工商企業和團體以及工商企業經營者聯合組成的人民團體和民間商會。
工商聯是全國性組織，可為上海工商業開展橫向經濟聯合提供有利條件。上海市工商聯擁有一批經營、技術、金融、貿易等方面的專業人才，而且上海有近百年商會的歷史，歷來和海外經濟界、工商界交往密切，老會員中不少人的子孫和親友在境外，通過工商聯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潛力很大。市工商聯利用上述優勢，做了許多實效明顯的事情。
第一，發揮參政議政和民間商會雙重職能，為經濟建設獻計出力。
市工商聯通過雙月座談會、高層次座談會、列席市長辦公會、對口協調、專題調研等形式參與國家和上海的經濟方針、政策的研究、協商和決策，并通過各級人大、政協向政府提出大量的提案、議案。所提關于完善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環境、穩定金融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設外資銀行等意見建議，都受到政府的重視和采納。
第二，利用工商聯網絡，舉辦展銷會，組織會員參加，洽談業務推銷商品交流信息。如1987年的“企業會員首屆名優特新產品展銷會”、1988年的華東六省一市會員企業針織紡織品展銷會都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
第三，組織會員赴外地考察，促成橫向經濟聯合。
第四，開展經營咨詢服務、積極為企業排憂解難。據1981年至1983年6月的不完全統計，有4123名原工商業者（大部分已退休）參加經濟咨詢服務，涉及項目2210個，其中能計算效益的有427項，金額達8000余萬元。
第五，開展工商專業培訓。1979年起為搞活經濟并安排知青就業，各區工商聯和民建聯手陸續舉辦各種培訓班。1981年秋季，上海工商專業進修學院成立。1983年又增設了上海工商職工中等專業學校。
（2）創立愛建公司，直接為現代化建設服務張亞培主編：《上海工商社團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52—554頁。。
愛建公司的全稱為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創建于1979年9月，是上海廣大工商界成員，在民建上海市委和市工商聯推動下籌建成立的。它是統戰工作與經濟工作密切結合的產物，是原工商業者第一次以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身份、主人翁的態度為參加祖國現代化建設而組辦的第一家民間企業。
上海全面落實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后，原工商業者獲得可觀的經濟補償。時任上海市工商聯主委的劉靖基便倡議用這筆錢辦個企業，做些利國利民的事情，得到許多原工商業者的積極響應。公司確定“以愛國建設為唯一宗旨”，“公司經營業務所獲得的利潤，除依法繳納國家稅金外，全部作為公積金，繼續用于發展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供資金的利息，明年結算發付一次，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五年定期存款年率計算”。用保本、保息的籌款辦法辦公司堪稱是意義深遠的創舉。
愛建公司的資金總額原定5000萬元，貫徹自覺自愿、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則，因原工商業者及其親屬認款踴躍，到1984年集資總額達到5750余萬元，一些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聞訊后也踴躍參加。與此同時，400多名原工商業者運用自己的技術特長、經營管理經驗為創建愛建公司作出貢獻，劉靖基親自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時任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張承宗在愛建公司成立大會上指出：“上海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的成立，是新時期全國工作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以后，上海工商界的一個實際行動。這一實際行動是革命的、愛國的，是扎扎實實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
愛建公司因其特殊性，較少受到舊體制的限制，經營管理比較靈活。所辦的企業初建時規模小、上馬快、往往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又根據市場需要組織生產經營，因而經濟效益較好。
愛建公司也為充分發揮原工商業者的才能創造了條件。他們大都具有豐富的經營能力和管理經驗，不少人還掌握生產技術。落實政策后，他們精神振奮，不滿足于“抱抱孫子、看看報紙”的安逸晚年生活，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獻身出力。愛建公司讓他們“報國有門”，他們擔任工廠領導或顧問，參與經營管理與技術指導。他們的市場意識很強，主張“人無我有、人有我好、人多我翻（指新花樣、新品種）、人翻我轉”的靈活經營方針，大大提高了競爭能力，提高了信譽和經營服務的成效。
1980年代初期，市愛建公司及其所屬37個企業，為社會解決了7000多名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受到國務院和上海市領導的高度評價。
到1989年，愛建公司創業10年不斷發展，逐步成為外向型企業，與香港工商界以及海外僑胞、華商的聯系更密切，經過幾次認款，來自香港和海外工商界的比例高達31.6%，有80多位認款人和三分之一的董事監事定居香港、歐洲、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愛建公司在海外樹立了較高的信譽，也積極為對外開放牽線搭橋。上海第一家滬港合資企業聯合毛紡有限公司、閔行開發區第一家合資企業上海環球玩具有限公司等在組建過程中，愛建公司都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并參加了部分投資。這些企業在發展中曾遇到困難，愛建公司從中協調，會同有關部門調查研究提出意見，經政府采納后使得企業迅速轉虧為盈，并帶動了其他港商來滬辦企業的積極性。
愛建公司成立10年間，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內到外地逐步發展，先后開展了基建房屋、實業投資、對外經貿、金融信托四個方面的業務，市區兩級公司累計利潤6100萬元，全系統累計為國家上繳稅金21億元，直接間接創匯2090萬美元，取得一系列豐碩的成果，走出了一條由民間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運用廣泛的社會聯系和對外民間渠道而創辦起來的綜合性、外向型企業的新路。它既是上海發展對外貿易的一個窗口，也是開展愛國統一戰線的一個窗口宗之琥著：《也談愛建公司的創建》，《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29輯下冊，第205—210頁。。
2.統一戰線工作深入國有大中型企業，強化了上海的經濟支柱
據統計，在1992年底，上海共有749家大中型企業，僅占全市工業企業總數的7.2%，卻占據全市工業總產值的56.62%，銷售收入的5243%，實現利稅的55.46%，上交稅金的66.7%。其中工程技術人員10.71萬人，占全市的78.3%，每萬名職工擁有工程技術人員782人，是全市平均數的113.9%，在全國和上海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顯然，做好這個領域的統戰工作，不僅有利于廣泛爭取、吸收和團結民主黨派、黨外知識分子和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及其親屬，鞏固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兩個范圍的聯盟，也有助于推動企業深化改革、增強企業實力。
從1989年4月到1991年1月期間，市委統戰部先后召開了4次國有大型企業統戰工作研討會。起初重點放在研討國有企業中如何搞好中共黨員與民主黨派、非黨人士代表的合作共事關系；如何考察選拔非中共人士擔任企業各級領導職務；企業黨組織如何支持民主黨派工作；如何做好“三胞”工作，加強海外統戰工作和三資企業工作，為統一祖國和發展外向型經濟服務等，逐步過渡到從體制機制來探討大型企業黨委如何加強對統戰工作的領導，如何健全工作機構配備干部，如何調動企業統戰人士的積極性，為搞活大中型企業服務。
圍繞這4次大型企業統戰工作研討會的傳達、研討、總結與交流，產生了一批經驗和典型，全市的企業統戰工作取得明顯成效。
（1）積極創造知情條件，使企業統戰工作為中心任務服務。市經委和市工業黨委每年組織2次形勢報告會，下屬工業局也紛紛效仿。不少單位邀請包括民主黨派的黨外人士參加黨員代表大會、職工代表大會，擴大他們知情權。黨的統戰工作方針政策及有關知識由此得到普及，“統戰工作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的意識漸漸被基層干部群眾知曉并接受。
（2）提供施展才能的天地。一是積極培養和選拔黨外干部，如上海紡織局黨委先后任命黃關從擔任二紡機和中紡機的正職廠長，突破了當時黨外干部一般只能任副職領導的慣例。黃關從不負重托，緊緊依靠企業黨組織和全廠職工，大膽改革,推行全員承包責任制和科技興廠、放開經營，使二紡機成為經濟改革中的明星企業，使中紡機轉虧為盈，躋身上海“十佳”。黃關從本人也成為全國著名的優秀企業家。二是適當作政治安排，發揮他們參政議政的作用。據市工業黨委1992年統計，統戰人士中擔任全國和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有118人，擔任各民主黨派中央委員的有12人，擔任市級民主黨派主委、副主委的8人，擔任市政府參事的6人。還有5人擔任了市級特約審計員、特約檢察員等，在參政議政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如上海整流器廠副總工程師羅宗英，自1990年被聘為市政府參事后，連續兩年成為市政協的“提案大王”。
（3）積極開展企業勞動競賽活動。工業系統的“同舟共濟”主題活動持續多年，深入基層，黨外知識分子成為促進科技攻關技術進步的骨干力量。
（4）教育引導與關心照顧相結合。企業黨組織對統戰人士政治上關心、工作上信任、生活上照顧。在改善住房、提高待遇、評定職稱等方面制定了一些優惠政策。在企業出臺改革措施時，慎重對待統戰人士的訴求，既一視同仁，堅持改革，又區別不同情況，適當照顧。
許多大中型企業領導都深切感受到統戰工作確是一個法寶：工作做好了，就能調動黨外人士的積極性，他們就可以在企業重大問題上發揮參謀作用，在科研、技術攻關上發揮主力軍作用，在擴大經營渠道、開拓市場上起牽線搭橋作用，在維護企業的安定團結方面起配合作用，在廉政黨風建設方面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3.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地為經濟建設服務
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就能夠釋放出統一戰線的巨大能量。
（1）通過政協、黨派、人民團體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來出謀劃策。上海的一些重大改革開放措施和經濟決策，都有政協委員、民主黨派及各界代表人士、黨外專家積極參與，諸如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和城市總體規劃方案的制定，建造南浦大橋的科學論證、住房改革方案的出臺等。
（2）利用社會力量辦學，為經濟建設培養專業人才。1980年以來，上海8個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共辦校85所，學員75萬次。聲譽較高的有農工黨的前進學院、九三學社的滬東科技進修學院、民建、工商聯的工商學院、職教社的工商進修學校等。
（3）開展智力支邊、科技扶貧，幫助老少邊窮地區脫貧致富。如市工商聯和民建市委會從1979年到1991年為29個省市提供咨詢服務和培訓人才總計4000多個項目，參加智力支邊服務的會員達2萬多人次，實現經濟效益4.9億元。1988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民族團結進步集體”。
（4）適當興辦經濟實體，作為對內對外為經濟建設服務的窗口。各民主黨派和有關人民團體紛紛建立經濟技術咨詢服務機構，逐步形成與經濟部門密切聯系的信息網絡。
4.海外統戰工作廣交朋友，幫助上海吸引資金、技術和人才
海外統戰工作涵蓋了港澳臺工作，有很強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本文僅限于敘述海外統戰工作對經濟工作的推動與幫助。
“左傾”思想盛行時，“海外關系”被視為“反動的政治關系”，與海外親友通信往來被視為“里通外國”，僑務工作陷于癱瘓。撥亂反正后從1979年逐步恢復海外統戰工作，到1985年期間的主要特點是：廣交朋友、落實政策、穿針引線、鋪路搭橋。
（1）標志性事件
1981年，港商唐翔千來滬創辦上海首家滬港合資企業——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市委統戰部還直接促成了閔行開發區第一家合資企業——環球玩具有限公司。
到1984年底，全市引進的48個中外合資、合作項目中，由統戰對象投資或牽線促成的達16項，引進外資達1億1千多萬美元。在上海的三資企業中，約70%的項目和60%的資金是由僑胞臺胞港澳同胞投資或引進的。通過投資，把他們的命運與祖國建設的成敗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1985年以后，黨中央多次指示要“大膽開展海外統戰工作”，上海因此加快了步伐，出現新的變化：由個人交往發展到社團之間的交往，由“等客上門”到主動“請進來，走出去”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廣泛開展海外統戰工作的局面。
1985年12月，上海海外聯誼會成立了，這是全國第一個高層次的海內外人士聯絡友誼的民間組織，把海外統戰聯誼工作推向新階段。下設文化體育委員會、中年知識分子聯誼會和民主婦女俱樂部，并成立俱樂部，具體負責各項海外聯誼活動。它一方面積極發展上海各界與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以及外籍華裔人士的聯系，另一方面通過大批會員和來自各行各業的40余名理事，加強與政府有關部門和群眾團體的橫向聯系，并通過他們結合各項業務，開展友好聯誼工作。到1986年底，該會會員已經發展到500余人，并與法國上海聯誼會、美國中國聯誼會、澳大利亞上海聯誼會、加拿大上海籍華人聯誼會等建立了聯系。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趙浩生說：“在太平洋的這一邊，我享受到像在耶魯大學俱樂部享受到的歡樂友情，但‘血濃于水’，上海海外聯誼會的友情比海外任何聯絡組織都使人感到更近、更親、更濃！”
（2）標志性人物
上海是我國歷史上對外聯系最為廣泛的城市，據1990年代初期不完全統計，全市有歸僑、僑眷、港澳同胞和外籍華人親屬40萬人，他們在大陸外的親友分布在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不乏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有實力、社會上有影響的人士，如香港東方石油公司董事長劉浩清，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董事長榮鴻慶，董氏集團董事長董建華，南源永芳集團公司董事長姚美良，菲律賓華人實業家朱德俊、朱德康兄弟，香港半島針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唐翔千，香港影業大王邵逸夫等。香港居民中的“上海幫”，主要是四、五十年代從上海出去的工商界人士，他們帶去了資金、設備、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他們的實力、地位和影響，對于香港從一個轉口貿易港口發展成為工業城市起了很大作用，他們是香港工業的中流砥柱。對他們的工作成為上海從事海外工作的重點。由張承宗帶隊的上海工商界訪問團于1979年3月來到香港，成為“文革”結束后全國工商界第一個出訪團，轟動了香港。
同年10月，香港工商界26人回訪上海，除參觀、游覽、了解內地情況外，還進行了貿易座談會和18次對口業務洽談，同時醞釀了今后兩地經濟界人士共同開展活動的設想，為擴大滬港兩地和海外交往奠定了基礎。
這次互訪會活動，實際上是將統戰工作與經濟工作相結合的開始，此后港澳同胞陸續不斷來上海探親、訪友和洽談業務，不少人在互利原則下，愿意為祖國建設貢獻力量。圍繞發展滬港經濟這個中心，上海方面與港澳朋友在廣泛接觸交往中，既看重“上海幫”，也接觸了一些“廣東幫”、臺商和外商。到1984年底，上海已先后接待了臺港澳同胞、華僑、華裔10000多人次，其中絕大多數為港澳及海外實業界、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也有原國民黨軍政界人士的子女。
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董事長、香港南洋集團常務董事榮鴻慶（原上海申新九廠董事長榮宗敬之子）離開上海40年，經海聯會幾次邀請，終于在1991年海聯會成立5周年之際來滬訪問，故鄉之情和浦東開發的前景，使他決定投資2500萬美元，創辦上海中南紡織有限公司。他的合伙人王云程受到影響，另在上海興辦了2家公司。1991年香港已故船王董浩云之子、董事集團董事長董建華偕夫人、弟妹等董氏家族一行17人，于4月訪問上海。董氏集團在1989年就設立香港郵船公司駐滬辦事處，并向上海江南造船廠訂制多艘貨輪。
原籍上海寶山縣的香港著名實業家劉浩清及孔愛菊，除了在上海、深圳等地投資項目，還多次向家鄉的學校、醫院捐資建造圖書館、教學樓，培訓中心。原籍江蘇啟東、出生于上海的菲律賓華人實業家朱德俊、朱德康兩兄弟，1979年主動捐贈一條當時國際上比較先進的玻璃瓶生產線。香港半島針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唐翔千，不但在內地投資辦廠，并于1989年捐資設立中國紡織大學“唐翔千教育基金會”，用于中紡大與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合作，培養我國的機械設計、材料和制造三位一體的技術、科研和教學人才林遠主編：《新時期上海統戰工作》，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3頁。。
改革開放起步之初，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工商重鎮如全國一樣，百廢待舉百業待興，思想領域內傳統的政治觀、價值觀、人生觀受到嚴重沖擊，彌漫著反思、疑慮與焦灼。在這樣的形勢下，統一戰線能否繼續發揮優勢來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從而最廣泛地團結大多數、沿著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的方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統一戰線工作的最大考量。
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看出：正是撥亂反正、全面落實統戰政策的工作，不但直接撫慰了受迫害群體的心靈創傷，也讓廣大群眾看到黨的實事求是好傳統在回歸，奠定了統一戰線數量龐大的成員群體繼續跟共產黨走的堅實基礎；正是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旗幟重新高舉，并通過建章立制，確立民主黨派的參政黨性質與地位，增強了民主黨派的信心和責任，豐富了他們發揮優勢。幫助執政黨堅持改革開放的渠道，政治協商制度呈現逐步完善的態勢；正是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工作，成為統一戰線內部各黨派、各團體、各類組織各種利益訴求的最大公約數，表達了各界人士迫切希望國家發憤圖強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強烈愿望。我們認為，抓好這三個方面重點，猶如綱舉目張，既促進了上海統一戰線其它方面的工作（如城市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工商界的非公經濟工作、僑務和海外統戰工作、對臺宣傳和聯系工作、黨外知識分子工作），也為全國統戰工作的深入開展提供了一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