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教，1914年12月生，江西省吉安縣富田鄉（現江西省吉安市青 原區富田鎮）陂下村人。1928年6月，胡立教放棄比較殷實的家庭生活，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投身革命工作。1928年至1929年秋，在家鄉任兒童團長、共青團支部書記。1930年10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起，胡立教先后任贛西南少先隊中路指揮部副指揮、指揮，紅三軍特務團宣傳分隊長、第二連副政委。

　　1931年2月，參加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無線電訓練班第一期學習，開始接觸情報工作。學習4個月畢業后，先后在蘇區中央局、紅四軍、紅三軍任電臺報務員。1932年9月，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電臺總臺報務員。1932年10月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二局報務員報務主任,參加了紅軍五次反“圍剿”。轉戰南北，歷經艱辛，從事監聽、截獲、破譯敵方電訊的工作，供中央領導同志了解敵情。不管是在中央蘇區反“圍剿” 中，還是在長征路上，胡立教所在的軍委二局都充分發揮了“千里眼”、 “順風耳”的巨大作用。在斗爭中，他逐步成長為我軍早期情報工作的出色指揮官。1936年12月，任軍委第二局副局長。1937年2月，被選送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任抗大二期二隊、一隊學員、黨支部組織委員。

　　1937年底，從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回到二局不久，胡立教被中央軍委派到位于武漢的新四軍軍部，從事通信及無線電工作。1938年初，胡立教挺赴香港，參與完成在香港購置無線電通訊器材、醫療器材及西藥等任務。與申光同志分散、分批到各電料行購買一部發報機的材料，組裝秘密電臺，完成組建香港秘密電臺工作，與武漢、延安接通電報。1938年春，胡立教由香港回到武漢。5月，胡立教到達安徽太平麻村新四軍軍部，被任命為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第三科(通信科)科長兼無線電總隊長。負責全軍通信工作，以主要精力籌建無線電技術偵查工作。舉辦無線電報務訓練班，為各支隊配備通信干部，向各支隊、團派遣電臺。7月，新四軍軍部進駐云嶺。胡立教到達云嶺后，主要擔負通信任務，同時進行密碼破譯試驗和探索。同年夏，到武漢參加武昌軍官訓練團學習。1939年12月，軍部三科在云嶺附近的成立新四軍技術偵查情報工作機構，稱“三山辦公室”，胡立教為負責人。在胡立教領導下，新四軍通訊情報部門擔當起戰區技偵情報保障任務，為保障作戰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1年2月，胡立教與葉超、揚帆在“皖南事變”中英勇突圍后到達鹽城，向劉少奇匯報新四軍皖南部隊被國民黨軍隊圍擊的情況。劉少奇、陳毅根據毛澤東、朱德等的電報，指示胡立教重建新四軍技術偵察情報工作，6月成立“胡立教辦公室”。1942年8月，改稱“新四軍軍部調查研究室”（中共中央華中局調研室）。胡立教任主任。1943年，中共中央華中局成立情報工作領導小組，潘漢年任組長，賴傳珠、胡立教為小組成員。1944年春，胡立教組織調研室參加山子頭戰役情報保障工作，為戰斗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1945年10月至1948年秋，先后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情報處處長、統戰部部長。這一時期，胡立教著力加強情報工作，帶領情報部門在為華東首腦機關提供戰略戰術情報，策反國民黨陸?？哲娡墩\起義，配合解放接管和肅清特務反革命分子等工作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戰果豐碩，屢獲華東局和中共中央社會部的表揚。1948年9月，濟南戰役中，在策反守軍軍長吳化文的斗爭中，胡立教派人組成三人小組，具體負責爭取工作。1948年秋至1949年4月，任華東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1949年5月，任中央華東局組織部副部長。6月，第三野戰軍司令機關與華東軍區機關合并，先后任第三野戰軍司令部第二局局長、組織部部長。1949年至1955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副部長兼華東軍政委員會人事部部長、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華東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書記。1955年3月至1958年6月，任財政部副部長、黨組委員（1955年1月起）。1955年8月至1956年9月，兼任中央財經干部學校校長。

　　1958年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黑龍江省牡丹江地委第一書記。1961年7月30日，劉少奇來牡丹江東京林區視察，聽取中共牡丹江地委書記胡立教關于林業生產和林區建設的匯報。1962年8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農墾部長王震來牡丹江墾區視察，聽取了胡立教關于墾區工作的匯報。

　　1961年10月至1964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組副書記。1964年10月，任中國人民銀行代理行長、黨組代理書記。19 6 5 年 6月，任國務院財貿黨委委員。在央行行長任上，胡立教就有過一番在當時的政治氣候條件下頗為大膽的舉動。那時他做了令他記憶猶新、引以自豪的三件事：一是大量購買黃金。胡立教特別主張資金要周轉，周轉一次，增值一次。當時國際黃金市場上每盎司黃金35美元，胡立教動用飛機大批量購進黃金，當每盎司上漲到較高的價位時，胡立教果斷地要求拋出，這成全了一筆好買賣；二是用外匯在香港投資房地產市場，結果為國家大賺一筆外匯；三是積極支持買船。當時交通部組建我國遠洋運輸船隊，胡立教積極主張和支持這一舉動，買進了大量船舶。結果，僅用一年時間就收回成本。胡立教因此被稱為黨的高級干部隊伍中的“經濟腦瓜”，為促進我國財經工作、金融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1966年至1974年，胡立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但他仍堅持真理，對共產主義事業矢志不渝。1975年9月至1977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1975年9月至1979年9月，任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10月至1981年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書記。1977年12月至1979年9月，任河南省政協副主席。1979年9月至1981年1月，任河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他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全身心地投入撥亂反正工作，積極參與深入揭批“四人幫”活動，為1967年“7.25”錯案和文敏生、趙文甫、楊蔚屏、何運洪等平反；他沖破阻力，旗幟鮮明地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堅持實事求是，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

　　1981年1月至198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1981年10月至1984年6月，兼任市委政法小組組長；1981年4月至1988年4月，任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1982年3月，任上海市委打擊嚴重經濟犯罪活動領導小組組長。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作為上海代表團團長的胡立教率10位代表，赴中南海陳云家中，討論經濟問題，引出“鳥籠經濟”這一重要命題，在當時影響重大。1986年，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立教支持下，將青少年保護的立法工作列入了市人大常委會1986年—1987年的立法規劃。20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期間，和胡立教討論上海經濟能否“翻兩番”問題，胡立教為鄧小平準備了一份詳盡解釋能夠“翻兩番”理由的書面材料，獲鄧小平肯定。

　　到上海工作后，胡立教全力配合市委主要領導的工作，深入推進撥亂反正工作。他注重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明確“定路子、選苗子、配班子”的工作思路，堅持干部“四化”方針，堅持走群眾路線，堅持公道正派，堅持不拘一格，培養選撥了一大批優秀年輕干部，為上海全面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證。他具有很強的戰略思維能力和改革開放意識，參與決策制定《關于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的匯報提綱》和《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為改革開放后上海的持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胡立教對于中央關于為潘漢年、揚帆平反昭雪的決定及大批因潘揚案件株連遭到錯誤處理者的復查糾正善后工作十分重視，在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下成立了市委潘案落實政策清理小組，較快地糾正了潘揚冤案在上海造成的嚴重錯誤。在胡立教和市委領導的關懷下，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寫了紀念文集《潘漢年在上?！罚虾Ｊ袊野踩纸M織編寫出版了《潘漢年詩文選》，有關方面完成了電視劇《潘漢年》的拍攝，并在全國公映，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好評。

　　胡立教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三、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1985年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退出領導崗位后，他雖年事已高，仍全力支持市委領導班子工作，熱情關注上海改革開放事業。1992年2月8日，吳邦國向鄧小平匯報時說，上海的老同志對我們工作很支持。胡立教接著說，我們對他們是三條，一是支持，二是不干預，三是隨叫隨到。他先后擔任黃埔軍校同學會（總會）顧問、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顧問、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名譽會長等職務，同時熱心于希望工程事業，致力于以史育人、以德育人工作，關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長。1993年任上海東海職業技術學院名譽院長。

　　2006年7月3日，胡立教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2歲。胡立教同志為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奮斗了70多個春秋，他對黨忠心耿耿，對工作極端負責，講原則，顧大局。他堅持求真務實，敢于講真話，勇于負責任。他光明磊落，胸襟坦蕩，作風民主，注意聽取不同意見，善于團結科技、教育、文藝等各界人士，充分吸取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他平易近人，愛護干部，珍惜人才，關心同志。他思想開放，思維敏捷，熱愛學習，志趣廣泛。他嚴于律己，清正廉潔，生活儉樸，不計名利，體現了崇高的思想品質和革命風范。胡立教同志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共產主義事業。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奮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精彩的人生華章、忘我的革命情操、寶貴的精神遺產，永遠值得我們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