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四大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14個文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為新的革命高潮到來作了理論、思想、組織上的準備。
1922年8月，孫中山來到上海。李大釗、陳獨秀在上海會見了孫中山，一席推心置腹的交談，孫中山深感共產黨人是值得信賴的。為此，孫中山主動邀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李大釗因此成為最早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同時，孫中山又與蘇俄政府代表越飛進行了會談。于是，他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便開始形成。
國共進行合作并非一帆風順，在“三大”會場里，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在有關“三大”的筆記中，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記錄了每一個人的發言。閱讀這些筆記，久遠的歷史，仿佛就在眼前。剛愎自用的張國燾說了一番今天依然不陌生的話：發展共產黨的唯一途徑是獨立行動，也許我們是錯誤的，但我們寧可保持“左”。所幸的是“三大”通過的是一個正確的決議。
“三大”結束后，共產黨就投入到籌備國民黨“一大”的工作中。在中央發出的13號通告中，今天依然能從字里行間，感受到當時的氣勢。“在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共產黨立時全體加入。在籌備國民黨一大的工作中，共產黨務必每個省都至少有一個代表，頭腦清晰，且有口才。”
從1923年6月中共“三大”，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大革命的局面卻極大顯示了國共合作的力量。1924年2月，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成立，轄蘇、浙、皖、贛4省和上海的國民黨黨務，國共兩黨人員共同負責執行部工作。
毛澤東一生，來過上海數十次。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是他在上海居住時間最長并與妻子楊開慧一起投身革命的一段日子。毛澤東曾回憶：“1924年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產黨執行局工作的同時，兼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他一直住到年底才離開上海。
黃埔軍校，不要說國民黨軍官，就是共產黨的許多將領，也都出自這所軍校。這是國共兩黨合作創辦的第一所革命的軍政學校。為辦好學校，孫中山專門派出由蔣介石和共產黨員張太雷組成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去蘇聯學習創建紅軍的經驗。
與黃埔軍校幾乎同時創辦的，還有于1924年7月開學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習所的六屆負責人都是共產黨員。該所第一屆負責人就是被稱為廣東“農民王”的澎湃，由于他與農民交談時，將農會比喻為“貧人黨”，家鄉的農民親切地稱呼他為“湃哥”。正是這個“湃哥”，與其他共產黨人共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
1924年7月，數千名工人在廣州沙面租界舉行反對英法帝國主義大罷工，并取得勝利。
有了奮起的工人，有了覺醒的農民，有了革命的武裝。在這種形勢下，1925年1月，迎來了中共“四大”的召開。
在1921年至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共召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武漢、莫斯科、延安各召開一次，“一大”、“二大”、“四大”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是在上海召開的。
“一大”和“二大”的會議舊址得以完好保存，而四大會址則毀于日本侵略軍的戰火之中。現在的四大紀念館是另找地方建設的。
“四大”的主要貢獻是第一次提出了共產黨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
“四大”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彭述之，在“四大”結束后寫給莫斯科支部的信中，寫下了這樣的話語：“此次大會上的空氣極好，現出和衷一致的精神。我黨已由小團體而轉入真正的黨的時期了。”